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 月 怀 恋

健康快乐

岁     月     怀    恋

—— 杨树荣

《我的故乡》

我离开家乡已35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家乡观念，留恋情感更加浓厚。我一年四季晨练跑步返回步行时，经常会唱起“故乡的情，故乡的爱，故乡有我青青的歌声……他乡也有情，他乡也有爱，我却常在梦里故乡行。”的歌曲。对于我们这些在外游子，家乡就像用根长线拽着的风筝永远牵挂着我。过去，我的作品多次谈及家乡。今天，我要用一种时代的目光透视我可爱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万荣县通化镇东孝原村，原有韩、刘、宋三大家族，经战乱衰亡后，杨、王、赵三姓相继在此地落户繁衍人口。至今，王户与赵户较多，杨户较少，还有一些六十年代从河津来的迁移户。村有350多户，1800余人，村庄处在黄土高原孤峰山峨嵋岭下，村北面为坡地，层层梯田，土质为肥沃粘土，适宜种秋作物，村南为平川，土质为黄陆土地，适宜种小麦。村东南有一条深沟，遇到洪灾、雨水顺势流过村里西北角池塘，便一股脑流入沟底而去。村庄南边有一条县级公路由西向东，每天都有汽车班车经过，交通较便利。 村庄西边十里处是通化村，是古代隋代大儒王通家乡，他的爱孙王勃为唐代著名诗人。村东北高垣处，有千年历史的重建的孝原后土娘娘庙，天物华宝，人杰地灵，东边是明代大臣大儒薛瑄故乡，可以说我们家乡所在地是文明之地、文化之乡。 童年的记忆模糊且最逼真，我村是个古朴而传统民俗多年不变的村庄。从我记事起，我家住在村子西边，紧靠西关门，下大雨时，全村的雨水都流经我家门口。我和儿时伙伴常在西关门两侧台阶上玩耍。我家东边紧邻一个财主大院和全村唯一的古戏台，后大人领去村巷里或东关门玩耍。呈现在我眼前的是朦胧的村庄轮廓，村子由东到西中间是一条较直的主巷，巷中间有棵大槐树，槐树下有个古深井，南边有一条南巷，北边有一条后头巷，南北两条巷弯弯曲曲。村的西北角叫堡子，上面住有五十余户。为第一生产队，四周有很厚的土墙，入口有一个大门，后因生活不便，人们在大门边修下一个土坡，低矮阴暗的大门就被闲置了，我与小伙伴们常在土坡上下追逐打土仗。村庄是东西走向，西头为第二队，中间为三队，南巷为四、五队，村东为六队，北面为七队，现在称为居民组。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如此。 六十年代，村委会设在戏台北边，隔一大巷的古庙里，上几个台阶通过门洞有一个北大厅当会议室，南边有几间办公室，其中大办公室下还有一个古井被石板盖着。七十年代村委会搬到原小学院内，2009年，搬到村新建的文化广场北边二层小楼内。村学校设在戏台旁边的财主院内，据说财主在解放初期逃跑了。教室还不够，村里就把我家的小巷打通，家门就在校园，并把家里南房作为一教室，我每天都能看到学生上下课、听到朗朗的读书声，很是热闹。后村小学成为中心校，周边几个村庄的高年级学生也来此上学，村里又把大巷中间的庙址作为附设的教室。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四年级就在此读书的，五年级时，就搬到了主校戏台上学习，当春秋季戏台剧团演戏，我们班就放几天假。经常晚上，我与小伙伴们在大槐树下或村委会门口台阶前，听大人们讲故事，或在一起过家家，很晚，家长来叫才回家。七十年代，村集体经济好，在村东建起新学校，学校西边为教学区，四排瓦房共有八个教室，其中有八个教师宿舍兼办公室，西边一排有灶房、库房及学生宿舍，东边为操场，无围墙、无大门。九十年代后才有了围墙，有了校门。2004年村里在原供销社处建起了文教中心，集小学、戏台、图书室等为一体。 村庄的发展与时代同步。由于我幼小，村里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我都没有经历过，村里也没有文字记载，只凭老人们传言和自身感受：解放初期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中有村干部王世角、赵彦贵、赵春江、赵晋刚、赵敬河等人，人民公社与四清运动时期，村干部是赵翻身，赵春江，赵德成、王学勤等人，我知道的是文革中，赵天赐当过书记，我二伯父当过大队长，后赵春江为书记，赵万生为副书记，王继圣为大队长，七十年代后期王继圣为书记，赵丑仁为大队长。九十年代中期，赵印山为书记，赵振潭为村委主任，2000年后至今，王孝虎、赵英汉先后为党支书，赵海忠，王军任村委主任。六十年代文革中，我村建起综合加工厂，养猪厂，发展林业经济，村庄布局制定了远景规划，实行公棺埋葬等，在当地是有名的。七十年代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村坡地天顶、庙顶、鳌顶三个制高点，组织全村青壮年，平田整地，声势浩大，学大寨战天斗地，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县里多次在此召开先进经验现场会。村里还成立了村建筑工程队，由赵培宫为队长，在运城盐化一厂，干了近二十年，培养了一批建筑技术人员。1977年又在村东南一号深井旁，建起了村造纸厂、纸盒厂，产品远销国内，吸收了不少青年男女在此就业，壮大了集体经济。在此基础上，村里相继打了七眼深井，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需要。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在村干部引导下，发展市场经济，村民们在责任田里种苹果树、桃树、葡萄树等经济作物，收入较高，种小麦的人逐年减少。村里的农业机械，由七十年代生产队的小平车、骡马胶轮大车到生产大队的四轮机耕拖拉机；又从八十年代个人购买的摩托车，农用嘣嘣车到运输汽车，四轮或十轨大卡车。八十年代初全村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全村人都到村会议室看电视节目，后发展到个别家庭购买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到九十年代几乎家家都有了彩色电视机。九十年代，村里三条大巷路面硬化，安装上了路灯，2010年后，邻里街巷都用水泥硬化了路面，户户用上了自来水，村里变化日新月异，村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村庄几乎家家都盖起了两层小楼，村里的巷道成井字形，四通八达，社会主义新农村态势初步形成。2008年，我村又被县树立为新农村示范村。 想当年，我高中毕业后返村接受再教育，生产队除过赶大车各样农活都干过，林业队打过涵洞，在村一号井下推过锅，参加过平田整地大会战，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小伙。同时任过村图书室管理员、农民夜校总辅导员和学校民办教师，经常在群众大会和师生大会典型发言，这些经历就像电影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难忘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田一路；难忘父老乡亲的一针一线，一言一行；难忘村里火热的劳动对我的锻炼和洗礼；难忘村里各项工作对我的培养教育；难忘我的家庭25年来不平凡的生活；难忘家门邻里、亲朋好友的帮助和照顾；难忘我儿时的伙伴、少年的足迹和青春的岁月。

愿家乡与时俱进，更加美丽可爱。

东孝原村儿女永不忘家乡，用不同的方式为家乡做贡献！用自身的奋斗与成功，为家乡争光！

　 （杨树荣 2013年5月于运城）　

《我家老屋》

我家住在村西路边一个大院子里，近一亩地大，原来是我们杨氏家族一个打麦场，因祖父儿女多，贫穷，就带着一家老小在此居住。西边一排低矮的砖木土屋并有一个大门门厦。下大雨时，全村的雨水都从屋后大路上流过，水势高，险情不断。四五十年代，祖父母相继去世，大伯父在外工作，只有二伯父与我父亲在家居住。农业合作化后，二伯父搬到村东一个新买院子去了，只有父亲领着我们一家在此居住，和村小学一墙之隔。我出生那年，大伯父给父亲寄了些钱，我父亲主持新盖了高标准的南房、东房各三间，南房还当过小学高年级教室。六十年代中期，破旧的百年西屋成为危房，父亲与生产队协商，将十间西屋的四间木料给生产队，生产队出人将剩下的六间屋移到院里北边，周围全是土墙。当时我也十二岁了，记得建房木料都在拼凑，有的柱子短，就在后墙半道掏个洞，让柱子立在上面，柱子下面仅垫四块砖。多处檀条都是木工对接凑和使用。北房竣工后因无钱内修，二、三年都置放柴禾。 我们全家主要生活在东屋与南房，随着兄长的成婚，父母亲与我们搬入北房居住。院里栽有几棵桃树，有鲜桃时，母亲常让我们送给邻里品尝。后院东北角有口水井，主要是贮存我家的下雨水。井口有简易的井架，井旁东有棵花椒树，南有一棵桑树。我少年时平时常常搅动井轱辘吊水，担水倒到水缸，附近空地还栽种西红柿、茄子、韭菜等蔬菜，补充我们生活之用。西北角是厕所，边上有一棵大香椿树，冬天能吃到母亲加工晒干的香椿菜。靠西边墙中段，是我家猪圈，大母猪养了二、三十年，父母亲就靠用卖猪仔的钱维持家庭生计。同时把猪粪交给生产队，每月能有二、三大车，生产队付给一定的工分报酬。东南角是我家的磨房，但是露天的，中间有个石磨，五六十年代借生产队毛驴套着磨面，我与小妹轮流赶毛驴拉磨，一边用小笤箒扫着周围磨下的面渣，反复几次才磨好，还不时用手招呼磨盘上面的麦粒往石盘眼里灌注。西边有用砖块砌的土台上有个放倒的瓮，母亲把磨下的面放到箩子里筛，然后把面粉倒到木篮里，麦麸放进大簸箕里。七十年代，村里加工厂有了磨面机，这才结束了用石磨磨面的历史。 老屋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的生命之源，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童年的欢乐也在这里。当时没有钟表，只能看日出日落，通常看太阳照着东屋的阴影，判断时间。阴影照在半院吃早饭，东屋阴影剩下一米多，吃中午饭；下午看西屋或西土墙的影子做饭用餐。小学晚上自习，我手上端着个自制的煤油灯。那时，我丢过几次钢笔，父亲干脆让我用蘸笔，上学还端着个墨水瓶。我家南房方桌上放着大伯父从北京买来的手摇留声机，还有一个专门装唱片的小箱子，大人们听唱片时，我围在旁边静听，听过《兄妹开荒》、《苏三起解》等歌与戏。我与小伙伴们在院里西北角 垒窝、养兔，常和妹妹在院里玩耍戏闹。六七十年代，我家东屋与南房之间有一小屋，里面有一土炕，进门有大约八、九平方米的客厅，放几个长凳子。经常住着村里来的各种工作队。在我家不仅有村加工厂送来的电灯享受，还能看到村干部出出进进，听到不少村里人不知道的信息。七十年代，大队大院把我家小巷占用，让生产队在露天牛院东侧划了两米多宽的地方，打了一排西墙，就形成了一个南北走向、长二三十米的小巷，直通村西头主巷和村委会大院仅隔一道土墙，而且门挨门，正儿八经是邻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正读大学，兄长在公社工作，经济上有条件，与父母协商分家。父母把院子南半院与南房分给兄长，北半院及北房与小巷给我。兄长组织人力拆了南房，盖起了北房，设计是花立木，周围用青砖砌成的立柱，中间用打的土坯填充，上面是钢梁结构的瓦房，西南角为大门盖了两间门厦。从此，我家院子一分为二，成为两户人家。我的院子有一棵大楸树和三棵大桐树、一棵杏树和一棵枣树。因我结婚后在运城工作，父母亲四十年来一直居住在我的房院里，分家后我与妻在小巷两旁栽上了两排白杨树，并在巷头土门外两侧栽了两棵楸树。有一年暑假，父母亲去北京看望大伯父，我利用几天时间买了两车新砖，雇来瓦匠，在我家北房前30平方米处铺了新砖，并把小卖部地面也铺上了砖，算是圆了母亲多年没有住过砖院子的夙愿。 1985年春节，父亲想开个小卖部，和我商量，我坚决支持，自己就用小平车拉土，组织人力在小巷口，用旧木料搭建了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作为小卖部。父亲托人做了有开关的铁窗，并在围墙东侧打开一个缺口，用树枝编了一个木栅栏门，作为出入的大门。九十年代中期，父母亲年迈，征得我同意，将巷口小卖部转让给兄长的三儿子经营，因侄子与新婚媳妇无职业，权当支持侄子就业。2000年，侄子凭借占着我家巷口小卖部优势，让村干部把宅基地划在了小卖部的位置，于2002年在此宅基盖起了两层小楼。这样，我与父母院子的小巷，被截了一半，人出路成了大问题，时常下雨，院里的水流不出去，成了行路难，年迈的父母亲经常几天不能出门购物。同时，北房屋顶与门厦，一下大雨多处漏水，父母亲在室内摆了不少盆罐接水。前些年，我上过几次房修补过，后几年，我上房修补一脚踩下去就是个窟窿，实在不能修补了，故一下雨，我就担心两个老人的安全。为此，我萌生了建新院新房，把大门开在西边的念头。于是与妻子筹资，请内弟媳设计图纸，找人论证，2003年春动工，至六月份竣工。从此，我家老屋成为历史的记忆。但它是我们这个家庭发展变迁的见证，它饱含着和睦成长的亲情，孕育着艰苦创业、不断进步的时代精神！

老屋，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根。不论时世怎样变化，我们都会时时想起它！

（杨树荣 2014年2月于运城）

《我的父亲》

腊月十七是父亲的诞辰，可他离我们而去已二周年了。我望着父亲的遗像，不禁感到一阵心酸，他的坎坷人生，为人处世以及对我的谆谆教导，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家里八口人，挤在打麦场两间破旧的房间，他排行老五，两个兄长给本家过继做了儿子。父亲从小体弱多病，十七岁丧父，祖母患病。常年卧床不起，二十多岁在二伯父的帮助下，简简单单成了家，一家人到邻村富人家打工，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抗战期间，父亲只身到陕北银川县杂货铺当店员，后来到延安商行工作，由于他朴实勤快，受到店老板的赏识。解放初期，为了照顾年迈的老母，毅然放弃在延安商业工作的机会，回村务农。当时，大伯父在北京工作，二伯父在家里务农人手不够用，他为了让二位兄长放心干大事，主动承担起赡养老母的重担，不怕苦不怕累，受到乡邻的好评。 在三年困难时期，大管理区选中父亲，让他担任三村大食堂事务长。他秉公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从不缺斤少两，从不多吃多占，两袖清风。对管理员和厨师及帮灶人员严格要求。他这个事务长一直干了三年，干部群众交口称赞，听说其它大食堂事务长中途撤换了好几个。
在生产队劳动期间，不论是务农，还是当饲养员，他都服从领导，踏实苦干，是个安分守己的庄稼汉。尤其是在村林业队当护林员与村菜地当管理员期间，涉及到全村社员群众，他满腔热忱，忠于职守，铁面无私，维护集体利益；同时，对群众一视同仁，特别是对一些贫困户，予以同情照顾，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 父亲一生勤俭持家，省吃俭用，供养我们儿女四个上学读书，他教导我们走成才之路，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我记得上小学时，父亲教我用废牛皮纸包新书皮，先手把手教我，后放开我让我自己包，到三、四年级，我就会包书皮了。每次包好后，他总是在书皮上写上我的姓名。上高中时，我到十里外的镇中上学，每逢星期六下午回家过礼拜，不管天有多黑，父亲总是在村口池塘边等我、接我回家，我上大学那年，我已25岁了，当时，村里开始承包责任田了，我已到结婚年龄了，可父亲和母亲商量，决定让我考学校，说：这有前途，有出息，你不能像我一样当农民。就这样，我考上了大学，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父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要让孩子读书，不让子女受半点委屈。 1985年春节，一天父亲告诉我，他想重操旧业，办个小商店，我坚决支持。第二天，我叫上几个儿时伙伴，拉土运砖备橼，在家巷口给他盖了一间房，正月十五前，我到了县城给他进货。这样，父亲的小卖部就办起了。他不愧过去是生意人，小卖部越办越红火。我开玩笑说，“您是个‘奸’商”。他说：“你把奸商的‘奸’说错了，‘奸’应该是‘尖’商！”就是说，他在平时买卖交易中，称完货后，再给人家添一点，打个尖，或者给人家一个小食品作为赠品，达到顾客满意，不断招来回头客。这也是他十年经营小商店的秘诀。后来，他岁数大了，就把小卖部交给了我的侄子经营了。 在父亲的人生历程中，他宽厚待人，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和睦邻里。与人共事，总是说，吃亏是福，占人家便宜是亏人哩!他从未与人起过争执，不管吃多大苦，受多大委屈，从不计较，总是把这一切深深埋在自己的心里，不对任何人说一声，始终表现出谦恭礼让、委曲求全的良好风范。

我在父亲的遗像前久久贮立，他老人家的形象仍是那样的鲜活，他的勤劳善举，高风亮节，留给我们人生路上无尽的怀念、思索和启示。

（杨树荣 2011年元月于运城）

《我的母亲》

今年母亲88岁了。
端午节回家，我和妻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院子里石榴树、月季花、喜风莲等花草树木生机盎然，院落收拾得整洁有序。母亲招呼我们喝水、洗脸、然后搭锅做饭，聊叙家常。
作为儿子的我，面对这一切怦然心动，有老母的健在，五十多岁的我还享受着慈祥的母爱，我的眼睛湿润了，引起了无限的遐思……。 母亲一生坎坷，饱经风霜，母亲兄妹四人，她排行老三。她四岁丧母，外祖父抚养着四个未成人的孩子，艰苦度日，她八岁那年一次大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她就在低凳上学做玉米面糕馍，竟然把糕馍蒸熟了。虽然粗糙，但成了熟食。外祖父高兴极了，从此母亲就主动承担了做饭洗碗任务，空闲时还到村外拾柴，挖野菜；贫困辛劳的生活，使她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造就了母亲倔强的性格，火暴的脾气和干活利索的作风。 五十年代，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挣钱，母亲在家里抚养着一群孩子，还伺候着常年生病卧坑的老祖母，她烧火做饭、擦屎端尿、洗衣打扫，忙个不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是她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发火，连吵带骂，从来肚里不存隔夜气，心里不存事。她把家务料理得顺当当、有模有样。六十年代初，大队（村委会）利用我家闲置的西屋，养殖鸡仔，母亲和邻村的一位妇女负责孵化，喂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当时一次出窝有好几千只鸡仔，然后由村里干部负责卖到外地。这期间母亲起早摸黑，学习技术、精心孵养，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母亲善良纯朴，待人厚诚。村里学校在家里南房办班时，有的孩子衣服破了，她就主动为孩子缝补，孩子们口渴了。就让他们喝水；当年我家在村西大路口，母亲经常准备一些绿豆汤、面汤、凉开水，给路过口渴的人喝；有讨饭的人上门，她总是给一个馒头，有时还给两个，从来没给过块块馍。家里的桃树桃子熟了，总让我和妹妹提着小筐给左邻右舍家送桃；对村里一些困难户，她总是给他们周济一些粮食、衣物等。 母亲勤俭持家，乐于助人，七十年代农业学大赛，每天一个劳动日才能挣0.5元，往往到年底才结算分红。为此母亲每年养头母猪，自家泔水不够，就让儿女到周围未养猪邻居家讨取泔水，平时每日下午放学后，我都要到野外割草给猪吃，然后生下猪仔后，到集市上卖钱，就这样一年四季的油盐酱醋钱和孩子的学费等靠卖猪仔的钱来维持。家里吃面条，母亲习惯做汤面，因为汤面节省粮食。文革中，在北京工作的伯父受到冲击，生活困难，母亲和父亲商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150元，全部给伯父寄去，以表达一片兄弟之情。村里巷道，谁家有困难，她就帮衬；谁家孩子长大了，没对象，她就张罗牵线搭桥。只要有人求她办事，她都慷慨允诺，常对我们说：和人共事，吃亏是福，不要占人家的便宜，亏人的事绝对不能干。 母亲虽然没文化，但她教育子女必须要有文化。她常说：有文化，才能有出息，才能为国家做事。她不管经济再紧张，身体再劳累，也不能让孩子辍学。兄长上过中学，在镇政府工作；我和小妹上过大学，分别在运城、西安工作。 改革开放后，父母亲都到花甲之年。父亲以前在延安开过商店，愿意重操旧业。1985年春节，我帮助他们在自家巷口盖起一间房办起了小卖部，一直到1995年十年间，母亲配合父亲，站柜台，进货，忙里偷闲做饭，忙前忙后，夜以计日，笑迎八方顾客。赚了一点钱，供小妹上完了大学，还维持自己的生活。
我在外工作多年，父母亲一直在我院里居住生活着，后因年久失修，雨漏钻风，成为危房。2003年春，我和妻商量借款，推倒旧房建新房。建房期间，父母亲承担起了监工、看工地的义务，晚上拿起手电巡夜，逢下雨在水中用锨保护水泥和沙……，等工程一结束租赁的架板和架管以及螺丝，一件都没少，使租赁老板很惊奇。这都是父母亲的心血功劳啊！

母亲吃苦耐劳，敢说敢干，是个闲不住的人。过去，虽然家里穷，但她总在人前做事送礼大大方方，不落人后，不让人笑话。她在我们家，儿子大了管孙子，孙子大了又管曾孙，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能吃能喝能睡。她不定哪天想起过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提溜出来再诉说诉说。看到不顺眼的事，先吵后骂，儿子儿媳她骂，孙子孙媳她也骂，人称母亲是我们杨家的“佘太君”。
有老母亲“严格”管教，家里人个个都听话，都能吃苦能干。她还经常把儿女从北京、西安、运城等地带回的好吃的，糕点、糖块、饼干、牛奶等都分给门前左右的老人们，让大家品尝外地的风味。

2009年父亲去世后，她不愿意让儿女们轮流管饭，自己愿意在我新盖的小院里生活，我们只好随老人意，让她快乐生活。多少雨雪风霜，多少酸甜苦辣，母亲真是太不容易了，真该让她好好歇歇，怡养天年了，可是她还依然闲不住，爱操心，腿不停，在小院里种花、拔草、锄地、浇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

老话说，家里有母亲是福气，我们做儿女的应怀一种感恩的心，守护在老母的身旁，孝敬入心，团结互爱，珍爱这人间最宝贵的亲情，珍爱这世间最宝贵的缘份。

（杨树荣 2012年6月于运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