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峰山土地的变迁

山鹰🐓

西峰山村是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辖村，位于镇域西部，距昌平城区25公里，京礼高速公路环绕村边，其高速路出入口——西峰山站，距村庄仅五百米；省级公路南雁路、水台路分别从村南和村西贯穿而过。北京市公交车357路、昌33路在村口设有站点，交通便利。村域面积6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200亩，山场3000亩，村落占地800亩。全村拥有住户共558户，总人口1421人。姓氏以李、王、吴、周、薛、时、陈、郭为主，均为汉族。
西峰山村地理优越，三面环山，诸水交汇。地处太行山余脉和燕山山脉交汇处，海拔320米，土壤肥沃，地下水资源丰富，全村林木覆盖率 86%以上，以小枣、盖柿为主。
西峰山村是一个古老的山村，成村于宋代，兴盛于明、清。三面环山的地势，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经是古战场，辽、宋时期穆桂英曾在此大破天门阵。现村中还留有宋代战场遗迹，如：六郎井、望儿坨等。
　　村中有一古寺三官庙，始建于明代，因年久失修，坍塌严重，后毁于文革。现仅存一株500多年的银杏树，为国家一级保护树木。村中部有古井一口，井深18丈，井口方圆4米，名曰“六郎井”，现保存完好。
　　1949年建立村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李怀增。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怀红。 西峰山村党支部历任情况： 风云变换的山村土地
中国是五千年的农业大国，土地对于农民来说，历来就是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人们终其一生，不辞辛苦、日夜劳作，创造着吃苦耐劳、无怨无悔的传奇神话。因为只有拥有了令人羡慕的土地，才能心安理得的光宗耀祖，才能荣耀加身的扬眉吐气。
在解放前，西峰山村户数不多，也就是六、七十户的规模，按现今公布的耕地五千多亩的数量计算，每家平均达到几十亩土地，解决一家人的温饱基本上没问题，可是老人们却说，每遇干旱的年景，村中不少的户却要外出逃荒，就是将家门锁好，远走口外地区，在那些地方扛活打短工，一去就是三、四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挣得微薄的收入，寻求吃饱饭、维持日常的基本生活。
在旧社会出现这种极端的贫穷落后，一般不外乎是这两种情况，一是村中所有的肥沃良田都被地主和大户人家所拥有，而贫苦的百姓只能拥有少量贫瘠的土地，所以每遇天灾，就会出现逃荒和外出打短工的情况发生。
要知道，西峰山村是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庄，土地肥沃与贫瘠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象环绕村庄西坡一带的土质，大部分都属于山坡地，地块窄小、坑洼不平，每当下雨，雨水就顺坡而下，难以确保墒情，这种地块有个百十来斤的收入就已经很错了。另外还有相当多一部分为石子地，这些地块主要集中在村北的河滩地，这些在慢慢岁月中由洪水冲积而形成的土地，由沙土、小石子构成，透水性好，雨水渗透的快，如遇降雨丰沛的年景，这种土地粮食产量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旱情严重的年头，基本上是颗粒无收。所以，在解放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劳动的模式下，在靠天吃饭的期盼中，无力与老天抗衡，每遇灾荒的年景，出现离家外出逃荒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己一直以为村中土质肥沃的土地被地主和大户所拥有，才造成大多数的贫穷人家糠菜半年粮，以致外出逃荒度日。直到有一次与邻居老大哥刘廷顺聊天，才知道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他说西峰山村曾经有过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土地，闻听此事，不禁让我非常的惊讶，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竟然与小小的西峰山村发生过某种联系，不禁让我有了探寻来龙去脉的好奇，于是闲坐下来，倾听老人聊起这段历史。
老人说李莲英在村中拥有的土地名曰脂粉地，让人听起来不免一头雾水，一个伺候慈禧太后曾显赫一时的大太监，把属于自己的田产怎么称为脂粉地呢，细量思之揣摩，估计是如下原因，在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地方官员寻找靠山、巴结权贵的风气比比皆是，为保住自己不断的升官发财的美梦，各级官员就会采取各种办法、巧立稀奇的名目请客送礼。由于李莲英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拥有非常大的权利，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地方官员升降，所以李莲英就是众官员心中巴结的主要目标。鉴于李莲英是太监，膝下无儿无女，给他送礼自然要有一些讲究，所以，送礼的官员竟然琢磨出“脂粉地”的名目向其行贿，就是让李莲英在巴结慈禧和众贵妃时好有孝敬的资本基础，所为“脂粉地”的名称也就应运而生了，至于地方官员如何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变成了行贿李莲英的礼品呢，我估计、一是低价收购、强行购买，二是依仗权势、摊派地方。无论哪种形式，在那个封建社会中都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李莲英在西峰山村的“脂粉地”，只是其名下庞大田产的一小部分，他根本就不曾涉足，也许此事过后不久就忘记了，只是交由族人进行管理，雇人耕种收取租税。
李莲英在西峰山村的“脂粉地”有好几片，大概有二百亩左右，那都是村中数一数二的头等土地，主要分布在村南的场子堦，就是如今双马路的左右，这一片土地大约有近百亩，这里土地宽敞通透平整、土质肥厚，地头的长度大概有三、四百米的距离，就是因为这里土地的平整宽敞，才被村民们称之为“场子堦”。这一处平整连片的土地，在一九三九年日本人修建南口至马刨泉的公路时，被一分为二，延续成为至今的样子。
另一片土地在村西三阳坡的大柿子园，因为地里生长着二、三百年的大柿子树，遮天蔽日、成排连片，故被人们称之为柿子园。这里的土质也很肥沃，地块平整，每块地的长度也有二三百米，除每年能够获得大量的柿子果品外，其间还可套种玉米、谷物等粮食，收成也很可观，这片土地也有六十多亩的样子。还有一处土地在村西的西坡，面积大概有二十多亩。虽说紧靠山脚处不远，但黄土的厚度也有两米多深，况且平整宽敞，很是适宜农作物的生长。
为了便于耕种和管理，李莲英的族人特地在靠近场子堦地头南侧的马家弯处修建了一座庄园，雇佣长工在此 长期居住，生产工具一应俱全，并圈养着驴、骡等耕地的牲畜。隔三差五，长工们就赶着驮着木桶的毛驴到村中的老井台驮水，以保证日常的基本生活和牲畜的饮水。长此以往，虽说村民们习以为常，但年深日久，其排外的情绪也在慢慢滋生，认为西峰山的好地被外来人占有，并长期与自己争抢水井，村民们不禁对他们侧目而视。
话说历史跨入了二十世纪的民国年代，大清国早已烟消云散，显赫一时的李莲英也去世好多年了。树倒猢狲散，其家族权势消磨殆尽。在西峰山村的土地也被族人转卖给海淀一个大户人家。没有了权高位重势力的庇护，有的人就把妒忌的目光投向了曾是李莲英的“脂粉地”，毕竟那是村里让人垂涎欲滴的头等好地啊，那能让外乡人长期霸占呢。此时村中就有好打不平之人挺身而出，准备打官司夺回土地。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峰山村家住老井台东街的首富李振博，此人五十多岁，头脑聪明、精明强干，在他辛勤的操持下，他家开办的棚铺生意红红火火，五里乡村赫赫有名。所谓棚铺就是谁家有个婚丧嫁娶，就聘请其搭棚设案，并出租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而且还有一个鼓乐班子吹吹打打。在他的精打细算下，几年之后就渐渐的发达起来，买房子置地，西坡大部分地块都属于他的名下，成为了西峰山村名副其实的大户人家，成为了村民们羡慕和尊重的能人。
手中有了钱财，家有良田百亩，但比起李莲英的“脂粉地”那还是稍逊一筹。于是李振博就打定主意，花钱打官司也要把那些土地纳入自己的名下，花钱托人，几经辗转昌平的县衙志在必得。可没想到海淀的那户人家比他更有钱有势，最终李振博还是陪了钱财，输掉了官司。
话说这天输了官司，垂头丧气的李振博从昌平县城返回，走到北流村附近，正好路遇本村在外打工回家的米长兴，于是两个人就攀谈起来。说起这个米长兴，在西峰山村也算一个名人，这不是说他家里多么的富有，而是头脑 机敏、口若悬河，虽说日子过的有些紧巴，但村中的左邻右舍有什么矛盾问题，都会想到让他帮忙调解，就连万贯家财的李振博也对米长兴高看一眼。
一路走一路聊，两个人倒也推心置腹，李振博得知米长兴这些日子正在海淀巴沟的一个大户人家做木匠活，并了到这家的主人正在北京城里的王爷府当差，顿时心中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拍照胸脯豪爽的说道：我出钱你出力，若帮我打赢了这场官司，赢得的土地咱俩人平分。
看到有利可图，这米长兴非常的卖力，使出了看家的本事，凭着伶俐的口舌，再经过打点，终于说动了这位王爷府的差人从中帮忙。果然，在王爷府主人的帮助下，李振博最后打赢了这场官司，赶走了住在庄园的长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输了官司的那户海淀人家并未就此善罢甘休，而是花钱雇佣了一大帮人，拿着土枪土炮，准备来到西峰山村争夺土地的所有权，这群人穿过上下店村，气势汹汹的直奔西峰山而来。早已得到消息的李振博、米长兴不甘示弱，连忙也组织了村里的一群人，也拿上土枪等家什登上东关山迎敌。登高眺望，远远地就看见河套中一群人迎面走来。李振博明白手中的家伙都是要人命的武器，可也不能随便的打死人，那样的话可就麻烦了，所以不等这帮人进入射程，李振博就下令开枪放炮，乒乒乓乓的一阵折腾倒也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这帮人一看对方早有准备，也就没有轻举妄动，在原地放了一通枪炮后，就四散而去，毕竟是花钱雇来的人吗。
赢得了官司、这让李振博兴奋异常，不但得到了土地，更提高了自己在西峰山村的声望，那份得意从心底爬升到了脸上。米长兴比李振博还兴奋，家境贫寒的他，无异于天上掉下了大馅饼，自己出力帮忙，轻轻松松的就赚到了几十亩的头等好地，一夜之间，竟也跻身富户的行列，真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事。
接下来，按照双方的约定，两个人开始了土地的平分。俗话说乐极生悲，就在进行土地分配的过程中，两个人产生了分歧，李振博认为打官司都是自己出的钱，理应多得些土地，或者将上好的地块向自己倾斜。而米长兴也是不甘示弱，说没有自己托关系进行疏通，就根本赢不了官司。双方僵持不下，最后李振博只好忍气吞声按照对方的要求平分了土地。事情虽然暂时得到平息，可在李振博与米长兴心中却产生了深深的隔阂，为后来的一场悲剧埋下了伏笔。
　　古语说：房有千间住一间、地种千年八百主。米长兴用生命换来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儿子米瑞风先后出卖给他人，其中三阳坡大柿子园的十余亩土地卖给了和山铺村的沈长存、沈德海和沈长荣。此举让米家也因祸得福，从一个富裕中农的身份又转换为贫农的角色了。
　　一九五六年，国家圈定西部山区的水涧村等十余个村庄为工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其中位于柏峪口沟里的和山铺村也名列其中。准备搬迁到大兴县的沈氏人家四处打听，急需出手在西峰山村的土地。可巧，父亲此时从水涧村搬迁到西峰山村，父亲在妹妹马富芝帮助下，以一千零五十元的价格购买了柿子园这十多亩的土地。要知道，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农村大地，正在由初级社向高级社跨越，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已是妇孺皆知，在购买这些土地前，就有人提示父亲：说话就要土地入社了，你再买地不是等于把钱白扔了吗。可是父亲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自己一个外迁户就这样两手空空的来到西峰山落户，会被人看不起，在金钱与尊严的的选择上，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后者，拿出迁移费一半的数额购买了土地，一天都没有耕种就用它加入了高级社，一跃成为西峰山村携带土地入社五十一户中的一员。前些年，村里有人统计当年入社的相关户数，当时有人就提出马富顺属于外迁户，不能算做村里的老户，站在旁边刘维义马上予以了反驳：马富顺怎么不算村里的老户啊，当年人家可是带了十多亩地入的社呀。这才让在场的人如梦方醒。刘维义也是当年从水台村来此的外迁户，也属于带着土地来到西峰山的，生产队时期常年担任三队的会计，对过去的事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分毫不差。 西峰山村解放初期买卖土地的地契。 那些随风而去的大户人家

在解放前，贫富严重分化是封建社会的一种常态，不论大小村庄总是有少量的大户人家和地主鹤立鸡群，成为每个村庄的代表性人物，这类人群中又分为两个群体，一类是以经商做买卖而发家致富，又具有相当数量土地的大户人家，象西峰山的李振博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一个群体就是纯粹拥有土地，倚靠出租田地收取粮租，同时又季节性雇佣短工的大户，这类人家就被称呼为地主，如村中的王秉唤、王近山和时广弼等。
西峰山村的王秉唤就属于第二种情况的这类地主，其实早年的王秉唤家境并不十分富裕，只是由于他善于抓住机遇，一下子就跃居山村地主的行列。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人为了加强对平北山区的控制，掠夺山区的矿产资源，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日本人开始修建了南口至马刨泉的山区公路，他们强征驱使附近村庄的百姓为其修路，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在一九三九年这条耗尽中国百姓血汗的公路终于修通。
对于这条公路的修建，老辈人对此记忆非常深刻，当年家住水涧村的父亲就曾在山上为日本人修过这条公路。那时候，在日本人的控制和统治下，穷苦人家每天都要有一个壮劳力出工修路，而且自带干粮，在日本人的刺刀监督下，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整日劳碌在修路工地上。
不过也有件稀奇的事情让修路的民工感到了不可思议。那是在公路完工的一天晚上，日本人把大伙集中在一个大空场上，只见两根杆子中间挂上一块白布，对面支起了一台放映机放起了电影。头一次看电影的穷苦百姓，根本就不知道电影为何物，目瞪口呆的在那里看那些活动的影像。一会的功夫，大伙都来了兴致，顿时唧唧喳喳的议论开来：瞧，那个披着麻袋片干活的不是你吗。吆，你看那个抬木头的是不是你啊。原来，日本人在修路的时候，派出摄影记者将修路的过程拍成了纪录片，公路修成后，将这部片子进行放映，让这些中国的民工看个稀罕。据说，在山前放过了这部片子，日本人又到后山的马刨泉村也放映了一次，成为偏僻山村老人们一次津津乐道的往事。
言归正传，还是继续说说这个王秉唤。日本人修这条公路的时候，王秉唤正担任西峰山村的保长，利用职权，捞取了不少的好处，公路修完了，他也趁机得到了不少的钱财。以后就用这些钱买房子置地，逐渐成为西峰山村的富户，据说村北的四十一亩地都是在他当保长后购得的。由于王秉唤私欲太重、为人苛刻，由此遭到了许多人的憎恨。于是西峰山村土地改革一开始，他就成为村民的众矢之的，首先拿他和村里的一个大户开了刀，斗争大会一场接着一场，将他们的田产分给了穷苦百姓。
眼看自己每天挨批斗而且多年购置的田产一下子就化作了泡影，这让王秉唤仇恨在胸，深陷囹圄的他琢磨着逃跑报复的机会。每次开过斗争大会，他都和村里的另一个地主一起由民兵看守，拘押在三官庙配房的一间耳房子里。有一次，蓄谋已久的他通过察言观色，终于买通了看守的民兵周永福，在一天夜里，得了钱的周永福悄悄地将王秉唤放跑了，此刻的他犹如小鸟逃出了樊笼，连夜跑到了阳坊。
话说这阳坊镇，距离西峰山村二十里地，在解放前可是国民党军队长期盘踞的地盘，这里云集了四村八乡的土匪恶霸，依靠国民党军队的势力，组织起了阳坊大乡队，这些由地主富农组成的还乡团，疯狂的向土地改革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和乡村干部进行打击报复，以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王秉唤加入大乡队后，反攻倒算的报复心情，让他在大乡队里干的非常卖力，再加上他聪明的脑瓜，几个月后他竟成了阳坊大乡队的大队长。为了强化自己的主导地位，又把他的大儿子王礼志也吸收到大乡队里，当了个中队长。这爷俩紧密配合，曾多次回到西峰山村寻机报复自己的仇人。终于在一天夜里，这爷俩带领着大乡队悄悄潜回山村，将民兵队长赵连成抓住，并当场将其杀死。自此种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
自从王秉唤当上了阳坊大乡队队长，可谓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吆三呵四的不可一世。谁知好景不长，一九四八年底，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迅速入关，加快了华北地区的解放进程，人民解放军如摧枯拉朽般迅速解放了平津地区，失去了靠山的土匪、大乡队、还乡团等地方武装势力也就土崩瓦解、四散奔逃。随着人民政权的逐渐稳固，也加大了对土匪恶霸等反革命势力的镇压。身为地主，又是大乡队头子的王秉唤自然是在劫难逃，具体他犯下了多少罪行，如今已无从知晓，但他们父子杀害西峰山村民兵队长赵连成，是村中人所尽知的事实，所以，解放后王秉唤被政府拘捕关押，经核实审查被判处死刑。一九五二年昌平区人民政府在阳坊镇召开公审大会，有十二名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其中就包括西峰山村的王秉唤和另外一名地主。
老子被判处了死刑，身为大乡中队长的儿子也没逃脱法律的制裁，虽然王秉唤将罪责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想方设法为大儿子王礼志开脱责任，可最后仍然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判刑后的王礼志被送到口外的一家砖瓦场服刑改造。长期繁重的劳动，遥遥无期的判决，让王礼志心灰意冷，竟然生出了轻生的念头。有一次砖窑炉内失火，窑温失控，眼看砖窑就要爆炸，就在大家紧急抢救砖窑的时候，早已丧失生存信心的王礼志也看到了机会：何不与砖窑同归于尽得了。于是他身穿着大衣，一个人悄悄的躺在冒着浓烟的烟筒口上，静候着那惊天动地巨响的降临。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此刻这句话用在王礼志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一心求死的王礼志横躺在窑口上，没想到此举却挽救了整座砖窑。由于他堵死了通气冒烟的烟筒口，改变了砖窑内的风向的畅通，竟然把砖窑内熊熊燃烧的大火给憋灭了，此举保住了砖窑。当大家发现躺在烟筒口的王礼志时，他已被浓烟和热浪烤晕过去，大家七手八脚的将他送到医院救治。苏醒过来的王礼志知道自己没有死成，反而成为了大家称赞的救火英雄，看到这个情景，他也就将错就错，说自己是为了抢救砖窑才这样做的。
从此，王礼志的命运彻底改变，不但减刑获释，还被调换了工作，到一个养马场上班，成为了一个上班的工人，后来还当上了这个养马场的厂长。退休后回到了大兴县，每月领取九十多元的退休金，安享着舒心的晚年。
西峰山村另一位地主时广弼，在山村较为有名的几个地主中，他是活的年龄最大的一位，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寿终正寝在家中。
时广弼家中的土地也有百十多亩，虽说是地主，可为人和善，心地善良。在老一辈人的口中，几乎都是溢美之词。据说，租种他家土地的贫苦农民，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过他的关照，每到秋后时节，这些农户都要从收成的粮食中缴纳一些地租。当他看到这些肩扛背挎前来交租的左邻右舍，总是笑面相迎，言语诚恳的劝慰道：你租种这一、两亩地，还能打多少粮食啊，赶紧挎回去吧，我不缺这点粮食。每次都是这样的推三挡四，这让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而且他还常常利用自己在村庄中的威望，维护本村人的利益，比如，每年的秋后，附近的大乡队依仗权势都要到各村威逼贫苦的农户缴纳粮税，这些人总是嫌弃缴纳的粮食少，逼迫再多缴纳一些，每当此时，站在一旁的时广弼总是出来打圆场：他们家那几亩石子地，打不了多少粮食，这就不少了。由于时广弼是村中的地主，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大乡队的人还是给他一些面子的。
就是这样一位心慈和善的地主，在以后的岁月中，受到了大家的尊重，由于是大伙公认的善人，土改划定成分时，竟然被村干部悄悄的注销了地主的身份而改成了富裕中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也得到了村民的保护，几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土地改革中没有受到批斗，一九五六年国家建设工区时，也未被勒令迁往大兴县，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象征性的接受了三队社员几次批斗，但也只是陪站在一旁而已，并没有人跟他过意不去而死心塌地的整他。
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批斗会，基本上都是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大家还要出工劳动，等吃过晚饭，听到钟声响过，社员们就陆续来到村边的队部里开会，屋里只有主持大会的一张桌子外，没有桌椅板凳，大家只好带着板凳随意散坐。被批斗的人则站在屋子中间接受批斗，在主持人和社员的质询下交代自己的罪行。这个情景至今还有印象，那时候只有七、八岁的我经常站在一旁看稀罕。批斗会的主角除了时广弼外，还有生产队里另外两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记得批斗会上，如果大家认为他们交代的问题不彻底或者态度不老实，就马上给点颜色看看，将一个七、八斤重的大秤砣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不大的功夫，栓着秤砣的那根铁丝就会嵌入脖子里，头上的汗珠慢慢淌下来，让其真正领教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而时广弼一直免于这项处罚。
在我的记忆里，时广弼的个子不高，面目和善，是一个精瘦的老头。老人曾有过两个儿子，不幸都在二十岁左右时先后病故，只留下了一个孙女时景兰，后招赘本村的孔庆秀为婿，夫妻俩将老人养老送终。

组织起来互助合作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传统的生产模式就是一家一户的耕种劳作，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低端、徘徊不前的落后现象。解放后，国家早就看出了这种弊端，在建国初期，中央就发出了互助合作的经营模式，不久互助组就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农村大地遍地开花。所谓互助组就是采取自愿结合的原则，三、五家即可编成一组，解决了生产农具短缺、劳动力缺少的矛盾，农忙时大家齐心协力春种秋收，增强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当时是乡联防主任的刘廷顺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与村民郭宝贵一起成立了全村第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由四、五家组成，分别是刘廷顺、郭宝贵、李怀恩、吴长发等户，为全村互助组的发展起到了一个示范的作用。
　　互助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规模小，还是属于单打独斗的形式，而且进出自由，形成不了规模式的农业生产，为此，中央以互助组形式为基础，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在一九五四年提出了在广大农村建立初级社的构想。初级社以组织的模式出现，户数不限，仍延续自愿入社的原则，但比互助组强化了制度要求，入社社员的生产工具由社里统一支配使用，土地集中统一耕种。大家一起出工，强调协作管理，加强了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当时，身为共产党员的周宝库，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联系了左邻右舍的刘廷义、吴少宽、刘廷好、刘廷顺等七、八户人家，由大家推举周宝库为社长，组成了西峰山村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为初级社的健康发展带了一个好头。 初级社的发展为向高级社的过度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初级社虽然蓬勃发展，但仍有不少的农民采取了徘徊、观望的态度，游离于这种组织形式之外，还处于较低级别的农业管理，如何把全国农业变成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加快农业的集中管理，为促进农业更快的向农庄化、机械化的科学管理迈进，已成为中央领导的共识。于是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建立农业高级社的宏伟蓝图。有了初级社管理模式的蓝本，高级社的建立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一场成立高级社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不到半年的时间，高级社遍布广大的中国农村，形成了一场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
那时候，西峰山村六十多户人家，一夜之间都成了高级社的社员，土地入社、牲畜入社、生产工具入社、山林果木入社，没有土地的将卖地的钱拿出来入社，可以说是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一切的一切都纳入了集体生产的统一管理，按照村域的分布，全村共成立了四个队，一队社长吴长满、二队社长李宝恒、三队社长吴少宽，四队社长郭宝贵（青年队）。从此，广大农民以崭新的姿态、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集体劳动的行列之中。

人多力量大的集体经济组织

一九五八年开始建立人民公社时，西峰山村划归前进人民公社，十一月底改属南口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五月成立流村人民公社，各行政村称生产大队，西峰山村分成四个生产队，实行各自的独立核算。从此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的状况。
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新生事物，纵观中国几千来的农业生产，都是以各家各户独立的劳动模式，而一大二公、队为基础的集体组织，将延续千年的旧的传统彻底打破，人们在农村生产队这个群体中，开启了共同劳动、一起生产的火热场景，在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探索跋涉、奋勇前行，书写了中国农村发展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八三年，在人民公社存续的二十五年中，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到成长的阶段，它陪伴着我们一路走来，亲眼目睹了它发展变迁的整个历程，成为了我们生命中记忆的重要组成，那曾经火红欢腾的场景依然在心中留存翻涌。

昙花一现的农村食堂：
人民公社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可谓一花独秀，如何让它健康发展，体现出公有制的优越性，这也是逐渐探索的一个过程，其形成发展中也难免走一段弯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如全国农村的吃食堂算得上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夏季，随着全国人民公社的成立，大跃进的运动与日渐炎热的夏天一样，如火如荼进入高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像一阵狂风席卷中国大地。在这种共产风的大背景下，作为人民公社建立一项不可或缺的新生事物，农村公共食堂随即应运而生，同时完善幼儿园、托儿所、老年人幸福院、浴池等各项公共设施，把农民引向更加幸福的生活，美好的前景向人们展露出灿烂的微笑。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西峰山村的公共食堂相继成立，按照各生产队划分的区域，共成立了三个食堂。为了筹建食堂这个新生事物，村里领导不遗余力大力宣传动员，在吃饭不要钱、饭菜敞开吃的美好描绘下，社员们也不含糊，倾尽全力大力支持，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交到了生产队的库房。
　　就说第三生产队的食堂吧，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没有合适的场址，只好临时把食堂的地点选在了社员吴长山的家中，这是个不大的院落，北房三间由主人居住，两间东屋就当做了伙房，平时寂静的院落中，一时间人员来来往往、叮叮当当的切菜声环绕院庭，饭菜的香味在大街上飘荡。老人们说，开始时的食堂饭菜真是不错，每天都是变着花样的食品，馒头、玉米粥、炸油条、压饸络、做年糕。社员们看到这个情景，真是开心雀跃，孩子们欢呼、老人们欢笑，都不有自主的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吃食堂就是好，大家上工干活心情欢畅，再也不为一日三餐的饭菜犯愁，可以一心一意从事农业的生产劳动了。那时候，是孩子们最为开心的日子，早晨早早起炕，囫囵吞枣似的抹把脸，就拿着板凳连跑带颠的直奔食堂而去，成为食堂中第一拨食客。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理修饰，社员们终于把位于老井台西侧的一座羊圈改造成了新的食堂，制作了简单的桌椅板凳后，成为社员们新的吃饭地点，直至两年后食堂的解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堂并没有象人们期盼的那样永远的美好，初期的粗放型管理，加之五九年和六零年干旱的日趋严重，粮食短缺的问题日渐突出，吃饭有了定量，饭菜的质量直线下降，连吃饱饭都成了问题，在最困难的时刻，生产队组织社员挖野菜、捋榆树叶掺杂在玉米面中，最后连白薯秧都端上了餐桌，还有玉米芯，棒皮，经过石灰的泡制，都成了人们日常中的口粮。原先必须在食堂餐桌上吃饭的规定，后来变成了用盆打回家里吃了。经过那段艰难日子的老人说：那盆里的稀饭清汤寡水，漂浮的菜叶下面难觅几粒粮食，两泡尿后，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上地劳动浑身没有了力气，光剩下张口喘气的份了。此时中央及时发现食堂存在的问题，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发出通知解散了农村的食堂。为了恢复生机，同时决定划出部分农民的自留地种粮种菜，在山坡地角可以自行开垦十边地，以弥补粮食的短缺，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渐恢让农民的生活逐复了正常水平。 人民公社大食堂

人民公社大花园，
你曾是别样的娇艳光鲜耀眼，
亿万农民欣喜若狂，
满怀希望中翘首期盼。
热气腾腾的饭菜摆满桌面，
花样翻新眼花缭乱，
早出晚归的人们围桌而坐，
欢声笑语和缕缕的饭香随风飘散。
那段欢心的日子总是暂短，
犹如雨后的彩虹昙花一现，
天灾人祸连续降临，
红红火火的场景戛然而断。
往事匆匆岁月流转，
壮怀激烈仰空感叹，
亘古未见谁敢尝试！
凌云壮志敢问九天。 收割小麦的记忆：
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里那一片片金黄的麦浪总是记忆深刻，多少年后漫步田间，总是想起当年收割小麦的繁忙场景。种植小麦在平原地区很是常见，麦收时节，到处都是绵延的麦田，一片金黄的色彩彻地连篇。但对于山区百姓种植小麦来说，那还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事情了，这要得益于大规模兴修水利的保障作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流村人民公社组织各村的社员兴建王家园水库，经过几千人的连续奋战，至一九六零年六月，仅仅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用大跃进式的速度建设完工。水库建成后，公社又组织人力修建了长达几十公里总干渠，蜿蜒曲折，直到南北流村的上下店，随后各村自行兴建了一条条的支流水渠，直达田间地头，为种植小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麦的种植，也改变了山区百姓的饮食结构，在种啥吃啥的年代，人们的日常食品基本上以玉米和小米为主，窝头、贴饼子、玉米粥、小米干饭，蒸白薯，是餐桌上每日必备的食物，偶尔吃上白面馒头、饺子那只有过年时的奢望了。自从六十年代开始生产队种植了小麦，人们平常吃顿馒头、烙张白面饼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每年小麦的收割时节，正值雨水频繁光顾的六月份，就是在晴朗的天空，突然间就会乌云压顶雷声隆隆，所以此时收割小麦，被人们称之为龙口抢粮。抢收小麦，成为了生产队工作的重中之重，收拾场院、调配马车，然后组织精兵强将起早贪晚抢割小麦。 收割小麦

六月的天空、
如火的骄阳，
一片片金色的麦田随风逐浪，
丰收的喜悦辉映脸庞，
社员们挥动镰刀龙口抢粮，
不怕腰酸背痛，
何惧汗水湿透衣裳，
争分夺秒将丰收的粮食收获归仓，
欢声笑语在田间萦绕，
劳动的竞赛伴随着汗水的流淌。
运输的马车往返了一趟又一趟，

车把式的吆喝声高亢激昂，
一声声清脆的鞭梢声在天空炸响，
多拉快跑运输忙，
小山似的麦垛耸立在打麦场，
满目金黄惹人醉，
丰收的场景不禁让人心花怒放。

打麦场：
　　每次遛弯经过村边的生产队场院，都会情不自禁的看上一眼，别看它变得空空荡荡无声无息，只有几间老屋伫立一旁，当年的这里可是麦垛成山、机器轰鸣、人马欢腾、笑语欢声。地里的小麦运回场院后，为了防止积压霉变和雨水的袭扰，迅速脱粒扬净晒干，这是保证一年收成的关键。在收割的同时，又要组织人力进行小麦场院脱粒的工作，白天没干完，晚上的加班更是家常便饭，就是到了晚间的十一点钟，也要把白天收割回来的小麦脱粒完工，社员们带着一身的疲惫，顶着星星返回家里休息睡觉，几个小时后听到钟声的召唤后，又迎着朝霞，挥舞着镰刀精神抖擞的奋战在麦浪滚滚的地头田间。 生产队场院
村边那座宽敞的场院，
每天都被社员们挂在嘴边，
那是大家快乐劳动的场所，
更是一年年粮食回归的家园。
当一片片成熟的小麦金黄耀眼，
摇曳着身姿向我们挥手召唤，
热火朝天的夏收场景瞬间点燃，
场院里一车车的小麦堆积如山。
骄阳似火中脱粒机的轰鸣震天，
飞扬的尘土伴随流淌的热汗，

脱粒扬场晾晒一气呵成，
成堆的金黄麦粒辉映着张张笑脸。
夜色里的场院仍未片刻的轻闲，
机器的欢唱回荡在沉沉的天边，
明亮的灯光下忙碌着挑灯夜战的身影，
完不成任务誓不回还，
当疲惫的社员走在回家的路上，
满天的繁星向辛勤的人们眨眼点赞。

生产队的钟声：
每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当年生产队的钟声可谓记忆犹新，这声音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陪伴我们一路成长，成为了记忆中悠扬动听的声音。
　　西峰山村共有四个生产队，每个队的敲钟地点都选择在人员集中且较为宽敞的地方，不是在胡同的街口，就是在紧挨住户的村边。每天敲响的钟，并不是人们想象里那种正规圆形大铁钟，基本上都是一截钢管或者是一段钢轨，用铁丝拴在树上就行了，这钢制的东西声音清脆皮实，无论是用手锤还是随手拿起一块石头都可以使劲敲打。由于材质不同，敲击时发出的声响也略有差别，大家侧耳一听，就知道这是那个生产队在敲钟。
　　每天的敲钟，那可是生产队长的专属权利，任何人不敢越雷池一步，除非特殊情况需要队长的授权才行。生产队每天敲钟两次，第一次敲钟大概在早晨六点钟左右，大家齐聚街口，听候队长给每个人分派一天的活茬，中午那次敲钟，就是通知大家准时上工，如晚上需要开会学习了才再一次敲响，假如白天的时候敲响了钟声，那是孩子们最为兴奋的时候，不是分粮食、分果子、就是分肉，于是赶紧到外面打探消息，然后拿上篮子或者推上车子，兴高采烈地到村外的场院里排队等候。让社员们最期待的钟声，就是春节前分红的那次敲钟，平时的钟声只是一声催促，而此刻的钟声里蕴含着一份兴奋的激动，赶往队部的步屡匆忙而又轻盈，熙熙攘攘的窗口前，就等着会计叫到自己的名字，一声“来了”回答，瞬间脸上荡漾起笑容，手握着一沓十元的钞票，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卡卡的点钱声，犹如优美的旋律在指尖弹唱吟咏。 生产队的钟声

多少年过去，
耳边还仿佛回荡着生产队的钟声，
在薄雾缭绕的晨曦里，
在群星闪烁的夜色中，

无论是在烈日炎炎的夏日，
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
它就像一声号令，
时刻准备待命出征。
在它的催促下，
社员们闻令而动，
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劳动场景。
岁月流转时光匆匆，
清脆嘹亮的钟声里，
我放佛看到父辈们集结在村口的身影，
骄阳下挥汗如雨仍是谈笑风生，
就是在雨雪狂风中的战天斗地，
坚定的步履还是那样的从容。
生产队的钟声，
抖落了多少星辰唤醒了一个个黎明，
送走了年复一年的风雨，
迎来循环往复的春夏秋冬，
在童年的记忆里，
永远是那样的悦耳动听。

建造大寨田：
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一直回响在农村大地的天空，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广播中，就是在农村的墙面上，随时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农业学大寨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就是修建大寨田。西峰山村地处半山区，主要以林果业为主，放眼望去，村庄的四周都被几百年历史的柿子树、香果树、枣树和梨树所环绕，而村北近千亩的河滩地地势平坦，河滩地的坝阶上长满一排排郁郁葱葱枣树，是赫赫有名西峰山小枣的主产区域。在修建大寨田时，根据村庄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政策。记得在当时还有一句口号是“挖好沟子田、山区赛平原”，就是在平整的土地上开挖五十公分宽、六十公分的深沟，然后再将土回填，营造出所谓“海绵田”的效果。这种沟子田正好适用于林果地，既不损坏树木，又达到了学大寨的目的，所以在村庄四周的林果地上展开了开挖沟子田的高潮，谁知沟子田也并未改变粮食产量低的现象，主要是因为田地中的果树和柿子树过于高大，遮挡了庄稼的采光，其增产增收的效果并不明显，这种耕作的方式实施了一年后被彻底放弃。
西峰山建造大寨田的主战场就选在了村北的千亩河滩地上，几千来年雨季洪水的冲刷，让这片土地开阔平整，地面上沙土与小石子混杂，土地下三十公分处，就是一层层砂石的淤积，这种土质由于渗漏快不易保墒，在较为干旱的年景粮食的产量并不高，所以在解放前，这里是西峰山村贫穷百姓主要的拥有地块。放眼望去，一块块土地星罗棋布，一道道石砌的坝阶纵横交错，只有在秋风送爽的摇曳中，那满目的红枣营造出火红丰收的场景。
村北大寨田的建造起始于一九七三年的秋后，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归仓，而漫长的冬三月正是改造大寨田的最好时机，既不耽误农业生产，又把冬闲变成了冬忙。在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公社的推土机首次出现在河滩地上，机器轰鸣之中，纵横交错的坝阶被推平，大大小小的河光石满目皆是，接下来就该广大社员冲锋上阵了，社员们推上双轱辘小车，拿上铁锹搞头，奋战在寒风凛冽的河滩上。首要的任务就是按照标准重新垒砌坝阶，依据地势的高低和南北的走向，改造成四、五十米宽、地头长二、三百米新地块。男劳力搬石垒砌，妇女们则用粪箕子捡拾满地的大小石子，然后填充到坝阶的中间，起到支撑和固定的作用。
大寨田的改造并非一日之功就能一蹴而成，前后共经历了四、五年之久，主要是土地的结构决定的，推土机推平了坝阶平整了土地之后，下面的石子石块全部显露在地面之上，清除原有坝阶的石基和满地的石子可谓耗时费工。春天的时候，这些地块也不能闲着，还要耕种玉米、高梁和黄豆等作物，秋收过后，全体社员又一起出动，顶着寒风继续奋战。
　　那时候，我们这些四、五年级的学生也不能置身度外，寒假时或者星期日放假，都要亲身参加到平整大寨田的建设当中，帮忙捡拾地里的石子，清除原有的坝基石块。一来是农村的孩子能吃苦闲不住，二来可以挣些公分，提高一点家庭的经济收入。记得那时候的冬天特别的冷，无遮无拦的河滩上寒风凛冽，冻得手脚生疼，那些从乱石下面挖出来的蛇虫，都被冻僵了身体一动不动。
　　改造完工的村北大寨田别有一番风景，笔直的坝阶犹如道道城墙，守护着辽阔的田园，平整开阔的地块通透南北，三条大道贯穿西东，方便了机械化的耕种通行，从此，大寨田的称谓在人们的口中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了西峰山村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就是在一九八四年农村土地承包时，按照林果地和口粮田的标准，这里仍被确定为口粮田的地块。 在希望的田野上

昨日人欢马叫队伍壮，
今朝单打独斗各自忙，
激情燃烧豪气随风去，
改革春风在神州激荡。 一九八三年村委会成立后，农村生产大队的名称自此消失，四个生产队随即解散，所有的财务账目和各生产队的经营农具和财产统一上缴，由村委会保管处理。当时为了配合即将开始的土地承包和分田单干，各生产队的马车、拖拉机、骡马毛驴及耕牛，一并归拢到第四生产队的场院，派专人看护管理，等候着这些公有财产的再一次重新分配，分配的方案经村委会的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小件的生产农具标价出售，如簸箕、笸箩、压地的石辘轳等给钱就卖。大件财产：如马车、手扶拖拉机等标价出售，骡马牛毛驴等牲口，采取抓阄的方式售出。方案决定后，用村里的大喇叭通知村民前来挑选财产。通知一经播出，村民们蜂拥而至，那些廉价的经营工具一抢而空，毕竟这些东西是以后种地的必用工具，马车、拖拉机等也被人相继买走，最热闹的当属大牲口的抓阄这一项了，许多人都想试试手气，结果有的人失望而归，有的人收获满满，如一队的李宝华运气最好，一次就抓走了七、八头牛，村书记王礼生也随手抓了一个阄，手气不错，是一头黑白花点的小牛犊。喧嚣过后，放眼偌大的场院异常寂静、已是一片空旷，只剩下几架玉米和小麦的脱粒机孤单单在墙角叹息，毕竟一家一户的经营实在没有用武之地。就这样积攒了二十多年生产队的家底自此烟消云散。
接下来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丈量土地分田到户了，在一九八三年的十月份，这项工作正式实施，按照村委会的安排，以原来四个生产队为基础，成立四个小组进行此项工作，时任第三生产队副队长刘洪才与王礼敬一起负责三队村民的土地丈量。这件事情可把两个人忙活的够呛，特别是王礼敬这位老秀才，当过队派教师，写写算算可谓行家里手，在分地的工作中认真负责，劳苦功高，刘洪才在地头紧握米尺的皮盒，王礼敬拉着米尺跑前跑后，然后又按照手中的人口户数表逐项进行填写登记。经过两个人二十多天不懈的努力，量地分田的工作在十一月中旬终于如期完成，这才让两个人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要说每户土地的分配丈量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中里面的纷繁复杂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既要按户分配每位村民口粮田的数量，还要按户人数调配林果树地的棵树，有的地块林果树集中，土地的面积就要少些，有的地块果树稀疏、间距大，土地的面积就要多些，这个问题操作起来确实很是棘手。就说我母亲分的那一亩三分地吧，其中就涵盖了三个地点，口粮田在村北大寨田的八亩地为0.8亩、柿子树地在北沟的褡裢地为0,26亩、香果树地在村西三阳坡的李长山地为0,3亩，一个人所分的土地都这样繁复，何况一个生产队好几十户人家呢。
　　所以说任何工作都难免留有一点瑕疵，由于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出现一点小问题也是常有的现象。所以分地后的几户村民感觉自己的土地不够数，就到村委会进行反映，为了把情况摸排清除，第二年秋后，村委会又派出刘维义和王树让两个人，对村民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处理，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达到了这些村民的满意，使村里的土地承包、分田到户的工作日臻完善。
　　为了让农民安心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耕种，村委会按照政府的方针，与每家每户签订了长达十五年的土地承包合同。这些习惯了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们，目睹眼前的变革，充满了惊讶、疑惑和彷徨，这是真的吗？当大家手捧着盖着鲜红印章的土地承包书时，漫天的疑云彻底消散，瞬间迸发出欣喜若狂的兴奋。 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种地的激情，他们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能，像守护自己孩子般的细心呵护，早出晚归，将自己所有的希望倾注在土地之中。春耕播种时节，他们起早贪黑、忘记疲惫，此时可忙坏了家有牲畜的农户，东家找、西家拽，都期盼早一点将自家的土地播种完工。那情景，好似互助合作五十年代的生产场景。 西峰山大队第三生产队农林合同书
　　这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社员第一次与生产队签定的农林合同书，承包期为1984年——1986年。拉开了土地承包、分田到户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
一份油印的纸张，
模糊不清的字迹，
仔细辨认的红章，
涂改添加的内容；
好似平凡普通，
但意义非同凡响，
它是土地改革的号角，
它是划时代的乐章，
天翻地覆的变革，
从这里奏响。 粮果承包到户合同书
　　这是一九八四年一月，西峰山大队与村民们签订的《粮果承包到户合同书》，两个月之前那份以生产队名义签订的《西峰山大队第三生产队农林合同书》随即作废。
这份合同书的签订，使农民分田到户、土地承包的政策得到了初步的稳定，合同期的期限长达十五年，既一九八四年——一九九八年，虽然还是简单的油印纸张，字体模糊不清，但签发主体的变更，让它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效应。 西峰山大队土地、林业承包合同书
　　这是第三次西峰山生产大队与村民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签订的时间是一九九零年二月，合同期限为五年，既一九九零年——一九九五年。仅仅过了六年的时间，原先制定的十五年土地承包政策又被推到重来，打破原有的土地承包格局，重新进行土地的丈量分配。
　　那些曾经过承包村民精心收拾地块，变得干净利落，深深的感情将它视如己出的孩子了，此时又要重新分割地块，转眼间又轮换到别人的手中，心中难免有一种遗憾和失落的感觉。由此看出当时农村土地承包实施中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

这是一九九五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制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当五年土地承包合同到期后，村民手中的承包地再次重新洗牌、又一次打破原有格局，重新进行了调整分配。直到这个时候才明确告知：这次的土地承包政策五十年不变，承包期为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二零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这份《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书》的册页，明显非常正规，发证机关为昌平县人民政府，发证人由西峰山生产大队变成了西峰山经济合作社，这一次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最终被稳定了下来，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使广大农民踏踏实实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耕耘收获。



退耕还林绿水青山

历史跨入了新的千年，为了减少风沙的侵袭，保护北京的碧水蓝天，历经十多年的荒山绿化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放眼望去，昔日荒山秃岭、岩石裸露的山坡，披上了郁郁葱葱的绿装，山上的松柏树迎风摇曳、松涛阵阵。在此基础上，市政府又提出了山区退耕还林的规划，村民们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在耕种的土地上遍植林果树，其中栽种的品种以枣树为主。在这里着重说明的是：西峰山小枣，由于肉厚核小、含糖量高，甜脆可口，以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产品。而且价格高易储存，如今仍是村民果品收入的主要来源。

政府为了促进山区退耕还林的工程，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予以扶持，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按退耕还林的实际情况，每亩地补助大米白面三百斤，保障村民的口粮供应。此举更加刺激了农民种树的积极性。要知道，西峰山村的土地一大部分为高低不平的坡地，适宜栽种些玉米、豆类的农作物，产量最多亩产也就二百来斤。栽种果木树不但增加了自己的经济收入，而且不花一分钱就能吃上大米白面，这可是大家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有些土地多的大户一年分得的大米白面达到四、五千斤，根本食用不了，就零售一部分贴补日常消费。

前些年，西峰山村的土地使用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保护北京的碧水蓝天，降低风沙的侵袭，市政府加快了山区平原的造林工程，原本是祖祖辈辈耕种的良田，如今栽满了一排排的小树。只要承包土地的人提出申请，用不了一、两个月，胳膊粗细的树木就会站满田间。这项举措的施行，政府也为此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一亩地每年付给农民两千五百元作为补偿。两厢情愿、皆大欢喜，在田地中辛辛苦苦的耕作一年，也得不到这么多的收入。使得绿化工程进展迅速。展望未来，整个山村将掩映在万树丛中，一幅山清水秀的美景就要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山区绿化造林工程的实施，让世代种地的农民获得了新生，每日里优哉游哉的闲逛在街头巷尾，就像退休工人一样，身不动膀不摇，每年都能领取两、三万元的生活补贴，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可是不曾有过的特殊待遇啊。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农民手中的承包地，就是金罐银罐，是握在手中名副其实的金蛋蛋，它能产出粮食，它能生出金钱，托管出去只是挥手之间，年年成沓的补助款就在手中流转，就是当年的地主又能怎样，不还要精于算计适当躬身于田间吗，所以说幸福的感觉只是眨眼之间。一次与大哥聊天，顺便询问了村庄西街这片还有谁在种地，大哥不无感慨的说道：除了我，还有刘挺起和赵振忠，整个三队就剩下我们三个人还在种地了。闻听此言，很是让人感慨，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一次次的变革刷新着人们的观念。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百姓已是富足无忧、生活安康，市场上商品应有尽有、物美价廉，到处是莺歌燕舞、鲜花灿烂，人们感受着改革开放红利的丰厚，享受着祖国大地碧水蓝天的悠然。这是中华大地五千年历史上辉煌的顶点，人们已经迈进丰衣足食共产主义社会的门槛。



西峰山林果业的历史



西峰山村三面环山，非常适合各种果品的发展种植，除了特产西峰山小枣外，还盛产大柿子，那一溜溜合抱粗细的大树，均匀的排列在田地中间，其树龄均有一、两百年历史，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山村主要的树种之一，时至今日仍然遍布村庄的田间地头、沟谷路边，延续着几百年顽强的生命力。

　　就说曾经的西峰山三队，一年柿子的产量就达七、八十万斤，按当时每斤柿子六分钱计算，生产队就这一项的收入可达四万多元，这四万多元在当年的六、七十年代，可是相当可观的数额了。每当霜降过后，柿子的采摘进入了高峰期，这时候，地里的庄稼早已收获归仓，生产队可以集中大兵团作战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一派热闹的场景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男同志负责爬树摘柿子，妇女则用柿兜子接住从天而降的柿子，老人蹲在地上摘取柿把，然后装筐封存，生产队的马车随后赶来装车拉运，等到几辆马车全部装满捆绑后，直接拉到南口火车站装车外运。

　　近些年来，柿子的价格持续偏低，一直徘徊在每斤五、六毛钱的价格，严重影响了村民对它的管护，再加上多年来的持续干旱，这些大柿子树逐渐干枯萎缩，失去了往昔遮天蔽日、郁郁葱葱的雄姿。 金秋时节，村民摘柿子的情景。 另外还有一种已经消失的果品——香果，曾经也是村庄的主打产品，占据着山村的半壁江山，距今只有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几乎变成了难得一见的东西。现在想起它的滋味，还感觉有一股果香在唇齿间荡漾。这种香果比核桃稍大，清脆可口、口感香甜，每当它成熟的八月份，放眼望去，一串串挂满枝头，红红的模样招人喜爱，走到树前，一股浓郁的果香瞬间迎面扑来。那时候这种果树遍地都是，田野中、道路旁，甚至房前屋后，它的身影可以说无处不在、触手可得。
西峰山村栽种香果的历史无从考证，但仅从合抱粗的树干上看出都有一、二百年的树龄，与高大的柿子树一样，是养育一代代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在解放前道路交通的落后和运输工具的缺乏，使得村民们果品的销售存在诸多的困难，老人们说：山村哪有外出的公路交通，村民们进出村子都是走东大沟和西大沟，好歹那时都是用毛驴驮运，对路宽路窄不是很挑剔。每当香果开始成熟，村民们的日常生活就变得异常的忙碌，头天下午就将果子从地里摘回来装筐封驮，第二天起个大早，就赶上毛驴到阳坊市场销售去了。可是阳坊的市场毕竟有限，西山地区的果子很难全部容纳消化，最终的目标还是百里之外的德胜门果子市。那时候家境好点的户，有个两三头毛驴或者骡子，一次就运走几百斤的数量。路途的遥远，其中的辛苦也是不言而喻，往返一次需要两天的时间，中午的时候，赶上牲口出发，傍晚时分正好在北安河打尖休息，第二天凌晨就起来，赶在果子市开市的时候到达市场，是自己在市场上销售，还是批发给市场的商贩，要看果子数量的多少和时间是否充裕，无论如何必须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踏上归程，就这样回到家中已是午夜时分了。
对于家境困难，没有毛驴运输的户来说，果品销售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没有远途运输的能力，只好用扁担跳上两只大筐到阳坊去销售，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压缩了价格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催生了百里走单挑、勇闯德胜门的坚强好汉，此公就是家住西街的吴长发。那时候，正值壮年的他，有时候自己，有时候与邻居兄弟吴长山一起搭伴而行，肩挑一百多斤的果筐，一步步从西峰山直至德胜门的果子市，夜晚在北安河休息几个小时后，就披星戴月、步履坚定的向北京进发，在清晨十分到达德胜门的果子市。初闻此事，不禁让人惊愕不已，这是位我非常熟悉的老人，个头不高，消瘦的身材，颇具仙风道骨的风范，永远是一幅和善慈祥的面容，而且识文断字，说三国、讲岳传，滔滔不绝声情并茂，孩童时期，经常与一群孩子围坐在老人的身旁，如醉如痴的倾听三国的故事，至今那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老人在一九七九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在生产队时期，香果成熟的季节，那也是社员们最为忙碌的一段日子，所有的青壮年劳力每人用扁担挑着两个荆条编的圆篮子，手里举着一根三米来长的竹竿，杆子的顶头是用白布缝制的一个小布兜，大家称之为桶子。摘取果子的时候，用竹竿上的小布兜将已经成熟的果子一个个摘下来，然后轻轻地放在果篮中，将两个篮子装满后，挑起担子，穿过茂密的庄稼地，沿着田间的小路，一路小跑的奔回生产队的场院，场院中等候的社员赶紧装筐封盖。为了保护果品的新鲜，防止挤压磕碰，筐的周围要暄上蒲包，盖与香果之间还要垫上青草，然后用铁丝缝筐。为保证每天都能够向北京德胜门送货三、四辆大车的货运量，摘果子的社员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趟趟往返在地里与场院之间，你看吧，田间地头到处可见挑着担子的社员在奔走。
一天紧张的劳动结束，大家一起动手将一筐筐的果子装上大车，用麻绳捆绑牢固，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收工回家，接下来就该赶大车的车把式登场了，大车上的果子筐足有四、五十个，总重量可达一吨多重，出发前，车把式需要耐心细致的将车上果筐捆扎牢固情况进行检查，毕竟一百多里地的路程，不可有丝毫的马虎。将牲口料足水饱，再回家休息几个小时，在后半夜的两点钟，就摇着长鞭，在一声声吆喝中，大马车顶着星星向北京出发了，在清晨的六点钟左右到达德胜门外的挂钩站，挂钩站依据果品的质量当场定价，并负责联系零售的店家，然后按照挂钩站吩咐，将整车的香果运至市区内外十头八里的零售网点。当然有时也会出现特殊的情况，曾当过车把式的刘洪才说，有一次挂钩站将收货的地点定在了顺义，往返路途太远，这一折腾直到午夜时分才回到家里。
在香果的收获时节，最辛苦的当属生产队会计刘维义，虽说队里还有统计加保管员吴长贵予以协助，但毕竟年岁有些大了，所以每次到北京押运果品大车都是刘维义自己，同时还要负责结账和收款工作。
每次深夜押运果品大车到北京，并不是躺在车上睡觉的悠闲，一路上险情不断，时刻都要睁大眼睛留意观察，刘维义说：马车过了靶场、穿过阳坊，到了海淀的章村以后，就不敢再打瞌睡了，这一带有好几拨人夜里不睡觉，趁着夜幕掩护悄悄跟在大车的后面，用钳子剪断条筐的铁丝，然后掏拿香果。每遇到这个情况，也不敢下车，就在大车上喊一声，让车把式加快车速就得了。据说有一次黑寨村刘振禄赶的那辆大车，被人在后面割断了牛皮绳还不知道，直到天光微亮时，发现驾辕的大马被压得眨巴眨巴的艰难前行，赶紧停车到后面一看，才知道绳子割断，丢失了七、八筐的香果。好在那段时间，各村的马车都往德胜门送货，半道上常常遇到，所以都加快车速搭帮而行，车多势众，能够互相照看，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
香果收获的这段时间是社员们忙碌辛苦的时节，毕竟这是一种不易储存的热货类水果，储存时间只有三、四天，所以争分夺秒的收获抢运，才能减少损失，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那年月第三生产队的香果每年产量都达到二十多万斤，收购价格每斤基本上为八、九分钱，香果总收入大概近两万元。所以一年柿子和香果的总收入可达六万多元。那时候三队的劳动日值每年都是一块多钱，在一九六九年达到最高峰值，经会计核算为一元六角，但报请公社后没有批准，最后只能按一块一毛八分的日值分红给社员。所以三队社员的收入。自始至终稳居西峰山村四个生产队之首，一队和二队每年的日值维持在六、七毛之间，四队稍高为七、八毛钱。
西峰山三队劳动日值之高，在十里八村都是名声在外，队里的社员没有超支的现象，劳动力最少的户年底分红二、三百元，分红多的达到一千多元，让人们非常的羡慕，要知道在生产队时期，一个劳动日值两三毛钱的村子不在少数，黑寨的小刘庄劳动日值最低的时候仅为八分钱，与西峰山三队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在一九八四年实行家庭承包、分田到户的时候，村子里的香果树依然郁郁葱葱、年年丰收。但伴随着旱情逐年的延续，这些有着百年光景的香果树渐渐萎缩干枯，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当我们迎来新世纪的时候，曾经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香果树，已难觅其宗，变成了人们记忆中的一段往事。
　　另外村中还有一种也已绝迹的果品——白梨，在此也鳌述两句，毕竟它曾承载过山村的一段记忆。这种白梨大小与香果相仿，成熟时通体青黄，吃在嘴里清脆香甜，浓郁清香。但刚刚摘下来的时候，还不是最佳的食用期，等贮存个是七、八天的时间，其口感就达到了顶峰，清脆感消失变软，一口咬下去汁液四溢、那股香甜沁人心肺，即解渴又解饿，就是没牙的老人吃起来毫不费力，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果品。在一九八四年分田到户的时候，那些合抱粗细的梨树，还一排排挺立在田间地头，每当秋天收获的时候，一担担的白梨飘散着阵阵的芳香。气候的变化、持续的旱情，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这些百余年的大树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与铺天盖地的香果树一样，悄然退出了山村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