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久文明源地姜寨

黄镇山

内容提要：

科学巨人英牛顿，批评西方伪史人，虚构四千五百年，欺骗全球所有人。

以小见大看中华，渺视西方史虚夸；昔日弱国无言权，今朝强大说实话：中华文明七千年，多彩文物实证她！

创造历史本是人，中国考古很严谨，生产生活工艺品，古人居葬全求真。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姜寨遗址，于1972年9月发现，1979年发掘。包括氏族公社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其址在县城北一公里处的姜寨村南，临河北岸上。是我国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迄今所见最完整的部落聚邑遗址。遗址中间偏东有公路南北穿过，西北角极少部分为姜寨村所压，面积5万平方米左右，比著名的半坡遗址大十倍。村南有临河，为天然屏障，东、北两侧有弓形环绕的围沟3条，是部落聚邑的防卫设施。

姜寨遗址部落聚邑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两大部分。沟内为居住区，中心是广场，广场四面各有房群，房门都面向中心广场。东南部临近围沟处的大型房子是氏族部落公众活动的地方。四个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布局严谨，结构合理，气势宏伟，呈现出壮观的原始氏族部落群体聚居的社会形态，有组织有领导有社会分工的集体活动基本完善。

姜寨遗址出土的房址，共120多座，其中属仰韶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1921年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故名，属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期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仰韶早期类型＿宝鸡市北首岭遗址文化公元前5150年左右、半坡早期类型＿西安半坡遗址早期文化公元前4600年∽前4400年、史家类型＿渭南市临渭区阎村镇史家村遗址文化公元前369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古城南庙底沟遗址文化公元前3900年∽前3600年、半坡晚期类型＿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仰韶文化上下年代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

姜寨房址类型：半坡早期类型的100多座；史家类型的4座；半坡晚期类型的7座；龙山文化的10多座（系新石器晚期文化，1928年最先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属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在仰韶文化之后，公元前2800年～前2300年）。姜寨遗址文化历史沿革上下约3000年之久，也就是中国古史记载的三皇五帝时期（即仰韶文化晚期属三皇时期，龙山文化属五帝时期）。

房址平面有方、圆两型，分大、中、小三种：大房一座（部落公共场所），面积120平方米；中型房4座（各氏族公共场所），平均面积80平方米；其余小型房（民居），面积20平方米左右。

营建方式有地穴、半地穴和平地建筑三种。结构是土壁，壁柱，茅草顶。一般都有门道，门道上有门篷，下有门坎。房子中心是灶坑，灶坑周围一般都有1、2、4、6个不等的柱洞，共129个。有的柱洞周围有非常坚硬的土圈。

灶坑共300多个，属半坡类型的200多个，半坡晚期类型的30多个，其余属庙底沟和史家类型，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并有深穴、浅穴及灶面之分。

姜寨遗址出土的窑穴，有烧制陶器的陶窑共4座，属半坡类型。窑门为圆形。由火膛、窑门、窑室和环形火道构成。

储藏东西的窑穴，共有400多个，交错地分布在住房附近。其中属半坡类型的200多个，特点是多半有二三个台阶，可以旋转上下。属史家类型的30多个，庙底沟类型的5个，半坡晚期类型的80多个，属龙山文化的40多个。窖口有圆形、方形和圆角方形、圆角长方形，口小底大，一般是口径1米，底径2米左右，深2米左右。早期的更小、晚期的更大。

姜寨遗址是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人类母系氏族繁荣期到父系氏族兴旺期，距今7000年∽4300年前，文明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文物最多、内涵最丰、布局最完整的部落聚邑遗址。

　　姜寨遗址墓地，有3处：

一号墓地在围沟东外，属半坡类型，自北而南，首先是一群婴儿的瓮棺葬，接着是未成年的小孩墓和成人墓，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殉葬品一般为5至7件，有尖底瓶、钵、盆、碗、罐和蚌、骨等各种装饰物和石质工具。

二号墓地在遗址的中心，属仰韶文化史家类型。绝大多数为多人多层次的二次葬。一般墓中，埋葬10多具或20～30具，最多的达70～80具。殉葬品多是小型带盖罐和葫芦瓶。

三号墓地在一号墓地近东偏北，葬式和殉葬品与一号墓地大同小异。

墓地中共有土坑墓300多座，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130多座，史家类型的180多座，半坡晚期类型的3座，龙山文化的5座。有瓮棺葬200多座，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170多座，史家类型的40多座，半坡晚期类型的2座，龙山文化的1座。

　　姜寨遗址出土文物1万多件，质地有石、骨、角蚌及陶器等。有石、骨制的斧、铲、铧、凿、镞、骨针、骨鱼钩等生产工具，骨石制的笄、珠、环和坠饰、蚌饰、贝饰等装饰品。

陶器出土较多，陶制的钵、盆、碗、罐、瓶、壶、盂、杯等多种生活器物。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属史家类型的有敛口浅腹钵、平底碗、带盖小罐、大口鼓腹瓮、直口直腹尖底罐、葫芦瓶、短颈壶等。纹饰有绳纹、弦纹，指甲、席布纹少见。彩陶多为黑彩，有鱼纹、鸟纹、圆圈纹、圆点纹、弦线纹、黑条带纹、椭圆点纹等，器具里施有彩色者实属罕见。

2、属庙底沟类型的有曲腹碗、钵、双唇口尖底瓶、平底瓶、鸡冠耳罐、直壁平底杯等。纹饰有绳纹、细线纹、弦纹附加堆纹等。彩陶有弧线纹、鸟纹、曲线纹、圆点纹等。黑彩多施于钵、盆的外上腹或口沿上。

3、属半坡晚期类型的主要是敛口曲腹平底碗、钵，宽平沿盆、附加堆纹罐、带流罐、喇叭口长脖尖底瓶、大口直壁瓮等。纹饰以粗绳线、细线纹为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尖底鼓腹双耳细颈小口瓶，形似炮弹，它若系上绳索，既可酿酒挂起来保存，又可装水随身携带饮用方便，还可能是宗教祭祀礼器，也是死后的陪葬品。

　　陶具类型比较奇特的形状有凹底、尖底、圈足形瓮、罐，有曲腹碗、钵、双唇口尖底瓶、鸡冠耳罐、双耳高档三袋足鬲、釜形三足斝、三耳罐等30余种。这些陶具在制作上不断有所突破创新，形成了千奇百怪，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可心用品，一直延长和影响着今天的制陶发展。

　　姜寨遗址中出土的彩陶别具风格，陶盆内画有对称的鱼、蛙、人面等像生性花纹，形象逼真。一件鱼鸟纹葫芦瓶，形式新颖，花纹美观，极为罕见。一座墓内出土一套绘画工具，包括石砚、研磨棒与黑色矿物颜料等，对探讨彩陶绘画工艺弥足珍贵。磨粉砚的发现，再次把制砚技术提前了4500多年。

　　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器形状、纹饰，均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特点是彩绘艳丽、形态奇特、花纹齐全。姜寨先民用各种颜色在石砚上磨成粉拌好，然后在陶器上绘成各种图案。由此可见，绘画早在母系氏族就有了，彩绘图案有人面纹、鱼纹、几何纹、网纹、鸟纹等几十种饰纹。

　　彩陶器中有许多件前所未有的葫芦形鱼鸟纹彩陶瓶，表现了精湛的技艺，说明制陶作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已有相当发展。姜寨遗址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特征，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是罕见的。这为研究当时的社会性质、社会组织、生产技术、家庭婚姻制度、社会生产状况及解决新石器时代的序列问题，都提供了宝贵资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原始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画卷。

　　6000多年前的临潼姜寨人已经开始使用乐器，这已不是什么天方夜谭。那时的乐器是什么样子，如何使用而发出悠扬动听的音乐。1972年至1979年在骊山脚下姜寨遗址发掘的陶埙。现珍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的姜寨大陶埙和小陶埙，均出土于二期文化层中的358号墓。其中大陶埙通高6.6厘米，暗红色，上端有一个吹孔，无音孔；小陶埙通高5.45厘米，暗红色，上端有一个吹孔，无音孔；还有从另外一墓出土的唯一一件二音孔陶埙，形似蜜桃，陶质坚硬，颜色褐红，通体饰有陶拍打出的细绳纹。值得关注的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卵形陶响器，其长度为5.75厘米，高3.05厘米，非常别致。像这样在同一遗址同时出土的古代不同乐器实物，当属罕见。

陶埙，这一原始吹奏器的产生，应该说与古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细观其形，都是用陶土捏塑而成的，外形呈卵形、兽形、橄榄形、宫形等多种，中空。有的仅有吹孔，有的吹孔、音孔俱全。运用时主要是通过气息冲击吹孔边棱，引起埙体内气柱振动而发出声音；吹奏时能否准确地表现出该陶埙的固有性能——音高、音色、音质等，除取决于埙体自身的形制、材质外，还与吹奏者发出的气息的强度以及冲击边棱的角度密切相关，吹奏者的经验与技术水平对埙类乐器的测试，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987年9月，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吴钊先生曾对姜寨陶埙的发音性能和音高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姜寨出土的两个无音孔大小陶埙，均可比较容易地吹出两个以上不同频率的音乐，而仅有的一枚二音孔陶埙，除用全闭、开右孔、开左孔及全开四种按法吹出四个不同频率的音乐外，还可用全闭变换角度吹出其他两个不同频率的音乐。由此可见，古代生活在陕西关中平原的人们，对音乐的创造可谓独具匠心，同时也昭示着人类文明的曙光。

　　在姜寨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40多种120多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多数跟半坡遗址刻划符号相同，姜寨文化早于半坡文化500∽1000年兴起，是否证明临潼姜寨部落与西安半坡氏族已书同文？这是那时的文字，有些已经被破读。

　　刻划符号，充分证明了人类已经向文明大大迈进了一步。那时的先民已经有了用文字的意识和实践操作能力。像陶具上刻画的不规则“十”、“一”、“市”、“巾”等符号，是与今天文字的偶合，还是从上古时期就一直沿用下来？值得研究。

　　姜寨陶文并非孤例，距今7150年∽6400年，陶文已在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流行，证明早于三皇五帝时期两千年便产生了可流行的文字。要知道，文字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跨入了文明时代，就像恩格斯所说，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姜寨遗址还出土了3件特殊文物，它们分别是一件铜刀，一件半圆形铜片，以及一根已经断裂为两截的铜管。考古专家通过鉴定，确定年代距今有6700年左右。

人类最早利用铜金属的历史，按照西方学界估算的考古学虚高年代体系，可追溯到距今约7000年的土耳其，当时人们所利用的铜就是自然形成的铜金属，也被称为自然铜。在距今5500年左右，伊朗与埃及等地区同样也出现了自然铜制造的器物。据专家们检测，伊朗境内所发现的铜金属文物，其内部组成相对特殊，基本上都是人工冶炼含少量砷元素的铜器，这标志着当地即将进入青铜器时代。

与其相比之下，姜寨遗址出土的铜器似乎更胜一筹。专家们曾经利用国内最先进的同步辐射装置，对其金属成分进行过对比，发现姜寨铜器中也含有少量的砷，而且还是采用了固态还原工艺进行冶炼的。考虑到姜寨铜器的年份为距今6700年左右，专家们确定其为人类最早的砷铜合金，比国外使用砷铜的虚高历史年代还早了1000多年。

　　衡量一个古遗址价值大小，主要标准是看它的文化内涵。这是因为姜寨遗址对研究人类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文化资料，姜寨遗址发现的铜器，充分说明了在距今6500年至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对铜的冶练、铸造技术，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壮举。

　　姜寨遗址出土文物的数量之大和品种繁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在上万件文物中，大致可分五大类，200多个品种。五大类型是：生产工具类、生活用品类、装饰品类、殉葬品类、宗教品类。

从这里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走上渔猎、农业、手工业齐发展的时代，在这里已定居渔猎、开始了原始农业种植粟黍豆、饲养家禽家畜，发明了制陶建窑烧陶、采矿冶炼铸铜、开壕沟防御、挖储藏窑穴、掘取暖熟食灶坑、建房屋、造船、制乐器、编织、绘画、雕塑、刻字、舞蹈、装饰（爱美打扮）等项技术，把人类文明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原始先民有了立体建筑与平面布置的意识和基本功能，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从第一感觉进入了大脑思维的较高层次阶段。

姜寨遗址，人类从这里开始觉醒，文明从这里开始起步。姜寨遗址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世界最早最久的文明部落。值得庆幸的是：从姜寨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到而今的中华民族，七千年绵延不绝兴旺发达。每当我们崇洋媚外充能炫耀西方史时，但见其民族消失，文明中断，历史残缺，不禁心生悲哀。

仅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中心，其辖区及近邻，距今7千年到5千年前的聚落遗址，不仅有姜寨部落聚邑遗址，还有西安半坡、西安鱼化寨、蓝田新街、华州泉护村和宝鸡北首岭、渭南史家村、彬县水北、扶风案板、华阴横阵、陇县原子头等著名的仰韶文化类型氏族公社聚邑遗址，更有80万平方米都市雏形的高陵区杨官寨部落联盟聚邑遗址，已具备西方考古规定的文明中心四要素“城市、铜器、宗教、文字”。

而且在陕西省西安市周围形成了一个“仰韶彩陶文化圈”：东部河南，北部山西，西部甘肃，南部有陕南汉中李家村、何家湾、龙岗寺等著名遗址多彩文物。证明在7千年到5千年前黄河中游、汉水上游已形成中华文明古国（部落联盟），并且早于中国古史记载的三皇五帝时期。而且能向四周扩展，整个中华大地仰韶文化遗址数以万计。这个诺大的仰韶文化地域范围，世界其他哪个文明古国有如许大？

更何况上面七具人面塑像（宗教），与而今的中国人形象雷同，龙凤图腾更是古今中华文化的象征，七千年来中华民族一脉相承，文明火炬世代相传，构成一部完整的自立自强自信的中国特色风格气魄的壮丽史诗。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早已消失，而唯独古中国青春常在功绩连绵地不断创造辉煌历史！

2021年10月，姜寨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尽管中华大地早于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但以姜寨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址密集广阔，文物多彩，博大绚丽，呈现出中国远古史上历时两千年（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璀璨彩陶文化时期。也是自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而使中国考古学兴起的里程碑，百年丰硕成果促进中国考古事业进入黄金时期。

附：西方彩陶放开说

西亚、埃及、欧州彩陶，与中国以姜寨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彩陶相似，但其不仅数量少而造型彩绘技艺也落后于中国。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让西方人自卑，便恃强抬高自己而压制贬低中国。西方历史考古学界早期假定自己彩陶的虚高年代为距今7000年前，要与中国仰韶文化姜寨类型彩陶比高，于是误导出“中国彩陶西来说”。中外不断有学者揭穿西方历史、考古、经典、史诗四造假，笔者为了中西学术交流愉快而仅言其估算拔高年代虚假。

西方学界早期估算的考古学年代体系是虚高的。比如西方学界假定粟黍7000年前起源西亚，经中、美、加、日等国顶级植物考古专家合作，分别用本国高精度测年仪器检测，结果一致为距今不够4500年；而对中国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碳化粟黍检测结果都是距今7600年；基因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各地所有的粟黍都起源自同一个地方中国北方地区。这才是真正科学权威的确定。

全世界学子继续在遭受着西方学界早期虚拟假定的考古学年代体系的蒙蔽，因其年代虚高而冒出所有中国文化统统“西来说”，甚至胡说西方消失民族都跑到中国当三皇五帝，却不言商王武丁征伐鬼方将白人俘虏作为奴隶、祭祀品和女帅妇好墓的殉葬品。一旦较真起来，组成多方合作全部科学测年并权威校正，也许会将西方仅有五百年正史之前的原始社会降低虚高为实，虚伪年代的古西亚、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美洲也就不远古了，西方古金属器也会不远古了，对西方古文字及其臆想伪识而杜撰的古史也不远古了。也许会出现颠覆性的科学权威结论：有系统信史记载和众多出土文物科学测年的文明古国、古金属、古文字、古彩陶，要数中国最古了。这并非笔者民族自高，而是对科学的追求，中国仅一个“三星堆”就让西方虚夸的古文明惭愧。

举世公认的权威大科学家牛顿（1643一1727，英格兰人），最早专著《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批评西方伪史的“首创”者，法国神职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所推算的编年史：“斯卡利杰（1540一1609）的编年史体系，是毫无依据的，真实的世界史年代比编年史短的多，距离我们今天要近的多。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更接近我们的时代。古埃及的历史在公元前946年至公元前617年之间，仅有300多年。伪造埃及、巴比伦和希腊的编年史的企图，是证明它们的历史是古老的。”而编年史伪造的古埃及年代是公元前5450年至公元前639年，居然虚高4504年，真乃弥天大谎。四百多年来牛顿科学年代少人问津，维护西方高大上者谎言重复一万遍则成真理。

莫洛佐夫（1854-1946）证实：“斯卡利杰的古代编年史，是全无根据的，是被人为地拉长时间，比实际存在的要久远得多。奥沙尔和罗斯都是十九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揭示绝大部分的‘历史文献’都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之后，在文艺复兴期间问世的。他们发现古罗马手稿《塔西佗历史》实际上是十五世纪意大利神学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所编造的。15世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诸如赫里索洛拉斯、卜列东和贝萨利翁以及其他意大利的神职学者，他们首次把据说是‘古希腊的学术成果’带进欧洲，但实际上都是伪造品。所谓的中世纪‘百年翻译运动’，把古希腊的文艺复活，然后传给欧洲也是杜撰的。上面提到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卜列东，就是柏拉图的原型。卜列东的著述加上东方智慧，就成为稍后问世的“柏拉图哲学”的资料来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等人及其著作都是中古与近代杜撰的。波特•伊利各（德国历史学家）揭露，中世纪早期的历史（614-911）根本不存在，加洛林王朝和查理曼大帝等都是伪造的。在教皇奥拓三世和西尔维斯特二世的密谋和指派下，用各种假证据充填了这段历史，没有考古证据与年轮测试能够证明。”

更有甚者，让•哈尔瑞（1646一1724，耶稣会士、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宣称：“古典文献，包括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科学、文学、宗教文献，都是中古后期和近代早期，13世纪和14世纪，在修道院中被杜撰出来的。”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哈德伯里在国家地理学会上披露：“为了拔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学者人为想象出2000多年前存在一个繁荣的古希腊文明，并从罗马人那里借鉴了不少成果，一番粉饰之后归结为是荷马、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先贤的作品，还伪造了部分文物。”西方人揭露西方伪史，怪不得中国人而今对“西方伪史论”感兴趣。

黄镇山：世界最久文明源地姜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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