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的故事（上）

老杨

前言：

一九四八年，中国共产党揭开了移民开发这片荒原的序幕。经过六十年北大荒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拥有113个大型农牧场，2000多个企业，3560万亩耕地，177.8万人，分布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三江平原，黑龙江谷地，牡丹江流域12个市74个县总面积5.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约定俗成，如今的北大荒，成了黑龙江垦区的代名词。

水文特征

嫩江从伊勒呼里山千里南下，与松花江双水合流。东部是著名的三江平原区。黑龙江一泻千里，松花江九曲十折，乌苏里江温和恬静。三条水脉在平原深处幽然相会，东流到海。

地质地貌

浩瀚的兴凯湖依傍其旁，秀丽的完达山横贯其中。平均海拔54米，万分之一的坡降构成罕见的平坦地势。北大荒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平均在3~5%之间，有的地区高达10%以上。北大荒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部分为低湿沼泽地。

它的北部是气度不凡的小兴安岭地区。有莽莽山地，有平缓丘陵，还有宽大的谷地。这里濒临风口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冰霜统治之下，冻土层最厚达2.5米。它的西部是松嫩平原区嫩江从伊勒呼里山千里南下，与松花江合流侵蚀，使这里的地势平坦，更有梦幻般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它的东部是三江平原区。平均海拔仅54米，万分之一的坡降，构成罕见的平坦地势，形成大面积的低湿沼泽地，漂浮垡变幻莫测，于是有“鬼沼”的神奇传说。

气候

这里是冰雪的故乡，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区，暴虐的西伯利亚寒流长久地在这里盘旋，因此，北大荒的冬季漫长、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从南至北由2.6℃减到零下3.5℃，极端最低温度达零下40℃！的确，寒冷是拓荒者面临的首要劲敌。北大荒有复杂的自然地貌。

史书上记载：北大荒自古以来，就是蛮荒之地。这里荆莽丛生，沼泽遍布，风雪肆虐，野兽成群，人烟罕至，寒冷、偏僻、荒蛮、凶险以至于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等等。

北大荒是冰雪的故乡，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冬季漫长而寒冷干燥，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8.6度，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为冰霜期，冻土层最厚达2.5米，滴水成冰、鹅毛大雪都是对这里形象的比喻。

夏季的北大荒，野兽成群，沼泽密布，蚊虻成阵，因草水多多，蚊子就多。晚上睡觉，蚂蚁和蛇常会爬进被窝里。作家聂绀弩在《北大荒歌》中写道：“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边爬？四脚蛇，蛤士蟆，肉蚂蟥。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谁来酣睡似榻前，须见一日之短长。大烟儿泡，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颠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酣战玉龙披甲苦，图南鹏鸟振翼忙。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一年四季冬最长”。

北大荒地处边塞之地。它的东、北两面以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为界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区内有大江大河拦阻有无数的川溪涧泉切割；有冰雪断道，荆柴封路；有毒虫结阵，猛兽成群；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使历史的北大荒在传说中凶险无比。当年，著名作家聂绀弩下放此地，目睹此景，不由慨然放歌：

秀色蕴于险峰之顶。

瑰宝必藏于艰险之地。

北大荒是祖国的一片宝地。

自然资源

北大荒有“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美称。北大荒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水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

过去的北大荒

北大荒生长季较短，但可以种植玉米、春小麦、大豆、甜菜、高粱等作物，需注意低温冷害。2912万亩耕地，以盛产小麦、大豆、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驰名全国。 北大荒现有林地250万亩、草原616万亩、水面372 万亩。在利用资源、保护资源、良化资源的进程中，北大荒正在呈现土变更，黑土生金；水变清，清流千里；树变绿，绿满青山的动人景象，成为一座绿色的宝库。

这里是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大都在5%到8%之间，有的地区高达10%以上。这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地表江河纵横，地下储量可观，大气降水充盈，极为适宜农业发展；有珍贵的矿产资源，煤、铁、铜、金、石油一应俱全；还有极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山林中有虎、熊、獐、鹿，沼泽区有丹顶鹤、天鹅，河湖中的鳇鱼、鲟鱼、大马哈鱼、白鱼，俱是水产珍品，人参、猴头、木耳、蘑菇也都是名贵山珍……难怪历朝历代的人们不惧凶险、不畏艰难，竞相踏上那条几乎没有归途的开拓之路，为后代遗下了可以凭吊的印迹。

北大荒原来并非是亘古荒原。

历史沿革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对“北大荒”进行了有组织的开发。

从1958年起，北大荒进入了大规模开发时期。数万名解放军复员官兵、知识青年和革命干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豪情壮志来到“北大荒”。他们爬冰卧雪，排干沼泽，开垦荒原，北大荒初期的工作，就是开垦荒地。建场的时候，进点建场的人员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走的。茫茫荒原，荆棘丛生，塔头甸子和沼泽遍布。每刨一镐，把泥水溅起老高，人都变成了泥猴。没有伙房，露天打灶；没有水井，就用泡子水过滤做饭；没有蔬菜，就挖野菜吃。有时工作的地方处处是水，中午吃饭无蹲坐之地，只好边走边吃。出征归来，脸和脖子上都被蚊子咬得胖出一圈。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和军垦农场，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粮食，把过去人迹罕至的“北大荒”，建设成为了美丽富饶的“北大仓”，成为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商品率最高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20世纪50～70年代曾组织复员转业军人、农民、知识青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垦殖，成立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又创建了一大批国营农场，从战场走向荒原，有1956年王震将军率领的铁道兵七个师和1958年从各军种兵种转业来的十万官兵；有1959年来自齐鲁大地的六万支边青年，有1966年来自沈阳军区的万名复转官兵；有1968年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三千现役军人和从全国各地来北大荒的80万城市知青；还有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各地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以及改革开放后来到北大荒的建设者们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已建成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粮基地，如今称之为黑龙江垦区或北大荒集团，北大荒已变为北大仓。但由于过量开垦，使湿地面积减少了80%，大量稀有动物失去栖息地。现今已经退耕还林。

现今国家已经决定停止开发三江平原的荒地，并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三江平原的荒地。千里沃野上，北大荒人耕种的稻米、大豆、玉米成方成片，一望无边。

人文精神

什么是北大荒精神？这便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这十六个字，字字铿锵有力，发人深思。北大荒人在创造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在把北大荒打造成北大仓的同时，更用他们的青春和生命，忠诚与坚韧为后人留下了名传千古的创业精髓。

　　《一连的故事》

上集：拓荒老兵讲述的故事

一九五八年转业来到北大荒，分配到八五三农场一分场一队的复转军官吴寿前于二O一九年写完的回忆录。

下集：一连知青讲述的故事

一九六八年后来到兵团的知青讲述的故事。

　　吴寿前和他的战友王全、林楚翘在广州相聚。

左：吴寿前 中：王全 右：林楚翘

　　二O一八年四月，北京、上海、天津、宁波、双鸭山的一连知青在太湖北大荒农垦疗养院相聚。

一连的故事——吴寿前

前言

要说一连的故事，首先要了解早期的北大荒人——大河镇人。据说当满族人雄据东北地区，一贯奉行南向政策。垂涎南方大明帝国丰厚的物产，温和的气候和发达的文化，最后终于将大明帝国推翻建立了清朝。因为沙皇俄国一直觊觎与之接壤的中国东北大片黑土地又因为清朝的腐败无能被迫在十九世纪中叶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黑土地划给了沙俄。黑龙江北部的广大地区也撂荒了，成了无人居住的北大荒。到张作霖时代，主要是山东省人多地少，一些没有地的贫困农民和有案在身的罪人，怀着只要有地种就能活命说不定还能发财的梦想，冒险前赴后继地拼命闯关东。他们深信传说的那里是政府不管的世外桃源，事实是政府睁一眼闭一眼，无论什么朝代政府都希望所有土地都有人耕种。因此有好多闯关东的农民盲目地撞到了完达山前，便各自伴山分散而居，靠打猎、捕鱼和种鸦片为生。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占领东北后，这些分散的猎户便成了抗联战士的落脚点。因为东北酷寒打游击必须有藏身之地，否则鬼子还没打着呢自己先被冻死了。日本鬼子为了切断抗联战士的生路以及胁迫农民为他们种军粮，于是武力逼迫把那些分散居住的猎户农户们集中到一片开阔地上居住，为了便于从高处了望看管村民，并用日本民族之名命名为大和镇，文革后宝清县政府决议改称大河镇。一如上海地名大柏树，日占时期侵略者称为大巴寺。同时抓了很多劳工，组成向东开拓团，又修了一条简易的公路直达完达山前并建立据点以东开团为名，开始在后来兵团的六连地块靠近宝清河边开垦荒地种植水稻。那个据点离开大河镇约5公里后来拓展成一个村落村名至今叫东开团。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开拓团的日本上尉头子自杀了，其他的日本人回国了，劳工都跑了，直通宝清的公路很少人走，又重新长满了杂树和荒草，从此交通断绝，大河镇人只能等冬天宝清河封冻以后，赶着牛马爬犁，装上兽皮、鹿茸和药材顺着宝清河赶到宝清县卖掉，换回布匹、棉花和食盐用做下一年的生活之需。春天宝清河一开冻，交通断绝，大河镇又成了政府鞭长莫及的世外桃源。直到1956年春天王震部长率领铁道兵战士开着拖拉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后，大河镇才又回归了宝清县管辖，成为一个公社的大队。

一连的故事（一）

1956年春天一队在泥淖中建点老铁道兵是一支最能吃苦最无私忘我的战斗队。他们在王震部长的指挥下攻坚克难，到达大河镇后，以大河镇为立足点，开始到一连的住地建点。那里当时荒草没顶，地下是带着腥臭味的积水。在蚊子、小咬、牛虻的轮番攻击下，老铁兵以忘我的极大热忱用铁锹、镐头、斧子、锯子、镰刀等简单工具，用双手建起一排排简易马架草棚。进得棚里就在地面打几个木桩，横铺上一层一握粗的小树或者树枝，再铺上密密的榛柴条最后铺上干草，就是软软的“沙发床”了。每天苦战，带着极度的疲劳吃完晚饭，就着床下腥臭的冷水草草地洗洗脚就上床睡觉了，还要用衣裤包住头，不然蚊子小咬能把人头叮咬到肿起来。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白天用镰刀割草打防火道、烧荒、翻地、夜晚通宵达旦地自建过冬的简易房。贵州人杨广富极其耐劳，以超人的毅力忍受寒冷打出了第一口井。杨广富后来当拖拉机手收玉米时，右手被扒棒机摘掉了，成了残疾人。据说当年王震部长还亲临荒地带领大家烧荒。到了临近冬天时，王震部长说：没有老婆不安心，没有儿女不扎根。批准每个老铁兵三个月带薪假回家找老婆，报销往返路费但必须完成任务。到第二年春天，就见到一对对新婚夫妇在紧张地参加春耕春种了。当年播种的六千多亩大豆，喜获丰收

一连的故事（二）

十万官兵转业开赴北大荒一九五八年，部队裁军一百万，有约十万转业官兵响应国家“开发北大荒，把北大荒建成祖国大粮仓”的号召来到北大荒，算是进军北大荒的第二梯队。1958年八五三农场新建了四分场、五分场。一分场新建了三队（右派队）、四队、五队。我们高炮五三五团34个营连排干部被分配到一分厂一队，这算是比较幸运的。比起到新建点的人好了太多，起码有草棚临时栖身。同时分到一队的还高炮二师和一些院校的干部，总共一百多人。我们的部队在广州时经领导动员，号召向北大荒进军，大家热烈响应，人人写申请，经领导批准后出光荣榜、开欢送会、戴着大红花于三月二十八日在南国的万物竞春中从广州坐火车出发的。一路上火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经过十四天的跋涉到达密山站。在那里王震部长致了欢迎词后，把我们分配到853农场一分场。当天傍晚出发，午夜到达宝清县吃了一顿饭，再往前就是垦区了。临时修筑的泥土公路坑洼不平，低洼的地段，表面是泥水下面是坚硬的冻层，汽车轮子只在原地空转不能前进，我们要下车到泥水里去堆车。鞋被泥水浸湿，身上脸上溅满泥水，好不容易推出泥坑，走不多远又被陷住了。遇到大段的低洼地段，只好请852农场的拖拉机来拖拽才能摆脱困境。饥饿了就拿出自己带着的冻得硬梆梆的饅头就着着路边的残雪啃上一个。经过两夜一天的艰难跋涉在所有人都精疲力尽时，终于抵达了853农场一分场场部。我早在抵达北京丰台时就感冒了，一路上都在咳嗽、气喘、发烧。一直艰难地忍了半个月坚持到目的地才算好了，幸好那时年轻身体底子好。在一分场场部吃了一顿飯，下午一分场党委书记李贯如来介绍了一下情况后就把我们高炮五三五团34人分配到一队。先用一部汽车把带着小孩的家庭和一些妇女从公路送走了。我们这些年轻夫妇和单身汉就坐一辆车走田间道前行，走到半路就陷到泥坑里动不了了，马车老板只好卸下一匹马骑着马去一队去叫拖拉机来拖。发动拖拉机又要生木炭火烤热机体才发动起来。我们这些人被丢在野地里冻得缩成一团瑟瑟发抖，虽然天气已经是四月中旬了夜里地上依然结着冰茬，直到晚十二点多才抵达一队驻地。队里的老铁道兵多半调到新建单位去建队了，空出的房子被先到的几个有孩子的家庭占下了。我们这些新婚夫妇就住集体草棚，睡的是荒地上特有的“大沙发床”，大家排着队每对夫妇分得一公尺多宽的距离，自己用床单隔开就睡下了。晚上有人起床小解，回去时摸错了地方，还闹出笑话来。当兵出身的人不懂盖草房的技术，下起雨来，房子就漏水。外面下得大，屋里下得也不小，外面不下了，屋里还下着。晚上下雨，就用一块雨布盖在被子上，头上打伞睡觉，第二天照样上班。我们到达一队后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出工了。拿镰刀上山割榛柴条，开始还算顺利，到下午三点，落叶子下的蚊子都出来觅食了，所有人都被咬得脸上手上都是红庖，痛痒难受，在回家的路上，草地上的蚊子从四面八方像箭一样的直线向你射来，拂都拂不走，只好脱下一件上衣包住头，用手不断地挥打着走路。后来大家都被现实教会了买蚊子帽来抵挡蚊子的攻击。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周而复始地白天苦干，夜晚自建房子，开始进入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进程。

一连的故事（三）

刀耕火种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过后，从全国来局面看损失惨重。从北大荒垦区来看，成绩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这些军队转业的人还真真的在日夜苦战。但荒唐的事也不少，教训也很深刻。我们到一队不久，土地还没有完全化冻，化冻的地方也很湿，无法整地播种。但上级领导催得很紧，一些下级领导便想入非非。他们发现我们一队的西面靠宝清河畔有一块田是日据时候东开拓团种过水稻的，就让我们两个班用镰刀割草打防火道，继而点火烧荒。茅草烧掉了，但一丛丛柳树还完好地长在地里，领导依然让我们先播种。我们每人用麻袋装半袋种子绑在腰间排成队，每个人用双手轮番向地里扬稻种。上级指示我们先播种后砍树、再垒田基、然后灌水。理论根据是水稻先长起来，就能压住草让草长不起来了。一下子就上报了几百亩水稻的播种任务，上级当然很满意。我们把树砍了，把铁锹磨得锋利。把草皮铲成方块，使劲用二齿钩把带草根的泥块垒起来做田基，再灌

　　一连的故事（四）

艰苦的自建公助盖房子一些有小孩的大户和早到双人夫妇占下了现成的住房，一些尚未结婚的单身户，抱着混日子的态度不想建房。苦就苦了我们这些后到的新婚夫妇和一些想把妻子接来的已婚单身户，不建房就没有办法过冬。当时建房的办法叫“自建公助”。就是公家帮助树一个房架子和安门窗，其余的工程要自己用业余的时间来完成。这时的房屋结构比老铁道兵的那种草皮垒的鸟巢式的单间独屋要高大一些。都是一栋房屋分三问，由两户人共建共住。中间的堂屋是共用的，两头各一间房子是各自的卧室。这个标准是第二代住房标准。后来知青来时那种土坯墙铁皮屋顶的房子已是第三代住房了。不要小看那么个草木和泥巴结构的房子，可要比盖砖瓦房难多了。一方面是北大荒酷寒，墙壁、顶棚、屋顶上、火炕、烟囱一点不能马虎，马虎了必然透风受冻。更主要的是建房的材料要自己上山去砍、去割、并用肩膀把它运回来！屋顶要用十公分粗的椽子木，间隔四十公分排起来用扒钉固定住，上面铺一屋榛子树条再铺上一层茅草，草上用加了短草白浆土和成泥巴糊满荡平，等泥巴干了以后，在泥巴上密密地缮上用铡刀铡得很整齐的小叶张草把，使屋顶保温且不漏雨。屋脊要压得好，经得住风吹雨打。屋内顶棚要用椽子木紧密地排起来用扒钉固定住，上面压实厚厚的一层泥。外墙要用榛子条编起来，内外再附上四十公分厚的白浆土混了短茅草的泥巴，这种泥巴不开裂且挂壁性能好保温效果好。火炕和烟囱则需要托土坯，因为没有砖瓦厂只能自己托土坯，土坯盘炕保温时长且不会很烫。总之一栋屋要二百多根椽子木，到南山去砍了运回来，一次只能扛两根，要运一百多次。榛子条要四十担，小叶张草要三十担，土坯要两千多块。要用业余时间，备齐这些材料并建成房子，工程之繁重可想而知。一开始我们还过大礼拜。即每两星期休息一天，后来大跃进的高潮一来，不但没有休息日，还要加班加点，有时日夜不休地连轴转。我们盖房都是点着腊烛每晚干到后半夜一两点才能休息的。每天收工回家，总要肩膀挑一担草或肩抗两根木头的，从来没有空手下班过。那时不拼命不行，怕冬天挨冻呀！后来到了九月，要下霜了。眼看根本无法建成房子了，我的那个合伙人卞进文又调去迎春站了，我只好放弃。后来我和林楚翘合作，只盖一间房，盖好后，两对夫妻合睡在一个大炕上的两边。十月份，我和林楚翘又一起调去洪畴山烧木炭了。剰下两个女人在家，又都已经怀孕了，弄不了柴火烧炕，只好从地里背些豆秸回来烧。那年冬天绝大部分男人都上山伐木去了，家里的女工也掀起一个熏肥运动的高潮。所谓熏肥就是割一堆草，搬到生翻地犁坯上堆好草点上火慢慢地熏烤生翻地犁坯土！每天六点起床七点出工，晚上十二点在地里吹哨收工。下雪天中午化冻，鞋子和绑腿都湿透了，到晚上又冻得梆梆硬，解都解不下来，回到家再烧炕烤脚就一点多了。刚六点又敲响大钟起床了。她们俩都怀孕好几个月了。弯不下腰去，只好跪着干活。我看着心痛，就叫她家里发个电报来，说“母病重，速归！”。那时候农场太缺少劳动力了，领导便实行一种土政策，准进不准出。无奈之下我只能出此下策，她走了以后，我顿感一身轻松了，我自己怎么苦都不怕。从此夫妻相隔万里，两地分居生活延续了十八年。我前后有过十次回广州探亲的经历，那时交通拥挤混乱极了，每次探亲都一场艰难的战斗，每次分别都有着刻骨铭心的痛楚。我太太前后养育了三个孩子，大的男孩因为小儿麻痹症未得到及时治疗成了残疾人，我太太跟着我吃尽了苦头。想当年我们高炮五三五团被分配的一队是老队，本以为很幸运，其实吃了大亏。新建的四队五队都在树林里，盖房子可以就地取材。在大跃进年代里没地可种，不用麦收秋收，工作主要是开荒，任务很轻松。到四分场五分场建点的，到六零年饥荒的年代，那里有大量的鱼类资源可以充饥，比我们吃榛子叶、吃玉来包皮、吃野鸡翎草好太多了。

一连故事（五） 第一次人收获小麦

一九五八年，一连共机怖了五千亩小麦，到七月份就要收割了。那时一队有两台从苏联进口的联合收割机，俄语音译康拜因，但没有备用零件。分场没有修配所，总场刚成立的修配厂也很简陋。机务人员的技术水平也普遍很低。机械收割走不了几步就坏了。总是走走停停根本无法指望能准时收割完麦子，只好主要靠人工收割。小麦一成熟，会很快掉粒儿的，老农说的麦收如救火就是这个道理，必须全力以赴地抢收，否则前期的辛苦就付诸东流了。我们南方人对割麦没有经验，不像北方人知道將镰刀把用火烤热，揻成个S形，割麦时，腰只要弯到一百二十度就行了。割得又快又省力。我们南方人用的却是一字形的刀把，腰要弯到九十度，割得又慢又费力。更主要的是腰痛得难以忍受，拼着命地干也还是远远落在了后面。每天拼得精疲力尽，死拼了半个月后，眼看再有半天就可以胜利完成任务了。可到快收工时广播说：今晚有台风，必须连夜突击抢收完。实际情况是那时己经向总场报捷，胜利完成麦收任务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台风是热带地区的天气现象，北大荒那里会有台风啊！但谁也不敢说出口，那会干扰领导决心，是破坏生产的行为。大家只好默地忍受。晚上摸着黑割麦子，干得慢质量差，还要忍受小咬蚊子的疯狂攻击，人也疲劳到了极点。到天亮时，总算把麦子割完了。可满地都掉了的麦穗，又怕上级来检查，又要大家继续将地里的麦穗拣干净。这时，人们眼都睁不开，走起路来都晃晃悠悠的，还要把腰弯得更低拣麦穗，又苦苦地挣扎了一天。前后36个小时没休息过！我在部队时曾经在一次军事演习中，连续忙碌了三天三夜，但腰不痛，也没有这么消耗体力，感觉也没有今天这么苦。

　　一连的故事（六）修跃进水库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后，全国掀起了一个大修水库的高潮。八五三农场一分场也决定紧跟形势，在五队的西面建一个水库。当时一分场根本没有懂水利建设的人才。他们了解到我曾经当过七年的作战训练参谋，懂得一些地形学和测绘方面的知认，就把我暂时借调去分场水库工程指挥部，帮助勘测设计和施工水库工程。其实我对建水库的有关知识，如土质、水的压力计算等一点都不懂。又没有等高曲线图，也没有测水平的仪器，哪头高哪头低都不知道，仅凭肉眼看个大概，将水库坝基定在五队去分场部的路边。水坝顶部宽五公尺，高六公尺，水坝内坡六十度，外坡七十五度，以此计算出坝基底部的宽度，并划上两条边线，插上标杆，再根据各单位的人数，分成若干段，插上单位名称的牌子，我的勘测设计任务就算完成了。开工那天，开了一个隆重的誓师大会。各单位表决心，真的干劲十足。一个大柳条筐，装上两百多斤土，两人抬着向坝基飞跑。一队的刘少秘原来在部队是警卫排长，身体很棒，他一个人一下就挑起两筐土往坝基小跑。工地随即就广播开了，于是工地上掀起了一陈阵你追我赶的运土高潮。到晚上休息两个小时，一连就在帐篷里点着马灯开整风大会。批判四脚朝天分子张明善。张明善是有点病，但不严重，借此不上班，就开会整他，这人软硬不吃，以不认错不发言相对抗，队里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大小还算是工地指挥部的人，不管前面怎么大喊大叫，也能在后面的黑角落睡会儿觉。到第二天早晨，有一个班老老实实地报工効，被插了白旗。班长李德本，原来在部队是副指导员，长得高高大大，竟然被气得嚎啕大哭。那时分场长张金兰对我们说：工作人员也要政治挂帅，要边工作边劳动。所以我也得去班里抬土，累了就到坝上走一圈，检查一下坡度。总算比他们轻松些。即使如此，脚和肩膀也酸痛得难以忍受。眼睛也睁不开，就走在后面，边抬边走边睡觉。只要有人在前面领着，后面跟着的人机械地迈步就能睡着。就这样死拼了两星期，工程又停下来了，因为要回一队秋收去。不知为什么，我两条大腿的大筋突然痛得不能走路。回到队里休息了三天。秋收之后，再来修水库时，我已调去烧木炭了。偶尔见到他们时，个个骨瘦如柴。这个水库因没有水泥和钢筋，放水口一直没有建成，水库也没有蓄过水，五队也没有种过水稻。质量如何，没有经过考验。坡面没有护坡石块披面因为没有水泥，如果蓄水的话很可能是会出问题的。

一连的故事（七）洪畴山上烧木炭

在一九五八年冬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去烧木炭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单独一个班在山上工作，没有竞赛就轻松多了。但是出窑时还是很辛苦的，一是脏，口、鼻子、喉咙里都吸满了黑灰；二是窑里五十多度的高温，使人汗流浃背，一出窑门就是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汗水立即结成了冰。那滋味至今难忘！又没有水洗，整天脏得像个黑人。有一次我和一个叫老陈的老铁道兵晚上坐在坑里烧窑。老陈睡觉了。我忽然听到外面有一种嗷嗷的叫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我从明处看暗处一点都看不见。那东西忽然从我的背后“嗷～”地大叫一声，同时有土块哗啦啦地往下掉，吓得我也大叫了一声。老陈醒了，就拿起斧头敲铁锹。然后看到两点绿莹莹的小光忽隐忽现地向远方飘去。事后下家分析，那是一只狼想攻击我们，见到火光又不敢往下跳，我们又喊叫又敲铁锹，狼就吓跑了。另一件事情算是无心的恶作剧了——我们发现五队的大豆脱谷堆边有很多野猪脚印，就三个人晚上偷闲挖了个陷阱，想把野就窖住改善一下单调的生活。我们先在陷阱上面铺了些榛子树条，再盖上一层豆秸，上面扬了一层雪，伪装得很好。每天早晨都去看看，都没有窖住野猪，看了几次没有野猪陷入就不管它了或者说忘记这回事儿了。后来五队的马车老板赶看马车去装豆秸一下就掉进陷阱里了。上也上不来，喊哑了喉咙也没人应，苦了半天。后来有人路过，见到一台马车停在那里，走近了看到一条手臂不断地晃悠，再走近一点立刻看到下面有一个人，正狼狈不堪着就设法将他救了上来。那马车老板可是个谁见谁怕的厉害角色，回到家里扯开嗓子骂大街。他的邻居老赵和他矛盾很深同时又是烧炭班的班长，知道情况后偷着笑了好一会儿。车老板不知道陷阱是我们三个人挖的，老赵是我们的班长，回到班里后谈及以事，我们听了，也只是偷着笑不敢大笑。生怕被马车老板知道了，可了不得啊！我们惹不起啊！这事一直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出发点是为了改善生活，可结果却是无心让一个不相干的人掉落进去！

一连的故事（八）上山伐木

一九五八年的冬天上山伐木当年的密山农垦局下属的在农场，都是一九五六年转业的铁道兵组建的。国家不投资，一九五七年的收成不多，农产品价格也低。一九五八年一下子增加十万官兵，其经济困难可想而知。趁着当时林业部和农垦部完达山原始森林的管辖权没有划清的机会，垦区便在一九五八年冬大举上山伐木。想以此解决垦区的经济困难。由于用的是落后的原始大锯，没有电锯又没有伐木的经验和作业规章，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展开竞赛，一个冬天下来，真的损失惨重。仅仅853一个农场，连死带轻重伤就有一百多人。如一次装车时，木头没固定好，眼看要滚下来，一个右派赶快用肩去扛住，结果把头压扁了。还有一次，一棵大红松横卧在山坡，在截材时，当然是一个拉上锯一个拉下锯。当圆木截断时，木头一滚，把拉下锯的人擀成了“面餅”。还有倒树时被砸死的砸伤的，被回弹起的树枝打伤的。更有一次为了放卫星，一个爬犁装了48方木头，用英国进口的大拖拉机K一95拉着在冰道上往山下走，结果在下山时爬犁的惯性往下一冲，拖拉机把不住方向，就连人带机带爬犁一起滚下山去了，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可喜的是一队没有伤着人，但一队有一个班，由刘振华当班长，包括郑茂林、韦广才等人专门负责修冰道，这是一项最艰苦的工作。就是在山上挖两条沟，间隔与爬犁同宽，再向沟里浇上水而冻成冰道。拖拉机拉着装满木头的爬犁顺着冰道走，就能成倍地提高运输效率。这个工作的难点就是必须在晚上零下三十多到四十度的严寒下挑水浇冰道才能冻得结实，第二天运输才顺利。在如此寒冷的情况下连续工作三个多月，可以想象那该是多么的艰难啊！我当时去烧炭了，没有参加伐木。他们下山时，人们见到他们一个个从衣服到面容都是乌黑乌黑的。因为他们在山上都是住地窖的，就是在山坡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土坑，上面盖一层园木再盖一层草，最后盖上一层厚土。白天黑夜都要点松明子（含油量大的松木条）才能看得见，连续几个月整天黑烟滚滚的过着原始人的穴居生活，怎么能不乌黑乌黑。

　　一连的故事（九）修宝清河水库吃蛇肉

853农场一分场是在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启动修宝清河水库的，不是后来一队一号地下面那个水库。而是一连南面三公里半大柞树向里一公里多的在山沟里修的水库。目的主要是灌溉一队的土地。后来觉得一队的土地不像雁窩岛那样平坦，不适合种水稻，就半途而废放弃不修了。水库的东边有一个蛇山，我们就在那里取土建水坝。

五月初天气转暖，冰冻化尽，一条条菜花色的蛇约一米半至二米长，都纷纷结束冬眠从山崖上的洞里出来晒太阳。在运土的路上，差不多几步路就遇到一条，我们都把它打死抛向远处。几个四川人林楚翘、林光华、李荫槐以及广东人麦六说几个月不知肉味，天天吃玉米碴子，苦干白菜。不如大家来一次蛇肉会餐？于是大家利用中午饭后的空闲，打了十几条蛇，把皮扒掉，去除内脏，用树皮绑了一大捆挂在树上，晚上收工时把它抬回营地，用石头搭个灶，把蛇砍成筷子长一截一截的，再拣些干柴，用水桶煮蛇肉，既没有油也没有盐，一个拿一截就啃起来。我也拿了一条，咬了一口，觉得不对味丢掉了。可一晚上都反胃、恶心、流口水难受极了！广东人是吃蛇肉的高手，当时市长陶铸用龙虎斗（蛇配猫肉）这道高级菜招待伏罗希洛夫主席。但我到广东后，一见到蛇就恶心。其他昆虫之类的食物，如山东人有人喜欢吃榆树里长的蠧虫，南方人吃蚕蛹，我都避而远之。不过在那困难的年代，我还真的吃过一次老鼠肉，在一次清理地号时，就是把地里的玉米杆堆点火烧掉，每个堆里都跑出许多老鼠来。我打到四只大田鼠提回家，林光花把它提到井边，把皮扒了，清除内脏和砍掉头爪，切了大半脸盆的鼠肉。趁杨广富的老婆带孩回贵州探亲去了，就在他家用红辣椒炒了大半脸盆，我和罗光跃、唐纯锡、林光华四人买一瓶北大荒酒就美滋滋也吃起来，正好杨广富也收工回家了。我们骗他说打了一只貉子，吃貉子肉。他见那么大半脸盆，也就毫不怀疑地大吃起来。第二天上午到农具场上班，就跟大家说，昨天吃了一顿貉子肉还很不错。姜洪丰你说：你别美了，什么貉子肉？我看见林光华提着四只大老鼠在井边扒的皮。他这一说不要紧，杨广富马上哇地一声，把早晨吃的饭都吐了一地。可见人要对某种东西敏感，主要是心理作用决定的，而不是那种东西的本身。

　　一连的故事（十）

一九五九年春天人工点播大豆。一九五八年秋天天气比较晴朗，一队不但平整了熟地，还在后来的六连南面开荒六千多亩（后来划归了雁窩岛）。生翻地必须用人工点播，而且必须在五月中旬完成。除了一队全力以赴外，还有林业分场（后改为林业队），分场的工副业队来支援，点播的方法就是每人脖子上挂一个装满豆种的挎包，右手拿个镰刀头在翻起的犁坯上扎一个洞，左手跟着点上几粒豆种，再用脚踢土埋好。株距要求二十公分一株。这样手脚都要紧贴地皮工作，把整个人的身体揻成个隋园形，工作一天下来，腰腿酸痛得难以忍受。晚上总场放映组来放电影，我躺在帐篷里，只要转一下头就可以看到电影，但我真的连转头的力都没有了，只顾睡我的觉。那时候各个单位还要展开劳动竞赛。分场的场长张金兰亲自在工地上督促讲评。一队的指导员李桂卿生怕一队的工効落后丢他面子，头顶的压力山大，就尽量要大家多报一点，有时晚上一看有的班工効不高，就叫那个班的统计员去重量，统计到外面躺一会儿，回来工効又报高了。我这个人很死板，因为我过去在部队长期当作战训练参谋，，作战工作是非常严谨的，一点不能出差错，尤其是我们高射炮部队，敌人的飞机一秒钟飞几十公尺、部队什么时间发现目标、什么时间进入一等战斗准备、指挥员什么时间下达命令、部队什么时间开火射击、一秒钟都不能错的。

长期在首长跟前工作早就养成了实事求是、准确无误的作风和习惯。现在让我作假虚报心理上总是过不去。我经过计算，犁坯的宽度是四十五公分，如果你点四千公尺，才2亩6分8厘地，按最快速度一棵两秒计，四千公尺就要点两万棵，须要四万秒钟，也就是要一分钟不停地干十一个小时，所以我认定，凡是平均工効超过三亩的都是虚报的。指导员李桂卿急得不得了，就和我直说，叫我每人每天多报两亩半。我只好照做了，第二天早上讲评时，他又表扬我们班，说进步很大。我当场就给他一个下不来台，我说那有那么多呀！是你叫我每人多报两亩半的。李桂卿是一个好人，事后也没有为难过我。如果遇上一个心术不正的领导，后果可能很严重。因为那个年代，好多实事求是的老实人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只有二排的排长刘寅生很会看风使舵。每天他都最后报工効。等其他单位报完了，他总是比别的单报多一些。因此每天都受表扬。那些支援单位很不服气，要求参观一队二排是怎么点播的。场长张金兰就顺势招开一个现场观摩会，将排以上干部召集一起，观看一队二排点播表演。我想这下子你刘寅生该露馅了吧？可刘寅生的鬼点子还真多，当时参观的人都站在二排点播人员的左边，刘寅生就把排里点播最快的人都排在左边，而把那些动作慢的人都排在右边，而且都是站在己点播好了的犁坯子上，叫他们都跟上那些快手的节奏，作点播的假动作。不要真点，跟着一齐向前跑。结果刘寅生一声令下，开始，整个一个排迅速而整齐地向前拱去。参观人员在后检查，株距都合格，真的信服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玩了一个障眼法魔术过关了。 在那浮夸风盛行的年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六千多亩生翻地，报出一万多亩播种面积小麦没人追查。

　　一连的故事（十一）宝清河边钓鱼

从大河镇旁流过的那条小河，在还没有建水库以前水流不断，流到后来的六连下面一点鱼就很多。我们去点播大豆前，就带着钓鱼钩，准备有机会钓几条鱼吃。到点播大豆的最后一天中午，终于完成了点播任务。队里说：今天下午大家走回队去，就不再分配生产任务了。考虑到走回队里有两个多小时就够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一点空闲时间，我就和卞进文商量，先到河边钓几个小时鱼再回队。那里的鱼还真好钓，从一点多到下午三点多的时侯，我们每人都钓到十几条一斤多重的鱼了。狗鱼，鲫鱼，鲶鱼，黄骨鱼都有。我就想回队了，因这时蚊子多了，咬得难受。可卞进文很贪心，他不断抽烟，蚊子关照他就少了。我就被贪心队友害惨了！当时我用雨衣把头部和上身包起来躺在草地上睡觉等他。让他去钓一个够。因连日来太疲劳，很快就睡着了。到黄昏时，卞进文才叫醒我一同回驻地。他走得很快，我发现他走的方向不对叫他返回，他说“没错，你就放心跟我走吧！”我明显地感到方向不对就站住了，一会儿他就走在草从中不见影了。并一下子掉进一个水坑，鱼也掉了好几条，找不到路了。这时他才大声地叫我，他已经距离我很远，我听到他的声音都很微弱了。于是我也大声地叫他返回。他回到我身边时，天已黑尽。两人摸着黑走到驻地时，帐篷都已拆掉了。于是我们便挑着背包和鱼向生产队走去。没有想到的是当我睡觉的那段时间，南山正下着瓢泼大雨呢！那时还没有八排干，道路边的排水水沟也不畅通，洪水就越过生翻地和草甸子肆意流淌，我们回家的那条泥路竟然水深过膝，两边的水沟更是水深及腰。五月的草长得还不高，全被洪水淹没了。在没有月亮和星光的夜里，隐隐地只见大海一样的潮水汪洋一片。我们只好慢慢地试探着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一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就会全身湿透。好不容易摸到后来建六连的那块高地，才松了一口气。那时候那里还是田间道，被雨水一泡都是泥泞，我的每个脚上粘着的黑泥巴就有几斤重，一溜一滑地十分难走。好不容易回到生产队里，己经是下半夜一点多了。便倒下就睡。到早上六点钟，队里就敲钟起床了，说是要到二队支援垒水稻田基。只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奔二队而去。在二队，我们就搭地铺住在他们的食堂里，连续垒了三天水稻田基。可是天不作美，竞然连续下了三天大雨！那时大跃进的口号就是：黑夜当白天，雨天当晴天，晴天当两天，小雨大干，大雨猛干。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吃了饭，就把湿漉漉的衣裤拧去水晾在绳上，光着身子钻进被窝就睡觉。第二天早上又穿着湿衣裤奔向雨水中干活去了。真的难受到了极点，只想得一场大病，一头躺下再也不起来，直到世界的末日来临……可奇怪的是不管怎么折磨，就是不得病。等到完成支援任务回到家里时，我那可怜的十几条鱼啊！己经腥臭难闻了。被卞进文的贪心连累到我只闻鱼臭未享其鲜！无奈何地只能将其丢掉！

　　一连的故事（十二）

一九五九年人工收割大豆

一九五九年春播任务完成得很好。共播种小麦六千多亩，大豆两万多亩。到一九六零年一队将自己开荒的一半的土地分给了新建的一分场六队和雁窝岛四分场。本来一队的耕地面积要比知青来一队时的土地面积多一倍。在给麦收、夏锄带来很大的压力外，到秋收时又遇上一场特大的秋涝，真是压力山大、苦不堪言。

这年的人员变化也很大，调走了一批下放军官去内蒙古哈拉尔农牧管理局，还有很多下放军官陆续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年初招来了一批盲流人员，七月和九月来了两批山东支边青年。由于环境艰苦任务重，这些后来者又有很多人逃回原籍了。

秋收时全队大概有二百人左右，除去机务排、畜牧排、菜班、队部工作人员和干部，能拿镰刀下地的大概有一百二十人。这年是特大的秋涝年，加上建队时间短，没有修排水沟，地里的积水普遍有二十多公分深。九月十六就下了第一次霜，到九月底，水面上早晨就结了一层冰。机械全都不能下地。全用人工收割。大家都没有水鞋，有水鞋的也在种水稻时烂掉了。都穿一种有胶底带高布筒叫做水袜子的鞋下地。早晨刚下到带冰层的泥水里，两脚冻得钻心疼痛，一会就麻木到感觉不到痛了。要到中午才能缓过来。天黑了收工回队吃完晚飯洗完脚，把水袜子鞋放在火墙上烤个半干，第二天又继续在冰水里苦战，脚冻开裂了，连胶布也没有的用。渴了就用手捧着地里的水喝。根本就不怕得病，因为得病了可以休息，那就享福了。大家面对着二万多亩大豆苦战了一个月，才算割完了。

那批山东青年是比较能吃苦的但一开始也都大哭了一场。姜兆玉两口子是新婚夫妇，本是抱着一个美好的愿望，来边疆过幸福生活的。一看这么苦，姜的妻子就上吊自尽了。还有许多人逃跑了。指导员李桂卿面对这种情况也一筹莫展。后来还被撤职当了农工，其实是很冤枉的。到十一月大豆割完了，地里的水也冻成冰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割倒的豆子积大堆，以免被大雪覆盖并便于脱谷，方法就是用镰刀把豆枝勾到绳子上背起就在带冰和豆叉子的地里来回跑。我穿着新棉衣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天气里拼搏着，整天汗流浃背。机器一出故障，机务人员就忙起来了。我们农工就点起豆秸烤火。火烤胸前热，风吹后脊寒。脱谷时灰尘滚滚，打夜班早晨回到家里，嘴里、喉咙里、鼻孔里，堵满了黑黑的泥巴，要自己去烧热水洗干净才能睡觉。休息的时间短，上班时还要挨个去叫人，有的人走在上班的路上又逃跑了。

有一次为了要去总场买棉鞋，同韩木匠一路走。我叫他走前领路，我在后面跟着，便闭看眼晴边走边睡，买了鞋往回走时还是边走边睡。晚上还要上夜班。就这样苦战了一年，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连春节都在地里过的，那时把这种连续劳作称为“持续跃进”。

　　一连的故事（十三）

一九六零年一项错误政策造成的恶果

一九五九年是一个丰收年，播种面积扩大了一倍，作物长得也很好。经过大家一年的苦战，到一九六零年三月，己经脱完了谷，晒场上堆积着两千多吨大豆，等待扬场、入库、上交。不知是那一级领导，突然决定对农业生产队的人员进行定编。那时生产队有犯错去坐牢了。有一次，楊培君来到二队检查，发现地里的粮食收得不干净，就把全队集合起来，把队干部和党的小组长以上人员都叫出来站在队前，把分场的党委书记也叫来站在队前，面对全队人员将他们毒骂一顿。当个基层干部真是有冤无处诉，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可一队的指导员刘寅生是个例外，当他听到这些消息后，连夜将一队的人员发动起来，把晒场上的要烂大豆都用麻袋装起来，码成大堆，周围再用好大豆装的麻袋围起来，晒场上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早晨一天亮，将全队人员集合到7号地，排成队拣大豆技，把整块地拣得干干经净。到九点多，杨培君带着大队人马来了。刘寅生就领着他们到7号地转了一圈，又到晒场看了看，都很干净很满意。当天在一连吃饭很高兴，当年把一队的党支部评为模范支部。刘寅生在当年可真是一个对付官僚主义的能手。

　　一连的故事（十四）饥馑

一九六零年秋天的饥馑一到秋天，上级好像发现了秋收的重要，把基建队大大缩小了，我又回到了一队参加秋收。

这年秋收任务并不太重。因为春涝，播种面积缩小了。已经播种的地，地势高的地方丰收了，地势低的地段就被水淹死了。而且一些玉米，因春播晚了，到秋收时还冒浆不成熟，是无法收获入库的。为了让大家吃饱，很快完成秋收，就让炊事班每天到地里挑选几麻袋嫩玉米，煮熟当早餐午餐。因一年不知肉味，也没有油水，人的肚量就特别大，一顿饭就能啃下二十多个玉米棒子，要吃上一个小时。大家将啃玉米棒戏称为吹口琴。吃是吃饱了，可玉米皮每顿都把牙缝塞得满满的，牙龈都肿了。至于晚上那一顿，就没有口琴吹了，叫稀饭管饱。实际99%都是水。喝少了，晚上餓得睡不着，只好慢慢地喝，边喝边排尿。一喝十几碗，晚上还要起床十几次小解。秋收一完情况就严重了。上面的文件规定：低标准，瓜菜代。低标准就是每人每天4两粮食，农场考虑到秋收的玉米不成熟，水份大，杂质多，就放宽为5两。实际还不如4两干粮，不够做一顿稀饭的。至于瓜菜，生产队当年春天集中力量处理霉大豆、排水、抢播、除草，根本就没有顾得上种菜。什么菜都没有，就开始吃榛子树叶，那东西又苦涩又不顶饿，又把玉米心用粉碎机打碎来吃，又很难咽得下去，不消化。最后又把玉米包皮用石灰水煮烂来吃，叫做吃淀粉。但它烧胃，（老百姓叫烧心）也没有营养还不顶饿。就这样每天干重体力活怎么能够持续呢！于是大家一到晒场干活儿时，就抓大豆王米悄悄生嚼着吃。有的人在下班时，就在衣服口袋里装粮食回家吃，当时的付指导员马本洋就堵在路口一个个地搜身。指导员刘寅生说那是侵犯人权，不应该那样做要以教育为主。实际上刘寅生知道吃那点代食品，不要说干重体力活，就是维持生命也难。实际是有意放点水让大家活下去。我作为排长，虽然表面上也严格要求，但实际上有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回避态度。因为既要马儿快快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怎么可能完成生产任务啊！记得有一次去找付班长李助强分配工作，推开门一看，里面坐着几个单身汉在吃蒸熟的玉米大豆，见到我一个个的头都低下来了。我心里很难过只简单地分配一下工作，就当作没有看见一样离开了。记得有一天是休息日，一些单身户坐在集体宿舍里烤火，觉得肚子饿得难受，就想到宿舍的顶棚上有几张淘汰的老母猪皮，平时撂在地上人踩鸡拉屎的脏得不得了。肚子一饿就顾不了那么多，大家一齐动手，把毛拔干净，就用脸盆盛着在炉子上煮起来，这时一个队干部从门口经过，闻到一股肉香味，进去一看，原来他们在煮老母豬皮，就把他们批评了一顿，连脸盆一起端走喂了畜牧排的鸡。大家馋得哈拉子都流出来了，白忙了半天还挨了一顿批，真倒霉！

在那个年代太死板也是不可取的。比如856农场的劳改队，粮食标准和普通农工是一样的，只是看得紧，又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结果都餓死了。而一般的农工是自由人，整天围着粮食转，当然是不会饿死了。

　　一连的故事（十五）一九六零年冬天的生死决战

一九六零年冬天无论从国际国内和垦区的形势来看，都是一个生死存亡之冬。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我国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而苏联的赫鲁晓夫又向我们追债。当年抗美援朝时，由中国出部队苏联供武器。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全国动员了两千多万部队。大战一结束，军人大部分复员了，那些武器本来只能当废铁了。可抗美援朝战争一爆发，那些已经变作沉没成本的武器便有了使用价值。正好用来装备中国部队去朝鲜打仗。本来发动朝鲜战时，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商定的，没有与中国商量，抗美援朝战争苏联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当时中国进行了全国总动员，只顾前方的需要，没有考虑苏联供应武器将来要不要偿还的问题，双方也没议论过。中方以为是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不用还钱的。可一到一九六零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赫鲁晓夫就来追债了。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债务！因为我们那时只能在社会主义阵营（经互会）互通贸易。历来受苏联的控制和剥削，要用十多吨猪肉才能換回一吨钢材。那些武器弹药的价格更是高得惊人。我国为抗美援朝死伤20多万人，还背上那么大一个债务，而苏联则大赚其钱，真是令人痛彻心扉！而当时国内形势则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办大食堂、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作风盛行控制着。什么水稻亩产十万斤，上面征粮数量加大，农民就没饭吃了，没饭吃就不生产了，不生产就更没饭吃了。一九五九年又来了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运，把一些实事求是的实干领导打下台，而那些吹大牛、浮夸、虚报、瞒上欺下领导，像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景泉，贵州的周林等则大行其道，在其管辖的区域隐瞒灾情封锁消息。以致一些地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说是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其实市场上什么都买不到了。买不到洗衣的肥息，买不到火柴，买不到打火石。晚上睡觉，要往炉子里煨上一块木头，保住火种，不然第二天就没有火做饭了。20世纪的人，没有原始社会的人聪明，不会钻木取火！当年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每人每月也只有20多斤粮食供应，连毛主席一样要按定量供应。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当时农村的标准（也是垦区的标准），叫4两粮，瓜菜代。是铁的纪律任何人不能超越。在经济方面，垦区由于严重的春涝，当年产量很低，农产品又不值钱。一斤一级的出口大豆，才两毛钱，一斤加工好的玉米不到八分钱。而从国外进口的农机农具、燃油、化肥、种子等则贵得要命。因此农场年年亏本，一九五八年就发不出工资了，一九五九年还发起一次公家向职工个人借钱的动员，効果很差。国家根本拿不出钱来投资，要农场自力更生。农场如果在冬天筹不到钱，拖拉机，康拜因买不到零件检修，农具不配套，买不来汽油柴油，春耕春播就无法进行。那么第二年就没有活路了。要筹到钱，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一九五八年全力上山伐的那些木头（主要是红松）大都躺在山上没有运出去，只有将山顶上的大量红松运到山下能通车的地方归楞。再用汽车运出去换钱，春天才有活路。可那是重力活，仅凭那4两粮食（农场改为5两未加工的原糧）要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真是一场生死之战。因此垦区和农场都成立了集材总指挥部，我们一分场则由副场长苗运忠负责组建集材队。我们一队由我为排长带领四个班上山参加了这场生死决战。

　　一连的故事（十六）一九六零年冬完达山集材苦战时的生活状况

一九六零年冬我带着一个排去到 离生产队九十多里的完达山原始森林深处，那里已由一个先遣班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地窖，上面盖一排原木，再铺上一层草，最后覆盖一层土，就成了我们排的集体宿舍。地窖的中央安了一个取暖的大铁炉子并砌了一个通向外面的烟囱两边是用榛子条和小叶张草铺成的通床。四个班就一个紧靠一个地安排了床位。没有照明，晚上就点松明子（松树的木条）当作灯。那东西因含松油油燃烧时黑烟滚滚。渐渐将被子衣服脸面都熏成一抹乌黑色。山上没有水，只能用饭盒盛点雪在炉子上化成水来喝，至于洗脸刷牙，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洗澡就只有作梦了。每天工作出汗，汗臭味很浓，大家也习惯了。可慢慢身上长虱子了。我当兵在湘西剿匪时也生过虱子。那时我和文书通信员三人睡一个床，总觉得身上很痒，脱下衣服一看，见到一串串发亮的虱子蛋，还有带黑点的虱子在爬动，觉得很不好意思，偷偷地把衣服換下，到老乡家去烧开水烫。后来我看见通信员孙洪正在晒太阳时，把棉衣脱下，用手指甲灭虱子，我问他怎么长虱子了，他说这玩意谁没有啊？这叫革命虫！要革命就不要怕革命虫。从此我生虱子也不觉得害臊了。这次可厉害了，一个一个紧靠着睡觉，人人都免不了又没有开水烫，晚上咬得睡不着觉，就爬起来，脱掉衣服在炉子上边烤边抖动，就能听到炉盖上有噼里啪啦的响声，那是虱子掉落在炉盖上被高温烤焦发出的声音。再用手指甲顺着衣服的缝线把虱子查到挤烂，也完全无济于事。只好忍受着。

至于吃的问题，上面说低标准，瓜菜代。那时生产队里都没有菜吃，我们在冬天的山上，连树叶子都掉落烂掉了，只有一种草北方人叫野鸡翎草，南方人叫羊齿草，冬天枯干了被雪盖着。就用那种草来当主食。队部有一个女工班，山东青年楊登娟当班长，每天领着一个班提着麻袋去撸那种草来交给炊事班，用刀砍碎，拌上那怜的原粮，放在笼屉上蒸熟。开飯时，炊事员用锅铲给每人铲一堆黑乎乎的东西，根本就见不到粮食。

那时大家都很饿，都顾不了那么多，一个个狼吞虎咽地吃着。据说那种草有毒，只是慢性的，人在饥饿中也不管它毒不毒了。长期没有一点油水，慢慢就便秘，几天拉不出大便来。大便硬梆梆的，需要用手去抠，肛门流着血……那种滋味，真不是人能忍受的，令人永生难忘！地窖的顶棚和床铺都是草木，极其容易着火，据说856农场的劳改队的地窖着火了。在睡梦中，大家被烟熏得迷迷糊糊，不知东南西北，乱作一团，互相揪扭一起，只跑出一个来，这个人是光着脚丫子跑出来的。外面零下30多度的严寒，光脚踩在雪上钻心地痛使他受不了，又回窖里去找鞋，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一地窖的30多人全成了烤鸭了。

　　一连的故事（十七）一九六零年冬的完达山集材生死战是如何进行的

集材开始时，每个班负责一个山场，根据木材的分布状况，从中央开出一条路，由楞台直至山顶。主要是用铁锹把积雪和树叶铲尽，露出一条冻土带路就修好了。就扛着一个爬犁上山顶，把躺在山上的园木段装上爬犁捆绑好，爬犁两边各站一人用撬杠撬爬犁脚，前面几个人用绳子拉爬犁。班长要喊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就是指挥令，使全班的人整齐划一地用力有节凑地行动，大圆木才能装上爬犁，爬犁才能拉得动。拉到冻土道上以后，班长要用双手抱住木头的后头向前堆，同时左右摆动以掌控爬犁滑行的方向，前面的人一齐用力拉着向山下跑去，快到楞台时，改变方向向左（右）跑，使圆木横过来，解开绳索，将圆木归在楞台上。然后再扛着爬犁往山上走，开始下一轮次行动。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场面相当壮观，但指挥操作稍有不当，就会很危险的。那时队里要求每人每天要完成两立方米的任务，一个班一天就要完成20立方米的任务。假设一次拉一立方米，每天就要从山脚到山顶往返20次！早晨吃了那点代食品，要完成那么重那么大的工作量，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完成工作量的多少，与山场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山越陡（坡度越大）就越省力。工効就越高。坡度很陡的山场，木头甚至可以不装爬犁，也不用杠着爬犁往山顶跑，只需把木头撬到冻土道上，就会自动地往山下滑去，下面留下半个班负责归楞就行了。自然省力工効又高。可是队长指导员都不是一队的人，把好的山场都分给他们自己单位了，我们朝中无人，自然吃哑吧亏。分到的山场都比较平缓，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力气。那时整个垦区都很重视，集材是当时的中心工作和生死决战，总场场长马继常，分场场长陈广臣都来动员鼓劲。我们就在这样不对等的条件下开展竞赛的。一开始，大家的情结还很高。悠扬嘹亮的号子声，在山与山之间往返回荡，也能按天完成任务。但日子一长，就支持不住了

一连的故事（十八）

一九六零年冬完达山集材生死战的最后阶段集材的日子一长，由于没有粮食就越来越难完成任务指标，我这个排长也越来越难当了。 早晨起床哨子一吹，好多人就哎呦哎哟地哼叫，装病不起床。开始只好劝说，让大家坚持，克服困难。让大家起床吃了饭，一个个地往山场上赶。抓住个别不好的典型，就严厉批评。队里也抓得很紧，每晚都开会整风。我自己慢地觉得走路拉不动眼，一条小小的沟也跨不过去，一双腿硬得打不了弯。用手往脚上一压，就显出一个坑来。我知道自己得水肿病了。其他一些人我也看出得了水肿病。但那时大家都不懂，我也不敢说。我只知道我一垮下来，全排就都垮了。只要能干，其他人都得跟着我干。有病必须医生批条。那时医生的压力也很大，不敢轻易开病假条。

在那种困局下，班排长每天都必须起带头作用，到晚上收工时，我就精疲力尽地只好走在最后面，有一个班长也走在后面，便对我嚎啕大哭起来，他觉得自己怎么吃苦都可以，大家都到了那种情况，我怎么能带得动一个班呀！我觉得不能软下来，一定要挺住。就严肃地说：哭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当班长的不挺住，难道大家都等死吗？只有咬牙度过难关，才有希望！另一个复员老兵也对我大哭。我只好对他严厉地说“当过兵的人还哭！丢人不？你哭，大家都哭，能解决困难吗？成何体统？”其实那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受的时间。一方面自己要带病咬牙坚持，又要软硬兼施，逼着大家坚持，内心不忍又硬着心肠去强人所难。好不容易坚持到一九六一年春节，排里一个副班长傅永阶，是一个很老实的老铁道兵。因老丈母娘从贵州来到了生产队，家里被子不够盖，就领着一份春节的白面粉，挑着行李要请假回家去。副队长刘少秘知道他下山可能不再回来，就不让他走。我劝他要走等明天早晨吃了饭再走，晚上走山路不安全。他十分坚决要走，只好让他走了。结果他走到林业队附近时，天变了刮起白毛烟泡风。他又饥又累，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冻死在路上了。那天他为什么坚决要走呢？丈母娘和她女儿盖一条被睡一夜不会冻死，傅永阶不离开山上继续干活出力也不会累死。还有一件事，我也永生难忘。就是过春节那天，破天荒改善生活，每人每顿发两个全麦面的小馒头，我们已一年没吃过饅头了。我不想狼吞虎咽地吃掉，就放在炉子上烤，想烤硬一点再吃，当我吃完一个馒头后，低头一看，另一个馒头不见了。旁边一个叫小唐的人正拿着个馒头在啃。大家说小唐，你的馒头早就吃掉了，怎么又吃馒头？把排长的馒头也吃了呀？那个小唐正只有16岁，也随着山东大批支边青年来到一队一年多了，看样子还像个孩子。他低着住。就严肃地说：哭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当班长的不挺住，难道大家都等死吗？只有咬牙度过难关，才有希望！另一个复员老兵也对我大哭。我只好对他严厉地说“当过兵的人还哭！丢人不？你哭，大家都哭，能解决困难吗？成何体统？”其实那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受的时间。一方面自己要带病咬牙坚持，又要软硬兼施，逼着大家坚持，内心不忍又硬着心肠去强人所难。

好不容易坚持到一九六一年春节，排里一个副班长傅永阶，是一个很老实的老铁道兵。因老丈母娘从贵州来到了生产队，家里被子不够盖，就领着一份春节的白面粉，挑着行李要请假回家去。副队长刘少秘知道他下山可能不再回来，就不让他走。我劝他要走等明天早晨吃了饭再走，晚上走山路不安全。他十分坚决要走，只好让他走了。结果他走到林业队附近时，天变了刮起白毛烟泡风。他又饥又累，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冻死在路上了。 那天他为什么坚决要走呢？丈母娘和她女儿盖一条被睡一夜不会冻死，傅永阶不离开山上继续干活出力也不会累死。

还有一件事，我也永生难忘。就是过春节那天，破天荒改善生活，每人每顿发两个全麦面的小馒头，我们已一年没吃过饅头了。我不想狼吞虎咽地吃掉，就放在炉子上烤，想烤硬一点再吃，当我吃完一个馒头后，低头一看，另一个馒头不见了。旁边一个叫小唐的人正拿着个馒头在啃。大家说小唐，你的馒头早就吃掉了，怎么又吃馒头？把排长的馒头也吃了呀？那个小唐正只有16岁，也随着山东大批支边青年来到一队一年多了，看样子还像个孩子。他低着头，略带哭声地说：我错了，我饿！我吃晚饭再补给排长。他那么小，也在山上吃那种苦，他父母要知道该多伤心啊！我那里还能叫他还馒头呢？

又过了十多天，终于完成任务下山了。这天我真的发愁了，因回到生产队要步行90多里山路，怕自己走不到家。排里还有病号，怕出问题。我带看两个杨树上的老木菌，样子像灵芝，准备必要时充飢。还好，走出十多里后，见分场部一台拖拉机拉着个爬犁经过，便和两个病号一起爬上了爬犁，直到分场部后才步行回一队的。阿弥陀佛！三个多月的苦战，我总算把一个排带回来了。这个排的人，有劳动干部罗光跃，龙启堂。老铁道兵韦广才、周小玉、吴再民。另有童朝才、潘敬洲、林光华、蔡仲箎、刘成喜。这些人后来一直在生产队里。其余的山东青年和一此盲流来队的人员，下山以后都陆续逃跑了。有一个山东支边青年吴天暖，跑到852农场后，见前面路上有一部拖拉机正走着，就站到拖拉机后面的牽引钩上，想搭个便路。不幸大衣被履带绞住，被拖拉机压死在路上。留在队里的姜兆玉是他的同乡。

　　一连的故事（十九）我的两次意外惊险

一九六零年冬天完达山集材历险记那次集材，不但任务重生活还极其艰苦。我还多经历过两次意外的惊险：一次是总场为照顾集材人员的生活，拨给一分场集材队一车鱼。由总场派一名会计领着开一辆车去五分场打鱼队运鱼。队里派我带着刘成喜王永泽跟车去五分分场打鱼队过磅、装车、押运。临上车时，队里又送来一个病号。让我顺便将病号送到一分场卫生所。当经过一分场场部将病号送到卫生所出来时，那会计和司真他妈的混蛋，竟然把车开走了！这下真的发愁了！回一队吧？我们是山上的人，回去连睡觉的地方和被子都没有！回山上去吧？我们是带着任务出来的，那一车鱼是救命的，空手回去无法交差！而且回走也得连夜走90多里山路。去五分场打鱼队吧！那要走12O多里路，饿着肚子怎么能走得到呀！但为了一车救命的鱼，只好拼命咬牙向五分场打鱼队走去。到天亮时，才到走了90里路到达五分场场部。这时，我打发刘成喜王永泽两人先去打鱼队，因为五分场的党委书记金万恒，原来是我们高炮535团2营营长，我们很熟的。想去求他批给我一点鱼。一到他家，他还没睡醒。他爱人大王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吴寿前呀！怎么不认识了？她说你脸怎么那么黑呀？我才想起在山上己两个多月没刷过牙没洗过脸了！于是破天荒在她家洗了个脸，她还煮了一条鱼，招待我吃了一顿飯。在那个饥馑的时刻招待人吃一顿饭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金万恒起床后，给我批了一百斤鱼。我等到上班时，拿着批条去会计室交钱开票，（那时三角二分钱一斤魚）。那个会计也很坏，他要抓我的公差，说天这么冷，怎么开票收钱？要我给他锯木柴，劈木柴，烧炉子。我要是把情告诉金书记，非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不可。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好意思给金书记添麻烦，就忍了口气帮那混蛋会计把活儿干了。当我走到挠力河上，见到带我下山那个司机和会计时，我憋着满肚子的火想发作。但见他们用水桶煮熟了一桶鱼，很热情地叫我吃鱼。我的气又消了。吃完鱼，就用麻袋装鱼、过磅，装车后天也黑了。开始开车往回走，走到一个生产队，司机把车停下，和会计找地方睡觉去了。我们那敢大意？就轮流在寒夜里看守着那车鱼。有人热情地劝我们拿鱼去他家煮着吃，我们知道知道那是圈套，没有上当。到天亮时，他两睡够觉了，又开车回走。到山区后，道路坑哇不平，车箱跳得很厉害.。我们坐在鱼袋上，突然车子猛烈一跳，把车上的鱼袋抛下六袋，我也随麻袋一起抛到车下，我当时脑子还清醒，当我落地时，顺势往外一滚，差一点就被后车轮压到了腿！天啊！我又算躲过一难！回队里时，对我那一百斤鱼，大家的眼睁得溜圆，又没地方放，真不知如何处理好。想来想去，还是照顾一下大家吧！就给排里每人一条鱼（约一斤重）就发掉了30多斤。队部的干部、工作人员加一个撸野鸡翎草的女工班，共给他们20斤，剰下40多斤和几个班长吃了两顿，就放在床下了，我去上班时，两个病号又把我的鱼在炉子上煮吃了。他们是病号，我也没得说！我又把鱼寄放在厨房的仓库里，又被炊事员吃了十多斤。后来生队里一个叫严少康的赶着马拉爬上山来，我又托他把剩下的鱼带回生产队交给刘少秘的老婆，严少康也趁机抓了一把，到我下山后，在刘少秘家只剰下几条鱼，煮吃一顿就完了。总共100斤鱼，我只吃了三顿！还有一件事，我在山上集材时，发现楞台附近有一颗大松树，胸径有60多公分，可以截4段，约有6立万米木材，伐倒截断可直接归楞，我就和另一个同志拉锯把它伐倒。树倒时，树尖一着地，树头突然向我横摆过来！我毫无准备，本能地用双手一推，弯腰一躬身子，被打出一丈多远，可幸没有被树压着，又躲过了一难！像这样惊险，我一生经历过十多次！每次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但每次都化险为夷了。在此就不赘述了。我安慰自己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只不过是个自我安慰而已，工作还要继续。

　　一连的故事（二十）挠力河上打鱼

下山以后，还是二月份。要四月份才化冻，除多数人在队里备耕外，队里组织两个小组去打鱼，企图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由付队长李仲坤领一个小组去四分场（雁窩岛）。由我带一个小组去五分场。李仲坤领到口粮后，想到去外打鱼时，总得留人看家作饭，他怕留下的人偷吃粮食，就找到半袋子小米谷糠和粮食拌在一起，到达四分场的第二天晚，一个叫廖益钧的小伙子忽然在外面大叫：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啊哟！拉不出大便了啊！李仲坤说你用手抠呀！廖又喊：不行啊，滿手都是血，好痛呀！抠不出来呀！其他的人也都有便秘现象，无可奈何，李仲坤只好带着自己的人回生产队了。我带的这个组，有霍自强、姜秀凱、林光华、王永泽共5人。到达靠近挠力河打鱼队最近畜牧队，想在那里住下，畜收队的领导不准我们住，我又跑到五分场部找到金书记开了个条，来回走了70里路，队里才让我们在一个没门没窗户的破屋子里安下。我们就用麻袋挂在门窗上，还拣了几块破土坏壘了个灶，在我去五分场部时他们在挠力河的冰面上拣到一些打鱼队不要的小鱼做菜，煮了点稀粥，吃了顿晚飯，就割些干草铺在废弃已久的土炕上，在寒风凛冽的黑夜里，缩成一团也睡觉了，第二天起床，嘴角边还结着一块冰。北方的鱼，有一个生活规律，叫七上八下九归窝。就是七月份向上游，八月份向下游，九月份就会聚集在水深的河段不动了，准备越冬。五分场的专业打鱼队冬天打鱼时，看好一个河段后，就用冰穿（一种上方下尖的铁锥，约五十斤重，两人抬着往下扎冰的工具）扎开一个大坑，把冰块陶尽就下网。然后分左右两边，每隔二十公尺左右各扎一个小洞，最后再扎个大坑是收网的地方。下网以后，用长竹片将网纲绳顺各小洞逐个向前递，带动鱼网向前拖，到达起网的大坑时收网拣鱼。他们下一次网要一天的时间。碰得好，一网就能打到一万多斤鱼，少时也有千多斤鱼。我们只能在那没下过网的河段拣漏。估计哪个地方可能水较深，就在那里用镐头挖个洞，用带长柄的网兜在冰洞里陶魚。河上的冰层有一米多厚且坚硬无比，要是不卯足劲，一镐头下去，在冰上只现出一个白点而已。把冰块刨下来，还得不断用铁锹把清理出来。通常打通一个冰窟窿要三个小时，还得累得满头大汗。要是选的地方不好，可能一个鱼都掏不到。要是碰上鱼窝子，那鱼在冰下闷了几个月，一旦见到阳光和新鲜空气，就都争着向冰窟窿游来，你只忙不迭地用网兜掏鱼就行了！有时会一下掏到几麻袋鱼。第一天我们也掏到一麻袋多鱼，大家无比高兴地拖着鱼往回走，心里想的是今晚起码不会挨饿了。

　　一连的故事（二十一）差一点儿我就冻死在路上了

可回家一看，顿时儍眼了，那个看家做饭的王永泽，捡好做饭的烧柴后，就跑到一家隣居烤火去了。畜牧队的那些猪，荒年也没有饲料喂，整天放到外面吃河面上不要的小鱼，野性十足，鼻子也持灵，成群地从窗口窜进我们的住房，把我们的粮食和盐都吃掉了，还钻到我们的被子里睡觉，被子上粘满了猪屎和猪尿！真令人哭笑不得，天寒地冻的又没有水洗，洗了也不干，怎么睡觉啊！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用草擦擦被子上的猪屎，在火上烤一烤，我们就盖着猪屎臭味的被子睡觉了。古话说得好人只有享不了的福就没有受不了罪！我们向副业队的打鱼组借了一斤粮食，给姜秀凯吃了让他回生产队汇报求援。其他的人就吃没盐的清炖鱼继续下河打鱼。第二天，姜秀凯空着手回来了，队里说：鱼没打到又出问题，不要打了，都给我回来！这三天边打边吃，还剩下一袋鱼。第四天，我只好煮鱼吃饱了一起回队去。可那清炖鱼一点油盐都没有，连煮了三锅都吃不飽，眼看就十点多了。大家说：五分场场部有一个小饭馆卖清炖鱼，有盐好吃一些，不如到那里去吃一顿再走回去。至于做饭的锅和铁锹镐头等工具，是必须带回去的，不然无法交待。那一袋鱼带不动就不要了，后来的遭际证明这一想法大错特错了。到达五分场场部后，那天正是星期天，小饭馆不开门！倒霉的事一连串都摊上了，后悔没有带上那些鱼。从畜牧队到五分场部，走了三十里路，回到一队还要走一百里，我叫他们走得动的，在前面走，尽快赶回一队去，我自己用小爬犁带着被包和工具，在后面押阵。途中要走七十多里的山路，那时什么妖魔鬼怪和野兽都不怕了，就怕锇死在路上。好不容易走到五队和一分场部中问一块开阔地，实在太累了，就坐在爬犁上休息，一会儿就睡去了。等冻醒后又继续走。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又看见已经过去的那座小桥了。原来我转向了，真倒霉！又掉过头来走，走到二队的前面，实在走不动了，又坐在爬犁上休息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太阳巳经高高地挂在天空，大概上午十点多了。再站起来艰难地走回了一队。我到一个老职工的家在后屋躺下后，心想，我还真走运，天气睛朗，要是碰上刮烟泡，那岂不是和傅永阶一样，冻死在路上了么！要真那样，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这个人，不管遇到什么倒霉事都不会流泪，但这次想到老婆孩子没有我的处境后心里真是酸酸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

　　一连的故事（二十二）困难年代的最原始生活方式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真像回到了原始的洪荒年代。除了不完整的拖拉机康拜因这些现代生产机械以外，我们也同时用过刀耕火种方式和简单的镰刀锄头播种收割。住过帐篷和不遮风雨的马架子，住过地窖，体会过原始人的穴居生活。每天面对莽莽无际草原和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有的是干不完的活、流不尽的汗和出不完的力。每人每年三尺布票，只够做个裤衩用，衬衣领子破了，就剪下衬衣的下摆来补，而且是补丁摞补丁的补，缝缝补补又三年！北大荒五件宝：镰刀、铁锹、斧头、锄头、破棉袄。破棉袄可真是个宝呀！不管怎么破怎么脏，冬天能御寒，夏天能隔湿。夏天的早上门也挺凉，披着破棉袄，走到地里，脱掉往地头一扔，中午小憩时，还可裹着身子在地上睡一会，下雨下雪刮风都能挡雨挡雪又挡风！收工回到家时，就脱下放在门外，因太脏太油不能入室了。农场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没有工资发了，直到一九六三年形式好转了才补发了工资。没有了货币的流行，商店也空空如也，只有三样商品是不能少的。那就是狗皮帽、手闷子、毡胶鞋。缺了这三样人在东北那样的酷寒里就会冻掉耳朵、手指和脚趾的！要买这些商品就只好向生产队借钱购买。洗衣服的肥皂没有，就用草木灰代替，利用草木灰的碱性去污。要刷牙没有牙膏，连盐水也没有。洗脸就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黑不溜秋的毛巾随便擦两下眼睛了事。有时在山上几个月也不洗脸不刷牙。身上的虱子成串，尤其是一些机务人员，全身黑得油光铮亮，脸也是黑红黑红，衬托得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炯炯发光的，别具风格。每天出门上班，腰上都得栓着一根草绳，既可为公家干活用，也可以在收工时，捆点豆秸柴草之类的燃料回家。有的人没有被子盖，就把两个麻袋的一边拆开再用拆下的麻线缝接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麻袋然后装满乌拉草当被子盖！吃的就不能提了，提起就有眼热的感觉。很多人晚上上夜班给公家干活，白天就上南山拉烧柴，累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成年累月地冒着风雨冰雪苦战，却从来不生病。我那时真想大病一场，因为可以趁机休息一下，那才是福气呢！而今天我们生活在富裕的大城市里，医院门口早晨五点就有好多人排队等着挂号，晚去了往往挂不上号。病人那么多，百思也想不明白原由？

　　一连的故事（二十三）灾后恢复生产逐步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

一九六一年春天，粮食标准依然很低，恢复生产困难重重。队里考虑机务人员是生产的主力军，必须充分发挥机械的作用，就设法改善机务人员的生活。当时找了一个叫莫殿章的老头，每天晚上偷偷地牵一匹马，用石磨磨小麦面粉，保证每个机务人员的午餐和夜班饭有一个油煎饼吃。因此春天的翻地耙地和播种都很顺利地完成了。我们这些普通农工，虽然体力消耗比机务人员更大，但仍然吃不飽。有一次我领着全排清理地号时，惊奇地发现地里有一堆玉米棒用玉米杆盖着，在上一年秋收时漏装车了。当时的付队长刘德升知道后，显得很紧张，气呼呼地要我们上交。我当时想，既然队里可以偷偷地为机务人员改善生活，我们普通农工，工作那么艰苦，拣到一堆漏装在地里的玉米棒，又不是偷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自作主张，将那堆玉米和大家分了。我自己也分到半麻袋。如若我要不分一份，大家也不敢要。队里可能考虑到生产的需要，没有追究。我们有了这些玉米来补充粮食的不足，干活就有力气了。不但在平整土地时争先恐后，还在一些小块土地上，用人工拖播种方式播种，补充了机械力量的不足。我自己确实在前两年饿怕了，就利用早晚时间，在单身宿舍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刨了好多坑，点播了南瓜玉米，还种了两分地的土豆。到夏天我就有南瓜吃了。到秋天还收获了二百多个南瓜和一麻袋土豆，放在单身宿舍的顶棚上，虽然经常有人偷我的南瓜吃。我也不在意，一直吃到一九六二年初我请假回广州探亲时还没有吃完，我就不要了，让他们吃去。这一年农场和生产队都丰收了。经济有所好转，到一九六二年春天，中央开过了八千人大会，王震部长又来到八五三农场，在开干部会议时，有一个生产队长汇报说：他们队干劲很大，每天劳动14～15个小时。王部长当场发火说他“混蛋，这么干要把我的垦荒战士都累死呀！”从此以后在农场除了夏锄、麦收、秋收突击以外，平时的作息时间依照日出日落为准，可以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了。到一九六三年，农场补发了拖欠多年的工资。而且农场上交的商品粮多，每人都分到五六十公尺布票，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年中央农垦部召开了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一队是八五三农场的模范单位，由队长冯立身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央首长有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邓小平总书记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照相留念。冯立身队长正好站在周总理的后面，还奖励了一个会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钟座。大家都欢天喜地过上好日子了。后来王震部长因胃溃疡开刀，由萧克代部长。肖部长在垦区建了一批机械化生产队，一队新增了两台东方红拖拉机，一台自动收割机，实行了标准化作业。一队还建了一座烘干培和一个晒场活动棚，一个昼夜可烘干60吨小麦或玉米，大大减少了麦收和秋收的压力。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奖金，冬天有了烤火费。外地人到农场来，见到农场人吃的大白面馒头，都很惊奇又羡慕。一队又和大河镇协作，在机械有空闲时，派拖拉机帮大河镇开荒，大河镇则派人到一队帮助托坯盖房。我们才有了用土坯垒墙，铁皮盖顶的第三代住房。经过几年的努力，土地也平整连片定型了，逐步实现了机械化的较正规的生产常态。这个过程从1956年春天建点开始算起用了七年时间，我们高炮五三五团来农场也有整整五年时间。在这五年里我吃了我人生中大多数的苦，经历了我人生中大多数的难！

　　一连的故事（二十四）第一次探亲的艰难之旅

到一九六二年初灾年已过，生活有了初步改善，我们夫妻己分居三年多，我的第一个孩子于一九五九年出生，一九六零年不幸患小孩麻痺症。在当时那种因难情况下，我无法关顾，以致孩子得不到及时治疗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农场情况好转了一点，我就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准备回家。农场仍然没有发工资，我就向分场财务借了三百元钱。场里也没有全国通用粮票，遗憾地只领到30斤黑龙江省的地方粮票。当时我战友林楚翘在分场部开饭馆，我在饭馆买了50斤油炸狗鱼，也帮林楚翘往家里带了40斤，还带着一床棉被和一些大豆衣物共一百多斤上路了。我拖着一个小爬犁走到总场汽车队一看，汽车队办公室里己坐满了等待搭车回家的人，我也只好无奈地加入等待队伍。等到夜十二点时，那些等车的人都陆续回家了。这时一辆油罐车要去迎春，我有幸搭上油罐车上路了。车开行到853农场的南风岭时，天变了开始刮起白毛烟泡。道路被积雪堵塞不能走了。车在寒风中等待了半夜，第二天上午才被852农场的拖拉机拖出积雪地段，于傍晚到达迎春，总算赶上了到密山的那趟简便火车。到站后再从密山乘普快到牡丹江，在牡丹江只买了到北京的普快，以为到北京可以买到直达广州的特快。可到北京后，直达广州的车票一个礼拜以内的票都满了。住在旅馆里没有通用粮票，肚子都饿扁了。只好再到车站看看，有没有退票的，结果买到一张到洛阳的退票，总算上车后可以买到一盒不要粮票的饭吃了。到郑州下车后，又饿着肚子排了大半天的队才买到一张到汉口的慢车票。到汉口后又只能买到一张到衡阳的慢车票。在汉口排队侯车时，一开始是站两行，到最后变成了十多行。一开闸门，不等验票，大家就疯狂地向里冲，我扛着一百多斤的行李，竟然双脚不着地地被抬着走，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被冲散了，小女孩淹没在人群中不见了。那个女人疯狂地喊叫着，也于事无补。谁也不知那个小女孩有没有被踩死。挤到前面一个较窄狭的地段时，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一直站十几个小时到达衡阳。下车后，我买到第三天的到广州的车票后，就坐渡船过湘江准备去见一见堂兄。扛着一百多斤的行李向西边问边地走二十多里路，才在市郊湖南干部文化学校找到我那个在该校教书的堂兄吴洋清。当年我俩一起参军，从一九五零年在汉口分道扬镳后已过了整整十二年。兄弟久别，灾后重逢，感慨万千，胸涛如泉涌。第三天我坐车经一天一夜到达广州。本来只用四天就可到家的，我却经过十多天的苦战才到家。到家后，见到我三岁多的儿子样子很精神，可双脚却不能走路了，感到特别心痛！夫妻相聚，经过那么多的苦难和灾荒，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难以表达！住了几天后，我去到以前的高炮团看看，团长政委参谋长都换新人了，很多人都升职升级了。我想要部队为我换点通用糧票，那个新上任的后勤处长却不同意，政治处主任是原二营的教导员，找他帮忙也推脱。高炮团对我来说己物是人非索然无味了。最后只有干部助理员金朝汉肯帮我，我用十斤黑龙江地方粮票换了他的十斤全国通用糧票，因为他不久后要到黑龙江省853农场为几个干部甄别平反。我哥哥曾给我来信说：离家十三年了机会难得，要我趁机回湖南老家团聚。我觉得义不容辞，又买票回湖南老家，经半天一夜到达长沙，又连夜渡过湘江，天亮到汽车站买票，只买到第二天到宁乡的票，在旅馆住了一天一夜。因我只带了两斤通用粮票，所一天只吃了一顿饭，肚子饿得咕咕叫。第二天到达宁乡县城，宁乡到黄材有120里路程，只有一次班车，可车站里己站满了几百人。我没有办法，下午5点钟我就死死地坐在售票口，等待第二天7点钟买票。到第二天6点多时，大家都猛向售票口挤，我就叉开两脚，双手死死地抓住窗口，费尽全身力气满头大汗才买到一张票。上车后，车开行出十多里后，那烧木炭的车就出毛病不走了，司机下车找到一部单车骑回去取零件又耽误了半天，到晚上才到达黄材。从黄材到我老家还有120里路程必须步行。我身上还有一斤糧票，当晚吃掉4两，剩下6两明早吃了赶路。我以每小时15里的速度走了60里路到达宁乡巷子口，双脚都磨出了血泡，钻心地痛。我只好放慢速度，慢慢地忍痛前行，既累又饿，最后60里竟用了10个小时才艰难地挣扎到了家。我一到家，几个侄女女同时欢呼跳跃！接着几天，很多老前辈和童年伙伴都来看我。我大姐二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热情地招待我。那时农村因缺粮都不养鸡了，改养兔子因为兔子只吃草即可长大。所以她们都杀兔子来招待我。我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回家与亲人见见面，两袖清风，感到非常惭愧。虽然从农扬借了三百元钱，来回路费就花掉一半。农场几年没发工资了，我一直没给我爱人寄钱，她还是一个学徒工，一个月三十多元工资，一九六零年小孩得小儿麻痺症花掉好多钱，这次我不得不留点钱给她。所以我回湖南就没有钱了。我姑母家，以前有好几个表兄弟表姐妹，我在家读书时，每年寒暑假都去她家住一段时间的，现在她家的孩子都参军参干各奔前程去了。留下她孤単单地在家，我也没脸空手去看她。我有一个舅舅是农村的郎中（中医），以前我们家人有病了，都请他来医治的，如今我也没法去看望他。我走了以后，听说他（她）两家都有怨言。等到再过18年我第二次返乡时，他们两位都已经辞世了。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还有一个堂伯，他儿子也六十岁了，两人都单身，把家仅有的一只母鸡杀了请我吃饭，我感到无比难过……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远亲，家里仅有一离了婚有神经病的女儿。他把住房上的瓦都卖掉了，说是活一天算一天，见到这么凄涼的情景，我的眼泪怎么都忍不住往下掉，可我也没有能力帮他。当时我哥哥在梅城镇安化一中教书，我嫂子也在农村教小学，工资都不高。家里有五个女几，加上我后母共八口之家，我只带回去一床棉被，还是我结婚时买的。梅城镇解放前是安化县城，解放后安化县又分出一个涟沰县。我曾在那里读过两年高小一年初中。所以我就去那看望我哥哥了。那里和过去没有大的变化，就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村民们正在春耕，田里蛙声一片。潺潺流淌的洢水，是我小时游泳的地方，河上燕子桥，也还是原貌。我的母校也还是旧样。见此情景，我心潮起伏，在离别时，写下了一首拙劣的七言律诗：三年灾后访梅城，四面环山不见林，母校依稀飘柳絮，洢水澶湲满旧情。下放无期心惆怅，关山万里叹归程。燕子桥前频回首，村民耕作蛙声声。随后我就要回广州了。我嫂子在家境困难的情景下，送给我90元钱和20多斤通用粮票，还有一些鸡蛋。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多么宝贵啊！我只能非常愧疚地带着亲人们的深厚情谊回广州了。这次是我堂兄金城送我到七星街，从另一条路线乘涟源钢铁公司的小火车到娄底转乘火车回广州的，比较顺利。到广州后，我想以后回到北大荒，心情一定很悲怆，就想到借读书消愁。要是买小说的话，厚厚一本小说要好多钱，看过后就不想再看，很浪费。不如买诗歌好。诗歌句子精练，意味深远，回味无穷，可反复地读。便把我嫂给我的那些钱买了楚辞唐诗宋词及一些近代名诗人的自由体诗集，还有世界名著装了满满一皮箱。后来几次探家，我又增买了许多，总共花去三百多元钱，那些我都没有来得及细读的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付之一炬了。有好多精品，现在想买也买不到了。另外林楚翘的爱人吕响仪曾与我们一起去过北大荒，她回广州生小孩后，也留在广州了。这次她要带三岁的儿子林建疆和我同路去农场探亲，我们就一起上路了。临走时我妻子到火车站送行，真是汽笛一声肠要断，想到从此天涯孤旅，万里相隔，农场经济那么困难，旅途那么艰难，我又一贫如洗，面对茫茫的世界和身世的凄凉，未来的人生道路布满了荆棘，顿时觉得别样，的心酸和无奈。因而写下了一首虞美人词.别妻：久别重逢百感交，已是归期到。我今再去莫倚门，望穿南岭燕山更重重。离愁别恨知多少？火车难载了。问我再去何时还？且看长天一雁向天涯。我们一路北行，到哈尔滨时，听说前几天正是我们那路客车与货车在三棵树附近相撞，死伤一千多人，刚刚清理完毕。好险啊！我们要是早几天出发坐了那路车，后果不堪设想。感慨自己又躲过一难！到密山后，听说垦区正化雪，道路不通。在旅馆里住了几天，十分烦恼。古人有“雪拥蓝关马不前”之句。我如今是“雪化荒原车不行”啊！想到这次割断亲情，奔向茫茫荒野，心如死灰，别样伤感。又信手写下一首菩萨蛮词.北返：别偶抛雏奔荒极，心挂楚山还思粤。此事再难禁，灵体两分奔。前路满眼雪，心酸肠百结。何日再回程？山水万重重。后来觉得老住在那里也不是办法，又坐上了去迎春的简便火车，到达虎林附近时，火车突然猛烈跳动，把人都要抛起来了。要不是抱着小建疆，我都要跳车了。幸亏停住了，是火车出轨了。没有伤到人。可当天不能走了，要用吊车吊好后，第二天才能走。大家都下车找地方住。迎春就一个旅店，我们一问，旅馆不接散客，说他们直只接待公干旅客，不收普通客人的。没有办，只好先去饭店吃饭再说，一到饭店，正好碰到一个熟人李汉文。他原是我们高砲闭汽车修理所所长。现在安达市一个汽车队任政治指导员，因公出差来虎林，他已在旅店订好一间房子了。我们吃完饭又回到旅店，找到旅店的领导，谎称小吕是我们分场一个副场长的爱人，刚从广州来农场探亲，正带着小孩，遇到车祸，李愿将房子让给她住。说尽了好话。才让小吕住下，我和李汉文便在旅店的顶棚上开地铺睡了一晚。第二天要走时，发现小建疆撒夜尿把被褥尿湿一大片。我叫小吕用被子掩盖。谁让他们不接待我们的，让他们公干去。火车厢被吊车吊上轨道后，我们又乘上车到了迎春。听说迎春到853农场己有好多天不通车了。迎春的客栈是没有房子住的，旅客都在候车大厅的地上铺下随身带着的行李不论男女老小，一个靠一个地睡觉。那里己挤满了人，狼狈不堪。只好耐心等待。突然有一辆外地的货车说要闯853去。我手急眼快，迅速把行李搬上车，把小吕和小建疆也拉上车去。其他的人得信后也都急忙往车上爬，直到挤满为止。我用大衣服裹着小建疆，在冷风吹拂的车上过了一夜，到第二天黄昏才到达853总场，我把两个皮箱寄放到良种队一熟人家，赶到总场部时，小吕和小建疆也下车了。那时，总场正开干部大会，旅馆住满了人。我挑着行李，小吕背着小孩走路时，路上有半尺深的烂泥巴。把小吕的鞋粘掉了。小吕就大哭起来。我挑着行李又没地方放得。便拉住她让她提着鞋光脚走出那段泥路。带她到小青山顶农机校事务长唐忠智家安下了。我则找到在农机校学习的吴世彩一起凑合一晚，并吃了顿饭。第二天正好碰到一分场场部的魏庭芳，告诉他小建疆是林楚翘的儿子后，他背起小孩就走。我挑着行李和小吕紧跟其后向一分场走去。在东开团那一段路上，两边的积雪有一人多高，中间的路上有半尺深的雪水，冻得脚都麻木了，好不容易走到分场饭馆，把小吕小建疆交给林楚翘后，我就步行回一队了。这次回广州探亲，我请一个月的假，在路上就耗掉二十多天，加上回湖南，超假一个月，我向队里说明情况后，队领导也没有批评我，但扣掉一个月的工资。以后我又回广州九次，每次都像参加一场战斗。特别是红卫兵串连时，但比起这次还不算苦，就不说了。行回一队了。这次回广州探亲，我请一个月的假，在路上就耗掉二十多天，加上回湖南，超假一个月，我向队里说明情况后，队领导也没有批评我，但扣掉一个月的工资。以后我又回广州九次，每次都像参加一场战斗。特别是红卫兵串连时，但比起这次还不算苦，就不说了。

　　一连的故事（二十五）二号地里打黑熊下面讲一个轻松的故事。

一九六四年秋，一只大黑熊跑到二号地里吃大豆。被畜牧排在西草甸子放马的放牧员发现了，他就骑着马回来报信。我就跑到指导员佟书田家，把队里仅有的一支又老又旧的七九步枪扛着去了二号地。当时地里的大豆有近一米高，看不到躺在豆地的黑熊在那里。那个放牧员就骑在马上给我指示目标。当我走到距离约50米时，那黑熊跳来就跑，我跟就是一枪，打中它的后跨。但没打中要害。跑了一段又趴下了。我端枪再接近到10米时，端枪射击，可枪都不击发，吓得我赶快向回跑。李跃珍跑过来说给我打，他一打就打响了，但没打中目标。刘成喜又接过枪来打了一枪，也没打中。李云集又接过枪来打，结果又不击发，打不响。这时黑熊跑到了已经收割了小麦的一号地。生产队里来看热闹的人远远地围了一大圈。刘怀兰拿看个4齿叉子冒冒失失地上去打了一叉子，那黑熊回身就向他扑去，刘一步都没动就躺倒在地上了。黑熊骑在他身上，嗷嗷叫了两声。当时我以为刘怀兰这下完了。但我当时手无寸铁只能干着急。忽然林光华用铁锹上前捅了熊屁股一下就跑，那黑熊回过身来要咬林光华时，刘怀兰就逃脱了。原来他一点都没有被伤到。那熊一掌拍下去时，竟没有拍到他的脸，而拍在他脸边的地上。我看到他脸都吓白了。后来回到家里，被他老婆臭骂了一大顿。大家风趣地说：老刘不怕黑熊，就怕河东狮吼！那黑熊后来被李云集用猎枪对着脑袋连打十几枪才打死。伙房的张云庭把它扛回去给大家做一顿熊肉吃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支枪有跟机的毛病。就是推枪栓推得快时，撞针也跟着击出了。再扣板机就不击发了。要慢慢地推枪栓才不跟机。我和李云集都推枪栓快了，所以打不响。我们以前从未没用过那么旧的枪，哪知道枪会有那种毛病呢！那次真的是很危险！

　　一连的故事（二十六）去北京接奶牛

一九六五年春，上级从北京红星农场调拨一批奶牛给853农场，由总场组织一个接牛队奔赴北京，一分场派出6个人，以我为班长，包括刘怀兰，扬荣天，赵延龄，还有畜牧队两个人。我们出发前，己有总场畜牧科的范而正先去联系了火车皮，约定红星农场负责把牛赶到北京郊区约定的一个小站，至于如何把牛运到火车站不由我方负责。那天红星农场那些赶牛的，个个骑着大洋马，挥舞着皮鞭，很威武很专业地把牛赶到了车站，而我们这个班，除畜牧队二人外，我们一队的几个人都是外行。总共400多头牛，应分给一分场100多头和三个装牛的闷罐车。我就急着去抓牛上车，没想到牛都只有一个特性，只要为头牛的牛向前走，其余的牛都会争先恐后地紧跟着。当前面的去路被堵住时，后面的牛不知情，还不断地向前拥挤，我当时就被挤在牛群中动弹不得。幸亏我在部队学过单双杠，体能较好，情急之下，用手往牛背上一按，就站到牛背上了。不然，非被挤死不可。后来红星在场的人告诉我们：只要去把头牛拉上车，其他的牛都能很顺利地赶上车的。我们照做了，果然很顺利。牛上车后，就在闷罐车的车门处，用木条间隔出每两公尺长为一段，是为一头牛的生活空间。在食槽里装满稻草，往水槽里注满水。每个闷罐车箱有两个人跟车，就睡在储备稻草上。火车缓缓地向北开去，每到一站，我们都要下车去往车上补草补水。同时用出差费买了些面包充饥。大概过了6天，火车终于抵达迎春车站。便把牛放下车去。那些牛被关了那么多天，一放出来就像囚犯出牢笼一样，立着尾巴向四处猛跑，左冲右突！我们被眼前景象惊到了也猛跑起来着左堵右堵，速度像万米赛跑一样，追赶了约三四里路。牛也累得直喘粗气跑不动了，我们更是上气不接下气了。便休息了一下稍稍喘口气，才牵着头牛上路，其他的牛也紧跟其后上路了。我们是边放牧边走路，白天跟牛一起走路，晚上还要给牛一站岗。一怕被狼咬，二怕和其他分场的牛群混了群。我们押运班分成两个组，一组值班，一组找地方迷糊一会儿。路上有两头母牛产崽，我们又留下两个人看管，并向分场打电话，要求派车把母牛和崽牛接走。从迎春到生产队有180里路，我们经过三天两夜的跋涉，终于把牛赶到了一队。然后由分场分给了各生产队。由于农场的人不像城市人一样喜欢喝牛奶，牛奶只能卖5分钱斤，没有销路。再就是农场也没有专门的饲料喂养，慢慢的奶牛产奶也少了，后来奶牛就被逐渐淘汰了。

　　一连的故事（二十七）853了农场第一次筹建临时飞机场

一九六四年，农场要租民用飞机来给农作物喷洒农药，需要建一个临时飞机场。这项工作本应由总场农业科负责的。但农业科那些农业技术员多是从大学毕业后分配来农场的时间都不长，各有各的专业，对筹建临时机场，谁都不懂也不愿承担责任。于是想从下面找人来干，农业科是没有权力抽调下面的在职干部的，所在开业务会时，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当时一分场的农业技术员欧志明就在会上说：我们一队有个劳动干部吴寿前，调他来临时做这个工作是可以的。我接到通知后考虑了一下，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我读书的小镇上建过一个临时机场，不过就是一条起降飞机的跑道而已。农场有一望无际的平整土地，建个机场有什么难的，就答应去了。总场里决定在良种队的一块地上建机场，我就根据机场的长度和宽度量好后插上标杆，通过农业科派良种队的拖拉机拉着镇压器把机场压实，场部又组织机关干部义务劳动，挖好机场四周的排水沟，临时机场就成了。可机场的一些设备就比较棘手了。一是配农药要有一个大木槽。二是派汽车拉水要在小青河边安装水泵往车里泵水。机场也需安装一台水泵往飞机上泵农药水。机场要设一个帐篷，里面搭上床铺上铺板，好让工作人员和机关干部休息。我通过计划科到三分场提来了一个帐篷，把它支起在机场旁，但没有木工没有木料，也没有加工场地，没办法给床铺木板。调药的木槽也一样没办法搞。通过物资科到仓库领了两个水泵。那些水泵都放在露天地里日晒雨淋多年，都生锈了，需要修理。调来了修理工，又没有修理工具、机具和材料，没法修。这些问题请示过农业付场长陆德，陆德也不知如何处理，就不表态。后来又反映到机务付场长吴信达那里。吴信达真是一个干事的人，作风很干脆，就召集场直属单位领导干部开会。在会上说明用飞机洒药施肥，是农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步骤，也等于是给农场建设大粮仓。分配由管理科负责做调药的木槽。由基建大队负责帐篷的铺板床，由电业所负责拉电线到机场和泵水站，由修配厂负责将水泵修好并派人管理使用，由汽车队派油罐车拉水。任务包干，限时完成。几个棘手问是一下子都解决了。后来飞机来了，开始了正常作业。我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就是晚上一个人在帐篷里睡觉，还要看管机场的飞机和设备。共20余天直到喷洒农药工作完工。机场距良种队大约有1000公尺，西北面是草甸子。晚上时有野狼出没。天一黑，我就把帐篷的门系得严严的，不敢出外了。帐篷里的蚊子很猖獗，我不敢点火熏蚊子只能不停地拍打。有时还听到野狼嚎叫……我就这样忍受着漫漫长夜的熬煎达20余天。直到飞机飞走后，向农业科作了交待，才回生产队了。这次我是被农业科抓了公差，真是傻蛋一个。不过我觉得吴信达是一个好领导，办事雷厉风行，干脆利落。文化大草命开始后，因为出吴信达生于地主家庭，便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打倒了。每次开大会批斗，腰弯得比谁都低，头都快接地了。我为他感到不些不平。听说文革后调国务院机关工作了，那样对吴信达来说是个更适合的工作平台。

　　一连的故事（二十八）事故多发的岁月

荒地开发建没初期，由于环境恶劣、作业粗放、生活艰难、缺乏经验、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发生事故是经常的。首先是火灾最常见，因为当年的住房都是草木结构的。铁皮烟筒又和草木结合在一起。烧火时，没有完全燃烧的一氧化炭，就附着在铁皮烟筒的内壁，形成厚厚的一层黑油炭，如遇上改善生活，或天气特冷时，烧火多了，就会烧着这些黑炭层，烟筒就会向外冒火。烟筒烧红了，就会烧着周围的草木。所以救火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初到一队后，高炮团的王全和黄思玖被调去副业队，他俩住一栋房，一场大火将两人从部队带来的那点家当烧个精光。由于火是从黄思玖那头先着起来的，公安部门还曾把黄思玖抓走。黄是个残疾军人，在淮海战役中，一颗子弹穿进了他的肺部。当时我们哪里里知道荒地的那些防火知识呢？真是很冤枉！另外公共场所常发生意外火警。一次是拖拉机在仓库旁维修保养时，一些机油柴油流在地上没清洗掉，不知什么原因着火了，火花蹿到了仓库顶后，仓库盖就着火了。幸亏发现得早，有一个人立即架梯爬上库顶，脱下棉衣把火苗盖住，随后有人递上一桶水，把火浇灭了。那是一九六零年最缺粮的时候，仓库里有上千吨粮食，很多还是留作种子用的。要是不及时扑灭，后果不堪设想！另一次是机车上的山东青年刘京礼，用一个铁皮箱盛着废汽油洗零件，他怕冷，就着铁皮箱到单身宿舍的火炉边去洗，因而引起大火，火焰直冲房顶，立即黑烟滚滚。大家逃跑都来不及，所有单身户的家当全部烧光。那正是冬天，没有了被子盖是多么的惨啊！困难时期是没有救济的。还有一次是饲养员李朝珍提着马灯在夜晚喂马时，引起火灾，把整个马棚都烧光了。只有一只大洋马挣脱缰绳逃跑出来，其他十多匹马全部烧死。为了等总场来开现场会议，烧死的马在太阳照射下曝尸数日后都发臭埋掉了。除火灾外，人身事故也频发。如驭手刘怀兰赶马车上山拉木头时因翻车受伤而死；康拜因手崔克兴捆着豆秸坐在自动康拜因的轮车盖上掉下后被压死；一九六零年年轻的四川籍康拜因手，在冬天大豆脱谷时，用烤机器的火盆炒大豆吃，他午餐又吃了一油饼。吃得太饱，又口渴猛喝水，把胃撑破而死；孙默然去水库网鱼被淹死；姜兆玉的前妻自缢而死；老铁道兵傅永阶从林区返队在路上冻饿而死；山东青年吴天暖开小差到852农场后被拖机压死。退伍军人翟保良在晒场玉米架上挂玉米时，因玉米架倒塌而被压死。伤人事故也不少。如老铁兵杨广富被扒棒机摘掉一只右手；陈烈先也被扒棒机摘去一条食指；指导员佟书田带领大家伐木时，膝盖被倒树扎伤，拄拐一年多。到齐齐哈尔找到一治伤能人治疗后，才恢复能行走功能的。一分场的场长陈广臣在坐汽车外出开会时，也因翻车扎断了一条腿。还有许多惊险的情况。如尤特兹司机漆康林开着尤特兹去拉石灰时，我派李跃珍，刘成喜跟车装运，在回队的路上，因道路不平，拖斗翻倒后倒扣在一块大石头上，他两人从石灰堆里拼命往外爬，爬了一百多米都睁不开眼。幸而身体没受伤。我自己除了前文已经说过几次险情外，还可以补充几回惊险事。一次是坐尤特兹去总场，曹卫东开车。出一队向南开到三公里半大柞树处西拐后的一条水沟处，正遇上大河镇的马车，曹卫东为避开马车而向右一拐，尤特兹就直奔水沟了，当车和水沟底倾斜90度时，我奋力一蹦，就跳到水沟对面的水稻田里了。那是冬天，稻田积满了雪而没受伤。另一次是在4号地里跟随自动康拜因大豆脱谷。我在前面用4齿叉往康拜因的收割台叉喂大豆枝时，康拜因手踩错档子，车突然向前一冲，收割台的剪刀就铲在我的小腿上，把我的小腿扎了一洞。我身子本能地避让向后倒在地里。如果向前倒，就会进收割台的滚筒而粉身碎了。还有一次是自己单独住一间房子时，炉子漏煤气，我中毒了。在昏迷中也许是求生愿望强就希里糊涂地滚到地上了。新鲜的冷空气从门缝的下面钻入房间沉在地面，热空气是轻的往上升的，我接受到新鲜的冷空气后，又慢慢地苏醒过来，顿时觉得头很痛，就努力爬到门边把门打开，有一次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在养鸡场开荒时，下班后在山上摘猴头菇。爬上一棵大柞木树，突然觉得手发软，像要抽筋一样，身子就向下滑了一公尺多，幸亏被下面的树枝挡住，没掉下去。那次还有一个副业队的张治文，他嫌大家集在起，见到猴头就会争抢，便一个单独行动了，因而迷了路，在黑夜里遇到不知是什么野兽，只听到灌木林哗啦啦响起来，他吓得拔腿就跑，把摘到的猴头也都丢掉了。跑了一整夜，到天亮后，才知道跑到五分场的地界了。于是顺着公路往回走，他到达开荒队时，我们已吃完早饭上工了。像类似的险情，我一生遇到不下十次，但每次都幸运地躲过了灾难，能活到今天，很满意了。我感恩苍天的护佑，也感恩自己平生没做过坏事。

　　一连的故事（二十九）一连杰出人物录之一——金万恒

金万恒是山东人，当兵前是汽车司机。我们初次见面是1952年初。那时我们团刚由一个步兵团改编为高炮团来到广州。我也刚从沈阳防空学校学习后回部队任作战训练参谋。金万恒所在的那个营，原来就是高炮营，是从另一个高炮团调归我团建制的。金万恒是资格很老的五连连长。那个连就部署在黄埔港后面的稻田里。主要任务是保卫黄埔港和广州市东面的防空。为构建高炮掩体，阵地上挖了好几个大水坑。连队就在那些水坑里养了许多鸭子和鱼。所以那个连队的伙食是最好的。那个连在文化整训中是模范连队，有一个叫杨万银的战士是广州防空军的典型。连队的军事训练和文娱活动也是先进单位。后来开展劳动卫国活动，广州军区又将该连定为培养典型，派出几个器械体操高手施教。培养出10多个能在单杠上打大车轮的尖子。当时国家体操队也只有那个水平。他们连的篮球队也是全团最好的，连队的战士个个生龙活虎。后来成为广州空军（空军与防空军合并后）的全面典型连队。连队除受团营领导外，金连长还要定期到广州空军政治部罗主任那里汇报工作。一个高炮连的阵地面积有100x100米大。打仗和训练时，连长站在阵地中指挥，口令必须清脆宏亮。金万恒身材高大，声音清脆有力，指挥是最出色的。当时广州空军司令员张西山少将去该连检查工作。非常赞赏他，感叹他年纪大了些，不能送军校深造了很可惜。一九五五年初，我曾因为家庭问题，下到二营当作战训练参谋。金万恒已提升为营参谋长。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半年。当时该营营长缺位。金参谋长代行营长职责，他号令严明，深受下级崇重。半年后我调回团部，金万恒也升任营长了。一九五八年春，我们同其他共34个干部一起转业下放到853农场一分场一队。金万恒曾当过一队的第一个生产队长，大概有两个月便升为分场副场长。到冬天又改任总场林业科副科长。冬天在完达山大举伐木时，他是总场伐木指挥部的总指挥。在完全缺乏经验和伐木工具落后的条件下，伐木中虽然也出了些事故，但任务却完成得很好。一九五九年金万恒任五分场党委书记，该场是我们来到农场后新建的。没有修路，我们一分场曾经派人肩杠粮食，走过100多里树林和草甸子去支援。五分场地跨挠力河，又有森林草原，是个可农林牧副鱼全面开发的好地方。初去时条件极其艰苦，金万恒是个会开荒的好角色，上任后很快打开了局面。农林牧副渔五业得到全面发展，特别是一九六零年大饥荒时，他们的打鱼队每天都能打到几千斤鱼，最多的一次，一网打了一万多斤，有力地支援了全总场度过灾荒，完成当年的备耕任务。我每次见他去总场开会经过一分场时，总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大马风驰而过。可能是一九六四年调西北林业建设兵团任一个团的团长或副团长。驻在陕西榆林，延安等地，归兰州军区领导。一九六八年，兰州军区搞出一个（苏修特务集团）案，他受到牵连，关了几年监狱。一九七一年解放出狱。据说是得了肝炎，未的到及时治疗延误了病情就去逝了。可能还不到50岁。他那样一个铁铮铮的强硬汉子，要说他皮气粗暴可能对罪一些人倒是可能的，怎么可能沾上特务的罪名呢？文化大革命中，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啊！

　　一连的故事（三十）一连杰出人物录之二——张琦

张琦曾在一队担任过副队长，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最敬佩的一个人。当年我们一同在高炮团任作战训练参谋6年，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他是河北省人，贫农出身，只读过4年小学，从小跟人闯关东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开始在建筑工地干给门窗刷油漆装玻璃等杂活。他从小爱学习，上进心强。将赚得的钱，除了作生活费用之外，主要买了书在业馀时间阅读。别人赌钱喝酒，他都避而远之。后来到麻山煤矿当了一个煤炭工人，日本投降后，煤矿停产工人失业。大概是1945年末或1946年初，国民党在牡丹江设立了一个市党部，开展党务活动。张琦那时才22岁，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了解。得知是祖国派来的机构，就抱着满腔爱国之心，跑到牡丹江国民党市党部去打听情况，说自己是麻山煤矿的工人，问什么时候能开工生产。市党部的人告诉他，说他们很快就会来接收煤矿，要他回去告诉大家，不要走散了，等待开工。张琦说：人家能相信我吗？国民党市党部正要在那找一人带领发展组织，扩大势力，见张琦能说会道，很机灵的一个年轻人，当即写了一个委任状，委派张琦为驻麻山煤矿宣抚委员。张琦拿着委任状回到他舅舅家，他舅舅对他说：现在每晚都有大批大批的解放军经过，他国民党只是一个临时派出机构，不可靠。千万不要干。他便把那个委任状烧了。这件事，他当时觉得无关紧要，没有放在心上。岂知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来成了他一生进步的拦路虎，并为此吃尽了苦头，每次运动一来，都是这个永远无法洗涤掉耻辱牽累到他。以后不久他就参加了解放军。光复前，东北地区文化教育特别落后，全东北只有一所沈阳师范大学，黑龙江省才有一所国民高等学校（4年制中学）。各县市只有小学，多数人都是文盲。张琦凭那点文化水平，加上能说会道，很快就当了一个团的民运干事。在扩军招兵时，他招了一个连的新兵，就当了新兵连的连长。这个新兵连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就担负了剿匪的任务。那里有一股以谢文东为首的顽匪，原来是东北抗联的一支部队，后来投降了日本，日本投降后就成了土匪。张琦本身就缺乏作战经验，带的又是新兵，哪里是那帮顽匪的对手？一仗下来，打得只剰下32人。后来为建立筑固的根据地，张琦又转到地方，成了《合江日报》的编辑。到大反攻的时期，张琦又转到部队，成了一个师的作战参谋。那个师的师长刘子奇是一个老资格的师长，张琦作为作战参谋，背着一捆地图跟着老师长从东北一直打到湖南。那个师就改成了郴州军分区。以后刘子奇升任湖南省军区兼十二兵团参谋长。又把张琦带到湖南省军区当军务参谋。一九五一年干部评级时，张琦评为副营级。接着开展镇反运动。张琦便把他曾被国民党委派为麻山煤矿宣抚委员一事交待清楚。经调查敌伪档案。确有张琦为麻山煤矿宣抚委员的底案。但在麻山煤矿没有活动，与张琦自己的交待一致，就没有给处分，但副营级待遇没有批。并下放到军区独立九团任训练参谋。随独立九团改编为高炮五三五团一起来到广州。我也于1952干初从沈阳防空学校结业后回团里，知道有一个从湖南军区下放来的老参谋，既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非常高兴，以后就在一起工作了。团里首长见张琦政治理论水平高，文案工作很出色，工作经验丰富，又有六年的连职经历，就准备提升他为副营级参谋。我们司令部讨论后给他作的鉴定也很好。但到党支部讨论时，有两个支委以他的历史问题为由极力反对而作罢。到1955年肃反运动时，又把他的历史问题翻出来，不但是团，还是广州空军的重点审查对象。广州空军政委在肃反动员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团里也开大会声讨。经长达一个多月的开会审查和外调，没有发现新的问题。一直工作到1958年，在反右倾大胆提拔干部期间，他也没有提拔，当了十二年的连级干部，最后转业下放到853农场一分场一队当农工。到一队后没几天又当了生产副队长。随后调二队当队长。1958年秋天，分场把生产队的拖拉机康拜因集中成立机械队，张琦又被任命为机械队队长。一九五九年，机械仍然分配回各生产队。张琦又被任命为分场专管机务的副厂长多年。后调总场计划科任副科长、科长。到文化大革命时，又把他的历史问题翻出来，挂着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批斗游街。还挨过好多大耳光。被下放到四分场养马，后来又去建扬水站。农垦局改为兵团后，又回到21团部成为团长政委的顾问。兵团撤消后，当过853农场计划科长，后来在红兴隆管理局任副处长直至离休。张琦有几个突出的优良品质，令我终身敬佩。一是对党的绝对忠诚。在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被审查时，从来没有表现不滿，没有讲过怪话。1955年肃反时，群众见了他都不和他说话，政治上的压力山大，他都泰然自若，毫无怨言，老实接受党的审查。休息时间还领着小孩，提着水桶手持火钳，去纺织厂边的小河沟抓螃蟹。二是从不计较地位待遇。从参军当民运干事的连级待遇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30年没提级（1963年由19级提为18级。是军事干部转地方工作都要提一级的。因军队有军龄补肋，而地方没有工龄补助，为不减少收入而提一级是忙惯例。一九五八年大规模转业下放时没提，所以一九六三年补办了。工资并不比转业前高）在部队时，就有许多他的兵成了他的上级，他也毫不计较仍然競競业业地作好他的本职工作。三是佩服他契而不舍、与时俱进的学习钻硏精神。一个只上过4年小学的人，成了《合江日报》的编辑，真的是奇迹！他到高炮五三五团时，起草的文件，原则性和罗辑性都很强，标点符号也很准确，说得上是滴水不漏，他的一手行书字也很流畅漂亮。我这个高中生和他比，就显得稚嫩而相形见拙。我曾在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过一年，又在中南军区参谋训结队受过一年的军事和参谋业务训练。还在沈阳防空学校接受过战术技术训练。但工作起来，仍然感到很吃力。处理一些复杂情况时常感到棘手。张琦从来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尤其是高射炮兵，是打飞机的，是高科技兵种，有精密的指挥仪、测高机、雷达、有线无线通讥设备、战斗序列图、远方侦探图、拦阻射击器具等都很精密复杂，他都能很快掌握，熟练运用。有些新的科目和演习，很难处理，他都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很轻松地处理，园满完成任务。来到农场后，农业机械如拖拉机、康拜因、各种配套农机具，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当机务队长后，很快就熟悉了，管理得井井有条。当分场的机务副场长后，更成了机务上的权威。当总场的计划科长后，很快对全场各年的生产，经济数字和各分场情况了如指掌。总场的一些重要文件，往往都要他起草。农场召开各种专业性的会议，往往也叫他参加。场长马继常，常务副场长吴信过下去召开各种现场会议，经常也带他去，叫他在会上讲一讲。他不用准备，就能讲出一套套新颖而实用的办法来。像仓库管理这样的会议。要求五五摆放，过目知数，帐物卡三一制等，都融合着他的智慧。成立兵团后，作团领导的顾问，经常陪团长政委下基层，成了团领导的一本活字典。四是敬佩他的政治原则性和敏锐的欢察分析能力。在部队大鸣大放时，大家都说工农收入差别大，他不认同，在大辯论时，他说你说的那种情况我没有看见，你讲的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中央首长刘少奇周总理的话。那些划定一个圈子让他让他钻的人，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些带头鸣放的积极分子后来却受了处分。在文化大革命时，一队派了我和另外两人去总场调查了解两派情况，他们两个都没有文化，和工农总部的人一接触，就一拍即合。跟定工农总部了。我则主张跟多数派红色造反者总部。并引领一队大多数人走对了路。这要归功于张琦帮我作了有理有益的分析判断！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对我说：他的思想也不通了。怎么革命早的老干部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却革出一个（女皇丿来了！五是我佩服他的活动能力。在部队时，不管多大首长下来问他什么，他都对答如流。到连队也能和战士打成一片。只要一下去就能发现问题，并向部队领导提出改进意见，都能使人口服心服。在农场当计划科长时，有些建设项目，如兴建面粉厂等，要跑到上级机关去要钢筋水泥等，有些甚至要省里去批复，他都能如愿以尝地完成任务。六是佩服他朴实的生活作风和永不变色的共产党员本色。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七口之家，岳母都来长住。家乡亲戚朋友的子弟来投他门下，他都热情招待，他从不赴宴，也不请客送礼，别人请他办事，也绝对不收礼物，他一辈子除了抽点烟以外，不知什么叫享受。由于日夜不停地用心工作，身体终于垮下来了。离休后没几年就与世长辞了，也就六十岁出头罢了。张琦是一个背看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赤胆忠心奋战的共产党员，如果没有那个包袱的赘累，在部队大胆破格提拔干部的当年，张琦当个师或军的参谋长不但可能，而且一定很称职的！就是转业到地方，也是前途无量的。可惜一个英才被当年一次幼稚无知的盲目行为毁了。但终其一生，依然显示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本色，张琦的一生是赤胆忠心、艰苦扑素的一生，是与时俱进、不断进取、英勇奋斗的一生。我和张琦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在我离开853农场调回广州时，他破天荒地请我吃了顿饭。还让子女上山采了蘑菇回来，餐席丰盛，战友之情，难割难分。我因而写过一次拙诗给他。《赠张琦》：革命生涯廿七春，良师益友惟张兄。粤海狂飙知劲草，关东霜雪挺青松。迷羊借问寻芳径，飘舟终得探归程。皓首南驰兄莫笑，难堪一梦负初衷。

　　一连的故事（三十一）一连杰出人物录之三——冯立身

冯立身当一队队长达七年多。包括最艰苦的三年困难年代。一队的基础是他当队长时期打好的。冯立身担任队长期间一队一直是853农场的模范队。一队的党支部是是853农场的模范党支部。一队成为853农场唯一建有烘干塔和活动晒场的生产队。冯立身参加过农垦部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和周总理、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一起拍有照片。可惜在文化革命中，因打倒刘邓陶，他大女儿见照片上有邓小平，怕被红卫兵翻出而挨斗，丢到灶膛里烧掉了，以至于都没有这张照片证明一队在冯立身领导下曾经的辉煌！农垦总局一定有，国家档案馆也一定会有！

一连的故事（三十二）一连杰出人物录之四——王全。

在一连的杰出人物中，王全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因为他是建兵团时唯一一个非现役军人的团长。在高炮535团那批转业干部中，他是唯一获得北大荒勋章的功臣。也是那批转业的老干部中惟一历经艰难而至今92岁仍然健康地生活着的德高望重的老英雄！虽然我王全都是高炮535团的战友，但我对他既熟悉又很不了解。说熟悉是因为他很有亲和力，很热情，一见面总是有说有笑。另一方面，我们从来没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过。只知道他小时侯家里很穷，冬天没有被子盖便和猪睡在一起，从猪身上取暖。1946年20岁时参军，南下行军打仗，一直从东北打到广东。打过多少仗，立过什么功我不知道。在部队文化整训时，把他送去专职文化教育单位培养，到1954年分配到高炮535团2营5连任副连长。连长是金万恒。金万恒提升为营参谋长后，王全连长。金万恒升为营长后，王全升为副营长。转业到853农场后，金万恒被任命为五分场党委书记后，王全任五分场副场长。从1954年到1965年，基本上都是金万恒的副手。1966年调良种站任站长，1968年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1团一营营长。1976年任19团团长，后来还当过发电厂厂长。离休后在广东恩平和他儿子一起生活。王全做过两件事情令我很感动。我妻子在广州，我一直想调回广州与家人团聚而未能得逞。那年他作为营长，出差去广州。便主动代表一级组织同我妻子的单位——广东拖拉机厂的组织部门和厂领导联系，想为我解决调动问题。虽然事情没办成，但我从内心很感激他。另一件是我调往广州时，经过他任团长的19团团部，在他家住了一晚。那正是秋收时节，他每晚都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睡觉，作为一个团长，他的敬业情神，真的令我敬佩敬仰。据说他现在还可以骑单车到处走。希望他能活过一百多岁。要是北大荒也能出一个百岁老人，那是多么大的奇跡啊！

　　一连的故事（三十三）一连杰出人物录之五——张绅

张绅在我们那批转业干部中，是最年轻、资历最浅的一个。但他在一队前后长过15年，是对一队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人。他1951年参军，上过朝鲜战场，当过排长。转业后被选送八一农垦大学学习，毕业后于1962年分配来一队任副队长。1965年任队长。（改兵团后为连长）1976年升任6营营长，直至退休。他当时年轻有朝气，懂农业知识，能亲自参加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心地善良。工作中碰到个别不讲理的蛮夫悍妇，他不恢心也不报复。他喜欢打蓝球，跑得很快。唱歌跳舞也能应付自如付。农闲时见了我总喜欢开玩笑，说我的爱人不来北大荒，当年一定是跳舞认识的，如今麻烦大了！不如找个我们农村的姑娘，男人到哪里她就能跟到哪里多好啊！我就说：你们农村，张家嫁到李家，李家嫁到张家，亲上加亲，是直交系。他当然知道直交系是什么意思，但他不生气。所以我愿意帮他。文化大革命以后，指道员史文正被打倒了，又没有副职干部，革命生产都由他一人拿总，整天忙得团团转。所以叫我当统计员，帮他带农工作业。我给他提的一些合理建议，一般的都接受。如当时各地号划分很不整齐，多为梯形。给翻地、播种、中耕、收割都带来很多不便，我建议重新划分地块，他接受了。我便找木工制作了个垂直体的工具丄尺。用横边与地块的边线重合一致。直线对准远方的目标。找了张德民和我一起对着目标丈量到一定距离后，插上标杆，再从地的另一头也丈量同样的距离，插上标杆。再用开沟犁开沟。使地块的两根长边线绝对平行。这样播种时，两头同时到边，无论翻地、播种、中耕、收割都方便了。我为我提议做的这一切感到欣慰。我们一队有两位工作质量极好的拖拉机驾驶员。一个是姜洪丰，另一个是李光先。他俩开车播的种，笔直笔直，形成一道整齐美丽的风景线。我也将各地块划了地图，标上各边线的长度，每天早晚丈量各班组各车组所完成的工作面积，只要在地头量量宽度就行了。晚上就可公布各班组、各车组的成绩，并向分场上报生产进度。第二件事，是那年上面号召大积肥运动。要求把所有厩肥全部送下地外，村子里的地表也要铲去一层运到地里去！我说一个生产队的耕种面积那么大，村里的地表也不见得有多肥，铲掉一层对那么大的耕地面积来说起不了多大作用。再说将来一下雨，村子里就积水，破坏了环境是大害。现在南山每年一化雪，雪水都从5、6号地倾泻而下，把肥沃的黑土层都冲跑了。不如在5、6号地的南面挖一条横沟，把南山下来的雪水截住导流到八排干。能长期保持水土不流失，比积肥効果好多了，他也按到我的建议操作了。第三是那年兵团按照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光用机械，人就变修了。反对用扒棒机收玉米，但允许用它打道。人工扒下的玉来再倒在道上。我就对张绅说：你怕他们干什么？他们那些现役军人又不能整天看着你秋收。扒棒机打道也没有规定打多宽，只要机器不坏，就一股劲地转，多转几圈人工就少扒几圈。结果一连的玉米大部份还都是扒棒机收的。一营三连的连长田景祥，是有名的田大炮。他爱出风头，每到过年时还要带看一帮女青年到总场给领导拜年。总场领导都认识他。他利用那些现役军人不懂生产，常出些歪点子，如那年冬天制化肥，他搞个群众性的制化肥运动，把化肥分到各家各户，让大家将化肥揉成小粒，放在坑上烘干。总场领就说这个方法好，就开现场会推广。我就对张绅说:机制化肥，用一台制肥机，派一个人一冬天都用不了就制完了，还用得着搞群众这动吗？那样一来，各家各户炕上都弄得骚哄哄的不值得，化肥将来还难收得回来，好多化肥会跑到各家的自留地里去了。张绅也采纳了我的建议而没有把化肥发到各家各户制肥。那些学了田大炮的，都骂他田景祥出歪招。那年秋收，田又想出馊主意，说秋收先把玉米秆全割倒，用车拉回晒场，到冬天再扒棒子。那些坐在办公室的现役军人又认为他的方法好，又在三连开现场会议堆广。我就说“现在天不冷不热玉米秆站着，正是放开手脚大干的时侯，现在不干等天冷了，冻手冻脚的到玉米秆堆里扒玉米，要比现在慢几倍，另外现在玉米秆很湿，体积和重量都是玉米棒的几倍，要有多大的运输力才能运完呀！结果我们连就没有动。其实他们三连在开完现场会后，也不那么干了。大家都骂田大炮瞎出风头害人不浅。张绅在一队虽然是拿总，但少数派一方总想法找他的麻烦，我们多数派组织经研究，决定先把他解放了再说。那天我跑到良种队，找到在那里劳动的组织科科长，说明我们一连准备解放张绅，需先看看他的档案。那个科长就派保密员同我一起回科里看了张绅的档案。他家是富裕中农，历史上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回到队里，在当天晚上召开本组织大会汇报情况后，就召开解放张绅的大会。认定张绅为革命干部，任何组织不得批斗。他当场被感动得哭了。从此给了他工作很大的支持。后来张绅当了六营营长，直到退休。退休后回了河北老家。去逝时也就70刚出头。他的大半生都競競业业地献给北大荒了。我很敬佩他。

　　一连的故事（三十四）一连杰出人物录之六——刘寅生

刘寅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主要要是早年在一队任指导员时，有男女作风问题，闹着和自己的结发妻子离婚，还打老婆影响很坏。他的大女儿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她对刘寅生说：你不是嫌我妈老吗？那我年轻，我和你登记结婚去。她硬是拉着刘寅生要到主管部门去登记结婚。她这一招，还真把刘寅生给治老实了。以后再也不敢和老婆闹离婚，不敢打老婆了。另外刘寅生这个人，很诡谲，有时他的工作手法虚虚实实，变幻莫测，使出出人意料的奇招。除了我的前文所提到的几件事情外，还有两件事情也使我大出意料。一次是我和他一起在刘少秘家喝酒吃貉子肉，吃到半途，他叫我们慢慢吃，他要去开职工大会去了。在大会上他忽然点到我的名，说当排长不来参加大会，不像话！叫我的两个班长找我去。他明明知道我在哪里，却出此一招，显显他的威风。另一次是1976年，他又回到一连来当连长兼党支部书记。临时和我住在一起，那时周总理刚去逝不久，我听说总理有几条遗囑，我们在一起谈论过。后来上面说是谣言，要严厉追查。他也在大会上作动员，态度很严肃。我当时想好了，要是追问到我，我就一口咬定是火车上听人说的。可他最后话锋一转，却说了这么一句：反正我就知道一条，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是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不是明白告诉我，我们没有谈过这个问题吗：从总体来看，刘寅生这个人的优点和成绩还是主要的，工作能力是很突出的。他善于发动群众，有很强的号召力。对歪风邪气也有很强的震慑力，每调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很快就发生明显的变化。如一九六零年初，一队的任务很重，条件很艰苦，局面很紊乱，大批人逃跑了。他一来，面貌很快改观他与冯立身密切配合，把一队建成厂一个模范生产队。那时，二队的情况也不好，分场的副场长在那里蹲过点，领导也换过几次，都没有解决问题。可是刘寅生调去当指导员后，二队变成为一个先进单位了。他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他对我说过，对有缺点错误的人，要从严教育，也要给他出路，不能一棍子打死，这就是积德。譬如老铁道兵扬广富，是拖拉机手，犯过错误，被他在大会上严厉批评，并被开除出机务队伍。事后他还是细心地作他的思想工作，并回到机务队伍。后来刘寅生去二队当指导员，扬广富也调去了二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杨广富成了死保刘寅生的二杨之一。杨广富到一队来串联时，我问他为什么要死保刘寅生？杨说，我犯错误的时侯，他严厉的教育挽救了我，现在我也要对他负责呀！1976年初刘寅生又调回一队任连长兼党支部书记。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一营分得一批刹草的农药。各单位都不要，说不知如何用法。刘寅生知道后立即全部要来，经他和农具场研究后，用汽油桶焊接作成一个撒药的农具，成功地在玉米地里喷撒了。锄草时，各连都两点钟起床突击锄草，可一连的玉米地里却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只间一间苗就行了。整个夏锄季节的工作都非常主动。大大减轻了职工们的劳动强度降低疲劳度皆大欢喜！后来我离开一连回广州了，听说他升任一营（分场）党委书记，工作很出色，直到离休。他的后半生，也确实为一营（分场）的生产建设尽力了。成绩是明显的，工作是出色的。不能因有过一时的错误，而抹杀他大半生的卓越贡献。

　　一连的故事（三十五）一连杰出人物录之七——史文正

史文正是建国前参军的，来到853农场以后，曾在迎春转运站当过指导员，后到总场组织科当干事。一队当年是一个模范生产队，他是1965年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来一队培养典型的。一年以后继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他打倒了。主要原因是他家庭出身是富农。另外说他执行阶级路线有问题。原因是他用了两个劳动干部作了一些业余兼职工作。一个是罗光耀当了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主要工作是收集各班组的工作表现，到月末召集班组长评工分。另一个是吴寿前当了工会主席。这两人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本身是干部，担任一点业余兼职工作，还是大家民主选举出来的，并没有多大的错。家庭出身不是他自能选择的。之所以长期揪住他不放，是因为他坚持少数派（工农总部）的观点，因派性原因吃了不少亏。斗来斗去，大家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来了就没人发言了。一开他的会，就是李福进（一个没文化和没工作能力的劳动干部）反复不停的一句话：史文正，老实交待！接着是他那没文化的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领着喊打倒史文正的口号。场面十分尴尬，甚至有点滑稽可笑。后来我就说：史文正再斗也斗不出什么问题来，开会又冷场，不如放过他算了。当时杜维命很不服气，因为是他当文革组长后首先领看大家给史文正戴高帽并打倒的。我们宿舍里的其他几个人如李云集等都附和我的意见，杜维命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继续斗了。任宽敦和刘文启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就把史文正撂在一边不斗了。分场就把史文正调6队当指导员了。他在6队的工作很有起色。我走了以后，听说史文正后来担任了某个农场的党委书记，直至退休。他还是为北大荒献出了自己的终生，是个值得我们记念的好干部。

一连的故事（三十六）一连特殊人物录之——漆康林。

漆康林是四川人，三年困难时期，四川是重灾区，饿死人最多。他的哥哥是1958年十万大军转业开发北大荒的军官，他是投奔他哥哥来一队的。他的专业是尤特兹司机。专门跑运输（包括田间和山地）。工资最高是36.5元，养有4个女儿。每人生活费仅6元。北大荒天气那么冷，一双棉胶鞋，一个狗皮帽子都要10多元，棉衣棉裤都是少不了的，还要付学费等，经济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他爱人身体有点浮肿多病，只能作些轻微的家务，漆康林可是里外一把手，特别是要在业余时间供给全家全年的烧柴，还要备榛子条夹菜篱笆种菜，养鸡等工作。我从来没见他参加过队里的文体活动，整个业余时间都用在家庭和孩子身上。大女儿漆秀岚八一农大毕业。漆秀兰女儿留学英国，和同在英国留学的一个广州的局长的儿子结了婚，定居在英国。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婚礼时，我参加了，开了20多桌宴席，婚礼十分豪华气派。漆康林的四个女儿有一个去了美国，另三个女儿在北京定居。

　　一连的故事（三十七）一连特殊人物录之（二）——曹潜夫

曹潜夫是杭州市人，曾是解放军的一个中尉军官，转业到853农场后曾在计划科任计划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历来是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而且人才辈出。曹潜夫的家就座落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上，距离苏堤只有百余公尺，是一个优雅的书香门弟之家。他自小好学，练就了一手漂亮的行书，在当年的853农场无人可比。农场医院大门的（职工医院）几个大字就是出于他的手笔。他还具有很好的文学基础，到农场后，就想写一部小说。从而塑造一个在冰天雪地里艰苦奋斗的转业军人英武的形象。书名为《我们这里永远是春天》写小说不像我们写回忆录那么简单。那是创作，要创作出一个有时代意义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英雄形象，那是必须有文学天才和付出艰苦努力才行的。他既下定了决心，就不怕困难。虽然那时没有像样的桌面，没有电灯，他就买腊烛利用夜间扒在床铺上夜夜苦战。到1965年，他终于完成了初稿，并寄去了中宣部。经中宣部严格的审阅后，认为题材新颖独特，可修改出版。便要他去修改。他到中宣部后，经部里的高级干部指点后，进行了精心地修改，便交稿回农场等待出版了。消息传开，大家都知道农场出了个作家，其感惊喜！不久，报纸上就开始批判邓拓、吴含、廖沫沙的三家村运动。毛主席又批评中宣部是阎王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一大批文化人纷纷倒台，文化黑线论满天飞。农场怕出问题，就不明不白地将曹潜夫下放到一队劳动，他的作品也杳无音信了。在生产队里，大家都以为他是文艺黑线人物，另眼相看。当时他和农场宣传队的演员覃继言刚结婚不久。住在谢邦荣家的小间后屋里，他们俩体力都不强，缺乏劳动锻栋。突然之间参加重体力劳动，还要到几公里距离以外的南山拉烧柴，是很艰苦的。他的第一个儿子因生产时时间拖得太长，缺氧而瘫痪了，他们背到北京杭州等地方求治都没有结果，把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孩子也死了。幸亏他们的第二个男孩是健康的。他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队劳动了十年。后来他联系到一个老战友，是陕西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的秘书。通过这层关系才把他调到西安重型机器厂子弟学校教书去了。改革开放以后，他那大跃进时期的作品，又和新的时代精神不相适应了。我们的时代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一个业余作者，时间有限，老赶也赶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的。可惜一个聪明睿智的才子，辛苦笔耕了七年，不但没有收获，反而因此到生产队里劳动了十年，大好年华，付之流水！如今曹潜夫已去世十多年了，他的爱人覃继言前几年还健在，在西安和儿子生活在一起。近年失联。

一连的故事（三十八）一连特殊人物录之（三）——王永玲

王永玲原是铁道部文工团的乐队指挥。他是由国家邀请的德国高级音乐指挥专家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材之一。在当年不是一般国内艺校能够培养的特殊人材。他们首先必须懂得各种乐器，那是前提和基础，并用高超的指挥艺术使各种乐器的音韵、和谐、协调地鸣奏出优美的交响乐曲来。既要有节奏感，又要融会出优美绝伦的韵律来。那是很高级的令人心弦震荡的特技。王永玲当时年纪轻轻，得天独厚信心满怀地走向了这条前途似锦的艺术大道，踌躇满志，自感风光无限。可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刚24岁的青春年华，就被打成了右派。犹如天降狂飙，一下把他打落到万丈深渊。其打击之重可想而知。1958年春天，他跟随着大批右派发落到853农场，农场考虑他是个艺术人材，就把他留在宣传队，而没有放到右派队去劳改，还算幸运。但宣传队并没有像样的乐队供他指挥，多半是搞些小品、相声、快板、独唱、独舞之类节目，都非他之所长。只会拉手风琴伴奏，或跑龙套或打打边鼓，算不上主角。文化大革命一来，宣传队解散了。他被下放到一队，在生产队里，只能在上晨课前，领大家唱支歌而光风几分钟。一到大田劳动，锄头镰刀可不像乐队指挥棒那么好用。不管怎么努力，总是远远地掉在后面“打狼”。其他人还故意捉弄他，弄出笑话来。有时他也写些短篇通讯或歌曲寄到《农垦报》去发表，但都不是他的长处。没有出色的作品。他和从中央儿童歌舞团下放到农场的演员丛爱莲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叫王薇，送给了他在济南的姐姐抚养。两个男孩大叫王蔷小的叫王伟，自己养着。为备柴做家务，他也竭尽了全力。文化大革命后期，又调回了宣传队，直到改革开放后，王永玲调去了山东淄博。可是时间过了三十多年，右派问题改正了，当年那点艺术根底也荒废得差不多了，人也老了，难有作为了。历尽坎坷，往事不堪回首。如今他驾鹤西去十多年了。他的爱人丛爱莲尚健在，在山东淄博生活。去年还到北京住院治过病。翟兰萍去探视过她，其他就不知道了。

　　一连的故事（三十九）一连特殊人物录之（四）——姜洪丰

姜洪丰什么时侯和怎样来农场的，我都不清楚。只知道他是1959年冬由四队调来一队的，一来就在机务排开拖拉机。他的父亲姜有义曾学过十多年武艺，是个武林高手，姜洪丰也学过武，没有他父精通。可他年轻身体高大结实，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他们父子虽有武艺在身，但平时并不显露，也没见他们打过拳玩过棍。只是偶尔一露锋芒。姜有义那时己七十多岁高龄，生活不好，营养不足，瘦得成了皮包骨，走起路来，都好像要被风吹倒似的。可在1968年春天，一队两派造反组织因抢选种机在晒场发生武斗时，他以一个老者的身份去劝架。要大家不要打了。按他山东老家的规矩，年轻人闹纠纷，只要老人一说话，大家都会老实听话的。可文化大革命的那些造反派可不把老人的话当回事，一个小伙子继续叫喊着向前冲。在那紧要关头，姜有义说：叫你们不要打了，你还要上？他用手在他头上轻轻一按。他个小伙子就一头倒在地上了。另一个叫孙玉山的人（外号烟头）是个很鲁莽凶猛的角色。便一头撞上去，姜有义伸手捏住他的腮帮子，那烟头就两眼翻白动弹不得瘫在那里了。后来姜有义老人就被人劝走了。至于姜洪丰也有一次休息天，同李光先去四分场（雁窩岛）打鱼，李光先的鱼网被四分场护鱼队的人收去了。姜洪丰就走上前去说道：这鱼网是我借给他用的，你们不让打就算了，不能把我的鱼网收去。护鱼队的人仗着人多势众，蛮横不给。姜就伸手抓住那为首者的肩膀。那人顿时痛得像猴叫。只得把鱼网还给了他。可是平时在生产队里，他们父子从来不恃强凌弱。总是和和霭霭地待人，从不和人吵架。左邻居舍都能互相帮助。那时没提计划生育，他有六个儿女加上他夫妻及老父亲，一共9口之家，靠他一人的工资36.5元生活，平均每人只有4元，是全队的特困户。我当工会主席时，每年都救济他一些钱以解决过冬御寒问题。改兵团后，工会没有了，救济也没有了。可他家们依然老老实地过着朴实的生活，从来不贪公家的便宜.。队里每次杀猪，每家各户都买肉包餃子改善生活，他家除过年外，从来不买肉吃，就花一毛钱买一盆猪血来改善生活，每次杀猪，猪血归他家专买，己成了惯例。农忙时，炊事班向地里送饭，他个子大，饭量也大，可他每次都只花1毛钱买一个饅头吃。可干起活来却是踏踏实实的。他开拖拉机有一个绝招。在播种玉米大豆时。从头望到头，播得笔直笔直，像墨斗拉的一条线一样，形成一条美丽的风景线。全队只有李光先可以和姜洪丰一样做到播种播成风景线。在打夜班翻地耙地时，很多拖拉机手在吃完夜班饭以后，都要灭火休息一阵，睡会儿觉。而他却不睡觉，而是继续作业，我当统计员到早晨量地时，他那个机组的工作量总要比别的机组多出很多。有一次在他下班时，发现宝清河水库蓄水截流，他便跑到水坝下捡回半麻袋鱼。像他那样困难的家庭，不知有多么惊喜啊！可他并不独吞，把好多鱼送给了邻居老乡和知青。有一次他发现我那单身宿舍想作点菜改善生活而没有油时，竟把的他家的一瓶油给送来，让我们全宿舍的人十分感动。姜洪丰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能够安贫乐业，勤勤恳恳地工作，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这非常难能可贵。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德！是北大荒最安分最可靠的建设者。比起当今那些贪官裸官真有天壤之别，所以我非常敬佩他，想念他，后来听说他为便于拉烧柴，又请求组织调回了他原来工作的四队。

　　一连的故事（四十）一连特殊人物录之（五）——周小玉

周小玉一根压不垮的钢铁顶梁柱。周小玉从小家穷，母亲带着他逃荒流浪，以致与父亲失联。长大后当了一名铁道兵。铁道兵是修铁路的，成天放炮打石头，抬石头，抬枕木，抬铁轨，是非常辛苦劳累的兵种。1956年转业到853农场一分场一队开荒建点，当时的情况是荒草有一人高脚下是腥臭的泥水。他们住着自己搭建的简易马架棚，白天开荒，夜晚盖房，建成一个生产队的雏形，便当年开荒当年播种了。1958年春，我也从高炮535团转业到了一队。我们共同开始了前篇提到的一系列艰苦的历程。到1960年春天，生产队定编，农工班只留18个男劳力，当时我因体力一般而被编调到基建队。周小玉因体力强壮而留在队里，号称十八罗汉之一。他们干活都非常迅猛，如装一车粮食，90公重的麻袋，装50袋只用3分钟完成。在抗涝救灾的的排水任务中，一分场进行了一次挖排水沟比赛。他是一队参赛小组组长。带领张逢轩、许振和、董康祥在4个小时内，每人挖土方17立方米，名列全分场第一名。1960年冬，我们一同上完达山集材。我是排长，他是我排里的班长。吃的是野鸡翎草，担负着沉重的堆材任务，很多人得了水肿病，他始终表现坚毅沉稳，他带领的那个班也始终完成任务较好。有周小玉带领的这个班作榜样，我当排长就觉得踏实多了。从1960年冬到1967年，他都是我排里的班长。每年春播、夏锄、麦收、秋收，冬天伐木备耕我们都战斗在一起，合作得非常愉快。他干活从容不迫，坚实有力，始终是我依靠的顶梁柱。文化大举命以后，我离开了农工排，周小玉则继任排长直至退休。一个生产队里的男农工排，一年到尾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周小玉从不回避风雨霜雪，顶着严寒酷暑日复一日地干着重体力活儿，其艰难困苦是难以想象的。再加上一个家庭的生活负累，春天要插园子种菜，秋天像骆驼一样趁夜背豆秸，冬天要像牛一样去南山拉烧柴。没有一天是轻松的。当年那帮老铁道兵，不愧是最能吃苦的硬汉，但后来都陆续离开了农工排，如韦广才当出纳，谢邦荣当司务长，刘振华当粮食保管员，张云庭刘怀兰赶马车，陈国华喂猪，李朝珍吴再民养马，陆义和种菜等。唯有周小玉30多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的农工排。不愧是生产队里一根压不垮的钢铁顶梁柱。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也是过得硬的。为人正派刚直，对一些不正之风，决不放过。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被提拔为一队副队长后，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占公家便宜，周小玉便在党内与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那时师里的工作组还在连里蹲点，我当时是大批判组的组长，奉命写了一篇批判文章交给连里，由一位知青在大会宣读后，大家齐起声讨，因而把那个副队长和畜牧排长轰下了台。如今周小玉也故去好几年了。不过他还是那帮老铁道中最长寿的一个，活到80多岁因脑梗而去世的。他的爱人童金玉如今还健在，与在广州任中学老师的女儿周红在一起生活。周小玉的大儿子周勇留在853农场，听闻近年过世。二儿子周刚在哈尔滨。

　　一连的故事结束语（一）：

一连的故事根据我自身的经历写了28篇。又写了杰出人物和特殊人物共10篇，再也写不出新的内容了，只好就此搁笔。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上年纪大，视力差，在手机上写字容易打出错字来，等写完发出后才发现错，又不好改，要重写一遍，还会出错。所以干脆不管了。因不是正式文件，也不是作品只是随意写下一些陈年旧事，大家知道个大概就算了。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是犹犹豫豫的，不知大家是否愿意看，因不断见到有王桂贤、范为常、王昌隆、翟兰萍、姜小平、邢学亮、李龙飞、漆秀岚、王伟君、王桂莲、范志敏、吕琏、张彩霞、刘爱萍、王玉婷、谈桂楼等荒友的热情鼓励和指教我终于鼓起勇气将我所知道的一连故事写完了。在此深表感谢！但一连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是我所不知道的。特别是在知青中，人才辈出，大家都经历了一段艰苦与快乐交融的峥嵘岁月，每人都有一段精彩而曲折的人生历程。可歌可泣，可圈可点！我离开一连比较早，没有大家知道得多。希望大家继续写下去，凯歌声，还相续！像刘振怀所写的商英凡就非常典型，深刻而全面，比我的水平高多了。除此以外，我还想写几篇篇余的话，以一个农工的浅薄眼光，话说农场和农垦部，兵团领导的一些路线是非问题，不当之处，恭候大家批评斧正。2018.9.2.（全文完）

一连的故事结束语（二）我所知道的肖克上将。 肖克上将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儒将。他27岁就担任第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兼六兵团司令。到延安后，整个抗日战时期和解战争时期，他都是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长。对他来说，职位不算高，也显不出他的伟大功绩来。但这一职位必需睿智灵敏，记忆力超强、综合组织能力最杰出的人才可以胜任。敌我双方各部队的番号和部署、指挥员的姓名性格特点以及部队不断进退转移的情况，作战部长都必须了如指掌。各种情报都在他那里汇总及随时提供给中央首长。首长做决断时，他要提出几种作战方案供中央首长参考，中央首长作出决定后，他要这迅速准确地贯彻到各部队中去，作战命令和作战方案都由他编写下发。每场战役结束后，敌我双方的伤亡情况、战利品的缴获都在他那里汇总，并写出总结来。所以许多赫赫有名的将领，可以当主将，却当不了作战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一度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但被反教条主义反下台来，到农垦部当了个副部长。据说彭德怀犯错后，曾找他就反他教条主义一事表示道歉。1962年后，王震部长因病住院胃部动手术。肖克代理农垦部长一职。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垦区建机械化生产队。把一大批生产队的机械农具配齐，实行标准化作业，使垦区的机械化现代化建设前进了一大步。我们一队当时就淘汰了两台苏式旧拖拉机，新配了四台国产的东方红拖拉机，除原有的两台牵引康拜因外，又增加了一台自动康拜因和一台玉米扒棒机。轻耙、重耙、镇压器、播种施肥机、中耕机都添置完整了。总场有了修配厂，分场有了修配所，生产队有农具场，分别负责机械的大修中修和小修。使各机械农具保持良好的技术状态和十足的出勤率，春夏都有农用飞机来喷洒农药和施肥。一队兴建了一座烘干塔，建造了水泥晒场和活动晾棚，增加了制肥机和扬场机。建造了砖瓦结构的仓库，这一切都大大地减轻了职工的劳动强度，保障了生产任务能按时完成和增产增效。杜绝了粮食发热发霉和生赤麦病的现象，提高了粮食的等级，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生产队有了生产自主权，实行了产量承包和奖励制度，大大提高了经济効益，使853农场首先扭亏为盈，1963年补发工拖欠多年的工资，从1963年开始年年都有年终奖金。由于农场上交的商品粮多，奖励的布票也多，职工和家属都穿上了新衣服，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外地来场人员看到生产队吃的大白面馒头，都十分惊奇和羡慕！农场在改革开放以前，肖克代理农垦部长领导的那阶段是农场的最好时期。肖克将军到农垦部以后，因远离了中央政治中心，在文革期间受冲击不大，也算因祸得福，最后活到102岁的高龄，成为我党我军最长寿的开国功臣，离休后还写过一本小说，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儒将。

一连的故事编余话之（三）腐化堕落分子王景坤王景坤何许人也？

当年智取威虎山的王团长是也。他当年带领部队剿灭了土匪坐山雕，解放几年后，当了牡丹江农垦局的局长。自持山高皇帝远而大发淫威。他那时已是60出头的耳顺之年，却硬是和结发妻子离了婚。将当年山东支边女青年中的容貌姣好者留在局里，大部分安置在局文工团里，个别安置在他专用的旅馆和专用列车上。我们当年发现一个非费解的问题，当年王震部都要下农场来检查工作，却从来没见过王景坤局长下过农场。我们也见过空军文工团来生产队演出过，总场的宣传队也常下生产队演出，就是从来不见局里的文工团下过农场。原来王景坤将局文工团当成了自己的后宫妃子团，专供自己和几个当官的享用。每天晚饭后，就用小车将文工团里女演员轮流接礼堂或办公室陪舞打麻将，到晚9点钟时，就对那些参加活动的机关干部说：你们年轻人明天还要工作，现在都睡觉去，让我们几个老家伙再玩一会！于是几个主要领导，每人抱着一个，让她们陪舞、陪饮、陪寝。那个政治部的任主任，也50多岁的人了，更不甘示弱，每次都要搂着两个女青年睡觉。王景坤本人，就是偶尔下到附近农场走马观花式地看看，他乘坐的专列，居住的旅馆，都有专职的女青年陪寝。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到1965年搞社教时，黑幕终于被揭开了。由当时王震部派来的社教总负责人张大鹏主持，召开了全局社教人员参加的斗争王景坤大会。一时大快人心！后来王景坤的问题处理却很轻微，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党籍。只是降职到新疆生产建设兵某团当个副团长的闲职，据说还算是小节问题，那还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可见当时的一些领导，对腐化问题的认识还是不高的。上级也许看在王景坤带领解放军剿灭了威虎山的悍匪坐山雕的军功份上，才没有给他严重的处分吧。

一连的故事编余话之（四）

853农场的前期领导——杨培君时代杨培君是一个老红军，作为农场初建时的党委书记，奉行的是一种严历的高压政策。在农场初建时的艰苦条件下，有些战士难免有讲怪话发牢骚的，在1957年整风时，就乱吊乱打。如一连的吴再民，外号罐头盒子，心里藏不住话，有意见就叭叭地放出来，因此在整风时，就被吊起来抽打。拖拉机手刘延端，只因坏了一个零件，就被抓去劳改一年。后来那个机车只花了60元钱就修好了。1961年不顾生产队的实际情况，盲目地搞生产队人员定编，把生产队大量的男劳力调去搞基建，盖孵化大楼，接着又把生产队仅有的劳力调去打歼灭战挖排水沟，致使一些生产队晒场上的粮食无法及时扬场、入库、上交，许多大豆发热发霉。他不检讨自己的盲目蛮干，反而对下面大加鞭罚，如到一分场二队检查时，发现地里粮食收得不干净就把全连集合起来，干部和和党小组长以上人员都站在前面，把分场的党委书记张金兰也叫来站在队前，指着鼻子臭骂一顿。他在农场总部设了一个公安局，每到下面检查工作时，都带着公安人员随行，见到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就随时把人抓走。如到一分场三队，见队里的猪跑到晒场去吃粮食，就把分管畜牧的副队长抓去劳改！到五队时，因马匹意外受惊后，拖着马车冲向玉米地里把王米苗压坏一条垅，就把马车老板抓去劳改！农场当年工作太艰苦，有的人受不了就逃跑，他自制土政策，农场的人，准进不准出，在蛤蟆通河设卡，将逃跑的人抓回来，不老实就蹲木笼子。据说那木笼子很短小，顶部和四面都安有铁钉，人关在里面既站不起来，也蹲不下去，不用半小时，就哭爹叫娘地求饶了。在杨培君主政的那个年代，当个基层干部人人自危。到1962年，杨培君调去鹤岗市任副市长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到文化大革命中，扬培君被红卫兵揪回农场批斗，高帽子上写着“大恶霸，土皇帝，活阎王”。陆连山和谭治安是扬培君当时的两个副手，也当狗腿子陪斗。有人提着斧头要劈他们，当然被制止了。他的功与罪，任后人评说吧！

一连的故事编余话之（五）

853农场的二任书记——张汉荣时期张汉荣是抗日战争初参军的转业干部，他文化不高，但为人开明正直，他掌权以后，给生产队以自主权，不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大会战了。工作安排讲究实际情况，如杨培君时代修建的跃进水库、宝清河上游的水库都废弃了，而张汉荣时代在一连一号地下面修建的宝清河水库，却没有搞人工大会战，是用专职的工程队建设的。坝基是用堆土机堆起来的。斜面披上一层方形石块，是用水泥严密勾缝的牢固坝基。为雁窩农场种水稻创造了有利条件。有一次他到农场的党校讲课，学员提问：农场有没有阶级斗争？他回答说：农场的职工都是转业官兵和山东支边青年，大家拿的是工资，没有剥削和压迫，所以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所谓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在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提出来的，是要有相当胆量并冒风险的。所以在张汉荣任书记后的几年中，大家没有政治压力，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比较活跃，大家都一心一意搞好生产，农场又实行了生产队包产加奖金的制度。与张汉荣搭档的场长马继常是做长工出身，懂得农业生产的规律和知识，他给农工做锄草的示范动作精准，一锄下去，正好紧贴玉米苗，又不伤到苗，堪称一绝！他能深入下层，经常下到生产队的大田，晒场检查督促。机务副场长吴信达是大学毕业生，工作经验丰富，干事雷厉风行，是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加上机械力量的增强和农具配套的更加完整，实行标准化作业，使农场机械化作业大大前进了一步。所以在垦区脱颖而出，853农场首先扭亏为盈。1963年就补发了拖欠了近四年的职工工资。以后奖金逐年增加。同时上交的商品粮多，奖励的布票也多，农场的人都丰衣足食，面貌一新。外地人到农场来，见到农场人吃的白面大馒头既惊奇又羨慕，因那时北方主要是以吃粗粮为主的。可以这样说，在改革开放以前，张汉荣领导的那几年，是853农场的最好的黄金年代。以后文化大革命一来以及建兵团时期都大大退步了。张汉荣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靠边站了，本人不知所终。他的儿子留在黑瞎子岛工作。马继常晚年得癌症后，不愿去内地治疗，宁愿死在853农场，埋在853的黑土地里。没有后人。

　　一连的故事编余话之（六）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是与非

根据毛主席1968年6.18的批示，将黑龙江省的国营农场改建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当时中苏边境的形势非常紧张，到1969年就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当时兵团的物资支援和派出的战勤营，均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当时在两派斗争的混乱局面下，非军管是无法统一起来一致对外的，所组建兵团对整个黑龙江省的稳定起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知青当时也以当个兵团战士而感到无比荣耀。但是我们的垦区在那批现役军人接管以后，所奉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当时是打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而来的。兵团颜副司令员和三师魏师长的首次讲话，都担心兵团今后的路线问题。尤其是颜副司令员一来到21团（原853农场）检查秋收时，就倒行逆施地说“都用机器收割，人都干什么？人都变修了！”他不准用收割机收割大豆，不准用扒棒机扒玉米。要机务人员把机械停了，拿起镰刀来割大豆，背起柳条框来扒王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锻炼人，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结果我们一连用镰刀割下的大豆，没有来得及积堆，就被一场大雪覆盖了。紧接着刮起了起了白毛烟泡风，厚厚的积雪把大豆压得死死的。我们只好用二齿钩，把大豆枝从积雪下扒出来再集中堆脱谷。天气越冷，豆壳就越脆，大豆粒都从豆夹中爆出来散落到雪里去了，再也无法收回，损失惨重！还害得我们在雪里每天穿着湿鞋子苦战了一个冬天！他们又说不能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说是让兵团战士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战斗意志更强了，这是最大的收获。我觉得他们将生产建设兵团当作现役战斗部队一样看待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现役战斗部队是由国家无偿供应的，从难从严从苦地锻炼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是不计成本的。而生产建设兵团吃苦耐劳是必须是在取得经济效益前提下，他们自力更生地创造财富，养活自己，并为国家作贡献，以此而巩固边疆，建没边疆。屯垦戍边，要以屯垦为后盾，才可以完好戍边的。其次是建设兵团经过垦区多年的建设，生产力和生产规模是相适应的，突然用人力替代机械，就降低了生产力，就适应不了生产规模的需要，就完不成生产任务。第三，他们根本不懂生产，来到兵团不虚心学习，而盲目地抓路线，反机械化，瞎指挥，是必然违反自然规律的。第四，他们这些现役军人，都分配在团以上机关，连营都不下，还享受特殊待遇，有专门的商店供应当时社会上短缺的细粮和猪肉牛肉鱼类等副食品。他们不思考自己变修了，却担心一年四季迎风雨冒霜雪的生产队一线苦战的兵团战士变修了，真是好笑啊！当时马继常是靠边站的前场长，就很不服气。他跑到现役军人特供商去要买肉，商店里的人不卖给他，并说这里的商品是专供现役解放军的。马继常就气愤地说：他是解放军，我是八路军。解放军可以吃肉，我八路军就不能吃吗？！还有一件事，我当时在连队当统计员，团里主办了一次统计员和会计员集训，那时袁团长刚从另一个团调来，他就在我们集训班上作了一次精彩的讲话。他谈到他原来那个团的副政委因不服他的领导而犯了一个错误。那个副政委是1958年转业来农场的，袁团长那时还是他领导下的连级干部，十年以后他当了团长，比他原来的老首长高出一头，他说那个副政委因反对他而犯了错误。他还说副政委那会儿是彭德怀领导的，我是林副主席亲自培养出来的。他怎么能和我比呀！我当时一听就觉得不是滋味！1958年是大裁军，十万官兵是自己主动申请来北大荒搞生产建设，十多年没提级提职也毫无怨言你袁团长在现役部队，现役部队必须保持干部的年轻化，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干部的更新提拔是很快的。你现在见到你当年的老首长，不虚心向他学习生产经营的经验，还自命不凡，借路线斗争说事来打击你的老首长，是不是有点不地道？你说副政委当年是彭德怀领导的，你当连级干部时，不也是彭德怀领导的吗？从井冈山到抗美援朝，我军除毛主席和朱德老总外，哪个不曾在彭德怀的领导指挥下战斗过？你能把几十年的传统经历都否定得了吗？林彪在解放以后因身体不好，从来就不下部队，你见都没有见到过林彪，怎么一下就成了林副主席亲自培养出来的呢？更巧的是几个月以后，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大家说：这次袁团长该说又是谁把他亲自培养出来的呢？袁团长的话一时传为笑柄，一个团长素质就那么低下！还有那个三师的魏师长，曾在我们一营二连蹲点说是为了培养典型。我们一连才是现成的典型单位，因一连有烘干塔、活动凉棚，有规划平整的土地，在一连就培养不出艰苦奋斗的典型来，所以才选择二连。因祸得福一连才没有吃到他的苦头！他在二连每天两点钟就把职工赶下地去干活，到天黑才收工。二连的人也不傻，长期那么干谁也受不了，他们就在地里慢慢地磨时间，工作没多干，反正你魏师长不会下大田来共同劳动的。虽然如此，长时期那样磨也够辛苦的了。组建兵团后，生产建设没搞上去，经济效益变差了，由盈变亏，要国家负担，国家就只好让那些现役军人退出兵团，恢复农垦建制。在他们退出时，又每人提了一级，他们当年来时就提过职级的，走时又提影响极坏。我们老一辈军人变成转业军人后，快二十年都没提过级呢！他们走时也没忘记大抓一把，魏师长走时带走一火车皮当年社会上紧缺的物资，如猪肉、细面粉、大豆、豆油等。受到部队一次通报批评。我们21团的张政委，临走时带走2公尺长的黄萝箱子32个！他们不是来搜刮农场的么？大家气愤地说他带走了32口棺材。

　　一连的故事编余话之（八）

结束语所有一连故事和编余的话，都是我在一连十九年的经历记忆。最后谈谈我自己的一点感想就结束了。我们当时积极响应部队首长的号召，我们高炮535团共34个营连排干部从广州出发奔向北大荒，有两人被密山农垦局分配走了，有32人来到853农场一分场一队后，又有6人调去内蒙哈拉尔农牧管理局，留在853农场的都先后走上了大小不同的领导岗位。唯独我自己一人在生产队当了19年的苦力。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机会当干部，只是我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出身不好先天不足，怕当了干部以后有运动来就会揪住出身问题批斗，那是我终生不想要遭遇的局面！1959年秋天在一队蹚着冰水割大豆的艰难日子里，有调令调我去分场当秘书，我没敢去；1960年吃代食品，饥饿最难忍受的日子里，调我去四分场（雁窩岛）二队当队长，那里有鱼吃，我还是没敢去；1966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来了，农场是1967年才始开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一分场党委决定调我到二队当队长，我就更不敢去了！因此很多人对很不理解，说我这也不干，那也不干，究竟想干什么？为此我不得不说一说我在部队的情况经历：我曾经在中南军政大学（抗大是其前身）受过一年的军事政治训练，又在中南军区参谋训练队受到一年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沈阳防空学院受过短期的高炮专业训练，在部队先后当过7年的步兵团和高炮团的作战训练参谋。作战训练是部队最繁忙的中心工作，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才能睡觉。有时一次战术演习，三天三夜都不能睡觉我很圆满地完成了工作！我的上司经过五位团长、五位参谋长，他们都对我非常满意。我从来没受到过批评，更没有挨过斗争！我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素质是过硬的，我曾代表广州空军参加过中南军区的射击比赛，高炮535团的军队战斗史也是我编写的。7年中我没有提过职，没有提过级，没有立过功，也入不了党都是因为出身问题被卡住！我才27岁就把我转业下放到北大荒，我当年的通讯员，都成了我的上级，这一切已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不是合格的干部材料。在北大荒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就下定决心，再也不想当干部了。在一队时，一些知青见我那又黑又瘦的小样，还享受干部待遇，晚上躺在铺上，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我。我也无所谓，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且从风浪中来而毫不在乎！也幸亏我没有当干部，要不然在那个峥嵘岁月里，就算不累死，文化大革命也过不了关的。另一方面，我的老伴只和我在一起8个月就回广州了。我要是在一队安了家，也必然和大家一样趁夜像骆驼一样地背豆秸，像老牛一样地去南山拉烧柴。像张老二那样健壮的山东大汉，竟然在一次去南山拉烧柴途中，一头扎在路边就再也没有起来，何况我呢？凡是北大荒人，不管干部、农工，大多数活到60岁左右，就像多米诺固牌一样，相继倒下了。想来那是累死的。而我有幸在身体还没有彻底被摧垮前，在我46岁时离开北大荒调回了我参军的驻地广州，一身的伤病也慢慢地康复了。如今我享受处级离休干部的优厚待遇，活到了88岁。回头一看，无论是部队的那些首长和战友，或者北大荒的领导，绝大多数都作了古！幸存的几个，因领北大荒工资，生活待遇远不如我，我真的感到受之大愧。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地强大起来了，我的子女和孙辈也茁壮成长起来了，还有一个去了美国留学。我真的很满足，至于能再话几年我没有过多的期盼，一切随缘吧！祝福我的祖国越来越富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