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老师梁晓声

文东

又见老师梁晓声

1991年4月初，我借编撰农场历史外出调查材料的机会，去北京看望了我的老师梁晓声。对了，那时我还在锦河农场工作，也就是他当年下乡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

梁晓声老师时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负责剧本工作的副厂长，当时称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在电话中得知我去看他，并且已经到京，十分高兴，与我商定他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接我。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海淀区，从北京电影制片厂南门过去向西北一拐便是，两个电影制片厂中间只隔一条不宽的胡同。儿影厂大门朝西，它没有北影厂那气派壮观的牌楼式大门，厂区面积也小了许多。门卫大爷问清了我的身份后说：“梁副主任已经打来两次电话了，让我转告你，他家中去了客人，等你到厂后，让我打电话给他，他马上来接你到家中。”
我连连摆手不让他打电话，问明去老师家的路线直接走了过去。走出不远，我还是听到了门卫大爷给梁晓声打电话的声音。
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大门离他家不远，顺厂区北侧那条不宽的建安西路往东走大约200米即到。建安西路北侧是一条高高的东西走向的土坡，连绵数百米长，上面长满了野草和野生树木，我不知道京城内何故还有如此荒芜之处。我问及路人才知道这是元大都遗址。噢，原来这竟是当年的元朝国都城垣，真是令我大感意外！
后来我才知道那里俗称“土城”，难怪老师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市海淀区土城路2号（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才走不远，我便看到了门卫大爷告诉我的梁晓声居住的四号楼。
恰巧，有三个人急匆匆地从楼中走出来，两人向东，一人向西，背道而驰。
向西的人朝着我的方向，从走路姿势我断定是老师无疑。这时他也看到了我，可能他一时不能确定，直直地看着我。当听到我声音颤动着叫老师时，他紧走几步来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说：“哟，我的学生都那么大了。对不起，我急的不得了，可那两位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老编辑，是专程到我家里谈稿子的，我脱不开身去接你，听厂里门卫大爷来电话讲你已经到了时，他们这才起身下楼。”他向我解释得很认真。
太阳正南，我和他的影子都很短，两个影子距离很近，随着我们的行走同步移动着。老师一直在侧脸看着我，又一次感叹：“我的学生都那么大了！”老师说我大了，可不是？我们已分别20年有余，当年10几岁的我现已将进入中年了。
老师的家在三楼，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却没有与我平行地坐另一沙发，而是坐在我对面的床上，依旧看着我，那双作家特有的穿透力极强的目光中透着关怀与亲切。
我也认真地读着老师的脸，他的头发和眉毛还是原来的样子，胡须虽然刚刚刮过，但通过那青虚虚的胡茬仍可看出胡子比下乡时浓密了许多，那时他的下颌上只有一些稀疏的绒毛而已。他胖瘦变化不大，那满脸的青春痘已经消失了，遗憾地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皱纹不多，但面色不好，那一双深邃、沉思的眼睛里也显得没有光泽。
“老师您的身体不好？”我打破了沉寂。
他似乎激灵一下，“噢，噢，我的肝病一直没好。”我想可能是他的思绪回到了当年我们师生相处的年代。
他起身把桌子上的一张纸递给我看：“你搞过医，看看这是我昨天的化验结果。”
这是一张肝功能化验单，其中一项指数有些不正常，我照实说了。他点点头：“你和医生说的一样，唉，这病已有不少年头了，是我在兵团被推荐到复旦上大学那年得的。说说你家的情况吧，我记得你在上封信中讲你暂时离开医院到农场机关工作了。”
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妻子和儿子的情况。他静静地听完点点头：“不错，在学校时你就是最好的学生。”
我的脸不自觉地发热起来，我想一定红的可以。急忙摆摆手说：“哪里，哪里，学习好的应属王超、郭晓刚、曾凤菊……”

其实老师的话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的数学成绩虽然一般，其它学科也算不上好，但他教的语文我虽然不敢说在全班是最好的，但如果说是比较好我的脸大概还不会红。特别是作文，老师应该是满意的，时常悉心地给我鼓励和辅导，曾当作范文读给同学们听，偶尔也推荐给邵冬云老师看。多年来我时常回想起他那亲切的笑容和鼓励的话语。
说心里话，那时我虽然未曾想到老师将来会成为作家，但他的才华和学识着实让我仰慕。
他问：“王超、郭晓刚、曾凤菊和其他同学们都好吗？”
我如实告诉了他们的情况。
他轻轻舒了口气，笑笑说：“噢，看来都不错，这我就放心了。”又问：“兵团人冬天吃什么菜？还是当年的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吗？”语气中充满了关心。

当听我说购买从外地运进的和当地塑料大棚里生产的各种新鲜蔬菜十分方便时，他笑着点点头说：“变了，确实不一样了，冬天也能吃到各种新鲜蔬菜，好啊。”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快速而有节奏的脚步声，脚步声音未停又传来了叩门声，并伴着清脆而甜蜜的声音：“爸爸开门”。

老师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父亲才有的慈爱，嘴里绵绵地说：“来了，来了。”
门一开，跳进一个胖乎乎的男孩，穿戴整洁，眉目清秀，圆圆的脸上阳光灿烂。
“梁爽，你文东叔叔来了。”梁晓声说。
老师的爱子名叫梁爽我是知道的。
梁爽这才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走过来说：“叔叔好。”彬彬有礼。他又懂事地将刚刚放在桌子上的书包拿了起来，说：“爸爸，我写作业去了。”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
“好，好，好。”这是爸爸绵绵的声音。
老师又坐到了我的面前，听我问梁爽几岁时，他告诉我：“10岁，上四年级了。”
“梁爽是个十分可爱的孩子。”我由衷地说：“看得出您是很爱他的。”
他低着头说：“其实我给他的父爱并不多，整天写稿子，看书，还有不得不去参加的一些活动。他小时候我都很少抱他，我不是称职的父亲。”
我看出他脸上写满了歉意。

这时我注意到在桌子的主要位置摆放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位老人的照片。老人满头白发向后背着，眉毛浓密。使我赞叹的是他飘洒在胸前的银灰色的胡须竟长达半尺之多，一位威风、威武的老人。从面相上看，我猜测他是老师的父亲，便问：“这是大爷？”

他双手将照片拿起来，用手掌从上至下地擦拭着，那样的仔细与轻柔。又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原处，说：“是的，我的老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虽然未见过这位老人，但曾不止一次地从梁晓声的作品中看到了对他父亲的描写。我又认真端详起老人的照片，老师的脸与他父亲虽然有几分相似，但我断定他没有父亲年轻时精神。老人脸部的线条很硬，慈祥中透着威严。老师曾在作品中写他从小惧怕父亲，我从老人的相貌上得到了肯定。

梁晓声和父亲、妻子、儿子

大爷什么时候走的？”我的话也不轻松，自己感觉得出来。

“两年前。”他说得很慢。“是为了他老人家，我才从北影厂到儿影厂来的。”他坐直了身子，告诉我：“父亲从大西北退休后回到哈尔滨的家中，使本来就狭小的房子不但更加拥挤，甚至连睡觉都成了问题，老父亲只好到北京我这里来住。前几年，我的房子也十分小，只有12平方米。没有办法，父亲只能睡我的办公室，做儿子的我于心不忍，也搬去行李陪着。”

“12平方米？北影厂这样的单位……”我感觉太不可思议。我自小便认为拍电影的单位是绝对的不得了，更何况是首都的电影制片厂。

他冲我笑笑。说是笑，其实只是咧咧嘴而已。他说：“有房子住就算不错了，还有不少已经成家的年轻人没有房子可住，没结婚的人对住房更是想都不敢想，刘晓庆也是一样。

“刘晓庆也没有房子？”我不解地问。因为那时刘晓庆的名气已经很大了。

“是，北影厂分房子是论资排辈的。”

我说：“老师您的小说已多次在国内获奖，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是著名作家，影响力那么大，也该分到房子。”我真的有些愤愤不平了。

梁晓声老师说：“文东，你不清楚，北影厂在分房子的条件中资历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论资排辈，本厂建国前的演职员特别多，高一些级别的领导也多，当时我只是普通编剧，虽然写了一些小说，也获得过几次国家级奖和一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但那是小说，在电影厂，发表小说是不在分房条件之内的，即使小说获奖，也必须是茅盾奖才行，即使是获得了茅盾奖，所占分数比例也不是很大。在职称上我应该被评定为一级作家，但电影厂不设作家职称，也只好被定为一级编剧。”

“那……”

他见我欲言又止，便说：“你一定想问我是怎么有了现在的这住房，在1988年，也就是三年前，国家在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文化部明确厂领导成员由担任厂长的于蓝负责组阁。”他说到这里侧过脸问我：“文东知道于蓝吗？”

“知道，是老艺术家，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演江姐的那位。”我说。

他点点头说：“对，多亏了于蓝厂长，她当时问我‘晓声，你到儿影厂来吧？负责艺术。来后我可优先分给你一套房子。’我毫不犹豫地说‘好！’我何乐而不为呢？负责艺术，就是让我担任负责剧本方面的副厂长，这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关键是分给住房。我就是为了老父亲老母亲也应该来啊！房子，对我是太重要了，有了房子，就可以使一直借宿他处的父亲住到家里；有了房子，就可免除远在哈尔滨的弟弟那陋室里的母亲再遭受拥挤之苦，也方便我为老人尽些孝心。分到房子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我一直努力而解决不了的难题。”

我曾看到老师在作品《溃疡》中详细讲述的他为父母解决房子而历经的可叹的境遇，为了父母，一向疾恶如仇的他竟然放下了自尊，这在他身上付出的应是最昂贵的代价。但那是使人可敬的一个儿子的孝道和情怀啊！

他又说：“几年来，于蓝厂长对我一直十分关心，她很了解我的家境。即使现在也处处为我着想，特许我可以在厂里有事时再去，平时在家中创作。”

我舒了口气：“您有了房子，大爷在这里住就方便了。”

他摇摇头，表情十分凝重，接着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那声音不像是从嘴里发出的，似乎是从心底传上来的。

“老人家没有福啊，我分到房子没几个月他就被查出了癌症，三个月后便离开了我们。”他虽然没有哭，但眼圈红了。

我感到很沉闷，也很压抑，站起身来，老师也站了起来，问我：“去卫生间？”

我说：“不，想看看您家的房子。”

“好。”他说。

房子面积不算大也不算小，四个房间，由于设计的不合理，有的房间很暗。我们二人来到书房，北侧的一个书柜上层存放着他的获奖证书，有七、八本，我拿起来看，其中分别是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获《小说月报》百花奖的。由于他的多篇（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还有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中国电视剧金鹰奖的。他家中自己的作品不多，除有一本《从复旦到北影》和《年轮》的上集外，其余全是被翻译成外文的作品，我翻了翻又放下，不好意思地说：“外文的，我不认识。”

他说：“我也不认识外文。”

“老师，您真的不得了。”我由衷地赞叹。

“我只是写了一些文字，别的并未做什么。”他谦虚地回答。

“您发表的作品有多少篇？”

“我记不清了，现在已不用篇计算了，单位是本。”

“噢，我想10本能有是吗？”我又问。

他点点头：“达到这个数了，三、四百万字吧。”

我嘘了一声：“那么多。”

梁晓声的部分作品

老师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我现在手头只有这两本用中文印的书了，你如喜欢，可以将那本《从复旦到北影》拿去。

我告诉他：“我已经珍藏了一本。那是我到西岗子一家名为‘玉杰租书店’里闲逛时意外发现的，立即租回去连续读了两遍。五天后我先交了每天四毛钱的租金，又试图用《爱的葬礼》和《七分钟之夜》两本书将它换回，可那位女主人只是笑着摇头。我费了不少口舌，一再讲这本书是我的班主任写的，作为他的学生很想留作记念，最后才得到了她的同意，但前提是必须按书上的价格再交1.05元。我前后共给她3.05元钱（包括租金），另外搭了两本书，人家还说是照顾我了，自己亏大

发了。”

老师一直笑着听我说完。

西岗子是个不大的镇子，当时是西岗子公社所在地，离我们老连队90华里，是我们从连队去团部的必经之路。梁晓声在他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它，他曾在那里意外地也很有戏剧性地得到了一本宋词和一本残缺不全的唐诗，如获至宝。在那个缺书的年代里，这无疑是件使读书人高兴的事情。看来，西岗子同样给了我们师生二人意外的惊喜。

他拿起了另一本书——《年轮》说：“这本送给你不太合适，因为它不单纯只是上集，而且在上面还为别人签过字。”

我从他手中接过书打开扉页，上面有他的笔体：严明复部长雅正。

我知道阎明复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统战部部长。

他向我解释：“阎部长向我要这本书，我在书中将部长姓的阎字误写成了严，只好换书重写，这本上集也就自然地留了下来。”

“我这次不带了，请老师出了新书再邮寄给我。”我说。

“也好，最近我的新书《秋之殡》正好将要出版。”

“老师您可要写上赠语。”话说完我又后悔起来，这对作家来说还用嘱咐？

“那自然。”他并未表现出不快。

老师让我自己翻找书看，他去儿影厂食堂买饭。我要去，他坚决不让。

这位著名作家，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级别大概不会低于副地级，但他的装束依旧很随意，可以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右侧的拖鞋带竟然已经断裂了，下楼去食堂也不换下。不过，我又不得不公平地说他比下乡时还是强了许多，那时他还曾腰扎麻绳哩。听说他还未当教师前，一次连队开会，他上台发言时竟然未将麻绳解下，仍旧慷慨激昂，仍旧绘声绘色，仍旧出口成章，惹出与会的人们一阵阵善意的轰笑。那时连队的会议多是评判会和颂扬会，特定时代的产物。

可见，岁月悠悠，老师的朴素并未随着地位、身份和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不免有他多年的生活习惯因素，但凭我的直觉确信，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根本未想向名人、作家和领导层转变。这位来于平民阶层的作家，一定是他感受到自己只有不脱离平民阶层，才能真正体味到他们的感受；只有以平民的视角观察平民，才能真正观察到他们的生活；只有感受到平民的冷与暖、苦与乐，才能将自己真正与他们融为一体，才能真正把他们的心态和思维梳理透彻，才能真正创作出以平民阶层的人作为阅读对象的好作品，才能真正以真情表达真情，才能真正以平民讲述平民。我的老师，难怪能够写出大量的、精彩的、有深度的、有温度的、有价值的反映平民生活的作品，难怪有人称他为“平民作家”。这才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就应该这样。

我喜欢他的“平民作品”，因为我也是一介平民。

他是同他爱人一起回来的，他出去时拿的饭盒和小盆现在已到了他爱人的手中，只是里面仍然空空如也。看来他们纯属巧遇，妻子边将饭盒和小盆“哗啦啦”地放入厨房边埋怨丈夫道：“真是的，你的学生来了怎好吃食堂的菜？”

她的话还在外间，人已进了屋里，见我站起来，她笑着说：“来了？坐，坐。”我本来想称她师母，但看她比我还年轻，竟一时不知该怎样称呼了，只是呆笑。

“文东，你称她嫂子吧，你们大概是同龄人。”老师就是老师，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

“嫂子。”我连忙说。

她笑了笑：“你们说话，我做饭去。”她一转身去厨房了，像一阵风。

老师的爱人短发、圆脸、大眼睛，人长得漂亮，笑时也是满脸灿烂。这时我才想起，帅气的梁爽很像他的妈妈。

有的孩子特别会长，父母中谁漂亮就像谁，梁爽便是。

梁晓声老师这次没有坐在我对面的床上，而是在另一个沙发中坐下，说：“我和你嫂子认识时已经32岁了，她26，小我6岁，在一家企业上班。”

“您们是怎么相识的？”我有些好奇地问。

“那时，我还在北影厂当编辑，是经文学部的一位领导介绍的。之前也有人给我介绍过两三个，也都很好，但那时我只想调回哈尔滨到老人身边而没有谈。见我已年过30，北影厂的同事们更加热心地替我张罗，在给我介绍她时，我已经打消了回哈尔滨的想法，就同意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她很爽快，人实在，品质也好，可成为自己的人生伴侣。在相识接近一年时我们结了婚。婚后你嫂子很辛苦，既要照顾孩子也要照顾我，因为那时我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创作上。”

说到这里，他侧脸看了看老父亲的照片，说：“老人病重时，她那无微不至地照顾也让我感动啊。”

他的话也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为老师有这样一位贤妻而高兴。

梁晓声和妻子、儿子

时间不长，她已将菜端上了桌子，菜看着很好，吃着也可口。我们二人都不胜酒力，虽然吃饭占用的时间很长，但话聊的多酒喝的少。他的妻子早就到隔壁辅导梁爽去了，只有老师和我，我们的交谈很随意。

“咱们连队当时的学校还有吗？”老师问我。

“房子还有，但当羊圈了。”

他身子一颤：“学校成了羊圈，那孩子们也当羊放了？”

我明白老师的意思，连说：“没有，没有。”并告诉他：“四十连与三十九连两所学校已合二为一了，学校建在了两个连队之间的大桥东侧，办学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学生们都集中到那里上学，全连的孩子没有一个辍学的。”

他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笑笑说：“这就好，这就好，我教你们时的办学条件真是太差了，现在改善了，好，好。”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过后我常想起，不知你们学生对我讲的课是怎样的感觉？”

“喜欢，很喜欢，讲得易懂透彻，生动吸引人。至少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我由衷地说。

“不是为了让我高兴你才这样讲吧？”他用玩笑的口吻说。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忙解释。

“不管怎样，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我当时是尽量提高你们对文学的兴趣。”

“是的，我记得有一次老师您在课余时间带我们去连队食堂帮厨，噢，是摘菜。您为我们读小说《欧阳海之歌》，是欧阳海与其他战士抡大锤比赛那段，写的很精彩，您绘声绘色读出来，使我们都听入了迷。”

他摇摇头说：“给你们读《欧阳海之歌》这事我忘了，但这本书我十分喜欢，我们集体宿舍里有些书是很不错的。我那时已经开始写东西了，把喜欢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老师提起他写东西，使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便对他说了起来：“上海知青史永德曾对我说，老师您当年创作一篇散文是《白杨树》，您夜里做梦时大声喊：‘白杨树倒了，倒了！’致使宿舍里有的人在朦胧中跳到了炕下，有的人竟然拱进了别人的被窝，是有这事吗？”

他笑着说：“已经记不得了，那时我写东西还谈不上是创作，写出的东西也谈不上是作品，发表的也不多。我真正的创作，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复旦大学毕业后才开始的。”

看来他对自己的创作标准要求是很高的，对作品的概念也是严肃的。

“魏老师两口子还好吗？我听说他被调到别的营去了。”他关心地问。

我回答：“是的，魏老师调到二营去了，但他的身体不好，去年得了癌症，是肠癌。在我来北京的前几天，还见到他在农场医院住院。”我知道他问的是魏国学，他们曾经同在老连队（四十连）教书。魏国学也是我的老师，担任校长。

“啊……”梁晓声收敛了笑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头放在椅子靠背上沿，脸朝着天棚，沉默不语，表情十分痛苦。

“老师您吃菜，嫂子做的真好吃。”我的喧宾夺主意在转移他的话题和思绪。

他没有接我的话茬，说：“我在下乡期间，魏老师夫妇对我最好，像我的亲哥哥亲嫂子。”他一字一顿地说，像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听。

“您走后，他夫妻也常向我提起您。”我说的是实话。

我记得魏婶（我平时这样称呼魏老师的爱人）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晓声人特别好，也十分实在，把她家当自己的家一样。他有时告诉魏老师说自己中午或晚上到她家吃饭，就真的去，保证准时到达，从不客气。魏婶还说有一年冬天已经很冷了，晓声仍没有棉袄御寒，她赶快给做了一件新的，而且是新里新面新棉花，“三新”的。

当然，这些我没有同老师讲。

梁晓声坐直了身子看着我说：“文东，你回去后千万到魏老师那里，告诉他们如果有困难给我来信，我一定帮助他们，一定会。”老师平时的语速就比较慢，他说这话时又慢了许多，我从中听出了诚恳。

我回去后向魏老师夫妇转达了梁晓声的话，他二人都很激动，特别是魏婶，连说：“怎能让人家帮助？怎能让人家帮助？”

魏老师说：“同晓声联系一下是应该的，我身体好的时候就很想给他去信，但苦于不知道他的通信地址，现在我有了病，如再不相联系，恐怕就没有时间了……。”他说得很伤感，也有些怆然、凄婉。

魏婶左手抹着自己的眼泪，右手握住丈夫的手，她抓的很紧，生怕丈夫突然离她而去似的。

我的鼻子也酸酸的，感叹人生往往是温馨与苍凉和无奈并存。急忙给他们写下梁晓声家的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后离开。

我想，魏老师夫妇体会到了梁晓声对他们那份充满真情的思念、牵挂与眷注。

第二年的一天，魏婶到我家说：“我准备明天去哈尔滨看望晓声，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他和赵忠祥一同到了哈尔滨的消息。其实我两口子早想去看他，无奈是北京的路程太远。哈尔滨近了一些，老魏直催我快去，但遗憾的是他有病去不了， 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魏婶说到这里停了停，又说：“我们怎能不去看看晓声呢，人家已几次邮钱来，竟是1000元，500元地邮。我们虽然邮去了些当地的土特产，但相比之下又算什么呢？”

最后魏婶问我：“我去见晓声，你有事没有？”

“事是没有，带去些木耳和蘑菇吧。”我说。

遗憾的是，那次魏婶并没有去成哈尔滨，原因当天下午魏老师突然病情恶化，大量便血，虽然抢救了过来，但以后时好时坏，再以后就离开了人世。

之后，梁晓声仍然邮钱给魏婶，每逢春节打去电话问候。

我曾看到，梁晓声多次在电视上和他的作品中悲伤而沉痛地提到了魏老师夫妇，只讲他的怀念和思念；只讲人家当年对他的精心照顾和帮助；只讲他十分珍惜那段兄嫂与小弟般的友谊，唯独不提他给以对方的资助。

我清楚地从一个作家身上看到了情义的无私与无价，它并没有因为时间、环境和地位的变化而贬值！我不由地发出了这样的叹谓。

记得有位评论家这样讲：“……梁晓声是一位正直、善良、重情重义的作家”。也有人称“梁晓声是这个时代少有的，具有一种人格力量和精神魄力的作家”。我从他对魏老师的做法上得到了证实。

我们说过魏老师后，本来性格忧郁的梁晓声情绪更加低沉了。

我讲了一些近年来农场的变化，当然是好的方面。他侧耳听着，有时插话详细询问其中的某个重点。还好，在睡觉前，他的情绪逐渐好了起来，话也多了。

我和梁晓声老师同睡在一个房间。他拿行李时，我竟然看到了他当年在兵团时穿过的军大衣，没想到近20年了他还保存着。我为了得到证实，果然在大衣里子上看到了那印有“建字一O一”的字样，那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的番号。

这时，又使我想起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故事：那时的兵团，从兵团部到师里到团里的一些主要干部和重要部门领导来自于部队，是现役军人（当时兵团有来自沈阳军区的现役军官3000多名），他们大都习惯将军大衣披在身上。因此，披大衣成了一种时髦，同时也成了干部身份的象征。

1971年，梁晓声从我所在的连队调到了团部任宣传股报道员。一段时间后，他回连队“探亲”，我看到他同样将军大衣披在身上。这时的他确实神气了不少，迈着方步，很像从上面下来的领导。我将这段往事讲了出来，他“哈哈”地笑出了声，连声问是真的吗？看来他已毫无印象了。

可能是我头天晚上睡得太晚的缘故，在我们交谈时，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夜里我起来去卫生间时，见他的被窝里无人。原来他正在书房写作，真是惜时如金呀！从他已写出的那足有10页的文字判断，他必定是从我刚刚睡着的时候便开始写作了。

看来他是想将我耽误的时间赶回来，我有些愧疚。

他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回过头来。

我问：“老师在写什么？这么晚了。”

“一部长篇，书名初步定为《浮城》。”

我看到写字台上放有厚厚的书稿。

“睡觉去吧，老师。”我说。

“睡，睡……”他很尊重我的意见，同我一起回到了床上。

这时我却没有了睡意，欲同老师聊聊，又想到他确实应该睡一会了，便打消了聊的念头。

借着窗外的光，我看看手表，凌晨三点。首都果然不同于农场，夜里室外有灯光。我知道一侧的光是从北京电影制片厂照过来的，另一侧则来源于儿童电影制片厂。

屋里不是很黑，我能看清大概的轮廓，也能看到睡在另一张床上的老师。我知道他的妻儿睡在隔壁，不知为什么，我从这个家庭自然地联想到了另一个家庭。其实，老师在下乡期间是谈过恋爱的，坦诚的他对此并没有加以隐瞒，曾以《初恋杂感》为题写过那段恋情，并刊登在了《现代家庭》上。那姑娘我熟悉，我们曾短期在一起工作过，她是牡丹江知青，名字叫董秋娟，在本连队卫生所当医生，人长的虽然不是十分漂亮，但属于很耐看的那类。她性格直爽，同他现在的妻子一样。

董秋娟

那是1971年的事，此时我还在本团三十五连工作。国庆节放假，我回到四十连，听说我的老师梁晓声搞对象差点被连里“逮”个正着，一时成为连队的新闻。

事情发生在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他和暗中交往的女朋友董医生在他的工作单位——连队学校约会，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交往，是纯情的相恋。他们在一起闲聊，主要是梁晓声给董医生讲故事，他娓娓道来，讲了一个又一个，以至于时间稍稍晚了些。当他们回到宿舍时，才知道包括副连长和副指导员等人分数路人马在四处“围剿”他俩。事后，董医生遭到了连队领导的无理而粗暴的批评，而梁晓声在校长魏国学的庇护下，才免受过分的伤害。但从此流言蜚语四起，令他们非常苦恼和难堪，导致了他们最终分开。

老师在《初恋杂感》中写到：“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是的，软弱的董医生无法忍受落在她身上那种猜疑的目光，还有那些无中生有的谣言，十分气愤地想到了走，要尽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不愿再因此蒙受伤害了。为此，她去了营部，同营长刘永利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得到了老营长的理解和应允，将她调到了三十八连。之后她接到梁晓声的信后，以不回复的方式放弃了这段让她难堪而痛苦的爱情。

现在想来，当时他二人的年龄都过了20岁，并且已经工作了几年，即使恋爱也纯属正常，连队的领导们完全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横加干涉。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

后来，董医生与那个连队的另一名医生结婚生子。

人们都知道，董医生并不爱那个成了她丈夫的人——王金奎，王医生是哈尔滨知青，个子不高，长相实属一般。由于连队很小，只有她们两名卫生人员，她抵不住王医生的穷追不舍便答应了，真是应了“好女怕男缠”那句话。后来结果正像人们所预料的一样，他们婚后的生活很不幸福；再后来王医生被连队推荐上了大学，毕业后，从对应他所学专业的角度，分配到了本省桦川县石灰石矿，王医生成了王技术员；再再后来王技术员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再再再后来董医生返城回到了牡丹江市，在一家企业卫生所当医生，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触景生情，我不由得对老师和董医生那段恋情感慨万分，感慨这对有情的无缘人，唉！

当然，我不会同老师谈论这个使他不愉快的话题。

第二天，早饭后我便要走，我觉得如再耽误他的时间简直成了罪过。尽管老师再三挽留，说带我到儿童电影制片厂看看，还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但我去意已决。

此后我多次进京，从未再去打扰老师。偶尔写信或打电话给他，那信也是短的不能再短，电话也不占用他的过多时间。好在他经常于电视中出现，每逢此时，我便制止住家人说话或到另外房间去看，仔细端详他的脸庞，认真倾听他的话语……

他见我坚持必走，只好送我。我对他提出了邀请：“希望老师回农场去，一是回去看看；二是可以到那里静下心来写作，避免在京那杂七杂八的活动干扰和嘈杂。”

我想，到时老师如果愿意，我会在家中腾出一个房间供他写作。他如果觉得不便，农场也必然会给他安排一所僻静之处。

他说：“文东你的建议很好，我也很想回去，但现在梁爽还小，我去了他妈妈难以照顾，再过几年吧。我有个想法，计划将《年轮》一书改编成电视剧，其中有些情节必然在我们一团拍摄（这时虽然已经改为锦河农场，但他还是习惯称一团），等拍摄时我争取回去看看。”

我连说：“好，好，我等待着老师您。”

我阻止老师不要再送，同时指了指他脚下那双“有伤”的塑料拖鞋。

他似乎也觉得穿着那双鞋子确实不便再往前走，笑笑，停住了脚步。

我向前走了几步，忍不住转过身去，老师那略显病态的脸，使我的心情有些沉重。看到他站在元大都遗址前，向我摆动的右手停在了空中，头发被四月的春风高高扬起，恰似一尊雕像。

我踏着那条一定曾有无数祖先走过的道路，仰望着那古老的元大都遗址，记起它是1271年所建，距今已近千年，但它依旧占据京城一隅，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长叹了一声。我仿佛看到了城头上旌旗飘飘和骠壮强悍的蒙古武士，还有他们手中的剑戟，并仿佛听到了从中传出的忽必列与大元将帅共商国策的声音。

老师那一本本厚重的、充满坦诚的、充满情愫的、充满理性的和承载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平民所歌的作品，也必将同元大都一样，在绵长的岁月中流传并跨越时空永存于世。 我肯定地这样认为是自己对他的作品的体味论之，并固执地否认是他的学生的偏爱，因为，有书为证。

作者简历：郝文东，男，汉族，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职称。从医19年，后历任黑龙江省锦河农场党委宣传部长、黑龙江省北安管理局第一高级中学政工科长、党政办公室主任等职。黑龙江省北大荒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黑河市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北安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各类作品200余篇，2017年出版30万字的纪实文学《把我的故事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