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半导体厂琐忆

随缘

一

一九七五年末，经过一年半的等待与迷茫，我们十三位来自不同学校的高中毕业生——我、居正伟、孙明、田洪生、许宏、李林、张明、徐永明，以及五位女生: 范志萍、袁曼丽、蔡新华、杜丽娟、周淑兰——终于被分配至市仪表局下属的国营徐州半导体厂，正式跻身工人阶级行列。

下厂前，局里组织我们在云龙湖工地劳动了五天。进入二车间后，陶基国师傅又带我们学习了两天，之后便开始分工序。我和田洪生被分到了集成电路组的初测工序，从此与示波器、探针台、显微镜为伴。每天守在示波器前，用探针轻点硅片，在显微镜下，那些肉眼不可见的瑕疵无所遁形。师傅说，我们是在为国家的 “电子心脏” 把脉。那时我还不懂什么叫“集成电路”，只觉得特别神奇。

记得第一次独立操作时，田洪生手里的探针总是在硅片上打滑，急得他额角直冒汗。“别急，” 我凑过去低声说，“你看师傅的手法，手腕要稳，像拿绣花针似的。” 他深吸一口气，重新调整姿势，探针终于稳稳落在芯片焊点上。示波器屏幕上跳出清晰的波形，他眼睛一亮，嘴角猛地扬起，露出两排白牙，转头冲我笑，高兴得竟像个孩子。那一幕，至今还印在我脑海里。

工序里的两位师傅都当过兵——大个子王福义开朗健谈，而小个子王东则腼腆少言。没过两个月，又从整流器厂分来一批新学员，分别是：蔺超书、郑士淳、郭克勤、曲明、刘申、张喜宁、吕建平、张普跃、袁士俊、刘苏滨、郑志强、赵徐州、刘宁华、拾景华、李敏、廖文华、赵琳琳、毕可燕、初燕。其中，拾景华和李敏也被分到了初测工序，成了我的新搭档。

那时全厂只有三个车间: 一车间生产单晶硅，二车间生产稳压管和集成电路，三车间是机修车间，大家也叫它 “大屋” 。本厂独家产品是 “芝麻管”（因体积小如芝麻而得名），专用于人造卫星和导弹。为此，国防科工委曾发来贺电并给予嘉奖。我刚进厂那会儿，各车间正陆续从淮海西路老厂迁往云龙湖西岸大山头新址——那里依山傍水，湖光山色，清幽宜人。

不久，李云栋书记和吴学宠厂长宣读了仪表局的批复: 局里正式批准我们集成电路组单独成立第四车间，并任命马麟图师傅为车间党支部书记，林元贵师傅为车间主任。我们四车间主要生产MOS电路和HTL电路——前者是单极型集成电路，而后者是高阈值双极型集成电路，属于中低速数字电路。

一开始，我们四车间和二车间共享一栋坐北朝南的四层厂房，楼内装有空调、暖气，楼下设有更衣室。员工上班时须穿戴整齐: 白大褂、白手套、白口罩，缺一不可。听说国。家四机部（电子工业部）已拨款，计划为我厂新建一座超净车间。

新厂不仅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更营造出温馨、和谐、舒适的工作氛围。厂区绿化采用 “一路一树、一区一景” 布局，并建有公园——漫步园中，石径蜿蜒，凉亭飞檐翘角，假山池沼相映成趣。山坡上还保留了大片果树林。为保障女职工夜班安全，专门建了一栋两层红砖楼房，上层是宿舍，下层是值班室和后勤办公室，实现了住、管、服一体化。

某天上午，市文化局创作组副组长、主抓全市美术创作的贺成，骑自行车前往云龙湖西岸采风写生。途经本厂时，他被厂区景观吸引，便停下来驻足拍照。得知我在班上，他专门把我叫过去，就在这片果树林里，拍下了我在新厂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里，我身后一簇簇梨花正含苞待放，春意盎然。

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贺成哥身穿一件深灰色风衣，从云龙湖吹来的风拂过枝头，掀起他的衣角。我发现那风衣的下摆还沾着未干的油墨。 那张照片，后来成了我相册里最珍贵的一张——不是因为清晰，而是因为它承载着一位艺术家的目光，那目光曾悄然落在一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身上，在他心中播下了希望与梦想的种子。

二

厂里员工尚不足五百人，其中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百分之十，显著高于本市同现模企业的平均水平。建厂初期，更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顶尖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及国防科工委系统——集中调入二十余名工程师与技术员，他们个个出类拔萃，业务精湛。

彼时，厂里群英荟萃：有学识渊博的大学生，有作风硬朗的复转军人，有家学渊源的干部子女，更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才艺之盛，吹拉弹唱者有之，琴棋书画者不乏其人；技术之精，生产效率之高，更使企业利润丰厚、活力四射，直至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兴盛之势犹存。

四车间成立后，与二车间联合组建了新的党团支部。团支部共有团员五十四名，设七个团小组；支部委员会由五人组成：书记周开建（女）、副书记袁昭华、组织委员戴惠玲（女）、文体委员张普跃、宣传委员贺速建。

那年头，各类会议和各种活动名目繁多。除了党团员大会，还有报喜会、运动会、歌咏会、先代会、报告会、理论研讨会、批判会等，再加上五花八门的学习班——诸如 “基层理论骨干学习班” “贯彻鞍钢宪法学习班” “批林批孔学习班” “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 等等，让工人很难集中精力、扑下身子搞生产。

记得有一次，我刚参加完市团委组织的 “基层理论骨干学习班” ，第二天早晨，大家正聚在车间走廊里开早会，马麟图书记却突然点名让我发言：“小贺，你来谈谈学习班的收获和体会。” 我措手不及，脑中一片空白，只好硬着头皮胡乱讲了几句。至于讲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心里忍不住嘀咕：“马书记，您的工作方法也太简单了吧？好歹给我留点时间，让我整理一下学习笔记啊！”

还有一次，马书记让我和蒸发工序的牟静代表四车间，去参加一车间举办的学习班。当时，王福义师傅被局里抽去打篮球，田洪生到部队学吹号，李敏去市里参加游泳比赛；我再一走，班里就只剩下王东师傅和拾景华了。这让我有点莫名其妙: 工人不正儿八经地搞生产，怎么净干些邪撇子的事？现在看来，那时候的大环境就是如此——社会处在特殊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在 “政治挂帅”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大背景下，别说工厂，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这天上午，我们听了一车间主任黄尚地的报告，下午集中讨论。中间休息时，我与三车间来的王惠哲书记，还有葛效言、马然在一起闲聊。大家都对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 这道题目感到难以理解: 倘若真是这样，那我们党不就改变性质了吗？当时国内政治斗争波谲云诡，上面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很难分辨。只是大概听说中央高层有路线斗争，但具体情况一点也不清楚，甚至不知道还有个 “四人帮” 正在兴风作浪。

三

为庆祝 “五一” 国际劳动节和 “五四” 青年节，厂里从四月初便开始筹备——五月一日参加全市游行，五月四日举办厂内联欢会，各车间都在加紧排练节目。四月二日上午，三车间的汤克把我叫到厂办，说厂里打算成立合唱队，他负责挑选队员，让我唱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给他听听。

谁知我刚开口，还没唱上两句就被他打断了：“好了，别唱了，你回去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了？是不是我唱错了？” 他倒是很直率，也不给个台阶下，直接来了一句：“你五音不全！”

汤克虽然比我进厂早，但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人非常聪明，多才多艺，是厂里的文艺骨干。后来我听说，他对足球的痴迷程度非一般人所能及，曾多次在徐州电视台担任世界杯足球赛的解说嘉宾，其口才据说与前央视足球解说员黄健翔有一拼。

俗话说，不蒸馒头争口气。既然他说我 “唱” 得不行，那我就 “说” 给他听。我就不信了，我唱不好，难道还说不好吗？于是我就见缝插针，把业余时间全搭进去，给厂里“五四”联欢会写了个相声《搬家》，灵感皆来自亲身体验。

当时，班车从市区前往新厂，每日心经坑洼不平的湖中路，还要穿过大山头村与沟湾村。客车在颠簸的路面上像筛糠一样摇晃，乘客被甩得东倒西歪。年轻人尚能咬牙撑住，可对那些年事已高、腰腿僵硬的老工人而言，这段路已不仅是通勤，更是日复一日与身体极限的抗争——唯有死死攥住扶手，才不致被甩出座位。

四月三十日下午四点，我们车间在老厂举行联欢会，共安排十三个节目。我与工友王建平合演了一段自创相声，虽有些紧张，倒也顺利演了下来，只是难免有些小失误。晚上七点，联欢会圆满结束。厂工会主席姜淑云对我说：“你把咱厂那点事编得活灵活现，不仅写得好，演得也好，明天下午厂里汇演，你俩还说这段相声！”

这份认可，既抚平了我初次登台的忐忑，也让我倍感宽慰。但很不凑巧，车间照相制版工序的母金萍师傅刚把全市庆 “五一” 联欢会的票给了我，却因时间与厂里汇演有冲突，我不得不把票推掉了。

次日一早，我们先到老厂参加全市统一组织的游行。不料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活动推迟至九点钟。工人身着工装，学生穿运动服，演员扮戏装，民兵全副武装，列队如阵。彩车沿淮海路自西向东缓缓驶过，车顶红绸翻卷，如火如血。路两旁无数串鞭炮炸开，硫磺味裹着雨后沥青马路的腥气，直冲鼻腔；锣鼓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潮水般拍打耳膜。队伍行至彭城路口，只见检阅台两侧红旗如浪。我感觉心跳得厉害，仿佛比鼓点还急。当终点——东站广场在望时，阳光终于撕开云层，落在每一张沾着雨水、却笑得发亮的脸上。

下午两点，大家按时来到新厂参加汇演，却突然被告知活动取消了。母金萍又把票给了我，我俩骑自行车到市文化宫看了场电影《磐石湾》。时隔多年，有一次我从部队回来探家，听说母金萍师傅已经调走了。自打我离开工厂，就再没见过她。她那美丽的容貌、优雅的气质和热情爽朗的性格，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

四

“五一” 假期刚过，我被抽调至政工科 “批判组” 协助工作。刘阳成科长安排我：上午抄材料，下午刻蜡版、印简报，偶尔也跟着打杂跑腿。四车间投产在即，我却不知要在这里耗到什么时候，心里不由得暗暗着急。没想到，在科室比在车间还忙——往往手头的活儿还没干完，新的任务又接踵而至，加班加点更是常事。

有一次，我与科室人员一同前往云龙湖工地劳动，工会主席姜淑云虽是女同志，且膝盖尚有旧疾，却专拣重活干；就连身材瘦小的技术员刘梅，也咬紧牙关，硬是和我们男同志一起抬大筐。相比之下，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明显在偷懒耍滑，拈轻怕重，磨磨蹭蹭，他们这种作派实在让人看不惯。周开建问我：“你将来是愿意在车间干，还是进科室？” 我说：“我当然愿意在车间干！既然当了工人，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工人，踏踏实实学技术，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五月十三日下午，仪表局在市文化宫举行歌咏大会。听着台上别人唱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我才知道汤克没有说错——我的确五音不全。但谁又能想到，此后没过多久，当我参军来到部队，竟被指导员赋予一项重要任务——教全连干部战士唱歌。天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这五音不全的嗓子，到部队后居然派上了用场。好在部队对唱歌要求不高，也不太讲究音准，只要唱得响亮就行。班、排、连之间比赛唱歌时，其实赛的不是歌，而是谁的声音洪亮，谁的气势足——一个个吼得脖子上青筋毕现，那叫一个爽！

歌咏大会刚结束，我们紧接着又要参加市里举办的第二届团干运动会。局里决定：各厂代表队集中训练一周，每日早晨六时到达体育场，上午训练，下午正常上班。运动会定于五月二十二日开幕，我只报了两项。不料在十九日参加拔河比赛时，我不慎着凉了，引起扁桃体发炎。次日，我又抱病去新厂参加义务劳动，干了一整天。

二十三日早晨，我刚到体育场，就被姜主席叫去厂里刻蜡版、印材料、抄大字报，忙活了一上午，直到临下班前，才把抄好的大字报贴出去。随后，我又马不停蹄赶往大山头新厂，参加团支部碰头会，商议成立学习小组、组建突击队、发展新团员等事宜。下午三点前，我返回体育场参加四百米接力赛；晚上又拖着像灌了铅的双腿走进体育馆，看闭幕式演出。回到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钟，我连鞋都懒得脱，整个人砸进床里，浑身骨头都在喊疼，仿佛风一吹，就能散成满地碎片。

五

那个年代极左思潮泛滥，甚至青年工人谈恋爱，组织上都要过问。有一天傍晚，我推着自行车刚出厂门，车间团支部书记周开建叫住我，说要顺路同行。路上她忽然问我：“小贺，听说你谈对象了？” 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我跟同学才刚谈没多久，怎么这么快就传到厂里了？扪心自问，我还是做到了一心扑在工作上。再说和我前后脚一起进厂的工友，有的也正在谈恋爱，我心想你怎么不去管呢？看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她语重心长地劝我：“不要过早考虑这个问题，要集中精力干好工作。”

后来我才得知，仅在我们四车间，当时就有三对工友私下里在谈对象，尚未包括同属一个团支部的二车间员工。这让我更加愤愤不平，心想: 周开建啊周开建，你身边那么多 “成双成对” 的人，你却不闻不问，偏偏盯着我这个 “形单影只” 的人不放——这简直没道理嘛！当然，这不过是句玩笑话而已，再说，此事也怪我，谁让我保密工作没做好呢？

同样的尴尬，我在政工科也遇到过。有一次刻蜡版刻得我头昏脑胀，见屋里没人，便从包里掏出刚买的《战地新歌》。突然门一响，刘阳成科长走了进来，我一把将书塞进抽屉。本来是怕他说我偷懒，谁知他却压低声音问：“小贺，你是不是在看‘手抄本’？” 我心里一紧，连忙把书拿出来，给他看了看封面。他说：“最近有人反映，咱厂有些青年工人，上班时间无心工作，偷看一些不健康的书籍。” 接着顿了顿，目光又意味深长地扫过我的抽屉，说: “你可千万不要随大流！”

六月十二日早晨刚上班，刘阳成科长通知我 “暂时” 回车间。我知道，这段借调的日子到头了。他说，袁昭华正在出差，团支部的日常工作受到影响，支部书记周开建感到力不从心。另外，为加强对青工人的思想教育，厂里打算举办一期学习班。他要求我返岗后先去走访调研，务必摸清 “手抄本” 的分布情况。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明白，上回那本《战地新歌》的误会，他大概并没有完全放下。

上午，我走访了三车间的崔经民主任，卞洪木、杨汝亮两位师傅，以及仪表班的崔保仓师傅。下午，局工会派了夏东洋过来，与厂团总支书记胡淑美、副书记曹长立、车间主任马麟图、团支部书记周开建（她把我也叫了去）一起，共同研究清查“手抄本”的具体方案。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简直就是个笑话。然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传阅 “手抄本”，可比青年工人 “早恋” 要严重得多。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非常感激周开建师傅和刘阳成科长，他们在我职业生涯初期给予的指导与关心，至今难忘。尤其是周开建，待人温润如春，关怀备至，像一位长姐。可惜命运不公，二O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周师傅不幸病逝，那年她才五十八岁。人虽已不在，但风范长存，始终让人缅怀。

六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老厂的小楼上向袁昭华师傅请教稳压电源问题，林元贵主任在一旁忙着整理金鱼缸。突然，楼梯口传来一阵 “噔噔噔” 的脚步声，二车间副主任陶基国走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问 “哟！喂这么多金鱼？老林，能不能送给我几条？” 还没等林主任答话，他一屁股坐在我和袁师傅对面的椅子上，又朝我说道：“小贺还没走？我听说你满能写的啊！” 说完，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又倏地转向袁昭华: “哎，小袁，木料买了没有？买好就抓紧打。你今年都二十五岁了吧？也该找对象了！”

袁师傅嘿嘿一笑说：“我爸爸来信也这么讲，可是我找不到呀！” “这事儿还不简单吗？交给我！我替你在厂里找一个怎么样？咱厂那么多漂亮姑娘，怎么会找不到呢？” 袁师傅连忙岔开话题：“听说你刚打了个柜子，挺漂亮的，啥时候我去看看？” “可以！我就说嘛，你现在真该考虑置办点家具了，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的——岂不抓瞎？” 温馨的谈话还在继续，我却坐不住了，便起身告辞。

陶主任与夫人龚秀珠（二车间技术员），都是南京工学院（即后来的东南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当时二车间主任是军人出身的贾志云。陶基国是搞技术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被排在 “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 之后，成为第九个改造对象，因此又被称作 “臭老九”。哪怕再有本事，知识分子也当不了一把手，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

直到 “文革” 结束，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大显身手。后来陶基国调到市人保公司，一九九六年中国保险行业实行 “产寿分家”，他开始担任徐州人保公司总经理。翌年七月十七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没了大半个徐州城，他亲自率人赶赴重灾企业察看受损物资。第二天，此消息便见诸报端。

七

四车间刚投产时，生产的几批MOS电路接质量都不太理想，HTL电路的合格率也偏低，随后又生产了一批计数器，结果还是不过关。受此影响，当月生产进度严重滞后，若不及时扭转局面，将直接影响全厂上半年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总体目标的实现。面对严峻形势，一向温文尔雅的林元贵主任也坐不住了，决定开展为期四天的集中攻坚行动，以确保上半年生产任务按期完成。那几日，大家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七点，每天工作时长达十二小时，中午仅安排半小时吃饭。我被这种上下一心、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于是连夜给厂简报《七一专刊》写了一篇稿件，题目叫《写在“七一”的早晨》。

我注意到，车间里有几位女同胞每天主动打扫楼梯、走廊与厕所，还有一些青年工人在通勤班车上自觉给老师傅让座——这些平凡中的点滴善意，着实让人动容。于是，这天中午临下班前，我打算写一篇题为《平凡与伟大》的表扬稿。别人都去吃饭了，我仍伏案疾书，肚子饿得咕咕叫，竟浑然不觉。拾景华吃完饭回来，进门见我仍在写，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我问她：“您笑什么？” 她指了指手表，我才发现午饭时间已过。

七月十三日，一支由厂领导和科室干部组成的六人工作组，来到我们车间搞 “三同” 活动。前一天，厂里刚包了一场朝鲜电影《金姬与银姬的命运》，许多女同胞都哭红了眼睛。工作组的到来，让那些还沉浸在剧情中的女同胞们，稍稍振作了一下精神。

李云栋书记亲自带队，成员包括厂团总支书记胡淑美、检验科科长时光、财务科科长马友幹，以及两位总工程: 师袁作义、刘灯宝。看到扩散和光刻两个高温工序的员工挥汗如雨，而几位领导同志也与大家打成一片，我深受感动，便给厂里的广播站写了一篇稿件。不料广播设备出了故障，只好将它抄在黑板上。

李书记希望我们车间尽快单独成立团支部，车间领导也持相同意见。但胡淑美书记坚决不同意，她主动提出要与李书记沟通，称鉴于当前某种实际情况，不宜进行这项调整。但究竟是什么情况？她说当着大家的面不好讲。这个不大不小的悬念，直到年底我入伍离厂时都没有解开。

八

倪怀宇师傅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因家庭长期不睦，性格逐渐变得孤僻而偏执，常被人疏远与嘲讽。纵然如此，他仍恪尽职守，专心致志投入工作。有人说：“也许倪师傅太木讷，压根儿感觉不到人生的痛苦。” 但立刻就有人反驳道：“只有精神病人才会这样！老倪跟你我一样，是个精神正常的人，怎么会感觉不到痛苦呢？他只是埋在心里不说罢了！” 是的，倪师傅身上的缺点需要批评指正，内心的创伤需要大家给予理解和抚慰，而那份难能可贵的优点，更值得人们认同与尊重。

有一次，老厂因停水无法生产，便借用隔壁淮西小学二楼的几间教室，组织职工进行政治学习。下午分组讨论，中间休息时，忽听外面走廊上传来一阵狂笑，其间还夹杂着喝彩声。出门一瞧，原来是楼下有两个赤裸着上身的小男孩，不知何故正扭打成一团。炎热的太阳地里，两个小生命之间的打斗，竟引得楼上几个 “摇扇人” 哈哈大笑——这一幕，让我想起《斯巴达克斯》里贵族观看奴隶角斗时的狂欢，令人不禁齿寒。

但转念一想，似乎也没啥好奇怪的。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厂里那么多年轻人，自然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 既有怀揣梦想、奋发图强的有为之士，也有不求上进、混沌度日的纨绔子弟。果然，后来有人因盗窃被厂里除名，有人因 “破坏生产罪” 锒铛入狱；更有甚者，个别人染上毒瘾，到头来落得妻离子散、形同废人（注: 其中有的行为发生在当事人离开工厂之后）。然而，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他们的堕落，而是他们的出身——大多家境优渥，父母非富即贵。这反差，真让人无语。

九

邢定钰师傅年长我一旬，南方人，身材颀长，温文儒雅，待人宽厚和蔼。他虽在扩散工序，却是全车间最棒的技术骨干，但凡生产上遇到难题，大伙儿都乐意向他请教。后来我才知道，邢师傅是 “文革” 前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的高材生；他的夫人刘梅，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也是厂里的技术员。一九七八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他俩先后考入母校读研，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二OO七年，邢定钰以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身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从一线技术员成长为学术泰斗，当之无愧地成为昔日工友心中的精神楷模。

当年在我们厂，像邢定钰师傅那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可惜我待的时间短，许多名字早已被时光冲淡。唯独两位总工程师——袁作义与刘灯宝，不仅德业双馨，更以精湛的技术与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令全厂同仁深为敬佩。

刘工一九二六年出生于日本（祖籍江苏镇江），自小在日本长大，一九五O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曾在日本通商省电气实验所、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实习。一九五二年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先后就职于中国电信工业局、电子部十一所，“文革” 期间下放至徐州半导体研究所。他参与编译的《新的质量管理》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现代质量管理的著作，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全面质量管理创始人之一。身为归侨，他为四个女儿分别取名宁华、京华、燕华、春华——一个 “华” 字，蕴含了刘工深厚的爱国情怀。

袁家的大公子袁士俊、刘家的大千金刘宁华都在我们四车间。刘宁华一直在光刻工序。小姑娘文文静静，从不张扬，话也不多——在那个轰轰烈烈、风风火火的年代里，未免有些与众不同。她甚至连穿着打扮都和周围人有所区别，始终规规矩矩、板板正正，看上去颇像旧时代的女学生。

袁士俊在外延工序。小伙子一表人才，只是性格内向，不大合群。从局职工大学毕业后，他先是被分配到仪表班，后调至市级机关公费医疗门诊部负责设备维修。我俩将近三十年未见了，工友几次聚会都联系不上他。如今不知袁作义总工程师是否还健在，但听说刘工身子硬朗，年近百岁，真是可喜可贺！

十

一九七六年，中国社会正陷入风雨飘摇、动荡不堪的混乱局面。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三月二十五日，上海《文汇报》公然刊登反对周总理的文章，遭到全国人民的严正声讨。四月四日北京发生 “天安门事件”，并迅速波及全国各地。七月六日朱德逝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鉴于局势紧张、民心惶惶、治安恶化，厂里于八月中旬果断成立了由复员军人组成的武装民兵队伍，并在淮海西路老厂挂起了 “武装民兵队部” 的牌子。我虽无服役经历，也被抽调进去。

全队共六人，由一车间的程洪跃领头。他话不多，但每句都掷地有声——侦察兵的底子，藏不住。江建华性子急，可做事从不毛糙；杨勇健慢，却像钟表齿轮，卡得死死的；金红旗文质彬彬，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李晓广的大背头，亮得能当镜子照——常引来老师傅们不屑的目光。他们都比我早进厂半年。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军人的底色。

队里规定，晚上不准回家，就在队部过夜；值十二小时班，休息一天。所谓队部，是一个用铁架子、油毛毡和帆布搭建的简易防震棚：东侧是离地约九十厘米的大通铺，西侧开一窄窗，南北两端各设一门。棚内无供暖、无隔断，冬寒夏闷，条件之苦，可想而知。

刚去那天，程洪跃召集大家开会，只见他慢条斯理地说：“当前社会上很乱，尤其是地震闹得人心惶惶。虽说各种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不可全信，但又不能不防。再说，厂里正在搬家，新厂在城乡结合部，周围环境复杂；加之咱厂女职工多，贵重仪器设备多，因此保卫工作十分重要，任务也非常艰巨。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切实增强责任感，确保一有敌情、险情能够迅速出动，争取圆满完成领导交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当时我就想，不愧是当过兵的人，想问题就是周全，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当兵的信念。

十一

一九七六年，注定是中华民族的大灾之年。周总理和朱老总相继去世后，想不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竟也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九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我在家正要动身去上班，忽听喇叭里说四点钟有重要广播，便停下了脚步。四点整——天哪，竟传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听着《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当我骑车急匆匆赶到厂里时，一进门便看见院子里几个女同胞正泣不成声，整个厂子已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简直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感觉。谁都不知道没有了毛主席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中国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共产党会不会从此改变颜色。此时此刻，偌大的厂区内竟鸦雀无声，人们一边默默地流泪，一边拼命地干活。看得出，大家都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暗自揪心。

晚上，我们六个值勤民兵跟胡淑美她们几个女同胞扎花圈，一直忙到深夜。回去躺在防震棚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觉，脑子里一个劲地胡思乱想。下半夜该我站岗时，夜空中还在回响着低沉的哀乐，不断敲击着我的心。想想这几年，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情，真是太不平凡了。尤其是今年，上面的声音，包括一些运动，为什么总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和感情相违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接下来一连好多天，无论做什么事情，我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既打不起精神，又心乱如麻，甚至连饭量也明显减少了。一问，周围很多人都是如此。我在九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是凌晨四点刚过，快该下岗了。静极中，只听见周围一片虫鸣，再就是厂门口马路上偶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出门望去，街上行人寥寥，路两旁的白桦树下，一个个防震棚依稀可辨。在马路对面的一个院落里，有间专为吊唁主席设的灵堂，幽暗的灯光照见一个硕大的花圈。瑟瑟的夜风透着寒意，正预示着深秋的到来。我裹紧了大衣，抬头看冷颤的满天星斗，心里有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滋味……”

十二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悄然兴起，并迅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风云动荡时期，加之唐山大地震突然降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又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致使党和国家陷于危难之中，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亿万人民群众都在为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特别是周总理逝世后，党内斗争几乎白热化，随着 “四人帮” 掀起 “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恶浪，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心思去考虑和研究新兴科技的发展前景与市场趋势？对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潮流、新领域、新特点、新思维，人们根本无法做出预判，更无暇顾及，因而一再错失良机。这也为后来国内整个电子仪表行业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果断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 “四人帮” 反党集团！十年阴霾终散，曙光重新照耀神州，中国社会从此开始步入正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企业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厂里的生产秩序和管理制度全面提升，质量效益也随之明显好转。

十二月二十日，厂里组织人员去仪表局报喜。全局八个单位提前完成了年度生产任务，“报喜队”先在整流器厂集中预演了一遍。我们厂的锣鼓说唱队鼓点铿锵、唱词嘹亮，格外引人注目。下午三时许，报喜活动结束，我与金红旗骑上自行车，直奔六O五七部队靶场，与程洪跃等人会合。报喜的锣鼓声尚未散尽，民兵训练的号角已悄然吹响——全厂民兵打靶在即，整械校枪、场地布设，样样刻不容缓。

打靶那天，我们武装民兵担任教员，忙得顾不上吃午饭。每人五发步枪子弹，采取卧姿，打胸环靶。傍晚太阳偏西时，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六个，还有二车间书记贾志云。江建华说：“贾书记正好有些手枪弹，我去向部队借一把'五四'来，咱哥几个每人再打两发，过过瘾！” 他果然有本事，片刻就把枪借来了。从靶场回来，兴奋劲儿还未退去，心里又多了一份对离别的挂念——听说工友崔建考次日就要入伍，当晚，我和袁昭华、袁士俊便代表车间团支部，前往他家慰问。

华主席号召要搞好元旦和春节两大节日的庆祝活动，工会主席姜淑云深受鼓舞，说：“咱们一定要精心策划一下！” 受她的启发，我借鉴部队战士高虹写的独幕话剧《雷雨之前》，打算创作一部反映电子仪表行业工人生活的小剧，争取在春节前完稿。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吃几碗干饭，典型的眼高手低。再加上天生一颗不安分的心，脑子里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甚至还不止一次地暗下决心，要在三十岁之前完成一部长篇小说，但直到现在也没兑现。

十三

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我正在老厂值班，忽听旁边王福义师傅住的小楼上笑语喧哗。上去一看，原来是犁卫、刘海滨、刘苏滨、张明、袁士俊他们几个人正围着赵徐州起哄。

赵徐州这人很有意思，一点脾气也没有，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哪怕开过头了他也不生气，甚至故意做出滑稽的表情逗得众人捧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别人欺负他，而实际上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古话说：“人能百忍则无忧。”见他整天嘻嘻哈哈，没个正形，我始终认为他是个乐天派。天大的事在他眼里，那都不叫事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总能笑着面对，确实了不起。

谁知二十年后，当我在市级机关公费医疗门诊部大院里再次见到他时，他变得又黑又瘦，穿一身沾满煤灰的旧工装，显得疲惫不堪。我问他干什么来了，他支支吾吾，不愿明说。还是袁士俊偷偷告诉我，他其实是在这里烧锅炉，好像同时还在医学院锅炉房兼着另一份工。天哪！从前那个无忧无虑、幽默风趣的小伙子，没想到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最后竟然沦落至这步田地。

当年，王福义师傅有两大爱好尽人皆知，一是喜欢打篮球（也打乒乓球），二是钟爱杯中物。记得我在老厂值勤那段时间，他常在晚上悄悄叫我：“小贺，来，陪我喝一口！”师傅有胃病，本不该饮酒，但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总在夜深人静时借酒浇愁。可惜我年轻不谙世故，认为控制饮酒便是自律的表现，所以有时难免扫了师傅的兴。如今六十多岁了，才懂——那不是酒，是信任，是倾诉，是师傅在用身体的代价，换取精神的出口。后来每当念及于此，我总是懊悔不已。这份懊悔，终在物是人非后化作无言之痛。

王师傅毕竟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任“老师”，平时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闲聊时，他总是给我以兄长般的关爱，让我处处感到温暖。前年王师傅病故，我正和几个朋友在外地，忽见微信工友群里弹出杨金海师傅发的讣告。任昌耀师傅拟的挽联，字字如钉：“俊贤殒殁，碧落黄泉独含悲；福义化鹤，徐半工友皆洒泪。”我盯着那行字，感觉手心渐渐发凉，心里的悲痛一下子涌了上来。尽管已戒酒多年，但那天中午，我不仅破戒了，还把自己喝得酪酊大醉。

刘海滨和刘苏滨哥俩分别在二车间和四车间工作。他们的父亲刘坤，曾任徐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一一O团三营营长的刘坤，仅带一个连兵力全歼敌军一个团，率先突破内城防线，荣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然而，在刘苏滨身上，却看不到他英雄父亲的影子，他自幼便因小儿麻痹症落下腿疾，后来又患上了糖尿病，原本胖胖的身体，到最后竟瘦得形销骨立。工厂破产后，听说他自己开饭店，经常天不亮就爬起来，蹬着三轮车去进货，没过几年，便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

张明有点古灵精怪，洒脱不羁，不管到哪儿都是个活跃分子。别看他个头小，却身手敏捷，尤其是乒乓球打得好。有一次我俩打赌摔跤，我心想，虽然乒乓球打不过你，但就凭你那小矬个儿，摔跤肯定不撑劲！谁知摔了半天，到最后把我累得呼哧呼哧直喘，也没能分出胜负，让我好生郁闷。

张明的父亲是徐州骨科界的“铁手张”——当年在矿务局医院，曾徒手接好过三根断骨，没用X光。张明继承不了爹的铁手，却继承了爹的魂。他后来进了市三院骨科，很快就当上了科主任。据说他在那里也是趣事还折，好戏连连。每回只要有朋友去，不论看骨科，还是看其他科，他总是热情相待，医院上上下下没有他不熟悉的，里外都吃得开。

眼看夜色越来越浓，见他们还没有散场的意思，我向王师傅借了一套戏服——那是准备明天报喜演节目穿的，然后先回防震棚睡觉去了。此时，冬夜的寒风，正猛烈撕扯顶棚上的油毛毡和帆布，并从四面八方的缝隙中“嗖嗖”地往里钻，凄厉的嘶鸣声如野兽咆哮，把吊在半空中的电灯泡吹得摇来晃去。我坐在冰冷刺骨的被窝里，正打算写日记，一抬头却发现，对面原先用纸卷塞的一个破洞被风吹开了，难怪这么冷！于是我赶紧下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干脆把不知是谁扔在枪柜上的一条旧裤子拿来先堵上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刺骨的寒意就像冰针，顺着防震棚的缝隙钻进来，扎进我的骨头缝里，把我硬生生从睡梦中拽醒。我蜷缩在被窝里，感觉连呼吸都带着冰碴子，呼出的白气在被头凝成细小的水珠，簌簌落回脸上。抬头一看，杨勇健和金红旗还在蒙头大睡，低沉的呼噜声此起彼伏，仿佛外面的寒风根本吹不破他俩的梦。到底是当过兵的，骨头上都刻着“硬”字——再冷的天、再猛的风，他们竟然还能睡得像石头一样沉！

我实在受不了这寒冷，索性欠起身，从缝隙处往外瞧。外面只是朦朦胧胧地有点亮光，但附近的一个广播喇叭已经开始响了。我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下了床，从电线上揭下冻得硬邦邦的毛巾，先到外面水龙头前洗脸刷牙，然后骑上自行车回家吃早饭。待到日头高悬，街巷渐暖，午后两点整，“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三周年大会”在徐州会堂隆重召开。这次大会，同时也是生产跃进报喜会。会堂前广场上，红旗如潮，锣鼓喧天，有不少单位和企业都在表演节目，最醒目的标语是：抓革命，促生产。

十四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六个武装民兵在一起共事快四个月了。在程洪跃的带领下，大家亲如兄弟，朝夕相处，从未红过脸。尽管值勤条件异常艰苦，但欢声笑语不断，总在疲惫后突然爆发——那是属于我们的、不被记录的趣事。

记得有天晚上，李晓广宴请大家。到底是富家子弟，出手阔绰，竟摆了满满一桌菜：土豆烧牛肉、豆角炖猪肉、清炖鲤鱼、肉罐头、水果罐头、凉拌菜等，并备有洋河酒和一整暖壶啤酒。程洪跃、金红旗和杨勇健三人酒量不凡，尤其是金红旗，别看平时文绉绉的，喝起酒来却十分豪爽，一口能闷下半茶缸白酒。

我当日正患感冒，本来不想喝，可李晓广却说：“小贺，我知道你平时不饮酒，但今晚的酒一定要喝！今晚我请大家来，主要是为了庆贺洪跃哥升迁。从车间到科室，从工人到干事，这只是第一步，将来的路还长着呢！来，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洪跃哥步步高升，前途无量！”

除我之外，他们几个全是复员军人，话题很快便扯到了各自在部队的经历上。末了，金红旗大概喝多了，喃喃自语地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一个人不论到了哪里，最重要的是要谦虚和自知之明，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多么强，别人如何不行！”我不清楚他是在借酒感慨自己，还是另有所指，但给我的触动不小，让我不得不深思。我喝了两杯啤酒后，到食堂买了二斤馒头回来。我先吃了，他们几个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地喝着、聊着。

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厂休日，我们几个武装民兵踏着积雪，前往大山头新厂值夜。值班室设在宿舍楼下紧西头一间大屋里——屋外北风呼啸，屋内炉火噼啪。偌大空旷的厂区，因没了夜班工人，便靠我们几个轮番守夜。晚上吃完自带的干粮，大家围坐在火炉旁聊天取暖。到了下半夜困意袭来，一个个开始哈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感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但室内只有一张床，谁也不好意思去躺。这时候，突然有人说：“你们都把身上的钥匙给我，我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给咱哥几个找个睡觉的地方。”

不一会儿，只见他兴冲冲地回来了：“弟兄们，快跟我走，楼上有地方睡觉了！”大伙儿一听，立刻来了精神。谁知到了那儿一瞧，居然是女工宿舍！他忙解释道：“那怕啥？咱是来睡觉的，又不干别的！再说咱们护厂有功，她们也该犒劳犒劳！”这话说得好像有点道理。还没等领头的发话，众人便一拥而入，纷纷开始抢占有利铺位。躺在温暖舒适的床上，盖着厚厚的棉被，哥几个乐得合不拢嘴，都说这主意太棒了，不然这漫漫长夜可怎么熬啊！

那晚，窗外的风声刮得特别响，我却睡得特别香。没过几天又是一个厂休值班夜，大家还想去重温旧梦。但很不凑巧，杨勇健去沈阳送病号（人称大老崔），没有他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那把锁。弟兄们只好硬熬了一整夜，谁也没有合眼。

十五

年底团支部改选，我主动请缨担任文体委员。看到整流器厂 “理论学习小组” 写的广播稿，我向支部建议：“咱们不妨也成立几个类似的小组，把有热情、有专长的人吸纳进来——既能学习理论，又能盘活职工文化活动。” 周开建书记深以为然，点头应允，表示近期就召开支委会，专门研讨此事。

眼看新年将至，手头该做的事的事竟像潮水般涌来，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应付：为厂里春节联欢会写的剧本大纲，还静静地躺在抽屉里；进厂快一年了，《党章》早已备好，入党申请书却迟迟未写，实在愧对初心；离开车间这么久，业务书籍都蒙上了一层灰尘，是该抽时间补补课了；元旦、春节即将到来，作为文体委员，若再不拟定活动计划，便真要误了大事……

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一纸鲜红的《入伍通知书》，突然送到了我手中！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那一刻，我竟手足无措。际遇的翻转，往往不声不响；而那个年代，奇迹与意外像风一样说来就来。后来我才明白，那张红纸不是通知，是上天递来的船票——它不问你准备好了没有，只说：开船了！人生的奇妙之处，不就在命运的不可预知吗？

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上午，局武装部干事肖宗源带我去大山头新厂办理相关手续。车间里，我挨个与工友们道别，掌心还残留着工具的温热，话未出口，声音却已哽咽。王福义师傅悄悄塞给我一块牛皮纸包的硅片，说：“小贺，带上吧，留个纪念。” 我不禁心头一热，师傅的心意，我懂。楼下，汽车喇叭响了又响，而我的脚，却像生了根。当车子驶出工厂大门，我本想再回头看看那片熟悉的厂房，可泪水早已模糊了视线。

十六

算起来，我离开徐州半导体厂已四十六载。当年与我一同进厂的学员，如今也都年过花甲了。回首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我在厂里的时间虽然很短，却收获了此生最真挚的友情。每当忆起与工友们并肩劳作、欢声笑语的美好时光，心头便涌起一股股暖流。

但唯有一事，我曾困惑良久：当年厂子发展势头迅猛，蒸蒸日上，何以转瞬之间，说破产就破产了呢？更令人痛惜的是，那一排排错落有致、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厂房，最后竟连一砖一瓦也未留下，尽数化为尘埃，消失殆尽——仿佛连记忆，也被抹去了痕迹。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我才顿悟：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大量国企因改革转型与成本攀升而关停，厂区拆除，土地置换——徐州作为老工业城市，这一过程具有高度的典型性。但有一点不该被遗忘：那些被关停的国企，不是过时的躯壳，而是国家曾经的顶梁柱；那些被裁减掉的员工，亦非体制的负担，而是改革大潮当之无愧的践行者。

值得庆幸的是，当初那个古朴典雅、独具匠心的凉亭，以及我们车间门前那两排龙柏树，至今仍矗立在珠山脚下，已然成为珠山公园古柏广场的标志物。每次去那儿游玩，我都要在亭子里面坐一坐，到龙柏树下走一走。尤其是亭子旁边那棵毛白杨，原先的小树苗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树皮龟裂成一片片翘起的鳞甲，看上去仿佛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在向人们无言地讲述着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