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立鸣（苏北老汉）的美篇

唐立鸣（苏北老汉）

作者简历

唐立鸣，1956年生，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退休前任江苏省政协副秘书长。

原题第二次高考再不能错过作者：唐立鸣

2020年，因受新冠疫情影响，高考时间比往年推迟了一个多月。有人以为这是夏季高考时间最晚的一次。其实，最晚的是1978年，高考时间为7月20—22日，后来逐步调整，2003年以后才由7月调整至6月高考。我有幸参加了1978年高考，也算见证了历史吧。

当年我是以下乡知青身份参加高考的。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在上面既未分配工作，也未安排上山下乡的情况下，混迹社会将近一年。此期间，我一直呆在山东济南照顾年迈的祖父祖母，直到1975年5月，还是接到了下乡通知，不能不动了，我这才从济南赶回徐州家中。

那年6月22日，我与全市下乡的知青们一起，聚集在徐州展览馆锣鼓震天的广场上，披红戴绿，在喧天的鞭炮声中，被热烈地欢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的下乡证

此前一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上面的注意和众多家长的不满，因而当我们下乡时，就采取了知青点安置的形式，即由上级给每人拨付800元钱，统一建房购物，相对集中居住。

我插队的地方叫“徐州市郊区奎山人民公社奎东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其地靠近原铜山县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生产队社员干活劳动的地点就在现在的淮海战役纪念馆附近（现为风景区）。

奎东大队知青点是由当时徐州仅有的两所高校（徐州师范学院和徐州医学院）的教职工及徐州郊区机关干部的子女为主所组成。

因为奎东大队农民的收入相对较高，而且距城较近，所以很多人都想尽办法将无法逃脱去农村插队的子女往奎东安插。

由于我父亲在“徐医”工作，因而我顺理成章地插队到了这里。

而与郊区机关干部子女下乡在一起也吃亏，后来的招工、当兵、推荐上大学、担任学校代课教师及挑选赤脚医生这一众好事，都被他们占有了，我们教职工子弟在这上面只能干瞪眼，毫无优势可言。

插队后我了解了本生产队的基本情况：全队共30余户180多人，主要由田、丁、符三大姓家族组成。队长姓符，是一个入党20多年的干瘪老汉。

我下乡时留影，有点站在村东头、放眼全世界的意思

全队只有一户姓田的受管制富农，而田富农却长得五官端正、慈眉善目，给人以亲切感，完全不像当时电影里所描绘的五类分子那样面目可憎。

那时天天高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而面对田富农，我感觉怎么也恨不起来。由于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非但不敢与离我们住处最近、成分最不好田姓人家接近，而且还要与他及家人划清界限。

不过，没过多久，我们便从一些农民口中得知可笑往事——类似于余华小说《活着》中描述的某些情节：

姓符的生产队长与姓田的富农从小即交换兰谱、结拜兄弟。长大后，二人却走上了不同的生存道路。

奎山公社靠近徐州市区，历来以种菜为主。符队长有酒瘾，卖菜挣了几个小钱，必用来买酒喝掉。而田富农则精心钻研种菜技术，用钱精打细算，赚的钱总是积攒起来。

淮海战役之际，兵荒马乱，很多有钱人家贱卖土地后逃往敌占区和台湾，田富农见地价便宜而用多年积攒的钱买了几十亩土地。1949年后，田家由于有较多地产而被划为富农，而他那位结拜兄弟喝酒成瘾，一贫如洗，成为贫农，并作为阶级依靠对象，入了党，成了生产队长。

田富农一家人很本分，种菜技术非常好，这方面在四里八乡有名，他儿子就经常被别的种菜的公社请去作指导，最远处到过安徽濉溪。田家爱学习，通过学习不断提升种菜新技术。田富农的大孙子当时还是生产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的社员，他不是65届就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只因家庭成份而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即便如此，他仍兢兢业业辛勤劳动，劳动之余就看书学习，深得广大社员的首肯。

日久生变。与田姓富农来往增多，我们三位插队知青便渐渐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最后几乎每天与他们打成一片，一起劳作，一起吹牛，毫无划清阶级界线的概念。

我和另一位知青（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肖伟，由于没有阶级觉悟，在田富农的本家嫂子去世后，社员们怕帮忙惹麻烦而躲得远远的之际，我俩参与抬尸走了三公里，将富农嫂子的尸体送往火葬场。

我与挚友肖伟插队时研究蔬菜种植，但终究没研究明白

另一位知青与田富农走得更近，竟与人家的本家侄女谈起了恋爱并结了婚，成了田富农家上门的“乘龙快婿”。虽然这算是那个时代的人生佳话，但最后知青大返城时这位知青却留在了乡下，未能返回。这却是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结局。

前面说了，上面按人均800元给新下乡知青拨付了安家费，但这笔钱不知是被生产队贪污了还是被某个人截留了，至今我都未搞清楚，未见帮我们新建宿舍。我们在生产队插队的三位知青一直到后来升学和离开都被安排吃住在生产队的队部里。

平时伙食很差，然而有一次让我们过了一回“大口吃肉”的瘾，令我们终生难忘。那是1976年11月，生产队的一头近200斤重的肥猪莫名其妙地死了。

为防止染上猪瘟传染其他猪，符队长让我和肖伟一起用平板车将死猪拉到公社兽医站去检验。“尸检”结果是：该猪无传染病，是因挤压而死。

当我们将此结果报告给符队长时，原让我们将死猪就地掩埋的符队长改了主意，他让我们将猪拉回来，提出要求，到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些葱姜蒜，在我们居住的生产队队部支起大锅、拉动风箱，分成几锅把死猪煮熟。他还对我与肖伟说：“辛苦你们了，把猪肉都煮熟，你们拣好的随便吃，剩下的明天分给生产队的社员。”

肖伟和我遂将那二百斤连猪血都没放出的死猪分割成五六份，从傍晚干到次日黎明前，整整忙乎了一夜，全部煮熟。期间，我们也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

因为队长有话在先，煮熟的肉随我们任意吃，所以我们到供销社买了一些8毛5一斤的地瓜干酿造的劣质白酒和一些酱油。当第一锅死猪肉渐熟的时候，香味四溢，勾起了我们多日未闻的“馋虫”，促使我把锅盖揭开，用刀把半生不熟的肉切下一大块，放进嘴里拼命的咀嚼。当肉完全煮熟正式开吃的时候，我少说也已吃下了半斤左右半生不熟的肉。

正式开席的时候，我们叫了几个平时关系较好、对脾气的生产队社员，包括田富农的亲戚，前来生产队队部共享，喝酒吃肉。

我们将猪肉的最精华部分（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精瘦肉），切成一寸见方的小方块，蘸着酱油伴着地瓜干酿造的劣质酒，山吃海喝起来。

那一顿，酒也不知道喝了多少，肉也不知吃掉多少。估计我自己至少也要吃掉死猪肉三四斤，从晚上九点多钟一直吃喝到凌晨三四点钟，吃喝得昏天黑地。真正体验了一次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绿林好汉生活。以至于以后数月看到肉即腻，看到酒就烦。

第二天当我们把煮熟吃剩后的死猪肉全部分给生产队社员时，符队长及全体生产队社员还对我和肖伟表示十分感谢。这次吃肉喝酒也成了我人生中最难忘却的、方显“英雄豪气”的经历。

我自幼身体状况较弱，插队后由于没日没夜的劳动，平日得不到充足的休息，除非下雨天不出工，可以在床上躺着。以至于我以后养成了一种奢侈习惯，即下雨天在床上躺着听窗外的雨声成了最好的享受。

1976年10月1日，我利用国庆节回家团聚。

上午十点多钟我刚进家门时，便感到一股热流从胸口涌上头部。我当即对在场的爸爸妈妈讲了一句“我很难受”就倒地了。爸爸立即将我弄到床上，倚靠着被子让我平息下来。稍微平稳即将我送至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作检查。当即量得血压上压高达200多、下压160多。

据我发病时当时在场的我父亲讲，当我喊了那声以后，他便看到我满脸通红，一下子血从胸部涌到头顶，眼里充血，通红通红。如果当时量一下血压，还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所幸当时我还不到20岁，年轻，血管弹性好，抵抗住了这次“高血压危象”。如若再年岁大些，立即脑血管爆裂形成脑溢血，人就不会有了。

随后一周，我在徐医附院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排除了外来因素，最后的结论是原发性血压高。从那以后至今，我与降压药为伴，每天离不开它。高考完毕填报志愿前的体检和刚进大学后的校医院入学体检，我都是偷偷吃了降压药后作弊进行的。现向大家坦白交代清楚这件事情，相信大家也能以从宽态度理解和原谅我。

我从青年即被确诊为原发性高血压实属不幸，但身体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等着我。

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加之营养跟不上，加之后来我与肖伟为增加生产队收入而偷偷搞了队办企业“奎东石棉瓦厂”，劳动量就更大得无法形容了。

记得在1976年12月，滴水成冰的最冷的日子里，在那个还完全是计划经济的年代，我和肖伟为了搞到生产石棉瓦所需的原料盐卤和菱苦土，分别到原淮北盐务管理局所在地连云港的盐坨区和辽宁省的丹东市去求爹爹告奶奶购买原料，并利用生产队温室里反季节生产的西红柿、黄瓜、青椒等蔬菜去打通关系。

由于当时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社办企业只能像做贼的一样，偷偷地在“地下”生产。因此，生产队的奎东石棉瓦厂只能建在我们知青生活居住房间的隔壁。白天生产队队部外面的大门都用钢锁锁上，不熟悉的外人真不知道，院门小院里面还有一个热火朝天有时甚而加班加点生产的作坊式小工厂。

奎东石棉瓦厂的产品出售给生产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当我离开生产队的时候，记得当时每一个工分可以拿到4毛6分钱，而我每天可以拿到6个工分。1977年我虽没能全年参加生产劳动，但劳动所得除养活自己并购买了一辆常州产的金狮牌自行车外，还分得100多元钱。这在平均每人每月7～9元基本生活费的当时，可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但由于高强度的劳动，营养跟不上，并长期生活工作在没有环境保护设施和手段的粉尘作业现场，致使我1977年四季度病倒了，检查结果为严重的肺结核，肺中已出现空洞。疾病迫使我暂时回城治疗休养。

而此时，1977年恢复高考的事情已经明朗，我家兄妹三人除我以外，弟弟、妹妹都在所在插队的生产队和代课的学校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去了。我最好的朋友肖伟也在劳动之余悄悄投入到复习当中去。我当时在家中治病修养，虽然心中着急，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我突然觉得自己正被疾进的时代列车甩在了一边。

随着初试复试的结束，录取名单陆续公布，弟弟、妹妹和肖伟都相继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弟弟和妹妹同时被录取到徐州医学院，肖伟被录取到南京农学院。那一年，他们三人都彻底改变了命运。

后来，我弟弟在获得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博士学位后即赴美国，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已工作了二十多年；妹妹去年底从徐州医学院教授岗位上退休，现又被一家私人医院聘为内科主任；肖伟则在取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学位和萨斯卡通大学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做完博士后以后，成为加拿大萨斯卡通大学终身教授。他现又作为国家人事部****学者之一，受聘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而正是在改变他们命运的1977年高考季，我却病倒在床上，那着急焦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心中不安，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无法改变现实，只能眼巴巴地非常羡慕地看着一众亲戚同学和朋友金榜提名，跨进高校。

家人和我都意识到1978年的高考对我意味着什么。父母为了让我早日康复，赶上夏季高考，在弟弟妹妹俩人上学学医需花较多钱的情况下，仍咬紧牙关，给我自费购买了若干瓶治疗结核病的进口特效药——异烟肼（学名“雷米封”，至今仍是抗结核病的一线药物），好几十元人民币一瓶（那时父母工资收入并不高）。为确保我的营养，增加免疫力和抵抗力，在那物资匮乏、完全计划经济的年代，他们托人走后门为我订到了一份牛奶。

那是个对于国家、对于每个家庭都充满希望的火热年代，父母为了让我能厕身于高考大军中，不错过珍贵的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费尽所有心血和财力，全力以赴，为我医治。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至今每当我看到每年高考时的家长送考生入考场并为其站岗祈祷以及高考完毕后考生和家长紧紧的拥抱，我总会想起当年我高考前在家休养的那一幕，总令我双眼泪水涟涟。

我当年在中学的初高中学习虽然没有像现在的学生学的那么深，打的基础那么牢固，但也不像有人所说“什么都没学到”。实事求是地讲，除了学工、学农外，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和我大学时期的班长、老乡杨亚非上学是在徐州市的同一所小学和中学。

我们所上的小学，现在仍是徐州市数一数二的最好小学，中学也是具有悠久历史、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它是一所曾由洋人出任校长并曾经名叫“震旦附中”“昕昕中学”的学校。

后来我进大学以后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民国史研究专家张宪文教授，所读的中学就是徐州的昕昕中学。这样的学校具有雄厚的师资和良好的校风。

当年我在校学习期间还是学到了不少知识的。当然我有些偏科。数理化学的不怎么样，但语文、政治和地理还算学习的不错，在班里始终担任语文和地理课的课代表。

1978年4月份，我报名参加了在我中学母校开办的高考复习班，开始了正规和系统的考前复习。由于已有1977年第一次高考的经验，所以讲课的老师以及布置的作业和复习的材料，都比较系统且针对性较强。我每天白天在家看书做习题，晚上到母校参加高考复习班。此外还加强身体锻炼，注意休息。张弛有度，没感到有过多的紧张。

几个月后，终于盼来了高考报名。因为我弟弟妹妹都学医，我不想步他们的后尘，所以从一开始复习我就明确是报考文科。有些文科的知识点我父亲也能指导一些，他在1949年以前参加考试后曾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只因生病而没能坚持学习到毕业。

我还保留着当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准考证很简单，而它总能把我带到当年那骄阳似火的日子里参加高考的三天情景中。

我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考场在徐州市云龙公园旁的市第十五中学，离我家不算远，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考试结果：除数学成绩仅得50分，与我预想有差距外，其余4门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成绩比较平均，都在85分之上，分别是86.5分、85.5分、89分和86.5分，总成绩是397.5分。

我祖父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他毕生从事棉花研究，曾任山东省农科院棉花作物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也曾执教于山东农学院。粉碎“四人帮”后，科技代表大会表彰的创新成果除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外，还有“鲁棉1号”的培育与推广。而“鲁棉1号”的获奖者大学毕业后跟着我祖父作助手多年。

我一向敬重祖父，祖父身在济南，没想到正是在我复习迎高期间，他病危，给我家生活平添了很多变数。爸爸随时准备赴济南，因而对我的高考，也就过问少了。

7月22日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中午，当我回到家时，便得到祖父去世的噩耗。我痛哭一场，便决定不参加下午的英语考试了，反正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当时爸爸坚持让我去考，说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总还可以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即使在天国的祖父也会不同意你弃考的。这样，我还是参加了下午的英语考试。英语大约考了三十八九分，或许也会被学校招生时增添些好感。

考完了，我的神经完全松弛下来，更加专注于加强营养和休息，以便能够顺利的跨过体检这道坎。填报志愿是在考试分数下来之后进行的，规定可填4个重点大学和4个非重点大学。重点大学志愿，我按顺序填的是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非重点大学仅填了徐州师范学院即今江苏师范大学，专业基本上是中文和历史。

我为什么要这样填报？主要是考虑当时自己的身体状况，所填志愿的这些高校所在地，都有我的亲戚，入学后假如身体不好，可以从亲戚处得到照顾。印象里南京大学的录取时间比较晚，当时江苏以外包括北京、上海的高校录取工作都已经结束，而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未有消息。这使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节外生枝。直到当年9月中旬，才终于盼来了南大的录取通知书。

当我阔别9个多月以后又回到生产大队去转人事关系和组织关系时，生产队广大社员已经得知我被南京大学录取的消息，几乎是家家户户包括田富农家，轮流请我吃饭、喝酒，搞了近一个星期，那份乡情，那份热情，真令我感动。这也说明我在农村插队三年，表现是得到广大社员认可的。农民是纯朴的，只要你真为他们付出了，他们会想着你，承认你，真诚地对待你。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天下午我去徐州团市委转我的组织关系，遇见一位同样在转团组织关系的年轻人，一问，竟然这么巧，他也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与我成为同班同学，我们未入学而先确定了同学关系！他就是后来我们班的班长杨亚非。而且一聊起来，还发现我们还是同一所小学和同一所中学的校友，我父母和他父母还是老相识、老朋友，他上小学时我妈曾是他的老师。可见世界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更为巧合的是，当时亚非所在的徐州工程机械厂考到南京大学的只有两人，除他之外，另一位竟是我妹妹的中学同班同学，即我的同班同学、插友肖伟的弟弟肖敏，他考取的是南京大学物理系声学专业。而入学后我又了解到，我们班同学里，除了我和杨亚非是从徐州考上来的，另外还有张华、郑会欣和李友仁三位同学也是在徐州地区参加高考考上的。除了张华是应届毕业生以外，郑、李两位老大哥分别是从徐州的厂矿、农村以高分被南大录取的。

1978年国庆节后不久，我和杨亚非、肖敏三人乘坐同一列火车，拖着箱子，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憧憬着未来，向着心仪已久的南京进发，前去同一所大学入学报到，我们的故事，又将翻开新的一页。

我在南京大学校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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