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州中学周廷儒院士

朱懿

　　周廷儒(1909年2月15日-1989年7月18日)，出生于浙江新登。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古地理学家。周廷儒院士一生严谨治学，勤奋工作，先后发表论文、专著等六十余种，主要贡献集中在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和古地理等方面。他曾参加中国自然区划工作，是我国地理学界古地理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一生坚信学无止境，1980年他已年逾七旬，仍登上黄山、庐山实地考察和探讨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

　　周先生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九岁丧父，由母亲与兄长抚养成长。少年好学，以优异成绩在新登读完小学后，到嘉兴秀州中学求学，在校期间，因家境清贫，工读助学，学习勤奋，成绩优良，1927年毕业后即回家乡当小学教师。其后，于1929年秋考取浙江省官费保送，进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地理系学习。1933年毕业，以论文《广州白云山地形》获学士学位，留系担任德籍地貌专家W. 卞沙（Wolfgang Panzer）教授的助教，奠定了以后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

1935-1937年任教于浙江杭州高级中学。任教期间所编中国地理教材，资料虽受时代的局限，立论却极具特色。从早期的区域地理著作《扬子江下游及其分区》长文中尚可略见其一斑。

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辗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史地系讲授普通自然地理学课程。1940年，在重庆北碚建立中国地理研究所，应聘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并应复旦大学之聘在史地系任兼职副教授，主讲地貌学。在北碚地理所任职六年，主要研究工作是在当时国民政府建设大后方、开发大西北方针下，对四川与青海、甘肃一带国土、资源等方面做实地考察、研究。参加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足迹遍及流域上下游，参与完成《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并发表多篇论文，对流域内的地貌发育等方面多所阐发。1942年夏，作为“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经由兰州，沿湟水谷地、青海湖至柴达木盆地，穿越祁连山至河西走廊，出入于多处当时荒无人烟之地，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发表《甘肃、青海地理考察纪要》及区域地理、地貌方面的论著。

1946年春，获中英庚款名额，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留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素负国际声誉，地理界知名学者很多。受“文化景观”学派创始人美籍德国学者索尔（C.O. Sauer）教授的影响，以1942年西北考察所收集的资料为基础，融汇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现象，撰写硕士论文《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民族迁移的历史和地理背景》，1948年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

　　1949年，祖国人民新政权建立，应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教授的聘请，于1950年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1952年秋，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至1983年离任，任职长达三十年之久，其间，并于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

在北京师范大学，曾先后主讲地貌学、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等课程。除从事教学工作外，为适应祖国开发建设的需要，在五十年代多次参加科学院等单位组织的考察工作和科学研究项目。1951年，参加内蒙古铁路选线考察。1952年，参加华南自然地理考察。1953-1955年，参加“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先后参与完成《中国地形区划草案》、《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草案》，并参与编著《东北地貌》、《华北地貌》等著作，列入“中华地理志丛刊”出版。

1956年参加规模庞大的中苏合作新疆综合考察工作，其后连续四年，仆仆风尘，每年春季出发，秋后方归。1956年考察北疆，从南坡登阿尔泰山，并两度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又考察了天山北麓的玛纳斯河地区。1957年攀登天山山地，重点考察了伊犁谷地和大、小尤尔多斯盆地等水资源丰富的山间谷地，并到达吐鲁番、焉耆等地。1958年考察南天山与塔里木盆地，并曾率小组对塔里木河中游作了专门的考察。1959年考察塔里木盆地南缘及昆仑山脉北坡地区。通过实际工作，对新疆的地貌、自然地带分异规律、第三纪以来自然地理的演变等，都有精辟的论述发表，并参与撰写、主编新疆综合考察队地貌考察组的主要成果《新疆地貌》专著。

周先生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到现代自然地理环境有它的继承性和演变过程，需要查明自然地理的发展历史，才能对现代规律有深入的认识，从而推测未来的发展趋向，因而在六十年代初提出，应发展自然地理学的古地理研究方向。196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开讲古地理学课程，随后并创建古地理研究室。研究室成立伊始，即率领全室人员到内蒙古凉城岱海盆地及晋北大同、阳高等地开展第四纪古地理研究。此项目至1966年被迫停顿，研究室也随即解体。

由于在国民党党、政机构中服务等多方面的历史，十年浩劫期间自难免于遭受冲击。但周先生始终未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科学研究事业，一旦条件稍为宽松，便又孜孜以求，努力不懈。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应重视基础研究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中国科学院决定以八十二岁高龄的竺可桢副院长为主任，成立《中国自然地理》专著系列编辑委员会，组织各方面专家从事此项专著的编著工作。周先生受聘为编辑委员会委员，并承担《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分册的编著任务。于是，从1973年起，在当时极为艰难的环境中，每日早出晚归，赴地质资料馆收集资料。前后历时四年，案头手稿、草图盈尺，近四十万字的专著方得脱稿。

　　1976年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古地理研究室重新开展工作，周先生继续兼任研究室主任。六十年代初期的原有设备已完全废旧或失散，孢粉分析室、C14实验室、微体古生物分析室、岩矿实验室等，都几乎是重新擘划、重新建设。研究室仍以开展华北第四纪环境演变研究为重点，并恢复招收研究生。周先生以自己六十年代开设古地理学课程时所编的教材为基础，吸收七十年代国际上的新成就，编著《古地理学》26万字，于1982年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周先生并致力于探讨举世瞩目的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问题。为此，虽已年逾七旬，仍于1981年登上庐山，1982年登上黄山，亲临实地进行考察。

1981年，古地理实验室建立博士点，在周先生指导下，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

周先生毕生从事地理教育与地理科学研究，对我国这两方面的事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三十余年，长期讲授基础课程和开设研究生课程，所培养的博士、硕士、本科生，分布遍及全国，已有许多成为我国地理教育、地理科学界的骨干。周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特别重视加强理论基础和野外工作能力的训练。五十年代初，回国不久，多次率领学生到胶东、辽东等地作地貌、区域地理实习，当时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师生自带行李、干粮，经常夜宿于破庙、农舍之中，与美国的生活条件无法比较，而周先生不以为苦；八十年代，以古稀之年，仍带领研究生、中青年教师，数次到秦皇岛、烟台等地，指导他们通过野外实践搜集原始素材。周先生自己在地理科学方面的成就也无一不是通过辛劳的野外实践而取得的。

周先生一生严谨治学、勤奋工作，先后发表论文、专著六十余种，主要的贡献集中在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和古地理学方面。

　　地貌学方面早期的成就在于河流地貌的发育过程。《嘉陵江上游穿断山之举例》（1943）、《离堆与离堆山考》（1941）等文，通过解释嘉陵江河谷的发育历史和流域内现代地貌的特征与成因，阐明了准平面上的老年期河流在地块抬升过程中的“回春”规律。

新疆地区的地貌发育受新构造运动、干旱区气候条件与沉积规律以及中新生代以来的地质历史的影响，有它的独特规律，周先生综合各方面因素，对各山地、山间盆地、山前地带的地貌分别作出了细致的分析与说明，对干旱区地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新疆境内一些最引人注目的自然地理与古地理问题，周先生都以他地貌学家、自然地理学家的眼光，综合判断，作出解答。

新疆各山地，地貌和沉积物所显示的第四纪冰期规模、次数都存在差别，从气候上难以解释。周先生根据各山地古夷平面发育及抬升高度参差不齐的情况提出：由于新疆境内“新第三纪构造分异，各山地隆起快慢不一，高度参差。如果第四纪冰期初期，山地最占优势的均夷平面抬升到降雪最多的高度范围内，集冰的面积最大……便会发生首次最大规模的冰川。当后来主要的均夷平面上升超过了降雪最多带……下部降雪丰富带上山坡变陡，集冰机会减少……”冰川作用规模自然减少。提出了新疆山地冰川发育过程的独特模式。

塔里木盆地中的罗布泊，现在已因湖水干涸而消失。但从本世纪初以来，它的“迁移”问题一直是国际地学界聚讼纷纭的事件。1978年，根据考察资料及卫星照片的分析，周先生认为：“罗布泊在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迁移到别处去过，只在湖盆内部受到最新构造运动和水文变化的影响，表现出各个时期积水轮廓的变动，并非‘游移湖’”。

关于新疆一带历史时期是否有日益变旱的趋势，又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开发方向的重大问题。对此，各家意见分歧。周先生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绿洲居民砍伐沙丘上的灌木作为燃料，甚至破坏保护绿洲的树木，引起沙丘的移动，增加了沙地的吹蚀作用”是绿洲田园与灌渠被风沙湮没的主要原因。现今湮没在沙漠里的古城废墟，主要是“荒漠区河流改道”引起的。“近数百年来，塔里木河分支上的河岸绿洲因为河道淤塞河水不继而放弃耕地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山麓扇形地绿洲耕地面积的扩大，灌溉用水增多”，也使“下游河道缩短，胡杨树枯死，风沙侵占旧日的聚落”。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周先生认为新疆的自然旱化趋势并不一定显著，而是人类活动在导致环境退化。实际上，这是对维护干旱地区结构脆弱的生态系统平衡的迫切性，及上下游农业必须取得协调等方面问题，提出了警告。

　　五十年代初期，周先生即已致力于综合自然区划的工作。六十年代，连续撰文阐明综合自然区划的原则、方法、目的等问题，并发表了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新疆综合自然区划方案等，都成为我国地理学方面的重要学术文献。周先生的区划方案的特色，在于强调贯彻“必须考虑到区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观点，提出：在“必须探求主导因素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要考虑到“主导因素并不能作为区划的绝对标志来看，……只有区域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地理过程所产生的自然物体，才是客观的区划绝对标志”。1963年发表的《中国自然区域分异规律和区划原则》一文，以沉积物和风化壳所反映的气候特征及生物化石群为依据，论述了老第三纪时期中国境内地带分异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由于古地中海的消失，欧亚大陆连成一片，中国内陆大陆性气候加强，大陆和太平洋的对比关系……破坏了老第三纪行星风系统的地带”规律以及“青藏大山原的隆起和东部地势相对下降，引起了西风急流的动力作用……改变了中国各处气候”条件所导致的“五大地域的形成”，提出了“以气候-构造作用为主导因素”的“五大地域”方案，即：东部季风林地域，中部干草原地域，西部干荒漠地域，外部青川藏山原边缘高山地域及内部青藏山原寒荒漠地域。二十年后，1983年发表的《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环境的分异》又再一次从第四纪以来的自然地理演变，阐明了我国三大区的分异规律。三大区即是将原来“五大地域”方案中的干草原地域与干荒漠地域合并，外部青川藏地域与内部青藏山原地域合并而成。

周先生是我国地理学界古地理研究的奠基人、开拓者。早期的古地理研究工作着重在中生代白垩纪以来新疆自然环境的演变过程，发表论文多篇。七十年代以后，除了以专著阐述古地理学原理和研究方法，以及中国第三纪以来自然地理环境的发展演化过程和规律外，还特别致力于探讨华北第四纪古地理问题以及中国东部季风区第四纪冰期的环境问题。从环境整体协调的观点出发，周先生提出中国境内“第四纪寒冷期的地带性问题”和“冰期雪线问题”，从而判断，根据冰期冰缘永冻带的位置和地带雪线高度，当时中国东部“黄土带或亚热带如要发生山地冰川”，必须是在“高度3000米以上的山地”。并从冰蚀地貌与雪蚀地貌，真冰碛和假冰碛，网纹红土与古风化壳的关系等方面，对中国东部中低山地区曾被广泛认为是“冰川遗迹”的地貌现象提出质疑。这一重要见解的正确性，正在日渐为后人的工作所证实。

周先生历任：中国地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报副主编、国家教育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地理组委员、北京市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央参议委员。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