人心都是肉长的

周元庆

人心都是肉长的 最近，梁晓声先生的《人世间》电视剧获得极大好评，据说突破多年央视收视率记录。可惜，由于“手撕日本鬼子”、“裤裆藏雷”等抗日神剧的副作用，加上荧屏上胡吹八咧的玩意儿太多，我已多年不开电视机了，甚至以前还能吸引我的春晚现在也懒得看了。越来越假大空的东西看了近一辈子，反胃。所以，梁先生这部优秀的电视剧我竟然一集也没看到。而且，想在电脑上看看吧，受的限制太多，屏幕上滚动的乱七八糟评语让眼睛无所适从。所以，下了决心，待此剧发行光盘后，一定要尽早买下，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好好看看梁先生是如何描绘我们曾经共同经历的那段岁月。前几天，在北大荒时一个炕头的战友杨俊杰转发了一篇文章，是梁晓声先生在寻找当年那个给他带进复旦大学的老师。文章大意是当年复旦大学到北大荒招收工农兵学员，从兵团编辑的知青作品集中见到了梁先生的一篇作品，与众不同，因此把他从工地叫到招待所，对他进行面试。老师拿出一本当时被当做样板的小说《牛田洋》，问他看法如何。梁先生一点没有犹豫，痛批此小说假大空，没有文学价值。这些言论在当时环境下属于大逆不道，但是老师似乎没有打断他，更没有斥责他。老师与梁晓声又做了深入交谈，临别时告诉梁晓声，做好入学准备，但是今天在这里谈的内容不要对别人说了，否则对你个人不好。没过多久，梁晓声先生入学复旦。但从此再未见到那位对他进行面试并且对他的“反动言论”保守秘密的老师。直至今日，梁先生还在苦苦寻找那位在他的人生道路上起了重要或是关键作用的老师。他很幸运,他要感恩。人心都是肉长的。梁晓声先生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属于所谓“老三届”，年龄上要大我六岁。我们属于“小六九”，即1969年“初中”毕业。打引号是因为这个“初中”名实不符，实打实应该是高小毕业。1966年刚刚结束小学六年级毕业考试，文革即起，学校停摆。1968年2月进入中学，1969年9月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其间，除去寒暑假、学工学农劳动、国庆游行集训、斗批改，根本没学到一点文化知识。真可惜了我所上的中学，文革前是北京市重点中学，老师里边不乏北大等名校的毕业生。所以，当我们这批“小六九”以16岁的年龄(有的还不到16岁)，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心灵还是懵懂无知的状态下，一下子就被时代从北京裹挟到千里之外的北大荒后，老职工、老三届知青都视我们为一帮“小屁孩”。可不是吗？16岁，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童工啊！这帮人，在永定门火车站跟亲人告别出发的时候，哭天喊地，火车还没出山海关，车里就一片打打闹闹声了，有的还优哉游哉地吹起了口琴，拉起了手风琴。“少年不识愁滋味”。不是“小屁孩”还能是什么？刚到北大荒时，“小六九”们面对着苍茫大地，不知何处是家乡，那种无望、凄然、悲凉情绪时时与我们相伴，不知何时、何处就会爆发出嚎啕哭声。特别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所住的帐篷里此起彼伏的啜泣声不绝于耳。不过，尽管我们与梁晓声先生他们那些“老三届”在文化知识上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差距，当时在身体上也远不如他们强壮，但是，我们毕竟还算是一个年代的人，还是受着一个大时代的社会熏陶。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座右铭；回到家里，尽管家长没什么文化，但经常告诉我们“许他不仁，不许咱不义，要积德行善，知恩图报”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千百年浸润在百姓心里的养分。2018年9月，我们东北兵团一营九连的战友请我为他们连的战友聚会拍照片，我欣然答应。聚会在三环边上一个大的度假庄园举行，原九连的知青，上海的、哈尔滨的、天津的、温州的……还有当地的职工子弟，都来了。北京知青是东道主，为此筹备了大半年的时间。从落实参加人员名单（有的从国外回来专程参加）到接站、住宿安排、准备纪念品，包括各地知青准备的节目、制作胸牌等等，都组成专门小组，逐一安排妥当。活动当天的高潮，也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九连知青们特意把当年他们的王连长从北大荒请到了现场。活动开始后，王连长在全体知青起立、热烈掌声迎接中步入会场。那气氛是如此真挚、温暖！丝毫不亚于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热列欢迎英模的场景。当时，端着相机的我几乎要洒下几滴热泪。2021年夏天，九连那次活动筹备组又邀我游览怀柔水下长城。中午吃饭时，聊到他们前些时候刚从290农场回来。原来，王连长患了不治之症，他们十几个知青分别驾车从北京、上海出发，在山东聚齐后奔赴北大荒，要去探望他们的老连长。没想到，到了农场界口，因疫情又突发，接到上级指令，外人不得入界！任凭几辆车的十几个知青苦口婆心、费尽口舌，苦苦哀求，我们从北京、上海、山东开了上千公里的车，就是为了看看我们的老领导，这也是最后一面了，而且我们也是一把岁数的人了，放我们一码吧！无奈，一点用没有，对方丝毫不为所动。没办法，只好打电话，让王连长的家人开车过来，在卡子口见面，把车上的东西卸下装上那边车里，挥泪而返。我有点不解，问一个九连的知青，王连长这样的领导，为什么会让当年的知青们这么尊重、热爱，现在对他这么好呢？ 她说，其实王连长也没有什么宏大的事迹，就是当年他对知青挺友善的，从不整知青；相反，对知青一些小小不言的错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严格管理又不上纲上线地治人。比如，有的小青年搞对象，有人告到他那，要严肃批判，他就一打哈哈，过去了。 特别是对有可能影响知青前途的事，王连长绝不做。 有一个上海知青回家探亲前，利用夜里值班的机会从场院装了一军挎大豆，没留意这军挎没有拉锁儿，加上胆小心慌走得急，挎包里豆子哩哩啦啦地往外溢。又是下雪天儿，一溜儿黄豆沿着他的脚步在雪地上鲜黄黄地到洒到了他的宿舍。 第二天一大早儿，治保人员找上门来将他带到连部，调查他偷盗仓库粮食事件。 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如果这种事情座实，就不是个小事，那个知青档案里就会有了污点。 王连长让人把那挎包黄豆拿来，又从场院囤里抓来一把黄豆，煞有介事地分别在嘴里嚼了嚼，然后抹抹嘴，对一屋子人说，这两处豆子水分不一样，挎包里的豆子不是场院囤子里的。 王连长拍扳定案，就这样吧，把挎包弄严实点，带回点北大荒的特产让你母亲尝尝！另外，走前先把宿舍门前的雪打扫干净！ 此事不了了之。 原来如此。 像九连王连长这样受知青爱戴尊重的领导，在我们一营还有一位，就是七连连长李有爱。他是当年第一批到北大荒开荒的复转军人。他像对待自家孩子一样对待来到北大荒的知青。 当时16岁的北京知青宫五一初来乍到，见到老职工很顺溜地扛起200斤麻袋走三级跳板上囤，也不知深浅地弯腰要扛麻袋，立即被李连长一把薅住，“傻小子你正蹿个儿呢，耍飚小心闪了腰！”并且扭头叮嘱装麻袋的老职工，知青一律装半袋。 夏天北大荒的大通炕容易返潮，有的女知青在生理期容易腰疼。李连长听到卫生员反映这个情况后，把自家炕上的狍子皮卷起，让老伴送到女生宿舍，让她们轮换铺着防潮。 平时有空闲的时候，李连长就到知青宿舍与他们聊天，谁有了思想疙瘩或者想家了，就掰开揉碎地做工作，就像一个慈祥的家长。知青们返城后，没有忘记对他们照顾有加的老连长。 1998年夏天，上海知青朱金龙北京知青潘五红夫妇回访北大荒，见到老连长还住在老的土坯房，门框、窗户都已倾斜变形，家中只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炕上铺着旧苇席，心里十分难受。于是，回到上海后，他们夫妇立即向北京、上海、哈尔滨知青发出倡议，为老连长捐款盖房！ 很快，三地知青纷纷响应，踊跃捐款。1999年4月25日，知青代表携带捐款赶赴290农场。农场领导深深为知青们的善举所感动，决定由农场无偿为李家提供房柁、门窗和砖瓦。很快，一座60平米的“暖心房”建成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人心都是肉长的。可是，当年我所在的连队与上述俩连队的风气迥然不同。主要是我们连的领导深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行“左”，对知青很严厉，缺乏人情味，动辄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整治、收拾知青。1969年深秋，我们刚刚搬到东岗新营区不久，连里就开展了所谓“思想斗争”运动，动员全连对几个北京2中的知青进行批判，罪名是不老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夺党支部的权。其实，不过是北京2中知青因为出自名校，都有些才华，对那些没啥文化的领导不甚恭敬，恰好有一位给家里写的书信掉落路上，被连队文书拾到，见信中有一句“贫下中农马上推荐我当班长了”，当即成为要夺权的罪证。多么荒唐！虽然“罪名”既荒唐又可笑，可那些日子大会批小会批，弄得几个知青灰头土脸，在连里抬不起头，检讨做了一遍又一遍。有一位老兄被从山上伐木队唤回来挨批做检讨，连着几天在我们班的宿舍，白天写检查，晚上穿着棉衣，脚上的大头鞋也不脱，就在我旁边躺卧好几宿。有几次我半夜起来，还见他在马灯前写着，有时也听到他在半睡半醒中的哭泣。他们那时也就20岁上下，正是意气风发要在边疆大显身手的年龄。遭此一击，轰然垮下。而且这心里的阴霾积存一辈子。多少年后我们再聚会，谈论最多的就是他们在三连的挨批。我们当时刚刚到连队不久，两眼一抹黑，啥也不懂，只有在台下傻傻听着。不过，听着听着，很多时候都被台上念的检查所吸引，喜欢听，都像是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我的一个同学说，他那时还把一篇他们的检讨书当作他练字的字帖用。除了在政治上三天两头搞大批判、抓阶级斗争新动向，让一部分人抬不起头来，在其他方面有的领导也耍弄手中的权力。1971年和1973年的夏天，我两次回北京探亲。这两次探亲给我的心灵留下深深的阴影。连领导明明知道我母亲长期养病，家里只有上小学的弟弟与她老人家相依为命，恰逢姐姐（1969年底随天坛医院迁至甘肃天水）哥哥（1968年参军）回京，就是不批我的假。说我的精神状态不好，闹情绪。直到哥哥和姐姐假期结束各自返回，批准的假条才给我，一看日期，营部已经在十几天前就批准了!可恶不？东北话“调理人”吧？后来才知道，我这遭遇不算什么。北京知青汪兄、上海知青方兄的母亲病重后（不是在一年），给他们拍了电报要他们速回看望最后一面。连里不批假，后来索性扣发了电报。那个年代不知谁给的权利领导可以随意扣发私人信件和电报。等到“母病亡”的电报发来，才准假。回连后，方兄抱着班长痛哭，说“我从上海走的时候，妈妈到车站送的我，现在回上海见到却是母亲的骨灰盒！”汪兄家人在得知他不能回京见母亲一面后，便将他母亲病重、病危时和逝世后、葬礼的情景拍了全过程照片，待他回家后交与他。返回北大荒后的一天傍晚，他拿着这叠照片与天津的一个哥们来到一个僻静处，让他看那一张张照片，最后抱着那哥们低声哭泣。不敢大声痛哭是因为他是那场“思想斗争”中被批判的主角。还要夹着尾巴做人。天津知青张天成是我们的副排长，父亲是天津铁道设计院的工程师，参加过抗美援朝、援越。70年代初接到通知，要去非洲建坦赞铁路，给连里打电报让天成回津，见一面。可是连里愣是不告诉他，直到他父亲出了国，才告知此事，并说是在考验你是否对党支部忠诚。这哪和哪呀！张天成排长是在他与父亲相隔五年后才得以相见。只可怜他老母亲自打拍了电报后，连着十几天到火车站眼巴巴地等儿子出站来，谁能想到，天成兄压根不知此事，还在北大荒领着我们战天斗地呢！黄淑英和刘树春是我们“小六九”，因为工作优异，通过全连职工投票支部批准，被推荐上大学。黄淑英被推荐北京工业大学，刘树春被推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政审表也填了，领导也谈话了，体检也做了，可左等右等也不见大学通知书。眼见着一起参加体检的知青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走了，他们渐渐心生疑问，可也不知道该问谁才能给个答案。后来才有小道消息，他们的名额被领导的孩子顶替掉包了。这打击太大了！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啊！黄淑英独自一人走进苞米地放声大哭！她是我们学校同学，个子不高，但是干活特别厉害，常常把我们甩在后面。这个被顶替事件，成为她一辈子抹不去的阴影，伤害太大了！前几年我们聚会时黄淑英还在追问当年可能的知情人，真的是那位营领导的女儿顶替她的吗？唉，谁清楚啊？苍天在上，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九连王连长在知青们起立、掌声中步入会场 这是三地知青为七连李连长捐盖的房子 七连知青宫五一回访290农场。他回京后是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防暴队队长。 宫五一与李连长夫妇 北京灯市口女中知青蔡毅的父亲在文化部湖北干校逝世，马棚班的姜全华、任殿福二人冒雨骑马一夜送她到富锦县，赶上了火车。蔡毅对他俩一直感恩不忘。她从新华社退休后与几个伙伴终于在2018年回来看望了姜全华，可惜任殿福去世了。滴水之恩永不忘。 她们特意给姜全华带来三连知青编印的《洒在北大荒的青春》画册。 当年英姿飒爽的蔡毅 姜全华曾经挽救了两个煤气中毒的知青性命。其中我的同学石以建得知我重访290后一定要我去代他探望姜全华。在老姜的菜园子里，我拨通了石以建的电话，老姜与他畅聊起来。 我们一行四人于2018年夏天重返290农场，看望当年的老职工。当年他们待我们如同自己的孩子。 吳继仁参加过抗美援朝，当年是我们连的四排长，人很善良，不“左”，没整过知青。他的儿子今年2月12日给我发来微信，告诉我他父亲于2月9日去世了，享年92岁。老人也算高寿了。下次再去290一定要给老人献上花束。 吳排长的老兵证件随身带着 当年的吳排长 哈尔滨女知青嫁给了当地青年周庆贵，返城大潮后她俩又回到了290。如今她的家成了“三连知青驻290办事处”，连带着小孙子都成了三连知青的小活宝。 梁静然抱着荒三代——周庆贵与孙秋华小外孙一起参加三连荒友在浙江丽水举办的活动。绵延的大荒情。 2018年夏天，我们在重访290时，分别向当年的知青烈士墓和埋葬在蜿蜒河畔墓地的知青献花。 三连的黑土地，刻在心底的黑土地！ 两个上海知青，楊亚萍、蔡梅毅，有一絲上海小姐的味道吗？ 每次重访北大荒，都会心潮翻滚。 人心都是肉长的，相见时难别亦难。 知青的后代在跟着父母亲历了回访北大荒的活动后才切身感受到了父母的艰辛。 北大荒职工子女与知青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回290时，餐厅女老板李建英坚决不收我们饭钱。当年她还是个小学生。 刚到北大荒时才16岁，不还是个孩子吗？ 我们那时的劳动 一年中几个大的节日前组织的宣传队活动是最开心的（左二是我） 黄淑英，个子不高，我们叫她“小黄豆”，是连里的小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