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九团回忆录之七十二，209团回忆录编委会

京

翟玉庭

我的部队生活掠影

        原209团加工连指导员  翟玉廷

一九六五年，我刚满十八岁，应征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我们部队是新组建的工程部队，没有营房，就先住在老乡家中。经过三个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我懂得了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初步掌握了军事技能，就开始了国防施工。

我们连的驻地离施工的工地很远，需要步行十几里路才能到达。开始是修路、劈石、抬石头、修筑堤坝、打土坯、建营房。午饭在工地吃，下午回驻地。当时潼关的天气很热，在烈日下干活战友们都是汗流浃背，但大家抬着石头、喊着号子干劲更猛。下班回到驻地，战友们还是争先恐后抡扫帚抢水桶，给老乡挑水、打扫院子和街道，做到“缸满院净”。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思想简单而纯洁，就是一心要把工作做好，把任务完成好。一个班的战友亲如兄弟，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工作中脏活累活抢着干。班长李天明是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严于律己，各项工作抢在前面。刚到连队时，伙食不足定量，有时吃不饱，班长和老兵总是让我们新兵先吃，他们后吃。干活抬石头，班长和老兵在后面，让我们新兵在前面，扛子总是让我们一大截，战友们这些团结友爱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努力做好所有工作。

后来我们连转为打山洞施工，我们班成为风枪班（打风钻），就是打炮眼。操作风钻虽不象排渣班那样累，但一台风钻五、六十斤重，加上三、四十米长的两根胶皮管子（风管水管）拖着，有时风不足或出现故障不好使，反复弄上几次也是大汗淋漓。风枪手外面穿的是防水衣裤、高筒雨鞋，都不透气，工作起来，里面工作服被汗水湿透，也是湿漉漉的。有时操作风枪累得两手握着风枪把，听着风钻嗒嗒的声音，就像催眠曲，就会眯过去（就是打了一个盹），风钻停了一个激灵也就醒了。最艰难的就是打翻井，竖井都是从地面向地下打，而翻井是从隧道的顶部向上开挖，人站在井架上，风钻与钻杆钻头向上对着头顶上的岩石打炮眼儿。风钻一开，从头到脚全身都是风钻钻出的泥浆，有时碰上山体透水，就像倾盆大雨，相当的艰难。

有一次我和战友李芳彦（同村）在井架上作业，打眼时由于气压过大，开钻时没有控制好阀门，开得过快，钻头从选定打眼的位置滑跑，风钻瞬间斜着向另一个方向冲了过去，霎时我们俩人和风钻一起从井架上掉了下去。幸亏当时井架不高，才没有出事。（有一次我回老家，李芳彦战友问我，你还记不记得咱俩从井架上掉下来那回事？我说咋能忘了，如今回想起来都后怕。）完成一个作业面需要三到四个小时，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坚持作业。再就是罐帽的备覆施工，是在一个面积一百多平米的作业面上施工。上面是山体，下面是模板和钢筋网，之间距离只有一米左右，有的地方只有四五十公分，战友们只能弯着腰或爬着才能作业。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施工，通风又不好，加上混凝土散发出的热量，里面的温度高达三十多度，再加上战友们汗水的气味和身上散发的热量，里面的温度会更高，在这样的环境里施工，又闷又热。战友们都是穿着内裤光着膀子干活，身上常被山体撞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碰破皮儿流着血都不叫一声苦，只能听到平板震动器的呜呜声和平板震动器在混凝土上被战友们拉动产生的嚓嚓声。当平板震动器被拉动时会不时喷溅出水泥浆，溅在战友们身上，大家都成了一个个水泥人儿。因为备覆罐帽的作业不能停，只能一次浇筑完成，为保证混凝土浇筑作业的连续，采取轮班倒，一班人浇筑作业另外一班人休息。当时炊事班做的是油饼和肉菜，装油饼的竹篓就在旁边，谁饿了想吃就吃，还有绿豆汤，渴了就喝。当时讲的就是不完工决不下工地，这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连队、我们的工程兵、我们党的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充分展现。

经过战友们一起努力工作，我们班第一年就被评为“四好班”，我也得到战友们的认可，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七月，一个星期六下午的党团活动时间，由班长李天明和排长尚恒产介绍我入党。我参加了连党支部大会，但因村里的一份外调材料，我的入党申请没能通过。（当时文革已经开始，我入伍时政审家庭成分是下中农，外调材料却变成了中农，就因此使我的入党搁置了三年。）当时我心里很憋气，会后班长和排长都找我谈心，鼓励我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只要心里有党，党组织一定会接受你的。听了他们的话，我更加坚定了加入党组织的决心和信心，一如既往地好好工作，更加努力，从未放弃对党的追求。

时间到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团里从连队各班抽调12名战士组成一个班，同九一九部队的一个班和203下属各部抽调的十几名干部，组成由九一九吕政委为组长的军管组，在西安203部队（军级）经过一周的短暂培训，就到农建十四师一四六团执行军管任务。该团团部设在澄城县冯原镇，因为是新组建，没有自己的场部，住的是村大队部和老乡家的房子。该团主要经营畜牧业（牧羊），连队（畜牧场点）分别设在黄龙县、宜君县、铜川市三地的大山上，点多面广，战线长，居住分散，生活环境差，（当地有克疝、蹓拐地方病）工作条件艰苦，人员复杂，思想也不稳定。我们军管组就设在冯原公社的大院子里，军管组的任务就是稳定兵团职工的思想、消除派性，维护安定团结，坚守工作岗位，搞好生产。

当时我们军管组军代表（干部）十多名，战士两个班，三十多人组成。一个军代表两个战士一组，下到连队。我也很想到连队去，不知怎的没有让我去（可能知道我会写美术字吧）。当时驻守的主要是吕政委、李干事、通讯员和我四个人。我主要负责宣传，李干事写的简报、传单，由我刻蜡版打印，大的活动写些大幅标语，军管组发的通知通告都由我用毛笔誊写。

军管工作看似平静但并不平静。突然一天夜里通讯员接公社武装部转来澄城县武装部的电话，说他们武装部仓库的部分武器（退下来的旧武器）被一个群众组织抢了，请求我们援助。当时正好军代表和战士们回来开会没走。吕政委随即和高、梁两位副组长商定拦截。吕政委说：“虽然不是我们的任务，但兄弟部队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绝不能让枪支流向社会，危害群众。”当即命令梁代表、肖代表、刘代表三位代表和我们前去群众组织的必经之路设卡拦截。高代表同其他代表和九一九部队的一个班留守保护公社的安全。

任务下达后，梁代表带领我们埋伏在一处公路转弯处的有利地形，等待他们的到来。为防止发生意外，都不让我们带武器。当时部队有一条铁的纪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是带手电筒前去。不一会儿看到远处的汽车灯光渐渐接近，梁代表一声命令“上”，我们全体干部战士都冲到了公路中间，梁代表同大家高喊“停车”，同时所有手电筒照向汽车，汽车立刻停住了，他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解放军在这里出现。汽车团的刘代表立即上去拉开驾驶室的车门，推开司机，坐了进去，控制住汽车，梁代表立即打开右边的门，叫司机和另外两人下来到卡车上去。同时，另外几名军代表和我们都上了卡车，控制住了装枪支的箱子。梁代表立即清点人数，群众组织共九人，确定没有遗漏后命令刘代表开车。当汽车开进了公社的大院，把装武器的箱子卸下后，将他们请到公社的会议室，由高代表跟他们谈话、做工作。经过反复耐心地给他们宣传，讲解党的政策和武斗的危害，才使他们平静下来。

本以为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第二天八点多这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开着汽车，带着百十号人把我们驻地公社的院子围了起来，要求我们将昨夜收缴的武器还给他们，否则将炸毁公社的大门。他们高喊着口号，还不时朝天鸣枪，来势汹汹，情况十分危急，公社的大街上也涌来了大量的围观群众。吕政委见此情景立刻让我们守好大门，保护好公社的同志，防止他们冲击公社，并叫群众组织派代表进来协商。当时他们派了三个代表，我们也选了三个军代表，与他们分别谈话，给他们做工作。经过一番艰难的谈话和做工作，最后他们终于接受了军管组的条件，缴出枪支弹药、撤走围攻公社的群众、不再武斗。这件事在吕政委的指挥、军代表和我们的参与下顺利解决了。当天晚上，为了军管组全体干部战士的安全和防止我们的枪支被抢，吕政委带着我们到野外露宿。当时正是秋天，西北的夜晚特别凉，但吕政委还是跟我们一起，真是让人敬佩。就这样，我们一直坚持了好几夜，确保安全后才回驻地。

发生在军管组的另一件事，也让我十分难忘。那是在高代表传达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次大会上，突然一个群众抱着一个炸药包冲进会场把炸药包放在高代表面前，威胁说:“我们要坚持在山下闹革命，绝不上山。你必须答应我们的要求，不答应小心这个！”下面的群众都眼睁睁地看着高代表，高代表看了看台下的群众，对着来人笑着说，“你给我玩这个，还嫩了点，我玩这个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呢，我玩这个比你见的都多！”高代表的话赢得台下群众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个人当时面带羞愧，灰溜溜的跑了。这样一件惊险的事情，高代表几句话就给平息了。这些老首长、老党员临危不惧、机智果断的处事作风深深地教育和影响了我，使我受益匪浅。

我在军管组的时间比七连其他战友都要长。在此期间我们有好几个战友都抽调到203部队的军宣队派往西安的工厂去支左。我是在咱们部队调防前回的连队。

一九六八年冬我回到连里，记得当时洞里的石头夹杂有白色的石头，纯白色很漂亮，有战友用它雕刻毛主席像。在那里送走了同我一起参军的战友和六三年入伍的老战友。接着就去蒲城支农了。当时连里派我和张志文（和我一个排，我十班他十一班，后任七连指导员）随同团里的领导前往蒲城打前站（先遣队）。先遣队的干部战士在蒲城县党陆区集中开会部署任务，我们连被分配到孝同公社。到了孝同公社，我们和公社接洽后，就立即到各村安排住房。此后，我和张志文还骑自行车到六七十里远的渭南，迎接大部队的到来。支农主要是解决农村的派性问题。当时正是农闲季节，我们深入农村生产队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政策，消除派性，搞好联合。孝同派性闹得最厉害的就属秦家大队，秦家也是孝同最大的村子，村里绝大多数社员都姓秦，分成了两派。弄得兄弟叔伯之间都不说话，见了面就互相指责对方，开会都坐不到一起。开始我在公社负责了解整个公社的情况，后来，连里派我到秦家大队负责。我们好几个组吃住在村里，每天吃派饭。除了开会、办学习班，在各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和乡亲们聊天拉家常，进一步增进了军民之间的信任，加深了群众对解放军的了解。绝大多数群众认为解放军的到来是为了他们、对他们好，因此群众对我们非常热情和友好，我们到每一户吃饭，他们都会做最好吃的给我们。早上是稀饭和馒头（他们叫馍），坐着小桌子，每顿饭都放四个小碟儿，一碟红油辣椒，三碟咸菜。如果中午吃面，就会是一碟咸盐，加盘炒菜。有的还会给吃顿饺子，大都是素馅的。我觉得吃惯了部队的大锅饭，吃农家饭也挺香、挺好吃、挺有味道。尤其是他们的油泼辣椒，非常香，可口而有滋味。晚饭后，我们会按部队的标准付给老乡一块五毛钱和一斤半粮票，有的老乡会不收，但我们还是坚持让他们收下。

在秦家大队支农还遇到一件滑稽好笑的事儿，他们的派性斗争竟然用上了巫术。一天早上，有群众向我们反映，说有一户人家的中年妇女在她家门口扎了个草人，并向草人泼水，口中还不停地念着什么，说是在诅咒对方。为了避免引起双方矛盾的发生，我们立即和大队主任商量，即时赶到现场，阻止了这种迷信活动，并将此妇女叫到大队办公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同时让她通过村里的广播做了检查，这样才平息了一场风波。我们的支农工作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好评，我们离开的时候，群众都依依不舍。

支农工作结束后，一九六九年随部队调防太谷745库。745库是地面库，是个半拉子工程。我们十班的战友个个都是好样的，干起活来非常地卖力。无论是盖库房砌墙垒砖打混凝土都是能手，每项施工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像刘理林（副班长）、杨春天（电工）、马米明、李必炎，王照明、徐少安，都是不怕苦不怕累干劲十足，体力消耗大，饭量也大。连长李志合知道后，有一次星期天吃饺子时，还专门让炊事班给我们班多发了几斤面。

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我再次参加了连党支部大会，由高艺技同志（一起军管的副排长）、刘圪虎同志（军管时的班长）介绍我入党。至此，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原排长尚恒产已调其他部队，原班长李天明已提干调安装连任指导员）。后来我们连指导员陈正南带着九连的一个排和我们连的给养员李金泉调到286部队，二营各连的一班整体调九连作为补充。在太谷我没有参加支左。745的工程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顺利竣工。

一九七Ｏ年夏，部队调防焦作。连里派我带我们班同炊事班长和给养员打前站。当时中苏关系紧张，为了防空，我们坐的汽车都用黄泥抹了一层。从太谷出发，一路上所路过的地方人们看到抹满黄泥的十几辆汽车都感到奇怪。特别是我们先遣队的车队到达焦作，行进在解放路时，人们都带着异样的目光在议论，这些大兵是从哪儿来的，干啥那汽车抹了黄泥。我们七连和九连营部安排在赤庄。营部把我们七连安排在村南几个小队。根据营里安排我带着给养员先转了一圈，决定把连部和连首长安排在一个街面较宽广、便于全连集中的地方，定为连部所在的位置，同时，将另一处生产队闲置的库房定为炊事班的伙房，一是因为村民的房子较小，不便于打灶做饭，二是村民的房子做了伙房不便于恢复原貌。而集体的库房大，便于打灶垒烟筒，而且还有一个宽敞的院子。这两个位置定了，就依次安排了各班排的房子。

在整个部队到来后就开始了“三通施工”。首先是修路，对那些规划路中的巨石进行爆破，当时用不上风钻，就用土办法，用的是黄色炸药(据说是从到期炮弹里拆出来的），就是把炸药放在那些巨大的石头上，安装上雷管和导火索，然后用泥把炸药封起来进行爆破。施工进行得很顺利。一天中午，炊事班送来午饭，主食是大米饭。当时我们吃的时候都感到不对劲儿，觉得菜有异味儿，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吃到嘴里有些粘，很难吃，但是大家干了一上午的活儿，肚子都饿了，还是坚持吃了些。有的战友在嘀咕，今天中午这是什么菜呀，真难吃。可是不大一会儿，战友们就感到肚子疼痛，恶心，有的战友双手抱着肚子开始哇哇地呕吐，有的开始跑肚子。顿时，工地上就乱了，战友们的症状有的轻、有的重，大多数战友都躺在地上。我当时就呕吐的全身无力，也躺在地上，头晕得两眼都难以睁开，最后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到的连队急救点的。醒来时却躺在了床上，床边吊挂着输液瓶，手上插着输液针管。我整整地躺了两天，输了两天的液，身体才逐步恢复。

这件事引起了团领导和焦作市政府的重视，领导们带着慰问品来赤庄的急救点进行了慰问。事后才知道是给养员在军供站拉粮时错将桐油桶装上汽车，拉回了炊事班，造成了全连误食桐油。

道路打通后，接着就修建营房。当我们住进简易的营房没有多久。连通知我到团“一打三反”办公室报到，办公室就设在498部队最东边下面的房子。当时有保卫股的刘圪虎、赵怀义两位干事和我还有一位六八年的湖南战友，湖南战友会画画，团里让我们筹备一个“反贪污浪费、厉行节约”的展览，由我到各连队搜集整理材料（没过多久，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展览让停了，就没办成。）。当时正是大伏天，天气非常热，中午吃完饭，我们几个就到河对岸的水渠里去游泳。 

之后干部股又抽调我回山西阳泉、平定、盂县、洪洞农场、晋城、陈家一营等地对预提干部的战士进行外调。开始我和杜富贤干事去北京办事，办完事后我一个人返回山西。当时交通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长途汽车只通到公社，然后再由公社步行几十里路到被外调战士的村子。写好调查材料后再返回公社盖章，算是完成。我深知这次任务很重要，我抱着对组织和战友负责的态度，做好每一份调查材料，历时近半个多月，完成了此次外调任务。

任务完成后，我又回到连队，直至七Ｏ年冬被抽调去张家口接兵，才知道自己提干了。事后回想起来，连里派自己打前站、外调，都是组织对自己的考察，但自己都一无所知。战友周成保曾经说过他提干的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他在大荔军管，是连里给他寄来工资，才知道自己提干了。我们这代人都是这么淳朴……

我虽已暮年，但17年的部队生涯回想起来，有苦有乐，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是部队的经历成就了我的人生，所以在此要感谢同我一起生活战斗过的老首长老战友，特别要感谢当年到我家家访，将我带到部队的老首长马天水。

 

责任编辑 金厚盛

209团回忆录编委会

2022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