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刘卫东

1963年至1966年，我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学上初中，属于初中的＂老三届＂。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我仍然忘不了那不寻常的中学时代。

五十年代，我国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在北京市东郊的酒仙桥、大山子地区，建设了一批无线电厂、有线电厂、电子管厂，号称＂电子城＂，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硅谷＂。

这个地区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是由国家从各地区抽调而来，支援北京建设的。我的父亲在797厂担任八一车间的车间主任，我们的家就住在酒仙桥的家属宿舍区中。

为了能让工人的子弟上学，国家投资，在酒仙桥地区建设了当时朝阳区最大的酒仙桥中学。

酒仙桥中学的教学楼是四层，但在楼正门的顶上多建了一层，作为音乐教室。楼内有很多宽敞明亮的教室，宽大的黑板镶嵌在墙上，课桌课椅都是崭新结实的。

物理试验室、化学试验室里有很多高精度的显微镜、实验器等先进设备。国家舍得为我们花钱，学生们也都决心要加倍努力学习。

教学楼后边有篮球场、木马跳箱、单杠双杠、跳高跳远用的沙坑等等。我们学校坚持搞＂德、智、体＂全面发展。

母校的硬件好，软件更好。从校领导到各科的老师，都是北京市教育局从全市各中学选拔的优秀中、老年教师，还有从师范大学等院校刚毕业的青年教师。

吴校长五十多岁，为人处事严谨稳重，平时很少讲话，但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的水平甚高，就连最不喜欢听说教的调皮捣蛋学生，都能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讲话。

全毅教导主任是上过战场的军队转业干部，身穿绿军装、头戴将校泥军帽，腰板挺拔、十分威风。他很少坐在办公室里，经常在各个教室、操场食堂巡视，把学校管理得有条有理、井然有序。

我们学校学生的组成很不寻常，别的学校都是招的本地学生，而我们学校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用的是各地的方言土语。说起话来非常热闹，上课时老师一提问，回答问题的学生们南腔北调，互相听不懂，尤其是轮到我发言，那就更逗了。

我是天津出生、天津长大的，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全家人来到北京。当老师提问我时，我满口浓重的天津话，就象是说相声，把同学们逗得前仰后合、哈哈大笑，就连平时严肃的老师都笑得弯下了腰、流出了眼泪。

后来学校规定：进校门以后一律不准说方言，都要说普通话，这才止住了扰乱学习秩序的＂相声大会＂。

同学们大部分是工人子弟，少部分来自当地居民和农村。但同学之间从不互相排斥、从不拉帮结派，彼此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关系非常融洽。

我着重介绍两位对我起决定作用的老师。

一位是语文老师姚国亮，30多岁。他的父亲是印尼华侨，在印尼是个富商，姚老师出于爱国，放弃了优越的富家子弟生活，毅然回到祖国，投身教育事业，来到我校担任语文老师。

他是个饱学之士，满腹经纶。他对我很好，经常给我＂吃小灶＂，星期天他邀我去他家，他家里书架上排满了书，我一进去就两眼放光。姚老师给我讲解文学知识，向我传授写作方法，借给我古今中外的名著，使我更加热爱文学、热爱写作。

历史老师姓戚，50多岁。他讲课别具一格、独具匠心。他进教室从来不带教科书，总是空手而来。他讲历史课就象是说评书，把枯燥的历史事件讲解的有声有色、把历史人物描述的活灵活现。有几个平时最烦上历史课的学生，每逢他讲课，都精神起来，竖着耳朵一听到底。每当下课的铃声想起，戚老师的最后一句刚好结束，可见他讲课的功力之深。

我的母校还出了一位名人，他就是我的班主任杨延文（1939～2019）老师，他是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我校担任美术教师的。他担任我们班主任时才24岁，他是国宝级画家吴冠中的高徒。

杨老师那时很瘦，戴个近视眼镜，为人和善，从不训人，他把我们班的同学们管理得非常好，各科成绩都很优秀。

后来我离开学校参军后，给同学写信时打听杨老师，同学告诉我说：“杨老师现在可不得了，成了国家一级美术师，已经调离我们学校了。”

几年后我才知道：杨延文老师在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还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央文史馆员，后来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1966年7月30号，我初中毕业了，按照原来的计划，应当上高中，然后考大学，但是由于"文革"开始了，所有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我的计划也泡汤了。

我初中毕业后并没有闲在家里，仍然每天按时去学校，只是不用再背着书包，空着手去就行了，因为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也去参加了。

那时候的红卫兵运动，主要是大学生和高中生太爱折腾，今天揪出了"反党分子″，明天又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初中的红卫兵们只会看到《红卫兵简报》后，再"人云亦云"地刻印些传单散发一下，另外就是到处贴一些大标语、喊喊革命口号。

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了，我背上"军挎″，带上二十元钱，和同学们一起，奔向全国各地。那时候坐火车、住宿、吃饭都不用自己花钱。我先后去过天津、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参观过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武汉的"长江大桥″、长沙的"韶山毛主席故居"，并且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的同学们有的到东北当了兵团战士，有的到山西当了知青，我有幸留在了北京工作。

1970年12月，我光荣地参了军，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要远赴河南洛阳去服役。

再见了，我的母校；再见了，老师和同学们，我会永远记住我的母校、永远记住这难忘的中学时代。

注:文中部分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