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在1928：一年的实习（徐向前评传15）

虫子读书

1、战争的历练1928年元旦，红四师抵达海丰城。在此之前，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海陆丰的地方农军在红二师的配合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红四师到达海丰时，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方兴未艾，海丰城里红旗招展，标语遍布，连墙壁都用红土刷过，一派蓬勃的革命景象。东江特委为欢迎红四师，在县城广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特委书记彭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着，红四师又与红二师会师。 红二、四师会师地——海丰红场 当时海陆丰地区的局部胜利鼓起了特委领导的热情和信心，而红四师的到来，等于在这这把大火上又浇了一桶油。东江特委在热烈欢迎以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扩大红区”。遂令红二师向北，往紫金、五华方向发展，红四师向东，往普来、惠宁方向发展，以便控制西起东江、东至潮汕、北起梅南、南至沿海的大片区域。在海丰城休整了三天，红四师即奉令东进。由此，徐向前随红四师开启了在海陆丰的战斗历程。先到陆丰，那里的反动派闻风而逃，红四师不战而克。接着打甲子港，这里的民团比较彪悍，依托工事顽抗，但装备不行，红四师强攻而后克。继而打果陇。守在这里的是华侨武装民团，装备不错，抵死顽抗，红四师打了三天，付出了二三十人牺牲的代价，才最终攻克。一路下去，虽然敌人有强有弱，但毕竟是民团武装，战斗力有限，这对于红四师这支年轻的部队来说，是最好的练手对象。以参谋长身份负红四师实际指挥之责的徐向前，虽负不世之才，但也是雄鹰试飞，民团这个对手，不强不弱，正是最好的陪练。而且各地民团各自固守自己的老窝，正可以一个个打，一次次试错，一次次调整。各地民团装备不同，战斗意志不同，打法不同，地形不同，正可以一个个体会，一个个对比。在此期间红军甚至发明并试验了战场政治宣传，他们进行战场喊话：穷人不打穷人啊，穷人是一家啊，分田地啊....这些喊话有的恰能击中人心，对敌人起到瓦解分化作用。具体方式上，除了喊话，还有撒传单，往城墙里放风筝等办法。这一阶段，徐向前带领红四师几乎天天打。这边红四师进展顺利，另一方向的红二师也打下了不少据点，特委的既定目标眼看就要实现，但这也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2、“艰苦卓绝”的历练红军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同时张发奎、李济深的内斗也暂告结束，敌人得以抽出手来对付红军了。二月下旬，敌人从广州派出大量部队，配合以各县的民团武装，共几万人，分东、西、北三路，向红军展开进攻。连南边的大海，也派出四艘军舰封锁海面，并不时炮击沿海村镇。而红军两个师加起来只有两千人左右，而且连续征战，疲惫不堪，加之后勤补给不足，缺衣少食，力量对比极为悬殊。这个阶段，由于当时特委领导对形势估计不足，加上革命豪情下的主观狂热，主张进攻，跟敌人硬碰硬，这使红军面临着巨大压力，斗争环境越来越严酷。在优势敌人的四面围攻之下，到手的地盘复又丢失，连海丰城也丢了，红军被迫转移到普宁附近的山区，借山地环境坚持斗争。虽然继续坚持，但弱势红军被当时特委的决策绑住了手脚，跟强大敌人不断纠缠消耗，这注定了情况只能越来越恶化。退进山里的红军处境越来越严峻。一方面是环境恶劣，缺衣少食没地儿住；另一方面则是看不到希望，部队有耗无补，越打越少，没有任何办法。在这种环境中坚持，需要极其强大的精神意志。特别是徐向前这种心里明白，明知道有更好更实际的路，却不得不服从命令，不得不明眼看着情况一步步恶化的人，其心里的压力和纠结可想而知！红军损失惨重，两个师各伤亡过半，此时加起来也就一千人左右，且饥饿疲惫，伤病侵袭，战斗力大打折扣。面对这种情况，五月间，特委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当前形势和下一步的行动方针，红二、四师的领导也参加了会议。两个师的领导人意见一致，都认为当地的地形条件不适合弱势红军跟敌人周旋，建议转移到山高林密的粤赣边界去打游击。这是当时红军领导人在实际战争环境的逼迫下所能想到的唯一能保存自己的可行之路。所以游击战不是发明创造，而是务实求真的实践者在特定环境中不得不然的选择。很简单，这样才能活，不这样就得死。但出于武装斗争初期的没有经验，以及主观、狂热的左倾幼稚病，或许还有一点点地方主义对地盘的执拗，特委领导人否决了这条唯一的生路，而决定“反攻”，“打回海丰去”。这会开的，本以为是个扭转形势的机会，结果不仅去不了大山，反而连小山也不让呆了。会后，红军再次西进，进入海丰县境。当地地方党的领导人见到红军，也极力劝说红军攻打海丰城！并说海丰城有自己人做内应，放心吧，稳拿！红军攻城，结果发现，内应确实有，不过只有八个人。而敌人有一个团驻守。红军付出一定代价，攻进城里，但力量已臻极限，根本站不住脚，不得不再退出来。这次攻城一无所获，唯一的成果是接应出了这八个内应。折腾一番，红军不得不再次退回山里。这之后，红军处境越来越艰难，敌人也越来越疯狂，不断进山搜剿，见人就杀，能烧的就烧，连普通群众也不放过。为了缩小目标，红军只能分散游击。这时候红军的处境是名副其实加强版的艰苦卓绝！没地儿住，为了隐蔽，草棚也不能搭，只能睡在树林里或草丛里。六七月份，广东天气湿热，蚊虫极多，躺在草丛里睡觉会是什么感觉！因此生病的极多。师长叶镛就是因为得了严重疟疾，走不动路，隐蔽时被敌人搜到而杀害的。徐向前也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伤口化脓，幸好队伍里有人懂点医术，采草药给他敷上，伤口才慢慢愈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济美山石洞，徐向前曾在此养伤。 吃的更不用说，粮食想也别想，只能到处挖野菜，徐帅回忆说，当时红薯叶子算是上等食品，很难找到。但野菜也没那么多，哪那么容易找到，所以有不少人被活活饿死！这种环境中还要对付敌人的搜捕，东山跑到西山，西山转回东山，时不时还有一些遭遇战。战斗中牺牲难免，而有的只是受伤，但也因缺医少药而死。还有的赶上山洪爆发，被冲走....这时候的红军，面临的是天地人全方位无死角的严酷环境，而且前途茫茫，看不到希望，只能在绝望里靠信念坚持。叶镛牺牲后，徐向前继任师长，带领剩下的一两百个人继续坚持。但在敌人的不断搜捕中，人越来越少，而且毫无办法！七八月间，广东省委派陈郁以巡视员的身份潜入山里了解情况，他见到徐向前时感慨万分：“省委的同志知道你们处境艰难，但没想到难到这个地步！”陈郁传达了省委关于“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的论断，以及“目前分批转移、保存力量是唯一出路”的决议。坚持中终于等来了希望！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广东省委的策划下，徐向前等几十个人最后从海陆丰地区转移出去。距徐向前进入海陆丰，正好一年。一年的艰苦卓绝，对人的身心都是严酷的考验！徐向前在这场考验中无疑交出了完美的答卷，他不仅能揣着明白在看似无望的情况下坚持到底，而且竟然能表现的从容不迫，乐观积极！省委巡视员陈郁感慨红四师的艰难处境时，徐向前竟然能微笑着说：“有山有水，有野菜，还有热水洞的温水能洗澡，只要下决心坚持下去，敌人是不可怕的。”设想当时情境，如此的从容淡定简直让人毛骨悚然！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由此我们确信，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可以从容面对任何艰难困苦，甚至牺牲，甚至更甚于牺牲的痛苦磨折。这种面对炼狱般艰难困苦的从容淡定，这种在绝境中永不熄灭的希望，来自什么强大力量？单靠意志似乎很难，而如果比照那句誓言，一切就在可理解的范畴中了。“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大面山人文公园的徐向前雕像 3、组织纪律的历练红四师到达海丰城受到热烈欢迎，接着就与红二师分别承担起一个方向的军事任务。这个阶段，红军与东江特委之间大概没有明显的分歧，毕竟初期的党和军队其实都还是在尝试阶段，谁也没有背后眼，能将当时和以后的情形看得那么透彻。但后来敌人大军逼近，面对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特委与红军之间自然而然就出现了分歧。红军当然要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他们知道战场上靠的的真刀真枪，而这时候敌我力量对此过于悬殊，根本没有硬碰硬并取胜的丝毫可能。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在承认早期革命家的理想和激情、并充分认识这种理想主义的伟大和历史意义的基础上，不妨以事后诸葛的眼光就事论事地看问题。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力量，起码不能正面硬碰硬。但东江特委发布的《反围剿告东江同胞书》，却号召红军和赤卫队，“同敌人决一死战”，号召“农友们，扛起枪，慷慨离乡境，从容上战场”。在东江特委激烈而不切实际的决策下，红军处处被动，损失很大。海丰县城也丢了。那边海丰丢了，这边特委又让打惠来。可能觉得惠来的敌军相对较弱，但即使攻打下来，在敌强我弱的大形势下也是守不住啊。结果付出一定代价打下惠来，当然也是呆不住，只能再转移出来。这种情况下，处在极端劣势，就像打架，实在悬殊太大，打不过，本能的选择就是找掩体，所以红四师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普宁山区的三坑。但特委不同意。澎湃和特委的领导们来到三坑，挥舞着拳头，喊出“反对上山主义”的口号，要求红军下山，跟他们干！一线的红军太明白这样干的后果了，他们不讨论什么是“上山主义”，他们只是老实告诉这些疯狂的特委领导，这样干要吃亏的，不能去。彭湃听了大怒！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不去，我去！说罢自己带头往山下冲！特委书记这一番操作或许让战士们有点发懵，但也没办法，只能派人跟着他。跟着他干嘛？徐帅回忆录中说：“好保护他。把他接回来。”知道一定不行，你闹吧，我跟着你，等你闹够了把你接回来。总之，特委出于“革命处于高潮”的判断和一种疯狂的理想化的激情，要求“进攻”，狂想着形势一片大好，敌人已“溃不成军”，革命胜利指日可待，而这种诗人气质的浪漫幻想显然是痴人说梦。但身处一线的红军及徐向前等红军领导人对实际情况有切身的体验，他们从军事角度考虑，太知道哪是生路哪是死路了！这种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只能服从组织的决议。这种坚强的组织纪律性是我党我军战无不胜的法宝之一。一时一地，可能按个人的意见来更好，但长远来看，没有这种组织纪律性，没有整齐一致的步调，是不可能取得伟大事业的成功的。首先，你怎么就知道你的看法一定正确？其次，角度不同，在你看来应该这样，但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面看，那可能就是另一副景象了。还有最重要的，你囿于自身的看法，可能跟组织着眼于全局的看法截然不同。比如刘邓跃进大别山，如果不能从宏观考虑，只从军事角度考虑自身处境，那刘邓完全可以质疑中央这一决策，但从大局看，没有你们的牺牲，全局就活不起来！所以邓大人说就是二野打光了也值，领袖大赞其有大局观！具体到此处，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特委犯有左倾幼稚病，当时的决策有问题，那红军的坚决服从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当然有意义。吃亏是一时，但一种钢铁般的组织纪律性得以被巩固，而这，带来的好处是长久而深远的。不然，各按自己认定的道理自行其是，即便这次尝到甜头，但组织纪律的焕然必然造成长久的混乱无序，其影响是致命的！徐向前及红四师虽在组织上归彭湃及东江特委领导，但毕竟是外来红军，有些具体细节上按说可以有一定的余地的，而且毕竟建军初期，有些规矩还没最终成型，没那么严格，但他们仍然能严格服从特委决议，表现出自觉的严格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我党我军，对在其中的个人，对徐向前，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特委跟红二、四师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上，红军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向粤赣边界的山区发展，但被特委否决。这种否决，一方面是左倾幼稚病，对形势缺乏认识，另一方面，也跟当时某些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有关。说白了，别走，在我这，帮我打海丰，夺回地盘！这个在徐帅回忆录中也有所流露。而且当时红军就有这种感觉。之前地方武装跟红军也是井水不犯河水，各是一摊。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各位领导能从大局出发，坚决服从特委决定，这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心里明白、一眼能看到结局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服从组织，这体现了高度的党性和组织纪律性！虽然红军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但组织和个人，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都将长久地得益于这种组织纪律性！4、人事：澎湃的彭湃红四师攻打惠来城，围了几天，迟迟未下。这时彭湃来了。老婆也跟着，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一看还未攻下，又急又怒，马上就要冲上去，亲自带人去爬城楼！他老婆一看，也要把孩子扔下，和他一起去。这就是彭湃。前边提到，红四师撤入山区时，彭湃及特委要求红军下山进攻，红军有不同意见，彭湃大怒，亲自带头往山下冲！这就是彭湃。彭湃出身豪富家庭，但他对社会的不平和贫富分化非常敏感，很早就产生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后留学日本，在日本接触到马列主义，并认定马列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良方。回国后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在海陆丰地区，从革自己地主家庭的命开始，身体力行地进行农民运动，深得当地农民的爱戴，被称为“彭菩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领袖称其为“农民运动大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日本时，一开始吃穿饮食都沿袭了以前的习惯，很讲究，但从研究马列以后，吃的穿的就很简单了。在农民运动中，这个曾经的富家少爷也能完全彻底地跟农民打成一片。他穿的跟农民一样，吃的也跟农民一样，走到哪里都能跟农民推心置腹地交流。同吃同住，绝没有一点外人的感觉。有时在农民家吃饭，饭碗上粘这鸡屎，他也毫不在乎，端起碗就吃。徐帅提到这一段也说很难能可贵，表示很佩服他。这也是彭湃。正如民俗学家钟敬文所说：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一种彻底的理想主义是彭湃生命的主色调。但理想主义者往往带有与生俱来的弱点，如徐帅所说：主观、急躁，有时“左”一些。这些弱点跟他的激烈、纯粹、彻底的理想主义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而正反两面，激烈与急躁，纯粹与主观，彻底与执拗，这几乎就是早期革命者的典型形象了。在与这样的彭湃相处的过程中，徐向前一方面感受到他的理想化、不切实际，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他崇高的革命者的形象，表示“很佩服他”，这种全面的认识有助于他对革命者复杂形象的理解，有助于以后他对他某些同事们全面的评价和理解，有助于以宽容和理解面对某些带有这样那样缺点的同事们。而这一点，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值得。就如彭湃，他的一生都活在理想主义里，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在革命这一点上完美无瑕。他一生都在理想的激荡下澎湃着，不死不休。他就像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不切实际，但用生命谱写出了壮丽的革命诗篇。他的生命如烟花绚烂，虽然只有一瞬间，但它的光芒必将长留在人心里，照耀着、激励着那些后来者徐徐向前。 彭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