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家路上

心系远山

作者1978年11月于八达岭长城

探家路上

——部队生活烦忆（12）

部队生活，探家是一件大事。

持别是第一次

记得那是1973年秋，我们连住在襄渝线上的前锋（现四川广安）火车站。我已服满现役，可以探家了。为了做好准备，我提前花最少的钱买了一个最大的人造革提包，外加一个装洗脸盆用的那种大网兜，但很快就被同乡战友委托带回家的乱七八糟的物品塞满了。这些东西，大都是战友们平时积攒下来的白糖、猪肉罐头、核桃之类。其中有半斤产自川滇交界处大山深处的野生天麻，是我花11.5元钱，托一个在那里下乡的重庆亲戚所买，回家给母亲治头晕毛病的，成为里面最值钱的物品。

正当我把所有的东西装好，愁着如何往家带的时候，一个在工地管材料的战友，又给我背来了一背篓当地产的9分钱一斤的桔子。这是四川特产，当地不难吃到，但当时在我的家乡沂蒙山地区还不多见，想来想去，我最后决定带上它。为此，我腾出了一个装子弹的木箱，把它装好。就这样，我肩背手提，带着这些东西上路了。

在前锋火车站，战友们送我上车。到重庆车站后，转乘9次特快，因是始发站，也没大问题。但是到郑州再转去徐州的火车时，问题就大了，我挤在进站的人流中，走上了站内的天桥，实在走不动了，站下来歇息了一下，再动身往前奔，差一点没有挤上东去的火车。

到徐州转车就更不容易了。因为火车站在徐州的西头，下车后还要坐公交车，才能到达东头的汽车站。然后乘汽车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到山东临沂，再转汽车，经两个多小时后才能到家。就这样，我紧赶慢赶，到家时已是第四天了。

1974年春出差于成都南郊公园

第二次探家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等我第二次探家时，我已由战士提为干部，衣服上增加了两个兜，买的车票也变成了硬卧，假期由15天变成了20天（部队未婚干部假期）。同时，离开连队到了营部，同乡战友少了，带的东西自然也就少了。

但有一件东西却使我有点为难。这是一包食品，一位老技术员托我到徐州时带到他岳母家。当我在徐州西下火车，转到徐州东汽车站，再把所带物品寄存好时，市内的公交车早已停运了。我只能步行，拿着那包东西，沿着他事先给我画的“联络图”，走至某大街右侧一棵电线杆下，转至一条中街，再往前转至小胡同时，我不知怎么走了。好不容易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女同志的身影，我想赶紧上前问问，结果我快走她也快走，我慢下来她仍然快走，沒等我开口便消失在了一条小巷内。等我再费尽周折终于确认了要找的一处院落时，敲门时屋内拉亮了灯，再敲时却又关上了，最后经反复盘问之后，门才终于打开，迎接我的是技术员的内弟，正在南京上大学。他说这段时间徐州市社会秩序很乱，各家各户都很提防，天黑之后街上就没什么人了。寒暄之后，天也快亮了，主人们便忙碌了起来，老太太生火烙单饼，大学生上街买油条，热情地招待我吃了一顿徐州名吃——单饼卷油条。

20天的假期转瞬即过，等我回到部队时才弄清，原来是我被设了一个“套”。老技术员让我看他家中的一封来信，我看了信的内容和里面的一张照片后恍然大悟。原来是他夫人来部队时想给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妹妹物色一个对象，我成为候选人之一，刚好借我探家带东西之机，再让家里人看看怎么样。这使我很难为情，因为我在家时刚刚经本家的叔叔介绍，确定了一个对象。

1975年探家时回老连队于西安兴庆公园

第三次探家

当我第三次探家的时候，部队由襄渝铁路转战南疆铁路，我也由给水营调到了师政治部组织科。

同时我探家的地址也发生了变化。上面不是说我在上一次探家时初步确定了恋爱对象吗？她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当时她从浙江上山下乡回到山东老家，就地安排了工作。我回家探家时只见了一面，说好回部队后书信联系。经过快一年的书信来往，关系基本上确定了，便商定探家时，一起到浙江再让她的父母亲看一看。

这样，我就从新疆库尔勒到大河沿（吐鲁番）火车站，乘54路特快直达上海，再转车到达浙江与爱人相会 。

当时在师机关工作，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探家时可提前通知设在大河沿火车站的兵站，让他们给拿好火车票，然后从师部乘内部交通车直达车站后乘车。

但等我从山东老家回部队时就沒那么容易了。幸好徐州火车站公布每天可在窗口公开卖3张硬卧车票，我从山东乘一天汽车到徐州时，也差不多是晚上了，干脆就在窗口前排一晚上队，第二天早上8点售票时，即可买上卧铺票，下午就可乘车返回了。

1977年5月探家时与未婚妻在浙江

第四次探家

1978年，我已到了部队提倡的结婚年龄，经组织批准可以结婚了（当时部队提倡结婚年龄：男28岁，女25岁）。我与爱人书信商定，“十一”国庆节结婚。但计划没有变化快。等到我提前请假的时候，科长劝我“你还是先到北京开完‘ 三学代表会＇再回去吧”。我说“十一”结婚家里的日子都定好了。科长说“大治之年，哪一天都是好日子，往后推一下吧”。

科长的想法是从工作出发的。那一年确实是拨乱反正的大治之年，全军开展了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航空兵一师活动，简称“三学”，师里刚开了三学先进代表大会，我参加了会议的秘书工作，起草了会议的主报告，还整理过典型材料，对这项活动的情况比较熟悉。就因为这一点，我作为工作人员，随带队的师首长与全师100多名代表，于1978年11月20日去北京参加了铁道兵的“三学代表大会”。之后，直接从北京回到了老家。此时离原定的婚期已过去了两个月，岳母从浙江为我们结婚带来的糖果都化了。

1978年11月参加铁道兵“三学”代表大会，师直代表队的代表在长城合影（后排右1为作者）。

2018.01.11初稿

2022.2.24重新整理于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