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扇紧闭的红木门

Hannah

　　5岁那年，我离开浙江外婆家回到了父母身边，随即父母把我送进了县城的机关幼儿园。因为家里没有老人照顾我，也因为作为教师的父亲有资格和条件享受这一待遇。

这所幼儿园位于县城里一条名叫北草巷的弄子里，距离父亲工作的学校大约两里路的样子。

幼儿园有着两扇红色的大木门，大门朝东，进入大门后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的两边是南北相向的两排红色平房，每一排大约有三大间，里面有幼儿的活动室和寝室，还有老师和阿姨的办公室，以及一个小食堂。

院子是一大块平整的泥地，中央有一个木结构的滑梯，院子最西面是两个供幼儿使用的厕所，整个幼儿园占地约1.5亩，是当时县城里条件最好的幼儿园。

就读这所幼儿园的条件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教师也可享受同等待遇。每个幼儿每月的入托费是人民币二十元，政府补贴十元，个人出资十元，可每月十元人民币在六十年代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开支，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9元，父亲是教师，当时月薪54元，收入是普通工人的6倍。当然，也有一些具备资格送孩子入托的家庭，因为考虑到费用太高而放弃。

　　机关幼儿园的负责人是张主任，她个头很高，比普通女性高出半个头，戴着一副眼镜，不苟言笑，我有点怕她，但据父母后来告诉我，她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园长，当父亲每月工资一发到手，及时去交付费用时，张主任总是非常客气地表示感谢，说我们家交费总是很及时，是讲信誉守信用的人家。

照顾我生活的是一位张阿姨，她很年轻，胖胖的，个子不高，有着一副大嗓门，好像是北方人，记忆中的她和蔼亲切，整天笑嘻嘻的，每次父亲把我送进幼儿园，交到她手里，她总会热情地和父亲打招呼，亲切地聊上几句，让我紧绷的心一下子放松许多。

说到张阿姨，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至今难忘，那是每天早晚的洗漱过程。每天一早，我们这群幼儿，不分男女，会排着队让张阿姨洗脸，张阿姨打好一盆水放在地上，她自己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我们挨个地走上前去让她洗脸，她把手里的毛巾在水盆里搓洗拧干后，麻利地抖开，摊在一只手上，用另一只手扶住我们的小脑袋，熟练地帮我们洗脸，洗了两个孩子后，再把毛巾搓洗一下继续为后面的孩子洗。到了晚上，我们又会自觉地排好队，相继走到张阿姨跟前，撅起小屁股让张阿姨帮助清洗，流程和洗脸时大致相同，这在如今回忆起来似乎有点难以接受，可在六十年代，在大多数人只在冬天过年前去大澡堂洗一次澡的年代，我们这批幼儿享受到的条件和待遇是令许多家庭羡慕的。

　初进幼儿园，我对那两扇天天紧闭着的红木门心有芥蒂，那两扇木门打开或关闭时会发出吱嘎的声响，给人沉重的感觉，关上后拴上木门栓，就把孩子和父母分开了，孩子被留在了里面，留在了离开亲人的孤独里。

每个周一的早晨，父亲把我送进幼儿园后，那两扇大门很快就关上，关上后，父亲走了，要下一个礼拜六才来接我了。

每个周六的傍晚，父亲来接我时，我总是高兴得一路蹦蹦跳跳着自己走回家，但周一早上必须要他背着送我进幼儿园，内心是不情愿的，但也没办法，从外婆身边回来，幼儿园集体生活的约束对我来说反差很大，据父母说，非常奇怪，每个周六的晚上我总是睡得踏实安稳，可到了周日晚上，就一直在床上翻来覆去乱踢，似乎幼年的我潜意识里有着不安和焦虑。

一天上午，在幼儿园的院子里玩耍时，我注意到那两扇红色的大门居然开着，好像是有人来幼儿园送菜，那一刻，小朋友们正各自在院子里活动，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乘老师不注意，突然一个箭步从红色大木门里冲了出去。

出了幼儿园，我就沿着北草巷一路向北朝着父亲工作的学校走去，到了巷尾转向东面，翻过一座石头拱桥后再沿着河边朝北走，很快就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学校门口。

父亲工作的学校是当地的县中，规模较大，学校大门非常气派，整个学校的地势比外面的街面要高出两米左右，因此，朝西的学校大门高高地建在十几级5米宽的台阶之上，台阶的两边是水泥砌成的约一米宽的斜坡，底部有一个一米见方的平台。

一路匆匆到达校门口后，我停了下来，我知道父亲的办公室在学校里的具体位置，但我没有去找他，我清楚的记得自己就静静地坐在台阶底部那一米见方的水泥平台上，面朝大街，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因为我知道，一旦进去找到父亲，又会被送回到幼儿园的。

我不记得自己在那儿坐了多久，但肯定时间不短，因为，夕阳西下了，街上行人渐渐少了，我开始有点着急，转身朝着校门坐着，眼巴巴地抬头看着上方，希望看守校门的那位和蔼可亲的赵有成爷爷能发现我。

又过了一会儿，没见到赵爷爷的影子，父亲的身影却从高高的校门口出现了，他急匆匆地快步走下一级级台阶，到了最下面发现坐在一边的我时先一怔，然后二话没说，抱起我就朝幼儿园走，路上父亲没有骂我，可我回家的计划却落空了。长大后才知道，得知我从幼儿园里逃出来，母亲单位的同事们也纷纷出动，找遍了幼儿园附近的每一条道路。

又一天，父亲学校同一个教研组的秦汉光老师来幼儿园，他来幼儿园的原因我无从知道，只记得一见到他，我像见到了救星，用一双小手紧紧地抱住他的一只手臂，说什么也不肯放，要求他带我回家，这下把年轻的秦老师给难住了，他拗不过我，只好把我带到了父亲面前， 结果可想而知，父亲二话不说又一次把我送回了幼儿园。

　　大约2012年，家乡一位儿时的同学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居然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张保存完好的当年幼儿园的集体照，在那张照片里，我很快在一群脖子上围着兜兜的娃娃中找出了当年的自己，脸型可辨，神态可辨，头顶上还扎着一个朝天的小辫。

随后，这张照片中的许多幼儿园同学相约在某一日回到了当年的幼儿园。再次走进当年那扇常常在我们身后关闭的红色大木门，走进幼年的生活场所，共同回忆一群五六岁幼儿的集体生活，追忆照顾我们的老师和阿姨，感慨时光的流逝，记忆深处浮现出的一个个场景，勾勒出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画面，生动而清晰。

站在早已废弃了的幼儿园的院子里，再次定睛细看当年那两扇红木门，它们已斑斑驳驳，陈旧灰暗，残缺不全；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时间节点上，回望半个多世纪前留下的串串足迹，感慨良多：那些被尘封的旧时光，如同霞光和夕阳，在天际日夜辉映，穿透心灵，惊艳着这个我们所热爱的世界。

那一刻，我终于和幼年的我内心深处那扇紧闭的木门和解，我的内心终于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