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外的父亲

黄丽萍

1987年11月1日在家门口留影

虎年正月，寒风冷雨交加，一天接着一天，寒气嗖嗖逼人，冻得人瑟瑟发抖，加上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少了很多走亲和吃饭的礼套。其实自从前年母亲病逝后，过年过节出门的念想，几乎已经消磨的差不多了，我都不知道脚伸向哪里？心灵的港湾又在何方？唯有那些留藏在身边的物件常常让人睹物思情。闭门在家静心翻看父母的老相片，一桩桩尘封已久的往事在泪光里翩然而至，顿时让人心头掀起一阵阵波澜，我百感交集禁不住悲从中来，想想父亲今年都八十岁了，离开我已经十七年了，有多少岁月和家史值得让人去回忆……

难忘的艰难困苦岁月

我父亲在家排行最小，上有两个姐姐和五个哥哥，村子里有些人叫他“老六”。解放前因为家境贫困，大姑九岁就被爷爷奶奶送给了大柘洋殿坳一户肖姓的人家做童养媳，后来搬到石练项岭头村居住；小姑也很早地就出嫁了，因丈夫去国民党部队当兵一去不返，婆婆觉得养着这个儿媳妇多余，便装神弄鬼吓唬她，没奈何回了娘家，改嫁时我听说是在屋后的牛栏里梳头出门，嫁给石练街龙洞坑比他大十五岁郑姓人家，小姑父其貌不扬，个头矮小驼背、缩着脖子，又伴有严重的气管炎，不能干重体力活，大概六十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儿，最小的才十二岁，后来小姑靠帮石练粮站里烧饭艰难度日；大伯成家后，因出生的几个孩子都夭折了，长辈们是怀疑与村里的水土不合，于是就搬到大路街大伯公那里居住；二伯做木匠，是一个远近有名的大木匠老司，成家之后就分家出去各过各的了，三伯自幼体弱多病，在十三岁那年患病全身浮肿，双脚肿的像水桶一样，走路都要拄拐杖，因为当时家里穷没钱医治，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四伯种田，是一个犁田能手，业余在家理发，村子里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剃头”；五伯一表人才、灵敏活泼，在遂昌城中学毕业，十八岁那年冬天，到遂昌邮电局跟一个永康来的盛师傅当学徒，第三年，（一九六〇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在玉岩山区架设电话线时，由于冰冻雪天，泥土松动，电柱连同人倒下被压中头部不幸身亡；一场飞来横祸，夺去了一个年仅二十岁的生命。我小时候好像在楼上一个箬篓里还看到过五伯读过的书本，就是没见过他的相片，几十年来，我念念不忘，多次想到邮电局查看五伯的档案，但转念想想可能时过境迁档案已无踪迹了，也就一直没去。

我没见过爷爷，但听父亲说他很严厉。嘴上衔着一根烟筒，整天不多话只顾干活，每到过年那几天，就坐在桌旁盯着父亲要用功读书写字，但他却不知道怎么用功法子。而我奶奶却是一副慈眉善目，笑嘻嘻的面容，鼻梁边上长着一颗黄豆大的痣，梳着一个头髻，走路踮着一双小脚，老了还有点驼背，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一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孙子孙女们都喜欢围着她说说笑笑，整个村子里人都说她好。

五伯不幸遇难，使原本身体欠佳的爷爷，痛彻心扉，精神几乎崩溃。第二年的大年三十早上，爷爷起床后躺在上间椅子上说，腹中有点难过，家人连忙到淤头村叫了郎中来看过之后，便吩咐父亲到石练街上去抓药，回来刚走到半路时，就碰见了前去接应的老贤叔公，说爷爷已经去世了，悲痛欲绝的父亲随即把两贴草药扔在了白西畈灰寮下的田里，就飞快地跑回了家。六十二岁的爷爷突然去世，困境中的一家人，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那一年我父亲才只有十九岁。

我听母亲说，奶奶养育那么多孩子长大，一生都十分辛苦，在小时候就常见她扎着围裙兜，带着我父亲到外婆家附近拔苦衣菜，与她年龄相仿又好心的太婆，就叫她到家里来喝喝茶、歇歇脚，还拿些东西给母子俩吃吃。奶奶到了老年时，我有时见她会独坐那里喃喃自语，嘴里念叨着过去的苦，一想起失去的两个年轻儿子，就偷偷地抹眼泪。她八十三岁仙逝，我第一次看见坚强的父亲坐在二伯家上间的饭桌前失声痛苦，可见，他内心悲痛复杂的思想情感难以言表……

抹不去的乡土愁楚记忆

父亲为谋求生计，十八岁初中刚毕业就被公社选拔到大柘车床大队当会计，因为山高路远四十多里，来回都靠步行，生活处处实在不便，只做了半年就没再去了，后来在自己村里当了四年的会计。父亲大母亲三岁，两人同村又是同学，一起在大柘中学读书，青梅竹马，多年伴读一片真情相爱，青梅竹马。尽管母亲家境比较好，祖辈都是做处瓦、做风炉、饭甑卖为副业，生活比较宽裕一些，又是家里两代唯一个女儿 。在过去，按理说这样门不当户不对的无法联姻，但是善良宽厚的外婆一家人，看中得是父亲的人品与才能 ，从未嫌弃他家里贫寒，反而处处体谅相助。母亲出嫁时虽然也坐了花轿，然而新婚盖的被子是奶奶从别人家里借来的，只盖了三天就还给了人家，可想那代人生活是多么的贫穷，但只要夫妻恩爱，生活再苦也甜。

父亲二十一岁结婚，第二年（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应征入伍，他怀着满腔热血去宁波的象山石浦参军，被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在没水、靠风力发电的檀头山海岛上，四年半艰苦的军营生活让他学到了不少文艺技能；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得心应手，部队首长曾多次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让他留队提拔干部，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这对于当时的父亲来说，也是人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遇。但父亲不加思索，都婉言拒绝了，于六九年三月退伍回乡，因为他舍弃不掉家庭和妻女；割舍不下养育他的乡土和亲人。后来，政府组织先后为父亲安排了松阳靖居煤矿和丽水针织厂等工作，当时他考虑到煤矿工人不仅井下作业辛苦，还存在着不安全因素；而针织厂又是女工干的活，感觉没什么兴趣，毕竟拉丝线和拉丝弦不在同一条道上，再说有了家庭也不愿意拖家带口、背井离乡；更何况可怜的奶奶痛失了两位亲人，她年纪越来越大了，也需要陪伴和照顾，想想两份工作都不合适，于是就一一辞掉了。

后来父亲回想说，如果当年去了某一个地方，全家人就可以转为居民户口，我们长大了就能够安排工作，一家人生活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但他从不后悔。要知道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居民户口和农业户口有着天差地别；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黑人；只要是农业户口的，就是有真本事也安排不了工作，只能在窝在农村种田，想那个时代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父亲退伍回家时，我已经五岁了，但我从来没亲眼见过他，有的只是从信件里寄来的照片上获得的印象，我一直说看他穿着黄衣服很害怕，每次来外婆家我都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瞧他几眼，外婆叫他换了黄衣服穿着便衣来，我还是见他很陌生，既不敢亲近，也不敢呼叫，今天说明天叫爸爸，明天又说没想好还要过几天再叫，可爱机灵的我，常常让外婆一家人开怀大笑。

1965年5月父亲在象山石浦当兵时留影

在往后的日子里，家里又多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这对于白手起家的父亲来说，要抚养这么多小孩子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伴随着我们一年年长大，一大家子只能挤在爷爷留下来一座陈旧阴暗的房子里，还要与四伯一分为二，只有一个房间，最先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后来拆掉镬灶间里一个破谷仓，另垒起了一口锅灶，那种艰难的日子，未曾经历过的人让人无法想象。我四伯是个好人，对我们处处关心照顾，而伯母却是一个不讲情理的人，心里只有一本骂人的书，自从嫁进来就视我父亲这个小叔子为眼中钉，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一年到头拉着一副脸，三天两头无缘无故地骂人骂鬼，再加上隔壁三叔公家里还有一个傻乎乎的姑娘，常常无事生非、添花插叶、口无遮拦地挑拨，更是让人生活无安宁之日。两家人天天同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生性本分又善良的母亲，经常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这种酸楚而又无奈的生活滋味，实在是让人苦不堪言，往事不堪回首。

父亲思前想后、痛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搭几间“寮蓬”搬出去住，让全家人生活有一个清净的地方。新房址选在与老房子隔了一座二伯家的番薯地和毛竹坪上，审批手续也很简单，当时公社革委会领导徐某和父亲是朋友，他来我家时，只在父亲写的申请书上签了“同意在荒坪新建房屋”的批示，就算是审批通过，并于六九年六月十一日动工。那几年，父亲除了到生产队里劳动之外，每天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运石块、砍木头、背木料等筹备建房事务，而母亲有时候一天到晚背着弟弟做饭、烧茶、磨豆腐，忙忙碌碌、任劳任怨，常常是腰酸背疼、精疲力尽，身体瘦小的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期间由于劳力少、经济困难一度停建……在外婆家人力和物力的全力支援下，在亲友和邻居的大力帮助下，感谢上苍保佑，挖墙基、砌墙脚、打墙头、做木匠等多道复杂的建房工序顺顺利利地完成了。

七二年十二月初八，一座近百平方米土木结构并设计有走廊的新房子即将落成，记得第一天竖榀亲朋好友都来帮忙，热热闹闹、忙忙碌碌，第二天上梁母亲叫我早起过去看看，天刚蒙蒙亮见新房子里灯火通明、喜气洋洋，两根栋柱上写着：“竖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恰遇紫微星”，栋梁上包着红纸、扎着万年青和柏枝，只听二伯手举着斧头大声喝龙祭梁：“伏以！伏以！伏以！日出东方闹洋洋……欢欢喜喜做起龙凤梁了……” 其它的我一句也没听懂，只是捂住嘴巴不停地笑。到了下午，椽子钉好了、处瓦也盖好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吃麻糍、喝喜酒。

新房子框架是建成了，但是里面家徒四壁，地面高低不平还带着潮湿。第二年春天，一家人搬进新房子里时，窗户是用塑料薄膜蒙着的，板壁是用板边隔的，房间上面楼板是破篾簟和纸板铺盖的，几张孤零零的床铺就是我们的栖身之处……到了冬天寒风嗖嗖袭来，雪籽“沙沙沙”从瓦缝隙里滚下落到篾簟上，有时还溅到蚊帐顶上，四处通风的家根本抵当不住冬日的严寒，冻得人直打哆嗦；而厨房间只搭建盖了镬灶背上的一段椽子和瓦片，两头通天如凉亭，有时下大雨母亲都要穿着蓑衣来烧镬睶。

1979年父亲在淤头中学任教时留影

父亲是一个勤劳智慧的人，尽管是当兵搞文艺出身，但从来不怕苦、不怕累，劳动人民的本色依然没有改变；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只要一有空就在房前屋后挖毛竹根、撬石头、挑泥土，开辟荒地，打墙头、砌石玄磡，做木匠等样样都会；房子也从原来“孤岛式”的一座，后来自力更生又建起了厨房、仓库、猪栏、柴间、灰寮、厕所等附属用房，占地面积也扩展到四百多平方米，其中门口就有块一百多平方米的大空坛，用来栽花种草，还种了一棵苹果树，后来实行包产到户之后，成了绝好的晒谷场。这么一块平平整整、方方正正的家园，不知让多少村子里人羡慕不已。

父亲为了养家是十分辛劳的，有时天刚蒙蒙亮就去三四里路之外的山上挑着一担柴回家，吃过早饭再到生产队里劳动，晚上休工种菜、除草、做家务……一年又一年，由于家里吃口多、劳力少，即便是父母亲没日没夜地干活，也还是改变不了生活状况，母亲一年到头含辛茹苦养头猪没到年底就卖掉了，确保一家人温饱成了头等大事。到了过年依然生活拮据，每到大年三十，外婆家的太公就送来猪脚和各种吃的东西，还有插着柏枝的压岁红包，让全家人温暖到心头——我们就是这样年年岁岁带着外婆家的深切关爱成长。如今斯人已去，我想，只有永远带着一份感恩的情怀，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我四叔公在松阳玉岩开理发店，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有经济头脑的人，看见身边有人用新式蜂箱养蜂很赚钱，就用心跟着人家学养蜂技术，后来考虑到父亲生活负担重，养蜂倒是一条赚钱的好门路，投入少、收益快，又不用花太大力气，只要早晚抽出一点时间去打理就行。于是来信叫父亲过去看看，回来时，父亲居然不畏艰难，翻山越岭几十公里，走路过垵口挑回了两箱蜜蜂。从此，这些外来客在异地他乡安家落户，通过一年的精心打理，蜜蜂已经发展到了十多箱，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箱，房前屋后摆满了蜂箱，每天看到这些小精灵们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用它们的勤劳智慧和无私奉献，助力着我们家生活的梦想——一年四季，油菜花蜜、花草花蜜、板栗花蜜、梗子花蜜、油茶花蜜等，每一个季节都寄托着父亲的无限希望，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带着面罩，拎着蜂框查看蜂蜜的情景。虽然那时候蜂蜜只有一块多钱一斤，但是蜂多力量大，每次摇蜜都有几十斤，一年就有好几百斤，父亲常常笑道：“这些蜜蜂能抵一个正劳力！”他每年写春联都要写一张：“万众一心”的横批，贴在大门上面，寄语这些为我们家辛劳的小蜜蜂。通过几年的积攒，我们家有钱隔了板壁、做了家具，生活逐渐有了好转。

有一年冬天连续十多天下雪，遇上严重的冰冻灾害天气，气温降到了零下十来度，大山里的野兽忍受不了饥寒，纷纷下山觅食被捕捉，很多农家耕牛和庄稼都被冻死，我家可爱的小蜜蜂也无法幸免，虽然父亲在蜂箱上面盖了塑料薄膜和稻草，但仍然无济于事，眼看着大部分蜜蜂都被冻死，时间长了还有些被饿死，父亲心疼极了，一脸的茫然与无奈、手足无措。后来，尽管家里还是一直养蜂，但怎么也没前些年那么景气了。

1999年7月29日，父亲在衢州去北京的机舱里留影

父亲退伍回家先是在家种田和建房，一九七三年一月被公社推荐为村里的小学教师，每月只有二十八元的工资，他仅靠着这份及其微薄的收入来养家糊口。记得我八岁读小学二年级，当时心里很矛盾，都不知道是叫他爸爸好，还是叫他老师好，有时作业不懂想去问他，当一走到办公室门口时，心里就砰砰直跳，于是又羞答答地退宿了回来。教室设在祭亭边上阴暗陈旧的房子里，只有两间教室，却有四五个年级。后来大队里盖起了新学校，搬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老师也从原来的两个变成了四个，父亲教我们唱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和《沙家浜》里的《智斗》《同志们杀敌挂了花》选段，是我们最喜欢上的课堂，两个班合在一起，男女对唱激情高涨，同学们都兴奋地站起来比手划脚，脸蛋涨得通红，高亢嘹亮的歌声响彻校园上空……如今时光过去几十年了，但我却记忆犹新，常常在家里哼唱这些插曲，连儿子从小也跟着学会了，有时高兴起来还和我对唱一段，楼上楼下邻居都说我们唱得真好听。

父亲就像似一座顶天立地的大山一样，带领这个家一路风雨前行，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放学了帮家里干活；星期天到生产队里赚公分；暑假里当仓库保管员晒谷子。我十岁生日过后，从处处备受疼爱、无忧无虑的外婆家回来，生活一落千丈。不仅要带着一个两岁的弟弟去上学，而且还要学会拔猪草、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很快就成了家里的小帮手，耳边常常回响的是父亲对一家生活的打算，言语间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期望。他总是对我说：“你们姊妹现在都还小呀，我们还要再艰苦几年，等你们都长大了，我们家生活就会更好些啊！”

我读小学过度班那一年，父亲被抽调到几里路之外淤头中学当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每天步行早出晚归，风雨无阻。等我上初中时，他常常在夜晚昏暗的小水电灯下，教我分析课文、写中心思想，翻译古文和运用语法等，有时还手把手教我写钢笔字、打算盘，加减乘除他都得心应手，在他的悉心教导下，我的学习劲头十足，加上自己刻苦努力，语文成绩有了很大地长进。我想，我现在有点文字功底，也许离不开当年父亲的谆谆教诲。

我十七岁初三毕业后，由于理科成绩不好，加上恰逢农村实施分田到户，而自己作为长女，又想为父母分担一份家庭责任，就不再读高中了，但我的英语成绩很好，我想通过函授考个文凭，先找个英语代课老师做做，然后自己再慢慢努力找工作，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走出小山村。然而父亲却不赞同我的想法，他觉得教书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自己好像没什么大的前途，不赞同我的想法，天天说道还是做生意赚钱来得快的理念。后来想方设法，真的在家里开了一爿杂货小店，让我和母亲一边开店，一边种田。放学回家看见我和母亲在田间干活也来帮忙，知道我们去哪里砍柴就赶到半路来接担头。一向要求上进的我，除了勤劳之外，当然也忘不了在夜晚的灯下坚持学习，连上山放牛都带着书本。五年之后，我就是凭借着能写一手好钢笔字和打得一手好算盘走出了农村的大门。

一九七九年，父亲这一届学生带毕业了，初中被撤并到了石练中学，而他继续留在淤头小学任教，多年来，与吴一新、巫桂馥等一些志同道合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与吴老师一起创作排演的婺剧滩簧小戏《拔猪草》获得全县中小学文艺汇演一等奖；创作的《石练是个好地方》，通过录音广播唱响练溪大地，那几年是他教学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后来，他又被调到柳村、姚埠和项岭头小学任教，但因路途较远，工作和生活就没那么顺心了。在我印象中，父亲每天骑着一辆“梅花鹿”牌自行车，手把上挂着一只黑色提包，风里来、雨里去，早上起来匆匆扒一口饭就出发，有时傍晚放学了还为小店里带点货回来，过了很多年，家里经济条件稍好些了，就买了一辆大阳摩托车。

2004年七月会父亲在家里拉胡琴的情景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九八二年实施包产到户，父亲虽然是一个教师，犁耙耕耖都不在行内，而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也能粗粗学着使用，有时在四伯和日根叔的帮助下，一年早、中、晚三季稻田都能种下，尽管我和身体瘦弱母亲一年到头在田间风吹日晒雨淋，十分忙碌而辛苦地劳作，但毕竟不用交钱到生产队里买口粮，父亲每月教书还有一笔工资收入，家庭经济条件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改善。

父亲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是县文联音乐舞蹈协会会员，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参加遂昌县文学艺术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参会留念的笔记本，上面印着各个协会会员的名字。家里中堂板壁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乐器：京胡、二胡、板胡、长笛、短笛，笔墨和根艺都展示在厅堂上，写书法、做文章也是信手拈来，一门书香名副其实。有时高兴起来就坐在那里吹吹拉拉，特别是过年那几天，他就和弟弟两人一个吹笛子，一个拉胡琴，欢快悠扬的琴笛声悦耳动听，暖人心窝，令人心旷神怡，连村子里过路的人都要驻足听一段。有缘山村来相聚，原县文联主席华军、文化局副局长包建国，原遂昌婺剧团团长方福金、乐队老师吴法、王耀祖、傅立管等都喜欢到我家来玩几天，呼吸乡村清新空气，吃农家大锅饭、绿色蔬菜，大家一起吹拉弹唱婺剧乐曲，家里更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余音绕梁，俨然一个专业的婺剧团后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黄皮村创办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遂昌民乐婺剧团”，当时父亲就是一名忠实的音乐老师，在排演《文武八仙》和《白门楼》两部戏时，剧本里有两段插曲都是昆曲唱腔，要知道婺剧演员如果不识谱要唱昆曲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他就把曲谱抄在一张大白纸上，然后贴在大门后面，连续一个多星期的晚上，在灯下不辞辛劳地用教鞭指着一字一句地教演员们学唱，那时候我家也自然成了剧团团部，导演方福金老师一来就是住好几个月，亲如家人，只要剧团在附近演出，他就尽量赶去帮忙充实乐队力量，但从来不计较要一分钱。父亲还手把手地把自己的艺术传给了我最小的弟弟，而今几十载春秋过去了，我们依然坚持不懈地传承和弘扬父亲崇爱的一门书香。

父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集抄写的《联诗集》笔迹

春华是梦，秋实是诗。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年过四十的父亲更有了超前意识和独特思维，一向会动脑筋，不甘寂寞的他仍不断为家庭谋发展，想出了种盆景、种樟树苗，到杨柳坪盖房开店的想法。门前花坛上和屋后的空地上种满了他星期天从大山上挖来的各种各样的老树桩，还在承包地里种了两丘田的樟树苗，有一次他拉了二三十棵树苗到石练去赶集，结果只卖出了一棵，回家说来买的都是熟人，不好意思开口要钱，其余的都白送了，这件事常常成了人们笑料。由于没有销路，现大部分树苗都还长在田里，枝繁叶茂，有的直径已经有十多公分大了。我每次看见那些树，都让我感慨万千，别有一番思绪在心头……

在父亲的一片叫喊声中，二伯和村里几个人真的到杨柳坪开荒地、挖沙滩建房了，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移民大村庄。后来，消息灵通的父亲又从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报上看到搞旅游发展经济的致富途径，于是，又异想天开地有了到飞石岭开发旅游区的设想，并为此事义务奔走了好几年，仅暑假里就带蓝贤寿等县里有关部门领导到大梧洞实地考察了很多次，同时还初步规划设计了线路图，本来投资方有意想补贴父亲两三万元钱的辛苦费，但村民们不同意，说要三十万大家平分，结果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几年后，飞石岭旅游景点开发建设基本按照他当年的构想，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佛教的文化元素，景区山门洞外面路边上有一棵古木树，当年就是从父亲手里买去的景观树。

1999年7月31日，父亲在北京世界公园留影

由于山村小学生源较差又是复式班，加上当时教学条件十分有限，条条框框又很多，要和正规学校比教学成绩似乎太难了，当时思想正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父亲，就一度有了离职经商的念头，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才继续的坚持下去。

时光在无声中流逝，梦想在期待中消磨。二十多年来，父亲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在三尺讲台上挥洒汗水，用自己的学识和才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学生，眼看着一个个同事都有转正的机会，随着自己年龄逐渐增大，然而一直还是个民办教师，心有不甘。原因是：当时在柳村小学当任教导主任的父亲，直言不讳地向学校领导反应了“本校有个老师经常拿学校东西”的问题，却没曾想到，那个老师居然是校长的亲信。为此，心胸狭窄的中心小学校长傅某不但不采纳和采取措施，反而耿耿于怀，处处刁难，她在这个位置上掌控了九年（从一九八四年九月—一九九二年年八月），在她任职期间一直把民转公的名额死死地捏在手里不放，使父亲多次与转正失之交臂。那些年，父亲常常是唉声叹气，双眉紧锁，夜不能寐，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焦虑苦闷的思绪伴随着浓浓的烟雾在眼前打转，无情地摧残着他的身心；年复一年，转正成了他甩不掉的一块心病，耗去了他半条性命。后来还患上了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胃病，胃疼、胃酸、胃胀等疾病一直缠身，由于乡下医疗条件有限，雷宁替丁、胃舒宁成了他的必备药，我常听见母亲半夜三更起来烧东西给他吃，来缓解胃痛。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眼前一片茫然若失，不知道生活的出路是在何方？

人生岁月匆匆，盼星星、盼月亮。时间熬到了一九九三年九月，调换了新一任校长，县里好不容易有一个转正的名额下来，但是父亲的年龄又超过了几个月。为此我也做过一翻努力，直接找过分管教育的县领导和教委领导反映问题、说明情况，建议我到公安局户籍科将父亲农历生日改为阳历生日，可是，户籍科有个姓杨的科长坚决不同意，转正之事再度搁浅……山穷水尽，又柳暗花明。一九九四年七月，丽水市和遂昌县教育部门又重新出台新政策，机会再次降临，父亲终于顺利地转正了——这份迟来的公正，足足让他苦苦等了十一年。

1999年7月29日，父亲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按理说，工作转正了工资也提高很多，儿女们个个都长大了，应该到了享受安逸生活的时候，但由于父亲太长时间痛苦情绪的积压，再加上自己没有调整好心态，仍然这样那样折腾不休，思想固执己见，有时还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强加给别人，让人听听真像是一个“书糊”，我怀疑是他得了“神经衰落症”。那时候，村里还有一些小伙子觉得他有工资，闲来无事总是来叫他打麻将，可是他年纪大了眼和手都没别人来得快，而母亲又怕他输钱太多，打麻将成了两人生活中离不开的话题，各种各样的原因叠加在一起，无意中助长了病痛的发展。

二〇〇一年九月父亲离岗退养之后，还发挥余热到飞石岭隧道建设工程部做了一年多的化验员，生活还是过得比较充实和舒心。后来有时会感到腰酸背痛、全身乏力，母亲多次劝他去大医院看看，可他就是不听劝说，只在当地打打湿筒，到卫生院买些舒筋活血的药来吃吃，始终不见一点疗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但他还是咬牙硬撑着。时间转眼到了二〇〇四冬天，有一天下着冷雨，父亲还生气跑到大路街大伯家里，鞋子都湿掉了，第二天大哥又用摩托车把他搭了回家，连续睡了好几天都没起来，家人们以为他受了风寒怕冷，也许过几天就会好了。

1999年8月5日，父亲在北京铜器花瓶厂留影

记得农历十二月初五，天气阴暗寒冷，早上我正在送儿子到的实验小学读书，刚到校门口时，突然接到弟媳打来电话说：“姐，爸爸走路都要拄拐杖了！”我问她这个情况有多久了，她说：“前两天好些，今天我看很严重！”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就是有可能得了“中疯”，事不宜迟，得赶紧上医院，我立马叫了一辆车子去接他，上午就住进了遂昌中医院，经过两天的全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肺癌晚期转移到脊梁骨，压迫神经导致高位截瘫。”这一串黑字如同一道强光重重地刺痛了我的双眼，顿时吓得我心惊肉跳、不知所措。那时候，因遂昌医院没有做这个手术的医疗条件，需转院到丽水中医院做手术。正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父亲突然病倒，全家人乱了方寸，我们瞒着父亲想方设法，内心备受煎熬，五天之后在丽水做了“脊梁骨囊肿切除手术”。农历十二月十九日，遂昌中医院派救护车接回父亲进行术后康复治疗，直到大年三十上午才回家过年。家人们都希望父亲通过手术之后身体有所好转，能够延长生命的期限，能够多活几年，毕竟他还很年轻，才刚刚退休。

正月初七，父亲再次回到中医院继续治疗，母亲不辞辛劳地日夜悉心照料，而身上插着氧气管和导尿管的父亲，连翻身都要靠别人帮助，身体和精神一下子全垮了，后来回过头仔细想想，可能还是不做手术为好，至少还能延长他几个月的生命，减少手术带来的痛苦，可是谁又能料想到这些呢……到了正月十五日，我发现父亲说话声音很轻，声音都沙哑了，原来是病情加重的原因，而心情急切的父亲，感觉自己的病越治越差，心情变得十分烦躁，有时对照顾的母亲怨这怨那，天天吵嚷着治不好还不如回家好，这次住院一个月后，没奈何只能顺从他的意愿回家了。四个多月来，原本体弱瘦小的母亲，日日夜夜地陪护在他的身边，弄得疲惫不堪、心力交瘁。我因儿子刚上一年级每天需要接送，而老公又远在黄沙腰镇里工作，除了星期六、星期天能抽空去照看，其余的时间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至今回想起来真是愧对父母的养育恩情！

老房子于2016年拆掉重建，可惜忘了拍照片，只留下一张大门坛的照片。

眼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得一天比一天憔悴，体重也从原来的一百五十多斤消瘦到八九十斤，只剩一副皮包骨头，一餐只吃得下几个馄饨，半碗稀饭，只听得他喉咙底下还有一点微弱的声音，眯着一双黯然无光的眼睛，用仅有的一点力气乱抓东西痛苦地挣扎着，这一切意味着父亲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我老公从黄沙腰打电话来说：“母亲在电话里都哭了，说父亲都快不行了，叫我想办法上去。”我连夜把孩子托付给了二楼邻居彩凤夫妇帮忙照看，慌慌张张地叫了一辆车子赶回了家，见父亲只剩最后一口气，没有尊听到他一句交代的话。二十七日晚上十一时，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走完了他短短的六十三岁人生。而从这一刻起，我也与苦命的父亲阴阳两隔，想要父女相见，只有在来世，或者在梦里。

父亲一生为家辛劳、艰苦奋斗，生活备尝心酸，刚刚退休没享过清福，就与病魔作苦苦的抗争而失去了生命。我知道他还没活够，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给人生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曾经很多次想为他写点什么作为纪念，但每次提笔都只写了一点点，就触动了自己内心的伤感之处，似乎觉得笔下流淌的不是墨水，而是泪水，有时想想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光阴荏苒，一晃过去十七年了，父亲早已不在身边，却常常出现在梦幻里，犹如生前一般清晰。婺剧小开门、三五七、芦花、二凡、西皮……悠扬动听的乐曲依然常在耳畔回响，尽管时光会冲淡许多记忆，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将永远伴随他钟爱的音乐与岁月同在、与故土的山水同在！

2022年正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