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盐阜老区的军旅生活（二）

周宁军

五年的摸爬滚打，数载的风雪雨霜，汗水浇去了我的稚嫩，枪炮锻造了我的豪情，我以士兵的名义苦过，累过，在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收获了不仅仅是军人标准的步伐，也收获了底气十足，与众不同独有的职业军人的品质

1974年9月我被提升为南京军区守备27团三营炮连的一名排长，着装由士兵的两个口袋，换成了干部装四个口袋，行政23级，人民币57元钱。提干不久，温州“洞头事件”的爆发，开始了全军和平时期的第一次大调防

1975年4月我团奉命调防苏北。接防的南京军区守备一团先期到达浙江我团防区，随后我团也从福建的沙埕港启程从海上乘船，经过两天一夜的航程，到达江苏的陈家港登陆。我团接防了南京军区守备一团的防区，部队番号没变，代号改为83052部队，团部驻守射阳的合德镇。射阳县位于苏北沿海中部，相传因精卫填海而成陆，由后羿射日而得名



（射阳团部大兴农场连队营房）

海岸线总长103公里，滩涂面积109.7万亩，据说现在每年还以近万亩的速度向海洋延伸。当时调防后，我团的防区北与响水陈家港守备28团防区相接，南与东台弶港守备营防区相接。我所在的82迫击炮连接防了射阳团部的大兴农场生活在广褒的苏北平原，感觉不到了浙南登山下山的艰难，当时那种一眼望不到的盐碱荒滩和贫瘠，深知军营的生活一样的不易.在连队仅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即调团政治处干部股帮助工作，不久也被正式任命为团政治处干部股的副连职干事

（当年团政治处机关人员合影）

盐阜是革命老区,饱经血雨腥风的岁月洗礼,这里是新四军的摇篮,作为新四军的后代，追寻先辈们抛洒热血，为新中国建立浴血奋战的足迹，我又在黄海前哨盐阜老区继续职业军人的新征程。公元1976年这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可谓灾难深重：中国三位伟人相继逝世、东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但是，也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结束了十年浩劫

（当年团政治处机关办公平房）

这一年里，我从基层连队到了团机关不久，紧张而辛苦的连队军训生活少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忙碌而繁杂事务性的工作。先在保卫股帮忙了三个月后正式定编团政治处干部股。团政治处干部股当时的编制就三个人，股长一人，干事两人，讲起来挂了个副连职，实际上就是个“兵”，工作上事无巨细，大小事情都要亲历亲为，尤其是团一级的干部工作，面向基层连队，点多面广，涉及到都是基层带兵的人

（当年团政治处干部股办公室）

既要按照政策原则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安心基层连队的工作；又要当好他们的娘家人经常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好“后顾之忧”。每次下到基层连队，讲起来代表的上级领导机关，但却无法表态，回来都要请示汇报，真像个“传声筒”，不过，能把基层连队干部的真实想法、思想和表现情况不走样的模上来，那还真要“两把刷子”

（当年曾经住过的团政治处机关宿舍）

刚去团机关自然也像新兵一样，什么都得从头学起，团里正常的干部考核、基层干部的调配任免、干部苗子的选拔、政审，干部培训的选调等日常工作要做。更为饶头的，就是遇上了军队第一次大批的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我所在的团从浙南调防到了苏北担任守备任务后，原先在浙江各地执行三支两军的干部都回到原来的所属机关和连队，按编制团里一下多出一百多干部，从团里司政后机关到基层营连干部大量超编

（当年团后勤处机关干部宿舍）

记得团里司政后机关的副参谋长、副主任、副处长就有十一名，基层连队冗员现象也十分严重。从我团当时的干部现状来看，兵龄长，职务低的干部多，61、62年的副连职、64、66年的排职在基层连队都是普遍现象，原先的隶属关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温州军分区交由盐城军分区代管），对在部队的升迁也受到一定影响

（射阳27团团部大礼堂远景）

加上很多干部都是温州、浙江籍的，由于离家远了，家庭问题多了，家属拖后腿的多了，家庭埋怨多了，从浙南到苏北，自然环境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各方面的生活条件比原来要更艰苦了，众多因素的叠加，使团里干部要求转业的居多，符合转业条件的影响不符合转业条件的，不安心部队工作的影响安心部队工作的，造成连锁反应。记得当时团里除了机关部分干部和基层连队少数和新提拔的干部外，一片“走”声

（当年射阳团机关大礼堂正门）

尽管那年转业干部上级下到我团的指标很多，但还是不能满足要求。因此，走谁留谁？处理不好就会“放走一个，牵动一串”。甚至助长了部队基层干部不安心工作的恶性循环。那年的转业干部工作中，既要让在部队的干部安心工作，“留住人，拴住心”，继续为部队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也要让上级下达的每一个转业名额落实到人，顺利的到地方报到，使团里干部转业地方走的愉快

（射阳27团团部老营房一角）

转业干部的工作，不是讲些大道理，就完事了，而是一项深入细致，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实实在在的事情。为此，每个阶段每个步骤作为做具体工作的我来说的确付出了不少心血，真可谓“绞尽脑汁”，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都是小心翼翼。转业干部名单的确立，尽管团党委要集体研究把关，但方案要干部股拿，一百来号人的大名单，一个个的“过堂”

（当年团机关直属队供水塔）

要对每个干部的任职经历、身体状况、家庭情况、军政素养以及目前是走是留的思想状况的等都要了如指掌，至少是能在团党委会上能汇报个所以然来，这些都要基于在平时对全团干部情况的掌握，以供团党委进行参考、分析，研究。就为了这，我陪同分管干部工作的团副政委、政治处主任跑遍了团里所有基层连队，与团里可以说每位营连排干部都见过面，谈过话，听取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当时的苏北尤其在我团防区02号（霍乱）疫情严重，有很多连队的的吃水都成问题，靠团部加油车拖水供应，但为了对每个干部的现实思想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坚持在连队吃住，情况不清不明不回撤，与基层干部促漆谈心交心，掌握第一手情况。记得提交团党委研究的百名转业干部大名单，也不知反复了多少回，最终才确定上报审批

即使这样个别的调整也还是有的团里转业干部名单确立后大量的是转业干部审批表的填写，外加转业干部的档案整理等等，江苏本省的转业干部一式三份，外省的都是一式四份。过去又没有电脑全靠手抄，光转业干部审批表就要手抄四五百份，每个人的情况都还不一样，既要细致不能有差错，还要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上报和移交地方，工作量特大，只好从连队抽调了两个当兵的加上我们干部股的一起干，就是这样还要加班加点没完没了的抄写

（调防后到射阳当年团篮球队队员）

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记得那年苏北各地也到处闹地震，晚上在防震棚里，点着煤油灯或汽灯，不顾蚊虫的叮咬，还要公公正正的不带潦草的填写好一份份转业干部审批表为了不使已确定的转业干部，影响机关和连队正常的训练和工作，保证部队机关和基层连队的稳定性，在团里领导的带领下，干部股牵头，百余名已确定的转业干部，多次集中在新洋港的空营房里，专门集中进行学习培训

一方面通过这样的集训，要求这些转业干部站好最后一班岗，在部队不出乱，给部队建设留下好印象。另一方面，通过集训学一些转业干部的相关文件和政策，以及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如何继续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好经验和好做法，进行大量的正面思想教育，使之有一个先期的思想准备等等。那年转业干部的到地方报到办理手续也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有的转业干部到地方分配的通知书一拿到手，感觉到工作与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有距离，要求调整工作的有之，改变主意不愿意走的有之，还有随军家属动迁后的安置等等，

尤其是作为统一分配的对象（不能回到自己要求的原籍省市自治区），纷纷找上门来，从我自己来说，既要按照上级的有关政策规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同时能在政策范围内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也在干中学学中干，积累了不少做好转业干部工作很多经验和做法，省军区乃至南京军区也都在简报上转发了我团做好转业干部工作的经验

那些年，从国家来讲“文革”刚过，百废待兴，军队转业干部工作的政策制度建设也不系统不完善，除了长期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还在于决策水平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团一位司令部炮兵股长，温州籍人士，因为转业统配到贵州省社科院本人坚决不去经反复做工作，仍然无效，当年的转业干部工作结束了，部队为从严转业命令的严肃性，最终以不服从分配，受到由行政21级别降到22级的处分，在后来的转业工作中尽管回到了温州，但毕竟是背了“黑锅”

在哪个讲政治的年代，即使回到原籍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了(据后来转业回温州的战友说，的确如此，地方政府想用也不敢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转业干部政策所致才可能发生的问题，放在现在也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处理了。在团干部股工作，基层干部苗子的培养选拔，干部的任用和管理，是部队建设很重要的基础工程之一，也是团干部股占用大量精力的一项不可小视的工作

过去基层干部的选拔提升，不像现在必须要经过军队院校，而是连队推荐，经过营里审核上报、团里根据军分区下达的提干名额经团党委审批，直接从优秀士兵选拔提升这些从基层连队土生土长直接选拔上来的干部，都是从士兵、班干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有基层带兵经验，对基层艰苦的物质生活和紧张严格的军事生活以及枯躁的精神生活，高强度的体力消耗，都很适应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军事技术也都是连队的尖子，有的还在省军区、大军区军事比武中的取得过优异成绩。但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普遍的都存在一个知识结构偏低的现象。

相对于后来院校培养的干部而言，少了点理论知识，多了点实践积累；少了点创新精神，多了点机械教条；少了点“和风细雨”，多了点“令行禁止”。那个年代对从优秀士兵中选拔干部政审看的格外重要。各营上报的预提干部苗子，团干部股首先都要进行外调政审，一旦政审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哪怕是家庭成分高些或亲戚中有些所谓政治问题，与本人毫无一点关系，那也就只好搁置了

出门在外遇到雨雪的恶劣天气就更是件糟糕透顶事了，记得去泗洪县城头林场外调，下起了大雪，晚上不能回到县城住宿，只好在生产队临时的土胚房子里住上，在跳蚤成群的被窝里拱上一宿，第二天再踏着化冻的泥浆回到县城。即使如此，为了对预提干部的苗子负责，该找的人还是要找，该了解的情况还是不能漏，该弄清问题绝不含糊，在预提前把好第一道政审关

（77年27团团长马玉明、副团长葛长海、副政委吴积祥、陪同大军区首长聂凤智、曾思玉视察防区）

干部股工作，在我来说，最用“心”的莫过于本人的工作职责之一：考察和识别掌握了解干部现实表现和能力素质，这也是选准用好干部的重要环节。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考察识别干部，努力做到对干部的真知、真用，能够把能力强、素质高的干部选拔到合适的岗位上，从而促进基层部队干部队伍建设质量的提升。在干部考察中，我努力向老同志们学习，努力积累好的经验，合理确定内容，力求把考察识别工作做全为了将德、能、勤、绩、体等“五要素”对干部的考核更加全面，我又结合团里机关和基层连队干部的情况，加以细化

细化分解为政治表现、思想品德、组织指挥、业务素质、敬业精神、教育管理、精神状态、工作作风、遵规守纪和身体、心理素质等。军事干部重点突出对军事素质、带兵管理、组训能力等方面进行考察；政工干部突出对理论素养、思想品德、教育管理等方面进行考察；后勤干部突出对专业技能的考察机关干部重点突出指导基层、工作作风和个人形象等方面进行考察；基层干部重点突出对完成任务、群众基础、精神状态和遵规守纪等方面进行考察

原团政治处放影队放影员李平、广播员穆方松（79年赴云南前线）

再就是注意了采取多种途径，通过多种渠道和不同侧面来考察识别干部，努力把考察识别工作做活。我先后参与了由党委常委带队，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结合部队演训、先行试点、参加上级比武等重大活动，坚持深入到实地，考察到一线，多层次、多侧面了解干部，切实对考察对象的情况做到亲知、真知，为党委选人用人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79年团政治处机关送广播员穆方松赴南疆前线）

再就是抓住两个关键问题重点考察，一方面，重点考察干部的德才表现。采取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的考察。对“德”的考察识别，主要采取自下而上，通过“面对面”、“背靠背”的方式，广泛听取群众对干部“德”的意见。对“才”的考察，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领导机关通过交任务、压担子，以干部完成任务取得的成绩和汇报工作情况，对干部“才”的表现作出评价，另一方面，把营连主官队伍作为重点考察识别的对象。营连主官队伍是部队建设的骨干力量，营连主官强，则基层建设就强

（79年我团步兵四连送16名战友前往广西前线）

同时，坚持把优秀年轻的干部、有发展潜力的干部放在重大活动中摔打锻炼，从中培养、发现优秀人才。挖掘他们的工作潜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其次是注意了在考察识别过程中，坚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干部，把考察识别的重点放在发现培养他们的长处上，把他们放在合适岗位。用其所长，不因其某一方面有弱项就否定他们的努力

（调防苏北我团步兵连尖子班战术演习）

坚持把营连主官队伍建设作为重要抓手，通过考察，把能力素质强、发展潜力大、群众反映好的干部放到主官岗位进行锻炼；定期对营连主官履职尽责情况进行考察，对考察不称职的，给予重点帮扶或考虑调整岗位通过这样的工作，较好的防止和克服了考察识别干部“凭感觉”、“凭印象”的倾向，我在任的数年间，团干部的工作也算是有声有色。我也由到机关初任的副连职干事升任为正连职干事

（当年耸立在盐城市中心的新四军纪念塔）

盐城，位于黄海之滨，苏北古城，地处苏北平原,是革命老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此重建军部，建立革命根据地。至今流传着“西有延安、东有盐城’之说。一方勃发着无尽活力的热土，一座澎湃着激情的英雄城市。79年12月我被调盐城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工作。在盐阜老区这块热土上继续耕耘

（位于滨海八滩王桥战斗纪念碑）

盐城军分区机关位于盐城市区所在地的建军路上，就是当年新四军重建军部的遗址。当年的盐城军分区，下辖八个县人武部，还代管了两个守备团（27、28团）和一个守备营，除了守备三师，独立师外，在江苏省军区算是部队兵力最多的军分区了，但沿海的守备线也是很长的

（当年盐城军分区政治部机关人员合影）

我当时所在的盐城分区政治部有宣传科、组织科、干部科、群联科。当时的干部科也不像在团里干部股就两人，从编制上人也多了些，科长、副科长、干事共六人。我到任后，根据科里的分工，主要分管各区县下属的专职人武干部的考核任免及干部福利（随军家属的审批及工作调动），还要主抓本科工作简报的编辑和对外报道

（我与战友陈学敏在盐阜人民商场合影）

尤其是这随军家属的审批，原本是部队师以上按照军委批转总政63年的规定：符合35岁、15年军龄、副营以上干部三条其家属子女就可以批准随军，但在过去的文件在措辞上不够严谨，部队按照三个条件中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批准干部家属子女随军，但到了地方公安部门却不给办理

（当年盐城市仅有的一公园里）

有的县城武装部与地方关系好来往密切，符合一个条件也办理城镇户口了，但两个守备团干部多，又是刚调防不久与地方关系不熟，居然要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落实城镇户口；当时干部中农村户口的居多，急于办理随军，以解决家属和子女户口和就业就学，为稳定军心，我多次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商，逢年过节还要“烧香拜佛”加深关系，帮助解决了军队干部随军家属的问题

（当年与战友陈学敏在邮电大楼的合影）

到了军分区机关后，战斗部队的气息是越来越淡漠了，在团里还配有五四式手枪一把，每年还有一到两次的实弹射击，到了分区机关，没有了身边的武器，有的只是更多的时间耍嘴皮子动笔杆子，如何挖空心思在工作上，通过自身的工作实践，撰写有新的创意和经验材料。从部队与枪炮为伍，到拿起笔舞文弄墨，也经历了一段深刻的磨砺

（81年在盐城军分区卫生所）

为了深入挖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争年代在盐阜地区的革命活动，我与分区新闻干事一道走访当年的老乡，采集了当年刘少奇、陈毅在阜宁等地革命活动的素材，撰写了好几篇回忆革命先辈的稿件，对当年新四军在盐阜地区的革命活动有了更深的了解，采访中自己也受到了革命传统的熏陶

（盐城市公园一景）

分区领导、机关每年都要拿出几个月的时间，专门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到守备团及区县武装部进行调研，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我合理的安排好科里的具体业务工作，腾出时间，多次陪同分区领导，参与分区党委的中心工作，跑遍了盐城地区各县，先后深入八个县人武部和众多的乡镇基层武装部

（位于盐城市中心的大铜马雕塑）

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大范围的了解各单位的情况，掌握实情，本着极端热情，极端负责的精神，设身处地为基层着想，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带倾向性的问题；在分区机关多次组织的干部下连蹲点代职中我从不推让，总是积极报名参加

（位于阜宁县的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

地处响水陈家港的守备28团的基层连队是江苏省军区守备部队中当时条件环境最艰苦的单位之一，我主动报名到基层连队，在守备28团二营炮连代理副指导员，为期一个多月里，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一道摸爬滚打，重新体验兵的生活，始终保持兵的本色

（位于盐城盐都区郭猛烈士墓）

从打赢未来战争的课题出发，在参与南京军区“徐海八零”演习中，盐城分区机关，扮演了集团军机关的角色，我作为机关一员在此次的演练中摸索了战时政治工作如何展开的经验，圆满完成了演练任务，受到好评。在分区机关这样的环境工作中，我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也从正连职干事调整为副营职干事

改革开放的初期，盐城在江苏还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交通不便，地处偏僻，海滩泥淤，农民的房子多是泥砖砌墙，茅草盖顶，当地百姓的确很穷，曾被讥笑为“堂堂男子汉，不及鸡下蛋”,一个工就几分钱。沿海守备部队的驻地营房，多是地处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滩涂，比起在浙江平阳那更是寂寞荒凉

（位于东台的苏中四分区抗日战斗纪念碑）

过去一讲起盐阜地区就和贫穷落后画等号，似乎成了人们羞于启齿的市情。但是，战争与革命的烙印留在这块土地上，很多地名便成了历史留下来的名片。在盐城境内现存有迹可循的重要革命遗址248处，其中抗战时期形成的居多。这些红色遗址遗迹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在盐城开展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生动记载和反映了盐阜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的积极贡献

（位于盐城市建军中路北侧的新四军纪念馆）

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盐阜老区的英雄儿女，在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与铁军健儿血肉相连、生死相依，15万热血男儿参军参战，160万群众箪食壶浆，踊跃支前，双拥工作热火朝天长久不衰，革命老区的历史烙印，已深深地镌刻在盐阜大地的版图之中，挥之不散，抹之不去

（位于盐城市建军中路北侧的新四军纪念馆）

在这片热土上，我走过的很多乡镇，都是以牺牲的烈士来命名地名，这些烈士的苦难为别人带来希望.第一任盐东县长方强、第三任盐东县委书记胡特庸、三师22团团长陈发鸿、阜宁二区工委书记陈涛、阜宁三区区长陈振东、盐阜十二区区委书记方秉文、十四区委书记白果……在他们牺牲的地方，都换了地名。所到之处的盐阜大地，有太多的红色经典

（新四军与八路军苏北会师主要领导雕塑）

每一个红色经典的背后都留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每一段经历的背后都有一种不平凡精神在延续，那就是永不磨灭的红色精神。这种非同凡响的红色精神，将中华民族红色崇拜的传统与革命者们赋予红色的一种全新政治激情结合到一起，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红色情绪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感的凝聚

（位于大丰县白驹镇狮子口的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纪念碑）

追寻革命历史的血脉，踏着前辈们的足迹，虽然时代更替，但是始终有着一股力量左右着我的情怀，激励我在盐城地区的八年生活中，为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上，默默的奉献

写于2012年2022年3月改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