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八章，尾声）

Lancet430

第八章 近事与随想

韶华似水，流年永逝，弹指之间，百年往矣。


今天的章节，是一个关于告别的篇章——与先前的故事告别、与故事中的人们告别、也与曾经的自己告别……

1979年，第二军医大学派出医疗队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记得刚考入母校的那年夏末，我们这些连学校的方位还没搞清楚的新人，却在那么一天，被全体从新训操场拉到了大礼堂，为一位老教授守灵。这位去世的教授，名叫朱鹤年。


那时的我，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为他而站在这里。


那天的我们，还只知立正、稍息，以及队列纪律，于是，木木地看着一拨拨的白发学者徐徐步入礼堂，为这位朱鹤年教授送行，心中只是奇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她会让自己的新学员为老教授站岗守灵。

中越边境对峙的十年里，第二军医大学数次派遣医疗队员参战，其中还甚至有高年级学员，成建制地前往“两山”作战前线进行毕业实习。这是当时的校领导为凯旋归来的师生们颁奖。

1978年，学校恢复了中断已久的五年制临床医学招生。这一年，医学研究生的招生也正式开启了。朱鹤年教授与屠开元、徐印坎教授分别作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导师，开始为新中国、为人民军队的研究生培养揭开帷幕。


这一年的研究生招生，其实更应该说是前一次悲催的探索的“续弦”。严格说来，中国军队的医学研究生教育，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


那是在1954年，也就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年。刚刚步入和平年代的解放军，招收了53个医学研究生：其中41人放在协和医学院培养，12人放在当时的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后来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培养。


培养研究生，是这支军队从“革命化”走向“正规化”的里程碑式标志之一。1954年的这次招生，展现的就是国家和军队的这份初心。

上图：楼方岑教授担任改革开放后创刊的《中国内科年鉴》主编，这是他与另一位内科泰斗陈思聪教授一起统稿的场景。两位都是从旧军队阵营走来的一代名师。

下图：楼方岑教授在建国后不久，还与后来的校长吴之理一同编撰过抗美援朝卫生救护经验汇编。这份资料的第一批只印了四十册：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一人一册，十位元帅人手一册，各大军区和军医大学各留一册。

在1954年的这次招生之后，研究生选拔却在第二年戛然而止了，而且这一停就是八年。直到1962年，军队才开始恢复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到1968年为止一共培养了71人，分别是由第二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军事医学科学院来承担的。


悲剧的是，当时的整个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国家学位制度。因此，这些接受了“研究生”培养的人们，统统都没有获得学位。


到了“文革”期间，研究生教育就更是被束之高阁了。


因此，1978年的这次研究生招生，朱鹤年、屠开元、徐印坎教授从一开始，完全是在国家缺乏学位制的情况下干起来的。好在到了1981年的时候，中国正式颁布了学位制度，于是这一年，军队有了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路长林教授，导师朱鹤年）。

这是1981年8月12日，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路长林的毕业论文答辩合影。前排左一为朱鹤年教授，前排左三为当时的校长向进；后排左一：路长林；左三：陈宜张院士；左四：卢振东教授；右二：富维骏教授。

1985年4月13日，第二军医大学的两位研究生路长林和包聚良，双双被授予了医学博士学位，路是基础医学，包是临床医学——他俩都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个医学博士（参见《解放军报》1985年6月3日号）。


来自生理教研室的路长林，当时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猫怒叫中枢的结构与功能》。他在朱鹤年教授的指导下，对哺乳动物的发音机制及其神经通路提出了全新见解。按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冯德培教授的说法，他“把前人工作推进了一步”。


包聚良则来自第二附属医院（长征医院）的骨科，也是1978年的那批研究生。那个时候，他的导师之一——徐印坎教授，在屠开元教授的支持下，已经开始了中国人在颈椎手术领域的一系列挑战。骨科也从创伤战伤的中心，向脊柱外科这个世纪热点延伸，并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攀上巅峰。

这是1984年12月20日，博士研究生包聚良的博士论文答辩会

包聚良教授日后成了首屈一指的脊柱肿瘤专家。有意思的是，他当时的博士课题方向，却是“腕关节生物力学及损伤的研究”。

第二军医大学这年的博士研究生论文原件，被北京的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人民军队从1954年起就开始孕育的那个正规化教育之梦，终于在1985年的春天得圆。这，也是新中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春天的开始。


新中国的双双“首个”医学博士，诞生在第二军医大学，这是一件让我这个后辈医学博士感到激动万分的事。

多年以后，我也在这个学校成了一名年轻的医学博士。而在我的医学开蒙的那一刻，为素不相识的朱鹤年教授所做的那次守灵送行，现在想来，真是一种时空交错下的特殊告别。

新中国的第一位医学博士包聚良教授，后来告别了母校，晚年的生活平静而恬淡。这是他在大洋彼岸的近照。

与屠开元、徐印坎两位先师的告别，则要近距离得多。


1999年伊始，农历腊月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作为骨科的第一批七年制硕士生，正在心内科的病房轮转——病区走廊尽头的一个小小单间，就是屠开元老人的病室。因为这样的便利，我得以进入师爷爷的病室几次，偶尔还帮着屠老家人跑跑腿……

1月24日，病房里的监护仪拉出一条直线，一代宗师屠开元教授走完了94岁的浩瀚人生。


徐印坎教授则是在2010年、以96岁的仙寿去世的。他的晚年，一直没有离开过医院和科室。一袭白大褂，是他每天在科室走廊里踱步的标配。

许多从他身边快步而过的年轻研究生、进修生，甚至都不知道这位安静、孱弱的老人是何许人也，更不消说他在抗战年代里的那些万里跋涉了。

两位杰出的导师——徐印坎和屠开元教授，依然在为新技术的探索而探索不息

那年，我的恩师苟三怀教授病重住院，隔壁病房的徐印坎教授闻听后，不顾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执意来到他的病床边，看看自己的学生。此时，由徐印坎教授打开局面的，已是一个每年颈椎手术逾万例的庞大学科。

时隔不久，徐印坎教授仙逝了。后来多年，留给我的恩师一直怀念的，是两人在病榻前的握手——那是跨越世纪、度尽风雨的人们，所做的一场薪火相传的告别。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一所悠长学脉的大学、一群跨越山海的学者，他们是如何看待过往岁月流逝的呢？

1984年，应元岳教授在军医大的纪念大会上，作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演讲，回首自己八十多年的求索历程，“无非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从事医疗、教学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之服务而已，别无其它可言……”

应元岳教授人生中最后的一次演讲，波澜不惊地回首90年的人生历程。

应元岳教授注视着台下的师生，说道：“人生就好比仲夏之夜的萤光一闪……”

很多人与事，如同萤光一闪，倏忽间就消逝了。一所学校的历史，也是这样，辉煌过后，也是很容易被忘却的。

国防医学院部分师生迁台后，始终保留着纪念上海江湾岁月的传统。两岸交流放开后，国防医学院的校友们数次组团，前来上海“寻根”。在这些校友中，有一位两岸都很熟悉的人物——新党主席郁慕明，是国防医学院药学专业毕业生。这是他2006年与校友们一同回上海参观校园的场景。

至于1980年代之后的军医大学，这段历史是轮不到我来书写的。尽管我本人是亲历者之一，但正在读着这个终篇的你们，其实才是最好的作者。


如果一定要我对过去的那三十来年随便写点什么，我的看法是：那是一个老师和同学们手中攥紧六便士，同时也在仰望着月光的年代。而我何其有幸，能够来到这样的一个学校。

这是1994年初一场大雪后的军大会堂，是我用陈旧的海鸥135相机拍摄的，用光、构图那时候还很生涩。

那时学校是军营，也有大学的烟火气，让人很喜欢，也很踏实。在那些求学的年月，自己对于将来的生活、以及心目中理想的校园，有过各种的不知足与想象。在跨入工作后的多年里，也遭遇过种种的磨难，萌生过无数的人生假设……现在回首，却依旧还是觉得那时的母校最好。


今天，正在缓缓老去的那个中年的我，在查阅资料、伏案书写的过程中，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几十年前大礼堂守灵、病房里凝望屠徐二位先师的那些瞬间。一种莫名的暖流，油然充盈我的胸膛。


窗外的夜空里，有历史的星光。我想，正是从入校之初“守灵”的那个神圣时刻开始，母校开始把她的学术基因和血脉认知，烙刻在了我们这些学生的骨髓里，并赋予我生活的勇气。


史海钩沉，叙事不易。第二军医大学是一所身世奇特的学校，由于不同的解读视角和立场，人们对她的历史书写，有着不同的着眼。而这些不同的书写（或删改），本身也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2017年访问台北国防医学院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厅里的这根柱子，以及上面的话。

虽然政治阵营不同，但我还是觉得莫名的感动。

就用图中的这八个字，作为我这篇百年校史和学脉的终结吧。

以上，聊作告别……并非忘却的告别。

全篇完结，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