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十年局部边境战争中的广西

边陲小将

80年代是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时代，此时的中越边境仍硝烟不断。对越自卫反击战在1979年3月16日结束之后，两国仍然在边界存在着冲突。从1984年4月开始，中国在云南麻栗坡县中越边境地区同越南进行了长达5年的边境局部战争，同时广西也在边境一带实行炮火还击。一直到1991年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广西和云南才能全身心投入到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十年战争期间，广西和云南坚决响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守好祖国南大门，为国家现代化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如今人们在讨论广西为什么落后时，十年战争的影响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本篇浅谈中越战争期间，广西的支前与战争对广西的影响。

（中越友谊宣传画）

自建国以来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时期，广西一直是越南的“大后方”，为越南提供大量物资。1964年至1974年，龙州一地提供的援越抗美物资就有蔬菜13054万斤，活猪23982头，粮食1583万斤等。中苏交恶时，为了国防和工业事业的发展，广西成为三线建设的大后方。而且，由于美军在越南的活动，广西还是国防前线。广西一直处于前线与后方的矛盾状态中。一方面，它需要集中力量为越南提供战略物资。另一方面，它要发展自身的工业体系，以便外敌入侵沿海地区时作为后方。直到1978年，广西工业总产值、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等仍处于垫底，财政入不敷出。雪上加霜的是，隔壁好邻居摇身一变成为敌人，可谓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战争乌云再一次笼罩广西。

（三线建设，列车经过枝柳铁路线上的融水苗寨铁桥）

根据人民战争的思想，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是开展人民战争的基本条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政府需要动员民众与社会支持战争。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广西各地踊跃响应号召，纷纷成立支前委员会、支前领导小组、支前办公室等。这些机构的职责包括为部队筹集和提供物资，修筑、维护交通道路，组织地方民众成立担架队，动员民兵参加战斗等。

广西在支前动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广西通志》统计，1979年全区共动员民兵、支前民工27.2万多人，战斗高潮时达43万多人。南宁、百色、钦州地区25个县、市，动员组建83个担架营，自制担架1.6万多副，及时后运伤员和烈士。部队向边境开进时，沿途41个县、市组织2万多民兵民工整修道路，在前沿急造军路22条，370多公里。沿途各县市做到积极支前，有人出人，有力出力（见表格一、表格二）。交通要道处还设立军供站，供应部队粮草、副食、日用品等物资。1978至1987年，南宁军供站转运参加自卫还击战部队、支前民兵民工，调防、入伍、退伍、过往军人1.07万批。供应粮食43.74万斤、蔬菜44.3万斤、木柴128.46万斤、开水4.46万担。因装卸运力不足，大量地方群众参与到物资的装卸与转运中。龙州方向的供应站，在最繁忙的时候每人每日搬运物资达16吨。这些支前工作都依赖地方财政的支持。1979年初，广西支前工作的财政投入约有4000万元。

表格一（上）、表格二（下）

（表格一、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广西支前参战人数与支前物资，不完全统计，来源：各地《地方志》、《广西通志：军事志》、《周德礼自述》）

支前工作存在着多方面的挑战。中越边境山脉连绵、坡陡谷深、河水湍急，地形气候复杂多变。许多地方不通公路和水电，很难做到机械化保障，物资运输基本依靠人背马驮，保障成本高。前沿阵地一名战士一天的战斗和生活物资，需要2到3名民工保障，运送一名伤员一般需要6到8人。由于地形复杂，直线百米的路途实际需要花费四五个小时。广西还处于西南边陲，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再加上军事行动总的服从于外交大战略的需要，战斗时打时停是家常便饭，这需要作战支前和经济建设两手抓。一直到80年代末中越关系逐渐正常化，地方才得以把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如1989年凭祥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凭祥市委书记指出：
“我们清醒地看到，凭祥的经济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忙于抓战备支前，在人力、物力和财力及时间安排上，重心都放在战备支前上，经济建设抓得少，所以，经济建设起步晚，底子薄，速度慢，……今后，如何使我们的工作能尽快从原来纯战备的忙乱中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我们凭祥市由于特殊的环境，肩负着两个重担，一是保证战备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边防；二是要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两者是不可偏废的，都要同时抓好。……但用发展眼光看，经济建设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中心。”

（支前民兵民工把物资运上阵地）

1979年后，广西方向大规模的战事较少，多为炮火还击作战。即便如此，边境群众生产生活仍受到影响。在炮火威胁下，农田被迫丢荒，杂草众生。农民多次在两军炮火覆盖范围内抢种抢收，有的田地距离越军阵地最近仅有一百米，农作物无法精耕细作，产量低。84年的炮火还击作战，边境约1500栋房屋遭到破坏，2万名群众被迫离开家园，稻田公路等多处毁坏。此外，边境一带密布地雷。人员触雷，牲畜误入雷区被炸是家常便饭。东兴市在1993年到1997年的排雷行动中，就排除雷场13个，雷障面积135万平方米，相当于两百个足球场，排除地雷21398枚，上千公顷的土地得到恢复。边境探亲互市作为生产生活的一部分，也遭到中断。越方过境互市、探亲在建国前就长期存在，建国后边境贸易、亲友互访更是增多。仅宁明县一地，每年越方互市人数就有一万人左右，边民出售商品，同时收购相应的副食品，年销售额可达10万元，促进经济的繁荣。自战事开启，双方就中断了边境互市和人员往来。

（排雷完成后，战士手拉手走过雷场，用自己的双脚证明死亡地带已不存在残存的地雷。）

十年战争期间，边境一线长期驻守大量军队维持防御。约60%的边防部队处于战备状态，超过一半的军费支出用于部队生活保障。各行各业和广大干部群众，直接担负支前参战或后勤服务的任务，部队打到哪里，供应就跟到哪里。支前部门筹集物资，成立上百个后勤供应点，不间断供应肉类、蔬菜、燃料等物资。靖西和宁明为方便驻军买粮，增设了20个供粮点。为了减少地方支前压力，部队也在边境一线开垦种植，重视业余生产。崇左协助驻军征用土地5500亩，解决了营房、生产、生活用地。1984年，崇左的驻军生产用地有1207亩，其中种菜531亩，产蔬菜253万斤，吃菜自给有余，还饲养生猪4894头。但直到1984年，各地仍有约50%的物资供应由地方承担。


再者，战争影响着边境城市的发展。凭祥作为战事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是法卡山战役，炮战主战场，长期被定为“政治特区”、“军事特区”。市外人员进入凭祥，都必须凭证通行，人员流动极不方便。《凭祥市志》指出了战争对凭祥发展的影响：
“凭祥市之所以贫困落后，市委和市政府认为，除了与其他地区有共同原因外，主要是近百年来连年战争，烽烟不断。凭祥属全区48个贫困县(市)之一，全市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25％…，粮食年年需要国家支援, 1955年至1985年，调入的粮食相当于同期凭祥粮食产量的52.6％…，财政连年赤字，除1961年外，年年需要上级补助，才能保持收支平衡…，农业发展缓慢除了一般因素外，主要原因是受战争的影响。从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到自卫还击战，全市人民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战备和支前状态，肩负着繁重的支前任务，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付出了很大代价。仅自卫还击战期间，全市投入支前的干部、群众就达4万多人次；遭受损坏水坝、水电站48处，毁坏丢荒田地2267亩，被炸死耕牛79头，毁坏房屋数以千间计，在边境一线的12个行政村，99个自然屯，19786人被迫后迁，至今仍有3个自然屯的群众，未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凭祥与内地相比落后15年，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落后25年以上。”

（凭祥地理位置）

投资方面，广西因地处边陲和战争前沿，较长时期不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点地区。广西50年代是援越抗法前线，60年代处于援越抗美前沿，70年代末处于对越自卫反击前线，国家在广西建设大中型工业项目和投资都较少。和全国平均投资水平比较，广西投资规模一直偏小。1950年到1990年，广西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由3.4％，逐步增至3.7％。但这41年累计的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只占全国同期的1.57％，不到人口比例的一半。80年代改革开放，广西虽是沿海，但1990年以前开放步伐较小，利用外资也较少。直到1993年，广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才大幅度上升，由1992年的141亿元上升到278亿元，同时期的广东为1629亿元。

两国战争带来的明显后果之一，还有大量的难民。自中越关系、印支半岛局势逐渐恶化时，大量华侨、难民被迫离开越南和东南亚等国。其中一大部分人选择前往中国，广西自然成为接纳他们的第一站，第一批进入广西的印支难民多达21.4万人。70年代后期，全国安置越南难侨、难民26.3万人，其中广西安置了约10万人。几十万人突然涌入边陲，给广西带来不小的压力。即便如此，广西尽己所能接纳难侨难民，为他们提供住房、资金和生活保障。据1988年统计，广西为难侨难民提供耕地面积4.73万公顷，建造住房165.03万平方米，约77%的难侨难民安置在华侨农场和国营农、林场。直到今天，广西各地仍有大量的华侨农场。国家与国际社会也为安置工作做出巨大贡献。1978年至1991年，国家拨给广西接待和安置经费4亿多元。国家向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组织为广西争取得到共3339.45万美元(按当年和当时汇率计)的无偿援助。这些援助为难民提供了生产开发、渔业设施、教育培训、饮用水工程、医疗卫生等项目建设。中国安置华侨的努力，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赢得了侨心，在道义上也受到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赞誉。广西作为接待安置难侨的主力地区，展现了一个地区应对国际重大事件的能力，扩大了广西的影响力。

（“越南船民”乘船逃离越南）

战争还导致走私增加，关税损失（见表格三）。首先，战争加剧了边境地区现有物资的短缺。因地处前线，许多边境城市转型经济发展的工作被大大推迟，地方民众还需要一边生产一边支前。工厂为了减小损失，被迁出战区，这也降低当地工业化程度，许多物资供应紧张。其次，中越边境一带密布地雷，两国巡逻队不必依赖定期的巡视。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海关和法律往来都被中断。因此，两国对跨境经济往来进行检查和征税的资源非常有限。《海关志》提到：“由于边境海关暂停业务， 至1990年以前没有开展沿边查私工作。”第三，由于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某些物品差价悬殊，走私有利可图，双方边民利用历史习惯、地势接壤和地形熟悉之便，偷越国境走私牟利的相当多。1979年因自卫还击战，群众越境走私停止。到1980年，大新、靖西、防城等县(自治县)边境的某些地区，边民们利用羊肠小道，走私又开始出现，1983年逐渐蔓延。其实，由于中越历史传统等原因，双方边民的越境探亲、就医和互市往来，一直未断。即便因战事边境封锁，不少地点还自发地形成了民间交易市场，越境边民随意出入，管不胜管。如靖西的湖润镇弄意甚至成为了两国边民自发交易点。

政府意识到关闭边境只会让走私更加猖獗，随着战事稍平，上级指示最好不要阻止普通越南人来中国进行贸易，边境省份应该利用这一趋势，鼓励人们在指定地点进行跨境交易，而不是让黑市、走私自发繁荣起来。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自1983年起，边境贸易点逐渐开放，两国边民重新进行互市往来。《海关志》记载：“1984年到1988年，广西西部的宁明、龙州、大新和凭祥市，中越边境贸易如火如荼，自发贸易点倍增，并向边境集市移动，双方边民参加边贸活动人数超过友好年代，越方客商来自腹地各省市，双方边民参加边贸活动人数超过友好年代，双方交换商品种类众多，贸易额直线上升，规模发展迅速，边境贸易十分活跃。”


80年代末，广西边境战事渐无，边境贸易进一步得到发展：“1988年10月以来，成千上万的越南群众涌进中边边境贸易点。1988年越方人员进入南宁地区贸易点的人数达48万人次之多。昔日冷冷清清的南疆边关凭祥、水口、硕龙沸腾起来。通往这些关卡的汽车来回穿梭，成千上万的中越边民在那里‘自由贸易’。在桂西边境各贸易点里，双方边民交换的商品种类多样。越方的交易商品，大多数是传统的土特产品，如茴油、八角、蛤蚧、红边龟、桂圆肉、鸡血藤、砧板等几十个品种。而中国同越方交易的商品，有棉布、针织品、成衣、小百货、小五金、医药、家电以及农用机械等上百个品种。据粗略统计，1988年南宁地区边境贸易成交额达2300万元。1989年春节，近万名越南芒街的边民涉水越过北仑河边界，涌向广西防城的东兴镇购买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界河边境被值勤的中国武警和武装民兵堵住，但很快就有200多只小船为互市服务，从此，沉寂多年的北仑河日益繁忙。”

（东兴中越边境边民互市点）

总之，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广西光荣完成支前工作，并在之后的十年局部边境战争中，继续守卫着边疆的南大门，为改革开放创造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广西这个边境省份不仅积极参与支前，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长期受到影响。广西东邻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南有出海口，向西可直通东南亚，北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需要一手抓支前、一手抓发展，落后其他沿海发达地区至少十年。在和平年代，广西要如何抓住机会促发展，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