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天三尺三：徐向前与“十六字诀”（徐向前评传21）

虫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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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武装斗争初期，敌强我弱，游击战自然就成了主要的斗争方式。

而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则被总结成大名鼎鼎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成为初期武装斗争宝典式的存在。

以回望历史的全知视角来看，这看起来并不复杂，而且似乎就得如此，不如此才怪。

但在当时，一切尚在初萌阶段，各种情形并不明朗，领导者们也没面临过这种情况，里里外外，各种环境的、意识的问题纷纷扰扰，这种情形下，能拨开迷雾，达到一个基本合乎客观情况的认识，并提出切实的应对策略，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的“洋房子先生”们，客观讲，哪个不是精英？但他们就没有这个认识，更别说提出合乎实际的策略了。

而且别人提出来，放到他面前，解释给他听，他也理解不了。

由此可见认识的不易，可见在在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客观情况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针的不容易。

“十六字诀”不仅在当时成为我军在不利条件下求生存、并克敌制胜的绝招，而且深刻影响了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并在以后成为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军事思想。

比如在《论持久战》中，在后来解放战争的大方略中，都有这种思想的基本精神渗透其中。

具体战术比如抗战时的“翻边战术”，解放战争时的“蘑菇战术”，也是十六字诀的延伸发展。

在古巴的密林里，切格瓦拉给游击队员们讲授的是“十六字诀”。

越南人民抗击美军，也将“十六字诀”奉为法则。

在西点军校，在日本，“十六字诀”都成为军事家们经久不衰的话题。

2

至于这套绝学的创立者，一般都认为是伟人。

1929年4月5日，伟人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对当时红军的一些游击战术做了总结和阐述：

“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是伟人著作中首次以总结性文字表述游击战术的内涵，也是“十六字诀”的内容第一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

同年9月28日，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首次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简称为“十六字诀”。

“九月来信”第一次出现“十六字诀”的名字

这是“十六字诀”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文献中。

1930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前委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就贴着伟人亲笔所书巨幅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使“十六字诀”产生广泛的影响。

1936年，伟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

“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

这是公开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把“十六字诀”升华到“基本原则”高度的完整表述。

在以后的各种资料中，这成为一个经典的表述。

按下首创权不说，起码在“十六字诀”的总结和意义升华上，伟人毫无疑义是主导者。

朱老总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也说：

“关于游击战术以至整个战略问题，还是后来由毛主席系统、完善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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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立者，另外的说法中流传最广的是朱老总。

比如聂荣臻元帅于1986年12月朱德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所写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

开国中将赵镕在其回忆录中也有跟聂帅极其相似的说法：

“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朱德）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

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中也写道：

“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

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说到十六字诀时也说：“朱德同志是这发明者与执行者。”

此外，曾任红四军后勤处处长的范树德、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的宛希先等人也曾说朱德提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

在后来某些采访资料中，也常见关于朱老总提出“十六字诀”的说法。

考虑到建国后的实际环境，这些说法应该可信度比较高。

史沫莱特与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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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资料，似乎是朱老总先完整提出来，然后伟人加以肯定，并不断引用，而且将之正式传播开来。

根据常理推测，在井冈山初期，伟人也是刚开始接触军事，而朱老总却是军人出身，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

从朱老总的经历以及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得出来，早在南昌起义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头脑里就有有了游击战的思想倾向。

1944年，朱老总《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过去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了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据《西行漫记》所记，朱德曾经说过：

“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到的。”

《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与毛主席在一起

所以可以想见，朱老总从以往经验出发，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提出这一战术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伟人在面对同一形势时，应该是也有差不多的看法，只不过初碰军事，没有足够的实际经验可供攀缘，可能一开始没有如朱老总这般完整的表述。

在朱老总完整地提出来时，伟人一听，对啊，对啊，我也是这么看，说到我心坎里了！英雄所见略同啊！

这种设想中的情景是合乎逻辑的。

伟人之前确实有相同的看法。

在刚到井冈山时，他就对井冈山的绿林头子朱孔阳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感兴趣，并加以改造利用。

据陈正人回忆，1928年1月，伟人在遂川县城召开的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后来“十六字诀”中的十二个字：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这时朱老总还没来井冈山。

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当时的具体形势时，朱毛二位应该是有相同见解的。

这不是巧合。

英雄所见略同，不是恰巧看法一致，而是在面对特定形势时，最合理的对策只有一种。

大智大勇者方能面对现实，洞悉现实，从而无限接近真理，这样，最终就在同一个点上聚齐了。

就像古人玩的把戏，各在手上写字，然后同时亮出，以示高见略同。

化用一句名言，就是：

正确的看法都是相似的，错误的看法各有各的错误。

正所谓：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

5

天下英雄谁敌手？朱、毛。

但是别慌，远在鄂豫边的一个小学老师举起了手：还有我。

说起来，在当时的敌我情形之下，其实不少务实干练的领导人都提出过类似的战术，比如在湘鄂西，贺龙等曾提出过：

“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

爽利豪放，颇有贺老总的风格。

但失之粗疏，未臻“十六字诀”完满自足之境界。

而在鄂豫皖，徐向前和戴克敏等人则提出了几乎与“十六字诀”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的战术原则。

1929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鄂豫边特委，统一领导鄂东北，豫东南两块根据地的领导。

反三次会剿结束后，于11月间召开鄂豫边的第一次党代会，选出特委，又于12月召开工农兵大会，选出了革命委员会。

两次会议总结了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做出多项决议。

其中，已当选特委委员和革委会军委主席的徐向前，同戴克敏、曹学楷等经过研究，提出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

（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也颇有徐帅风格，详尽、细致、周密。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学老师。

其中前两条，颇合伟人提到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第四条基本一致。

而第五、六条又基本涵盖了“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由于具体环境有所不同，这七条跟“十六字诀”有细节上的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七条更周到更细致，但也失了十六字诀的简洁醇厚。

有个说法，认为徐向前是开国将帅中唯一一个不是在伟人军事思想影响下而独立成长起来的。

这话颇有道理。

徐向前在与其他根据地隔绝的情况下，能总结出与朱毛二位差不多的战术原则，自出机杼，千里会心，说明起码在战术层面上，徐向前是可以与朱毛二位比肩的。

当然，强调一下，这并不是说徐帅完全可以跟伟人相提并论。

在大的战略上，在理论上，在总体上，伟人高瞻远瞩，千载一人，这个没得说，只是说，在战术层面，徐帅出类拔萃，隐隐可与伟人比肩。

而在实际作战中，徐帅之精细处，沉稳处，勇猛处，巧妙处，也是炉火纯青，臻于化境，观其形迹，也大略与伟人同。

再强调一下，这不是在根本上把徐帅与伟人等量齐观，只是把伟人当成一个标杆，而徐帅作为战将，在打仗这件事上，几乎臻于极致，无限接近伟人。

如果朱毛是天，那徐向前就是那个离天最近的人。

三尺三，举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