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老孟头与“ 苏修特务”大老吴（上）

文东

“老革命”老孟头与“ 苏修特务”大老吴

此文我写的是很多年前在黑龙江边境地区工作时相识的两位老人，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他们都是有颜色的，前者为“红”，后者为“黑”。噢，属于政治色彩。
由于美篇的制作限于5000字，我只好把全文分成上、下篇。

上篇“老革命”老孟头

1971年6月，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了三十五连，全称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现锦河农场）五营三十五连。
写“老革命”老孟头，我觉得应该从吴师长到连队视察那件趣事开始是最好的切入点。
那年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在篮球场玩球，看到两辆吉普车颠簸着从东侧的山路上向我们连队驶来。车跑的很快，后面都有一溜尘土在追。
两辆车先后在路边的那个大马粪堆旁停下了。
先头那辆车车门打开了，下来一位军人，50多岁，很魁梧，看派头是位大首长。接着，从两辆车中又有几个人走下来。先下来的那人围着粪堆转了两圈连说好。后边的人们也都跟着说好好好。
我知道那粪堆是菜班班长老孟头儿带领他的部下整理的。老孟头儿名叫孟昭礼，已经60多岁了。当时兵团不兴退休，年纪大的人干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干不动了才回家养老，工资按照原来的数量开。说他是班长，其实他手下的兵只有4名妇女。马粪有的是，连里有拖拉机和农机具，他可随时联系调用，加上他们的精心管理，因此，他们种出的蔬菜格外得好，辣椒、茄子、芹菜、黄瓜、柿子，肥肥大大的，应有尽有。平时食堂里的菜架上摆放着红的、绿的、紫的各种菜，看着喜人。还有西瓜，也是他们种的。
马粪用于种菜，粪堆也自然归他们菜班管理。老孟头儿每天抽出时间，带领部下去将从马厩里拉出的马粪堆上整理成型，有时实在忙不开了，他便一个人第二天起早去干。在他的精心管理下，马粪堆成了连队的一处风景,凡外来人无不对此称赞。
老孟头儿是河北省枣强县人，他十多岁时来东北，曾给早期的黑河军分区司令员王肃当警卫员。1946年在一次剿匪战斗中挂了彩，子弹洞穿了他的左小腿，后来被认定为三等残废军人。他经常拍着那发亮的伤疤炫耀自己是老革命。
不一会，司号员吹起了集合号，全连干部战士都来到会议室参加大会。我在会场见到了那些刚才观看马粪堆的领导们，经石连长介绍，才知道那位先下车的人是我们兵团一师师长吴先义，他是在团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连队视察工作的。
在连队大会上，吴师长提起了那让他赏识的马粪堆，石连长汇报说是孟昭礼的功劳。
吴师长点了点头，大概他以为石连长说的是个年轻人，便随口问了一句：“谁是孟昭礼？站起来我看看。”
他抬头一看，一个戴了顶皱巴巴的单帽，个子不高，一寸多长的花白胡子扎煞着，如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疯老头儿”华子良的老人“刷”地站了起来。更使他意外的是，那老人向左一步跨出座位，“啪”地双腿一并，紧接着行了一个不大适宜但又十分标准的军礼。人们都想笑而又不敢笑，憋出一片“吭吭”声。
所有人把目光都转向了吴师长，只见他先是一愣，立刻站起身大步走过去，紧握着老孟头儿的双手，握了两握，连声说：“老人家请坐，请坐。”
在一旁的常和老孟头儿开玩笑的卫生员刘少俊，用诙谐的口吻向吴师长说：“报告师长，他是老革命了，有腿上的伤疤作证。”
这时，老孟头儿的脸红布似的，双手乱摆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全没了往日同我们摆功时的神气。
“噢？撸起裤腿让我看看。”吴师长来了兴趣。
他的脸更加红了，在吴师长的催促下，露出了他那常常引以为豪的伤疤。
吴师长慢慢蹲下身去，这位老军人脸色凝重地伸出了右手，轻轻抚摸着他那发亮的伤疤，自言自语地说：“惯通伤，是枪伤没错，你真是老革命呀。”
老孟头儿的双眼模糊了，两行泪水很快地涌了出来，流进了他那蓬乱的胡须里。
从此以后，老孟头儿再同别人摆功时又增加了新内容：“……哼，你有什么不服气的？人家吴师长还摸着我这伤疤说我是老革哩！”
慢慢地我了解了一些他在战争年代的经历，真的像他说的那样，过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日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掉了。
在他讲述的战斗经历中，有一次使我记得格外深刻，因为那次的战斗所在地就在我的老连队附近。
记得那天晚上熄灯后我实在睡不着，对他说：“孟大爷，给我们讲讲你经历的剿匪事呗。”
我们当地青年要比那些城市知青们尊重他一些，有称他大爷的，也有称老头儿的，但没有叫他老家伙的，更没有叫他老不死的，那是知青们对他的称呼。
可能是称呼大爷的作用，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没有像以前对别人的请求那样卖关子，这还是头一回。
他趴起身子，伸手从墙上摘下他的水壶喝了两口水，想了一会说：“那是在1946年，虽然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可这一带山里的土匪还是很多，而且很猖狂。土匪们分很多股，多的几百人，少的几十人。头子有刘山东、张鸣九、杨青山、李云鹤、老靠山、莫东生，还有。莫东生是鄂伦春人（以打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是被国民党收买的一股土匪，他们枪法准，非常残忍，那天我们遇到的就是这帮家伙。地点是在一个叫洪胡吐的地方，你家是四十连的吧？离那里不远。”
“是，洪胡吐在我的老连队西侧，相隔十来里路，现在是四十一连。”我说。
“当时那里还没有人住，但有几间房子，那是别处的大户人家去种地时住的，秋天收粮后就回家了，平时房子空着，其实就是个地营子。我们走到那里已经黑天了，找了一间大些的屋子吃了点东西就睡了。我们一连好几天没有睡好，太困乏了，十几个人，躺下一会儿就都睡着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土匪们竟然顺着我们的踪迹找了上来，因为我们觉得那里十分僻静安全，竟然没有安排岗哨，真是大意了，唉！大意不得了啊。”

他停顿了足有一分钟，好像20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为那次的大意而后怕。
“后来我们分析，土匪们是看到我们去那里了，晚上没有动，是为了等到深夜我们睡着的时候偷袭，包我们的饺子。好在我们没有点灯，他们不知道住在哪间屋子里面。先偷偷地包围了我们睡的那间，屋里黑，看不清楚，就把一棵手榴弹拉弦后扔了进来。我侧着身子睡的位置对着窗户，手榴弹正重重地砸在我的后腰上，我痛醒后一摸是手榴弹，急忙扔在了地上，‘轰’的一声响，震的炕都颤抖。还好，那天我们那些人都是老战士，如有一个生瓜蛋子就完了。我们立刻明白了当前的情况，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其中有两人被弹片击中负了伤，但都忍着没有动。土匪们在屋外听了一会，见没有声音，以为没有人又去搜查另外的屋子了。这时我们才悄悄起来，撤出房子绕到他们的后面，狠狠地打了他们的伏击。土匪死了五、六个人，其余的跑了，我们还缴获了十几匹他们没有来得及骑走的鄂伦春马。”

“你受伤了吗？”我有些担心地问。
“没有，不过被那手榴弹砸的可不轻，当时疼的我差点叫出声来，休息了十来天才好一些，多少年每到阴雨天腰就疼。”

他讲完后，有一个知青说：“这老头儿就会吹牛。”不少知青都说他吹，他每次讲完后他们都这样说，故意气他。

知青们说他吹牛，我却一直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到后来，我的判断得到了验证：1991年到1992年我写农场历史时（此时兵团已改制为农场），有查阅全场任何人档案的特权，专门看了他的档案，里面的确有他立功授奖的记载。

那时，老孟头虽然同样与我们一起住单身宿舍，但他不是单身，可也没有什么两样，老伴在200多公里外的嫩江县，他两年回去探亲一次，每次假期都是没有休完就回来，最多是四、五天。知道底细的人都清楚，他那凶恶的后老伴把他身上的钱要到手后，就不让他上床了。回来后，他都气鼓鼓的几天不说话，过后又“嘻嘻哈哈”地同年轻人们说荤话。
特别是到了晚上，那时还没有电视，我们宿舍也没有收音机，他除了讲自己的英雄事迹外，还常讲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故事，有时说到“精彩”处，青年们就“嘻嘻哈哈”地骂他老流氓，甚至有人扒下他的短裤打屁股。
我记得有一次负责挑水的沈大爷到团卫生队看病去了。刘少俊进了屋，看来他真的渴了，急忙拿起水舀子伸向水缸内，“咔”的一声响，是水舀子挖在缸底发出的声音。原来沈大爷两天没在家水缸里已经空了。我看到刘少俊一抬头笑了，有些纳闷，谁知他几步走到老孟头儿的床前，从墙上摘下水壶，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水，扬起脖子喝了个精光。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知青中最坏的小子什么时候往水壶里撒了尿，又挂在了原处。那是一只草绿色扁型的铝制行军壶。
连队在山里，井水甘甜可口，平时年轻人都喝凉水，喝后也没有不良反应。但老孟头儿毕竟上了年纪，喝了凉水后肚子不舒服，便用那壶将水烧开后再喝，喝不完挂在他床头的墙上。
刘少俊出门后不一会儿，老孟头儿回来了。他将水壶放在火炉上热了热，拧开盖子将尿刚喝到嘴里，立刻又吐了出来。

在床上看书的我有些不解，不解的是他怎么喝口水嘴还咧成那个样子。便问：“大爷你怎么了？是不是水太热了？”

他摇摇头没有回答，快速将水壶挂在墙上，又火急火燎的用舀子将缸里的水根一点点地挖到牙杯里，蹲下身子刷牙。
老孟头儿的牙还没有刷完，开拖拉机的“龙套”跑了进来，“龙套”姓孙，是哈尔滨知青，他也是爱和老孟头儿开玩笑的一个。他进屋后直接掀开缸盖，见没水问老孟头儿：“老头儿，有水吗？”
老孟头儿还在没完没了地刷牙，用下巴指指挂在墙上的水壶继续刷。我看到他那微驼的脊背一抖，似乎在偷笑。
年轻的“龙套”可不像老孟头儿喝水的动作那样慢，打开水壶“咕咚咕咚”就是两大口。
“啊呸！啊呸！”他什么也没有吐出来。接着把手指伸进喉咙里抠，“呕！呕！”大嘴一张一张的，很像鲶鱼。他只是干呕，同样没有吐出丝毫的东西。
我看着奇怪，坐了起来，心想这是怎么了？老孟头儿刚才喝了那壶里的水是那个样子，现在“龙套”喝后又这样。我直直地看着他们二人，实在是莫名其妙。
过了半天，“龙套”才缓过劲来：“是尿，是尿啊！”这话是他跺着脚说出来的。
老孟头儿还在对着炉坑低头刷牙，又刷了几下，看来是刷完了，他站起身子，吐出嘴里的牙膏沫，扬起脖子“呵啦呵啦”地漱了一会儿口，将水吐出，才斜了“龙套”一眼，慢条斯理地说：“知道那是尿，我还喝了一口呢。”
“你喝了，你喝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要是说了，你还能喝吗？嘿嘿……”
我倒在床上笑的肚子直疼，心想这个老家伙，可真是够坏的啊！
宿舍里的知青们知道此事后，没有一个不说老孟头儿坏的，但他并不反驳，还“嘿嘿”地笑着说：“对你们这帮坏小子，就不能好了。”
十八年后我再次见到了老孟头儿，这已是1989年的事情了。
此时，我已经是农场医院（改制前的团卫生队）的医生了，在放射线科。一天我去看望住院的朋友，见到了住在同一病房的他。他已经80多岁了，虽然已过去了那么多年，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来到他的病床前叫了一声：“孟大爷。”
他看我身穿白大褂，以为是给他看病的医生，坐起身来，向床边蹭了蹭，解开上衣扣子等着我给听诊。
我笑了笑：“大爷你不认识我了？”
他抬起头仔细端详了我一会儿，说：“认不出来了，唉！我老了。”
“我们以前是一个连队的，在三十五连，我是小郝。”我向他跟前靠了靠。
“小郝？”他又向床边蹭蹭，伸着脖子看了我一会儿，揉揉眼睛，又看，最后摇摇头说：“想不起来了。”
我提了自己的名字，他嘴里念叨着：“郝文东，郝文东……”低头想了足足有两分钟，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大爷你忘记了在1971年，我们13个当地青年分配到了那个连队，咱们还住过一个宿舍。”我进一步提醒他。
待续

作者简历：郝文东，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职称。从医19年，后历任黑龙江省锦河农场党委宣传部长、黑龙江省北安管理局第一高级中学政工科长、党政办公室主任等职。黑龙江省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黑河市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北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200余篇，2017年出版30万字的纪实文学《把我的故事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