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阅读札记第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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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87年至公元前178年）

吴浩良

  142、淮南王恃宠骄横。

    当初，赵王张敖把一位美人献给汉高祖刘邦，得宠幸，怀了孕。后因贯高秘密行刺刘邦事件，怀疑赵王谋反，这位美人也受到牵连，被囚禁。美人的同母弟弟赵兼通过辟阳侯审食其向呂后求情，呂后因妒嫉，不肯告诉刘邦。美人生下儿子后，因悲愤而自杀。狱吏把她的儿子呈送给高祖，高祖后悔了，为他取名为刘长，让呂后做他的母亲抚养他，后封为淮南王。

    淮南王生下后就失去母亲，常依附于呂后，所以在孝惠帝和吕后掌权时平安无恙，而心里常怨恨辟阳候审食其，认为他没有努力说服呂后，使其母含恨而死。待汉文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与皇帝最亲（时仅文帝刘恆和淮南王刘长两人为刘邦亲生），所以骄横不羁，多次不遵守法律，皇上常宽恕他。这一年，淮南王到长安朝见天子，随从文帝到皇帝专用的園林中打猎，和皇上同乘一辆车，常称皇上为“大兄”。淮南王有才，力气大，能把鼎举起来。于是去见辟阳侯审食其，从衣袖里拿出暗藏的的铁锥刺杀辟阳侯，並命令随从魏敬割下他的头，然后很快跑到皇宫，脱下上衣，袒露肉体，向文帝请罪。文帝哀怜他是为母亲报仇，所以赦了他没有治罪。这时，薄太后及皇太子、诸大臣都害怕淮南王。淮南王因此回到封国后更加骄横不法，出入时一切礼仪仿照天子。袁盎劝谏文帝说：“诸侯王太骄横，必生灾祸。”文帝不听。

    公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在他的封国内实行自己制定的法律，驱逐汉朝派遗到他那里的官吏，请求自己任命国相及二千石官员，文帝违心地依从了他。刘长又在封国内擅自诛杀无罪之人，擅自赐人爵位，最高的到关内侯。他多次给文帝上书，言辞不恭逊。文帝不愿亲自严厉责备他，就让舅父薄昭写信给刘长，委婉地规劝他，用周朝管叔鲜、蔡叔度，及汉朝代顷王刘仲、济北王刘兴居败亡的事例提醒、警告他。

　　143、淮南王谋反。

淮南王刘长不高兴，命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的太子柴奇密谋，用四十辆辇车运载兵器，在谷口反叛。又派人出使闵越、匈奴联络。事情败露后，有关部门审理此案。文帝派使者召淮南王进京，刘长来到长安。丞相张蒼、代理御史大夫典客冯敬与宗正、廷尉联名上奏：“刘长的罪应当判弃市（在街市上斩首示众）。文帝下令：“赦免刘长死罪，废掉王位，流放到蜀郡严道邛来山驿站。”其他所有参与谋反的人全部诛杀。用一种带帷盖的臥车载着刘长，命令沿途各县，以次传送。

袁盎向文帝进谏说：“皇上素来骄惯淮南王，没为他配置严厉的敎傅和丞相，所以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淮南王为人刚烈，现在突然这样摧折他，我恐怕他最终会遇到湿露而病死，陛下就会背上杀弟之名，怎么办？”皇上说：“我只是想让他吃点苦罢了，现在可以把他追回来。”

淮南王果然因为愤恨绝食而死。囚车传送到了雍县，县令拆开封条，发现刘长已死，立即报奏朝廷。皇上哭得很悲痛，对袁盎说：“我不听你的劝告，终于失去了淮南王！现在怎么办？”袁盎说：“只有杀掉丞相和御史，以向天下臣民认错才行。”皇上就下令丞相和御史逮捕查办各县传送淮南王没有开封供应饮食的官吏，全部处死。同时按列侯规格把准南王葬在雍地，为他设置守墓者三十户。

淮南王刘长从小被娇惯，致使长大后骄横不羁，最终因谋反落得悲惨下场。所以长辈对子女应尽教育之责，一味娇宠溺爱、放纵不管，看似爱之，实则害之。刘长之死，后世当鉴！

  144、张释之公正执法。

    当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宮中值班的车骑侍卫），十年没有得到调升，想辞职回乡。郎中令袁盎知道他贤能而推薦他，提升为谒者仆射（主管接待、传达、礼仪的小官）。后在一次随皇上打猎时，向皇上谏言，被皇上釆纳，交谈后被皇上赏识，又提拔为公车令（皇帝身边转达奏章、献物等，属卫尉，如现在的秘书）。

    不久，太子与梁王共乘一辆车入朝，在司马门不下车，张释之就追上去制止，不让他们进殿门，並向皇上奏报，弹劾他们“在公门不下车，对皇上不敬。”薄太后也知道了，文帝向薄太后脱帽谢罪，检讨自己教子不严。薄太后就派使者拿了诏书赦免太子和梁王，然后才得以进入。文帝由此欣赏张释之，又把他提升为中大夫。不久，又任命为中郎将。

    有一年，张释之担任廷尉（最高司法审判机构主管）。皇上行车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跑过，使皇上的车驾马受惊，于是让骑兵逮捕了他，交廷尉审处。张释之奏报处罚意见说：“此人犯蹕（皇帝出行清道），当处罚金。”皇上发怒说：“此人靠近惊吓了我的马，幸亏这匹马性情温和柔顺，如果是其他马，豈不会伤了我吗！而廷尉判决仅处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全国通用的，现在法律是这样规定，如果更改而加重处罚，法就不能取信于民。而且当时皇上如派使者杀了他也就罢了。现在已交廷尉审理，廷尉必须保证天下公平执法，如果一旦偏斜，天下执法时都可以可轻可重，广大民众怎么能知道行为的对错呢！请陛下明察！”皇上沉思良久后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此后，有人偷盗高祖庙座前的玉环，被抓住，文帝大怒，命令押送廷尉判处。张释之按照“盗宗庙专用器物”罪的处罚法规，判处为弃市（在街市斩首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盗先帝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就是要灭他的宗族。而你却以法律条文来奏报我，这不是我恭奉宗庙之意。”张释之摘帽叩头谢罪说：“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已经足夠了。虽说弃市和灭族都属死罪，却因罪行的大小轻重有等级的差别。如果现在因盗宗庙器物而灭族，如果万一有愚民掘取长陵（高帝墓）上的一抔土（指盗墓），陛下将如何以更重的刑法来处罚他？”于是文帝就向薄太后稟报並获得了许可。

    后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张释之因当年阻止太子不下马入宫，十分惶恐，向景帝谢罪，景帝不以为过，但后来还是把他贬为淮南王国相。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之立传，称赞他“守法不阿意”（严格依法办事，不顺应主子的意志）。当时的民众也称赞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张释之的儿子张挚，任大夫，继承了父亲刚正不阿的品格，“不能取容当世”，后被免职，终身没有再做官。

    张释之作为一个执法官，公正执法，敢于直言，对上级不媚上阿意，对普通百姓犯罪不枉法，对皇子违法也不牵就，这种官德是非常可贵的。

     145、贾谊上书献治国之策。

    梁国太傅贾谊上书文帝，建言治国安邦之方略，原文较长，现摘要如下：

     我认为现在天下的形势，可为之痛哭的有一件，可为流涕的有两件，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背理伤道的，则难以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和太平了。”我独自认为並没达到这种局面。说这话的，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就像“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把火放到堆积的柴草之下而在上面睡觉，火尚未烧到时，就称为平安。此句后成为成语“厝火积薪”）。现在我陈述的治安之策，可以保证陛下安享现在的娱乐，又可使诸侯王遵守朝廷之法规，不用武力，就使匈奴归附，百姓勤劳朴实。您创立的典章制度，成为千秋万代遵守的法则，即使将来有愚笨、年幼、不贤的子孙，也可靠您的功业使国家长治久安。

    现在分封的诸侯王国过于强大，就会使上下疑忌，不能相安互保。已有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刘兴居反叛，吴王刘濞又被告发检举。诸侯中最大的王国，比已谋反的王国权力还要大十倍。然而，目前天下还大致安定，主要是大国的诸侯王年龄还较小，朝廷派置的傅和相正掌握着王国的权力。几年后，诸侯王都到了成年，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和相会假托有病而被罢免，丞、尉以上官员都被设置为诸侯王的亲信。到那时，要想天下安定，即使尧、舜再生也无法做到。

    黄帝曾说：“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太阳到了中午，要及时晾晒；刀拿在手里，要及时切割。）现在按这个道理去做，很容易使国家平安。如不肯早动手，就会造成堕掉骨肉之亲而被灭杀，那同秦朝末年情况有何不同！异姓诸候王负強反叛，汉朝已幸而战胜，却又不消除所以这样的根本因素，同姓王承袭这个足跡而动，也已被证明，这些反叛势力消灭了又再生。英明的陛下处治后尚不能久安，后代将怎么办？

    这段话贾谊分析了当时全国的形势，指出了国家不安定的原因和发展趋势，劝文帝早作整治，不要厝火积薪，养虎贻患。

    146、贾谊高瞻远瞩，深刻剖析。

    贾谊接着说：我研究前面事变的踪迹，大抵是势力强大的诸侯先反。要想天下太平安定，最好的办法是，大量增加王国的数量，而削弱每个王国的势力。势力小就容易使他们遵守礼义；国土小就可以使他们不产生邪恶的念头。“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使全国的形势，如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候王不敢再有异心，如同车辐一样同心并进，服从天子的命令。所以我建议，分割王国的封地，制定制度法令，使刘氏子孙全部分享一块祖先的土地但面积相对较小。如果这样，哪怕把刚出生的婴儿放到皇帝的宝座上，天下也会平安；就是让没出生的遗腹子为帝，百官先朝见先帝的裘衣，天下也不会乱。

    目前天下的状况，犹如一个人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肿得像腰一样粗，脚趾肿得像腿一样粗，平常不能随意屈伸，若有一两个脚趾疼痛抽搐，整个身体都会痛苦而无法解除。现在不及时治疗，必然会发展为不治之症，以后虽有扁鹊那样医术高明的人，也无能为力。而且现在的病不但是浮肿，又苦于脚掌反转。与陛下血缘关系近的，有的还没得到封国，而与陛下血缘关系远的诸候王子孙，因为代代相传，却掌握着封国的大权，以威逼天子。这种脚掌反转的病，是可为之痛哭的。

    目前天下之势，正好像一个人被倒挂着。天子是天下之首，蛮夷是天下之足。但现在匈奴对汉朝轻慢侵扰抢掠，非常不恭敬，而汉朝却每年按时把金银财宝、各种絲织品，奉献给匈奴。脚反在上，头反在下，像这样倒悬着，没人能解救，还能说国家有明智之人吗？这也是可以为之流涕哭泣的！

    贾谊在书中进一步高瞻远瞩，深刻地剖析了汉朝当时上弱下強、尾大不掉的危险形势，劝谏文帝及早釆取措施，用加大分封王数量而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的方法，防微杜渐，以绝后患。贾谊还劝谏文帝改变一味退让求和的外交政策，改变头足倒悬的危險局面。这些都显示了年仅二十多岁的贾谊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才华。贾谊这些建议都被汉文帝所采纳，保证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

    147、贾谊建议加强道德敎育和制度建设。

    贾谊继续说：现在是不征讨凶猛的敌人而去狩猎田猪，不捕捉反贼盗寇，而捕捉畜养的兔子，贪恋细物和欢娱，而不考虑大的隐患，德政本可以影响遥远，但几百里外朝廷的威令却行不通，此是可为流涕的。

    现在一百个人劳作，却不能满足一个人穿衣，想要天下人不受寒，怎么可能。一个人种田，十个人围着吃，想天下人不饥饿，也不可能。饥寒同时加在老百姓身上，想要他们不做盗贼，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应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鞅崇尚法制，丢掉礼义，舍弃仁恩，全部注意力都用于进取，秦国风俗越来越坏。直到现在尚未改变，抛弃礼义廉耻的情况日益严重。人们追逐的就是財利，而不考虑行为的善恶。公卿大臣只把文书没按时上报看成是严重问题，至于社会风气败坏则熟视无睹，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移风易俗，使天下人转变思想，回到礼义的轨道上来，本非俗吏所能做到的。俗吏们所做的，就是抄写和整理文件，而不了解治民之本。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国家大事，我私下为此感到惋惜！不如现在就制定根本制度，使君像君，臣像臣，上下有别。父、子、兄、弟、夫、妻六亲各自处于合乎礼义的位置上。这个制度一旦确立，世世代代可以永远安定，后代有所遵循。如果根本制度不定，就好像渡江河而没有系船的绳和划船的桨，到河中间遇到风波，船必定会翻。这又是可为长叹息的呀！

    贾谊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何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那就是要两手抓：一手抓道德建设，让人民守礼仪、知亷恥；一手抓法制建设，让人民遵法令、守规矩。他提出的治国之道，至今乃是正确的。

    148、贾谊建议加強太子的敎育培养。

    贾谊说：“夏、商、周三朝做天子都是数十代，而秦朝做天子只有两代就灭亡了。人性相差並不远，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统治有道以致长久，而秦朝无道而短促？其原因是可知的。古代的天子，太子出生后，就用礼来培养他。有关官员，戒备清洁身心，衣冠整齐肃穆，抱着他去南郊祭天。路过宫门就下车，路过祖庙就小步快速通过。所以在乳嬰时就开始进行礼仪教育了。到幼儿时期开始懂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少（少师、少傅、少保）明确地用孝、仁、礼、义对他敎导並练习，去逐周边的奸邪之人，不让他见到邪恶的行为。挑选天下言行端正、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学问渊博、有才能的人护卫保护他，让他们与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就生下来见到的都是符合礼仪的行为，听到的都是正言，走的都是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经常与正人君子在一起就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行为不正的人在一起就不能不做坏事，就好像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小时候形成的品德如天生一般，习惯养成后就成为自然而不变。）好的习惯和智慧相互促进切磋，就不会因犯大错而惭愧，敎化深入思想，言行合乎礼仪，就如天性一样不会改变。夏、商、周三代王朝之所以能长久，就在于有这种辅佐太子的制度。到了秦朝就不这样了，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断案执法，所学习的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灭人三族。胡亥今天即位，明天就射杀人，忠臣劝谏被称为“诽谤”，深谋远虑被称为“妖言”，他把杀人看成割草一样无足轻重。难道说胡亥天生邪恶吗？他所以变坏是因为引导他的不是正当的方法和原则。民间的谚语说：“前车覆，后车诫”（前车翻了，后车应引以为戒。后为成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前车之鉴”。）天下的命运，悬于太子之手，要让太子向好的方面发展，就要早早地敎导他，为他选好左右身边的人。在童心没有泯灭之前先敎导他，就敎化容易成功。阐明道德、仁义、礼、智的主要内容是教育的作用，至于进行实践练习、养成良好习惯，则是左右近侍的职责。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越人，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差别，等到他们长大而形成了语言习惯，几经翻译也不能相通，有的到死都不能交往共处，就是由敎育和环境使其习惯成自然。所以我认为为太子选择身边的人，使太子尽早接受良好的敎育，这是最急迫的事。敎育有力，左右正派，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天下就安定。《尚书》说：’天子一人有善行，天下万民获其利。’这是当世之要务。”

    贾谊非常有远见卓识，他认为治国理政，首先要加强全民的教育，同时还要特别加强对国家最高统治者接班人的培养和敎育，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149、贾谊主张注重礼敎和文明执法。

    贾谊接着又说：“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 而法者禁于将然之后。”（一般人的智慧，能见到已经发生的事，不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礼是禁止于事情发生之前，法是禁于已经发生之后。）我们应该在恶行未发生前进行教育，使民众向善而远罪。

    乡里的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想投物灭鼠而怕打着旁边的器物。后成成语“投鼠忌器”）老鼠近于器物，尚且忌憚误伤了器物，何况大臣近于皇上呢！应以廉恥节礼治理君子，所以对大臣犯罪可以赐死而不杀戮，对大夫以上的官员应不采用黥（脸上刺字）、劓（割鼻子）之类刑罚，因为他们离皇上不远。“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鞋子虽然很新也不用来作枕头，帽子虽然很破旧也不用来作鞋垫。）大臣们曾在贵重之位，吏民见了俯伏而敬畏，现在有过，陛下可以废退他，可以赐死灭了他，而把他们梱绑起来，用长绳牵着，让小吏们用恶语骂他，用刑具拷打他。有大罪的，知道自己犯了死罪，可以让他们自己北面再拜，下跪认罪而自杀服法。这体现了你自有过，我对你还是依礼文明执法。皇上以礼义廉恥对待臣子，而臣子不以节行报答主上，这就不是人啦。

    贾谊认为礼可以敎育预防犯罪，而法则是在罪行发生后进行惩治。所以反对重法轻礼，要使民众知礼向善而远罪，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他还主张执法文明，大臣们犯了罪，不要采取残酷的刑罚，污辱他们的人格，而可以让他们知罪服法，进行自裁。贾谊提这个建议，是因为此前绛侯周勃被怀疑谋反，堂堂丞相在狱中受尽狱卒污辱，后以千金收买狱吏，得以自证清白而官复原职。所以野蛮执法是对大臣人格的污辱。皇上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教育臣子们要有气节，此后大臣有死罪，都令其自裁，不受刑。后薄太后弟弟薄昭杀了汉朝使者，罪当死，文帝让公卿们和他一起饮酒，想令他自裁，薄昭不肯，又让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哭丧，才自杀服法。文帝的这种做法，开创了封建社会历史上少见的执法文明。但后代仍未能做到，出现许多酷吏和酷刑，制造了很多冤案。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年轻有才的官员，不仅有文才，而且高瞻远瞩，具有远见卓识，是一个很好的善于治国理政的宰相之才。因年轻有为，得到文帝的赏识，提拔很快，但因遭到妒忌攻击，后被贬职，23岁即英年早逝，十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