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好人王洪如》</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b><span style="font-size:22px;">宋昌玮</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摘自《这里曾是胡扬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在丰收三场三连的土地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沙丘前立着一块20厘米宽、1米多长的木板，上面刻着“南京支边青年王洪如同志之墓”。</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1976 年7月的一天，三连的操场上，南京青年在这里为自己的战友送葬。会场庄严肃穆，人们用白纸和红柳扎成的花圈摆成一排，在如火的骄阳下肃立默哀，寄托哀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有人开始啜泣，唏嘘声此起彼伏。会场正中，挂着一幅涂着黑框的死者画像，那是会画画的青年临时画成的，四方脸庞画得与平时一样瘦，军帽下一双深凹的大眼，饱含着哀怨、期待和遗憾。是啊！你还太年青，饱尝了人生的种种苦难，却很少能享受人生的快乐；你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你把对姑娘的爱慕，对未来的憧憬都深深埋在心里，永远地带走了。木工连夜赶制的棺材里躺着曾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战友。人们一个一个绕着棺材走过，压抑着哭声，放轻了脚步，看你最后一眼，仿佛担心会把你吵醒。你平时是那样的随和；待人是那样的厚道；工作是那样的认真，恐怕不会有任何人对你存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人们只知道你的好处。王洪如赶了多少年牛车，送过多少病号，拉过多少粮食、百货，但很少用鞭子抽打牲口，而更多的是下车陪着牲口慢慢走，还不时地帮着推一把。可是有一次，在调教一四头回套车干活的小红马时，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没把套具安放在惊恐万状、又蹦又跳的小红马背上。他一鞭子下去，小红马莫名其妙地倒下去，当时就死了。几个支边青年都吓呆了。1000多元的国家财产，对于一个每月只有 22 元 2 角工资的支边青年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里，“破坏国家财产”可是弥天大罪啊！王洪如承担了全部责任，好在他平时人缘极好，连最爱整人的“专政家”们也打不起精神，只让他在全连大会上作深刻检查，撤掉“阿拉瓦驾驶员”的职务，下大田劳动，赔偿就免了，也不可能赔得起。全连倒是享受了一顿马肉，使人想起久违的肉味，只可怜一贯胆小忠厚的王洪如，批判会前老早就在操场上一个人拿着检查稿演习了一遍又一遍，还来回踱着步子。有人问他：“走什么呢？”他说：“活动活动腿，害怕到时候腿发抖，站不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王洪如……”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划破了沉闷的空气，把人们从回忆中拉回来。钉棺材盖了，大家再也忍不住，发自内心的哭喊声如山洪、如海啸，掩住了乒乒乓乓的钉锤声。棺材被抬上了牛车，人们跟着牛车走向戈壁深处。天气更闷热极了，天边聚积着乌云，远处响起了雷声，戈壁滩上弯弯曲曲的牛车道上，晒得冒烟的尘土一陷多深，人车走过，扬起的飞尘久久不散，像一片烟云追随着送葬的队伍。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牛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叫声，像是在向人们诉说着悲惨的故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人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死了呢？真是好好的吗？知情人晓得，他已经 20 多天吃不下饭，浑身没有力气，腿脚也肿了起来。连队的医务室只能搽搽碘酒、抹个红药水什么的，当然诊不出所以然。他去 20多里外的场部卫生院，结果还是什么病也没看出来。当时“8 小时以内拼命干，8 小时以外做贡献”的运动正如火如荼，他怎么敢请假休息？既然查不出病，就得去上班，否则装病不上班，那可是对抗运动的大问题。终于有一天下班走到家门口，突然一只大公鸡冲出来，居然把他扑了个大跟斗，还连啄带抓不肯放过他。见到这“鸡欺负人，人打不过鸡”的奇观，领导也感到有点儿不对劲，叫他到县医院去看看。以前赶车送过多少病号的他，这次是别人用车送他了，王洪如再也没有力气陪着牛走那漫长的 11 个小时的路程。赶到县医院，已快下班了，急于回家的医生草草看过，叫他第二天再来。王洪如只好去住招待所，半夜口渴，竟要爬着去找水喝。第二天一检查，把医生着实吓了一跳，血色素只有4克，恶性贫血。医生让送他的人赶快去找血。县里没有血库，都是临时找人献血。可是偌大的县城，又有谁肯为小农工献血呢？倒是不久前我们连一位青年去县上办事，听到广播说有个维族妇女生孩子大出血，毫不犹豫地去献了400 毫升。眼下献血的人找不到，农场连个电话也没有，赶车人只好丢下他急忙往回赶，11 个小时的路 7个小时就赶到了。回连里一说，马上就有 10多个小伙子自告奋勇去救人，一辆三套马车拉着十几个献血的支边青年，飞也似地朝县城疾驰。当开始给王洪如输血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第一个人 200 毫升，第二个人刚开始，就见病人张大着嘴，用手抓喉咙，却吸不进气，血也输不进去了。医生忙了一阵，终于放弃了抢救。王洪如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就告别了人世。这时 10多个小伙子还在徒劳地呼唤着他，这些一坎土曼削掉个脚指头也不会皱眉头的男子汉们，此刻再也止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突然暴发出震天撼地的嚎啕大哭。人们从墓地回来的路上，下了一场当地从未见过的瓢泼大雨，人们相信，这是天公洒下的眼泪。</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几个月后，有人回南京探亲，带去了他的遗物：一口没有上漆的木头箱子，装着他支边时发的棉袄、棉裤、棉被。他那日夜思念儿子的母亲泪水早已哭干，只是问来人：“我儿托梦给我了，说他好冷啊，冻生病了，你们没给他穿棉衣吗？”“他是大热天走的，我们给他穿了一套新军装，却不懂得死人是要穿棉衣的。”来人如实回答。探亲回来，为弥补不足，人们把一套新买的棉衣和一包感冒药放在他的坟前烧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这张黑白照片是文革时支边战友回乡探亲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合影，右为著者宋昌玮）</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支边战友在幕燕滨江风光带合影，一个个精神矍铄、老当益壮（右为宋昌玮）</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