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沁华

　　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是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经过数百年建造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这样一部艺术史凝聚了人对神永久的向往，超越了人对艺术的审美感受，对人心灵的震撼巨大。遥远的佛国世界与现实的人类空间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到渺小与不足。一千多年来置身于此的朝拜者，似走进神话中的真实，跨入遥远神秘的宇宙时空，流连忘返仿佛是真实中的神话，玄秘奥妙超凡脱俗。强烈的心灵撞击，天、地、人汇聚一堂，使人忘却了尘世的喧哗，丢弃自我物质与精神融为一体，神人交融天人合一。神的造化和天国的感召，或许能使现实中的人们，领悟生命存在的伟大意义，添善念开阔心胸，得到心灵的净化……

莫高窟是一处世界级文化宝库。藏经洞的发现使它闻名于世，元朝末年由于战乱和风沙掩埋，莫高窟逐渐被人淡忘。莫高窟得以闻名世界，缘于藏经洞的发现。它是莫高窟第17窟的。藏经洞是甬道北壁的窟中窟。建于唐大851～862年间，是晚唐释门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堂。藏经洞里封藏了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700多年留传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藏经洞横跨几个世纪内容丰富，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 ，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是独一无二的古代历史博物馆。

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莫高窟，诸多洞窟中最为驰名的首推藏经洞第17窟。当站在洞窟门前，望着这小小的石室思绪万千满腹狐疑。里面曾经堆置的5万卷震惊中外学术界的经卷和书文，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什么原因存放在此？何时将洞门封住抹上泥皮和绘上了壁画？藏经洞里的塑像极具写实风格，高僧身着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他头部颅顶丰隆，面部饱满，额角和颧骨轮廓硬朗，目光炯炯，眉棱、眼角、嘴角的细微表情表现出这位中年高僧庄重自信的神情和风度。北壁画菩提树二枝叶相接。菩提树左侧画比丘尼一，双手捧持对风团扇。菩提树右侧画近侍女一手持杖。西壁嵌大中五年洪辩告身碑。

　　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是莫高窟当家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发现的。1892年清朝时祖籍湖北麻城的王道士，因生活所迫流落于酒泉，并在此入道修行人称王道士。王圆箓来到荒凉无人烟的莫高窟，崖间上的通道多数已毁于战火不少洞口崩塌，底层洞窟为黄沙掩盖，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喇嘛居住。他云游途经敦煌，登三危山，感慨于莫高圣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便长期居留于此修行。

王道士在敦煌四处奔波筹集钱财，用来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并進行修复，由此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让此秘洞现于世间，他的墓志所云：“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非常小平面近于方形，长宽不足3米，窟高3米，覆斗形窟顶是正方丈斗室。石窟北壁贴壁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坛上泥塑洪辩像。藏经洞封闭大约在11世纪中后期。它的产生历史上并无记录，众说纷纭堪称千古之谜。敦煌学专家学者根据其他历史资料进行推断，提出了“避难说”“废弃说”等多种假说,藏经洞的发现正直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家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藏经洞发现两天之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八国联军侵华占领北京，敦煌遗书的劫难开始。

关于藏经洞的发现，让封藏于石窟中近900年的文物重见天日，发现过程有以下不同版本的故事。

1）王圆箓在莫高窟定居后香火渐盛，他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财节省下来，开始重修和改造莫高窟。他首先清除底层洞窟中的积沙。在清理第16窟积沙时王道士引水冲沙，无意中把水冲进了16窟甬道中，使甬道北壁密室封墙处裂开了一道缝隙。王圆箓用芨芨草从缝中插进去，试探的发现了这个藏金洞。他打开破壁发现了第17窟的秘密小板门。打开板门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洞顶的一卷卷粗布包扎的包裹。

2）王道士当时雇了一个姓杨的人在第16洞窟甬道里抄经，杨某以草棍点烟，偶然将草棍插在洞壁上，发现草棍生出的烟被吸进了洞壁上的裂缝，发现了藏经洞。这个故事没有可靠的文字出处，只是民间传说。

王道士想这些古物年代久远，应该会得到政府官员的重视，如果报告上去也许会得到些赏金，可以缓解他修缮莫高窟的资金窘况。王道士兴冲冲地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知县不学无术，把这两卷经文视作发黄的废纸。王道士垂头丧气而归，把这事暂时放了下来。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很有研究。王道士心中再次燃起了希望，他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自去莫高窟察看， 汪宗翰颇为欣赏写了报告，且附上王道士送来的佛经，上呈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他是第一位确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叶昌炽向甘肃藩台建议，应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物文献运到省城兰州保存。然而敦煌距离兰州路途遥远，仅运费就需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只得让汪知县责令王道士，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就地封存等候处理。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道士仍不甘心。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被狼吃被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公里，找到了时任甘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谁知廷栋大人匆匆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让人愕然的结论:经卷上的字还不如他的书法好。王道士再次被拒失望不已。

　　1907年5月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从一个商人处获悉藏经洞里发现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他带上蒋孝琬的师爷赶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物就此被外国人盯上了。

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 斯坦因先派蒋师爷与王道士交涉，要求将藏经洞的写本全看一遍，被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又决定在蒋师爷的陪同下亲自与王道士打交道。斯坦因认真观察了王道士，他在笔记中记录着对守护藏经洞王道士的印象：“王是一个孤傲、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捉摸。”斯坦因的师爷蒋孝琬调查发现，王道士账本清晰生活简朴，从不挪用募集的维修寺庙银子。斯坦因意识到用金钱收买王道士行不通。

为了取得王道士的信任，斯坦因费尽心机编造谎言。斯坦因知道在中国，玄奘取经的故事妇孺皆知，莫高窟有玄奘取经壁画，他以此为由让蒋孝琬告诉王道士：眼前的斯坦因是玄奘信徒，是从印度翻越大雪山来取经的外国和尚。印度本土佛学渐衰，外国和尚要来敦煌取经，回到佛陀故乡重新弘法。玄奘的在天之灵让他看守藏经洞，就是为了等待这位外国和尚，取经功德无量。利用宗教信仰思想沟通，一席话让王道士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不过在拿绢画时，王道士留了个心眼：他专门挑那些破旧的卖给斯坦因，他想用手头这些破烂换点钱来整修洞窟，可王道士哪里想到，破旧可能意味着画卷更古老和更有价值。

1907年3月，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第一次到敦煌，用2百两白银从洞中运走24箱近万卷经书和5百幅绢画和丝织品。1914年3月他第二次到敦煌，用5百两白银，从王道士隐藏的文经中，再买走570卷经书和画本。前后两次共计两万多件文物。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由于伯希和精通汉文，因此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他在洞中待了3周，把所有经书浏览了一遍，分出了精品和凡品，他给王道士500两白银，带走了精品中的6400卷，绢画、木雕、丝织品等，共计1万余件。伯希和将遗物运往法国前，在北京将部分卷子装裱，然后拿到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

　在此期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

1912年1月日本人大谷光瑞来了，他野蛮的从王道士那里抢走、骗走了369卷经文。最初收藏在其别墅二乐庄，后因财政原因逐渐散落在旅顺、首尔、京都等地。

1914年8月俄国人鄂登堡率团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的文献已所剩无几，鄂登堡收购了王道士私藏的剩余部分和散落在敦煌私人手中的文献，鄂登堡在莫高窟待了5个月，带着大批珍贵文物回国了 ，虽然大部分为碎片，但总数有12000多片，现藏于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是世界上保存敦煌文献最多的地方。

列强国家的文化间谍和强盗打着探险考古的幌子，纷纷来到敦煌盗窃历史文物。短短几年一批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以及各种文字的手写本流失海外。在有志之士的再三敦促下，清政府才将剩余部分的文物解送入京妥为保管。

美国的华尔纳来到莫高窟，当时藏经洞已空空如也，王道士手中的存货也早已销售一空，北京大学的陈万里先生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有相关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一二，他在1925年5月10日记到：“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经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华尔纳见敦煌莫高窟能随意带走的文物没了，便把目标转向了洞窟内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壁画和彩塑。他给了王道士75两银子，王道士对华尔纳粘贴破坏壁画和搬走彩塑视而不见，华尔纳直接拆铲塑像和壁画，后来又用胶水直接粘走壁画。盗走的中唐半跪式观音，现为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华尔纳在第二次的考察计划中，穷奢极欲的企图实施整窟搬迁计划，让莫高窟成为空洞毫无价值。

斯坦因从敦煌带走了数千件写经、绢画和丝织品，这些文物分别入藏印度国家博物馆、匈牙利科学院、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随后法、日、美、俄等国探险家陆续来到敦煌盗窃掠夺，绝大部分文物也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藏经洞五万多件的文物中，保留在国内的仅1.5万余件，大多数是佛经，造成了中华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如今空空如也的藏经洞，只有洪辩和尚的塑像依旧端坐石窟之中，阅尽藏经洞曾经发生过的千年劫难。

　　中国历史上唯一明正言顺登基的女皇帝武则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之重要可见一般。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女皇的好奇从未停止过。与武则天相关的实物，对后世来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根据《全唐书》中考证：武则天登基称帝之后，为自己的父母招福，亲自率领百名书法家，共同书写3000多部《妙法莲华经》和《金刚经》。这些经书之中有600多卷藏于敦煌莫高窟。在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了多卷经书，只有一卷《金刚经》为完整版。根据亲身进入洞窟的法国人希伯回忆，这卷经书全卷都是以金粉写成，显得质朴又不失华丽，非常引人瞩目！和其他残卷经书不同之处还有，这卷《金刚经》有“敕”字样，上面还有“臣虞昶奉旨校阅”的字样……许多专家认定这一卷确为武则天亲笔书写的真迹！《金刚经》通篇5162个字，无一字缺损气韵高雅，书写流畅细腻不失大气，一笔一划都有女皇的影子。根据史料记载武则天几乎是一个全才，除了政治上的英明决断，她在书法上的造诣也独树一帜，以“书法家”称之绝不为过。女皇的一生精彩至极跌宕起伏，尽管后世之人无缘得见她的真容风采，但可以透过这卷小楷经书的娟秀比划，与其时空对话也是幸事一桩。唯独可惜的是，如此珍贵的世间独有国宝，却早已流落他国，今生恐怕难再踏上故土……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其中唐咸通九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藏经洞封闭了近千年堪称千古之谜。敦煌学专家学者在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资料中，仔细查阅从未找到解谜的文字记载，根据历史资料推断提出了如下假说：

1）避难说：经卷和遗书被藏于石室中被封闭，是莫高窟僧人为躲避战乱，使经卷遗书免于战火而存放的。但在具体封闭时间上又各不相同。最有代表性普遍的说法是：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千佛洞下寺的僧人为躲避战乱，临走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内封闭。待战乱过后再回来启用。但僧人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此洞便成为无人知晓的秘密。

2）逃避说：封闭时间定为宋绍圣年间（1094～1098年），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的东传有关。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同。这一消息传到敦煌，佛教徒们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采取保护措施，将千佛洞的经卷、佛像、文书，全部集中堆放过石室封闭免受其害。

3）废弃说：经卷遗书是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因佛经众多为尊重佛法佛典，用过的经品既不能丢弃也不能烧毁，只好用石室封存起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此说法与逃避战乱的说法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年），敦煌僧侣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并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东西理所当然应该珍藏于石室中。为什么整部大藏经没有被收藏反而收藏的是残经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为了避难，而是这些东西在当时实在没有实用价值被废弃了。

4）书库改造说：大约公元1000年左右,折页式的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阅读携带方便受到僧侣们的青睐。因此，将藏书室使用不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杂物一并置于石室封闭。

有关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和原因，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迄今仍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解开藏经洞封闭之谜。藏经洞的各种线索及头绪随着时代及科学的发展有的一定的梳理和完善，对于藏经洞未解的秘密，需要按照一定的假设及推理线索进行，才极有可能让真相早日大白。

　　宗教古籍在藏经洞的古文献中，佛教典籍约占全部文书的90%左右，可以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合称三藏。这里包括各部典籍和大小宗派的东西，以及同各宗派相关的语言文字的资料，即一卷佛经正面是佛经，背面则是以古印度梵文、咐利文、巴利文等写的佛经原文，用以考证此佛经的来源。洞内有许多失传已久，不为人知的三藏以外古佚佛经。据考证，已知敦煌佛经中的佚经有368种之多，其中如《佛说延命经》、《诸星母陀罗尼经》等经典，在印度和中国早已失传。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记载中国佛教史迹、各地佛教情况、吐蕃统治沙州时的佛教源流、敦煌佛寺的规矩等卷。

敦煌文献中道教典籍也颇有数量，主要是初唐至盛唐的写本，纸质优良，书法工整。老子的《道德经》就有大量抄本，多以《德经》为上卷，《道经》为下卷，敦煌道教典籍中还有6种《道德经》的注疏，其中《老子想尔注》和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是未被收入的佚本，为后世失传的佳本。

藏经洞还有景教和摩尼教等其它宗教的材料，景教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的一派，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以后，流行了二百多年时间。景教古经传世极少，鲜有文献记载，而敦煌则保存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典籍以及景教画像一幅，前经还附有景教经典的目录30种。

敦煌文献包括很多历史地理著作，除部分现存史书的残卷，还有已佚古史书。敦煌在晚唐五代时由归义军统治，这段历史在一些正史中记载简略，藏经洞却有上百种以上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而文献中已亡佚的古地志残卷是研究唐朝地理的资料，以及一些史籍未载的西北地区方志，如《沙洲都督府图经》《寿昌县地境》《沙洲地志》。

大量古典文学资料也是敦煌文献引人注目的部分，包括《诗经》、《尚书》、《论语》等经典和诗、歌辞、变文、小说、俗赋等，很多是民间作品。其中所发现之晚唐抄本词曲卷《云谣集》，原题为“云谣集杂曲子”共三十首，为现存最早唐词抄本集。在藏经洞未开启之前，通常都把赵崇祚在后蜀广政三年（940）编的《花间集》认为是最早的一部词集。经考证，《云谣集》的发现将这个年代提前到后梁龙德二年（922）。《云谣集》原有两卷，和其它敦煌写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取走，后分藏于英、法国家博物馆。敦煌唐写本《太公家教》汇集了许多民间谚语，如“居必择邻，慕近良友”，“近妄者陷，近偷者贼。近痴者愚，近圣者名”，“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慎是护身之符，谦是百行之本”，“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万顷，不如薄艺随躯”，是唐宋儿童启蒙诵读的格言语录。敦煌文献中的科技资料主要有数学、天文学、医药学、造纸印刷术等方面内容，如数学方面的《九九乘法歌》、《算经》和《立成算经》；天文学方面的《二十八星宿位经》、《全天星图》和《紫薇垣星图》；医学类文献有60卷以上，加之佛经中的医学内容，则达上百卷，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医方四类，更保存有一些久已失传的诊法、方药。敦煌文献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

敦煌文献以汉文居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献，是指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但经公元9世纪末代吐蕃灭亡后的百年动乱，经籍文书尽毁，所幸敦煌藏经洞中还存有八至九世纪约数千件藏文写本。但这些藏文资料于1906－1908年分别被斯坦因与伯希和劫往英国和法国。敦煌文献中还保留了一些琴谱、乐谱、曲谱和舞谱，使后人得以探寻中国古典音乐舞蹈的风采。有许多与敦煌地区饮食有关的资料，从原料到名称、从制作方法到制作工具应有尽有，甚至连每种食物的用面数量都记载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