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尘埃》

冯玉雷 玉华帛彩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简介</p><p class="ql-block">主要取材于敦煌藏经洞、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有关文献资料,系冯玉雷继敦煌题材长篇小说中的第四部,2008年开始创作,历时7年,2014年截稿。</p><p class="ql-block">小说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物活动大舞台,以人文关怀视角审视在社会动荡时期人们心理受到重创后痛苦的生活状态,以多种艺术手法表现社会各阶层、各民族人们在动荡岁月中的尴尬历程,及追求真善美的执着决心。</p><p class="ql-block">小说打破传统小说章节结构方式,以金、木、水、火、木为五部分,其下又以八卦、十二星座、十天干、十二地支、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名称分卷。以此为坐标,作者在广袤地域、深远历史与纷纭人物交织的时空中展开宏大叙事与抒情,通过艺术再现安史之乱前后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部族的矛盾冲突,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佛诤事件展开故事,对民族文化发展、个人命运及人类心灵世界进行深度探索思考;</p><p class="ql-block"> 冯玉雷继续此前小说艺术的探索道路,让唐朝皇帝、武将、文臣、商贾、宗教人士等众多历史人物直接出现在小说世界中,并赋予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承载某种文化意义的符号与象征,再通过贯穿小说整体的虚构人物尚修罗、阿嗜尼、卓夏等联结起来,反映出中古时期民族政治、军事、宗教、经济、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的生活图景。尤其梳理了祆教、摩尼教在西域、河西、中原的传播过程,重点表现臧创佛教前弘期与吐蕃苯教、汉传佛教(禅宗)的矛盾冲突及相互渗透,且延展到传播状况及对后世的影响。同时,在小说表现艺术、叙事艺术等方面继续进行探索。</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吐蕃贵族之子尚修罗在战争环境中出生后更名为“倏”,冒充王子,送往漠北回纥充当人质;与此同时,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更名为“忽”,被送往吐蕃做质子。因为后突厥与唐朝发生混战,负责护送人质的粟特祭祀康英典、坎菊提将两人带到蒲昌海边的龙城。</p><p class="ql-block">尚修罗出生既能讲话,他滔滔不绝口述的内容被舍人整理成神秘文书《宁布桑瓦》。该书内容涉及大量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当代人物活动轨迹与诸多如梦如幻的离奇事件。尚修罗之父尚赞摩为了应对政敌的攻击,不得不将《宁布桑瓦》呈交赞普,并详述成书过程。</p><p class="ql-block">尚修罗(“倏”)与磨延泣(“忽”)分坐驼轿两边,永无休止地在龙城大道上往复循环,他们既不能互相沟通,也不能与其他人交流。这个过程中,因为偶发事件,被魔术的尚修罗与女巫阿史德(安禄山之母)空中交接,生下白发白眉、鼻梁上有颗大痣的侏儒阿嗜尼。</p><p class="ql-block"> 侏儒阿嗜尼因擅长表演走红西域。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入朝时,受命顺路押送尚修罗与磨延泣到长安。他打算将喜剧明星阿嗜尼上贡唐玄宗,以期实现“出将入相”的政治抱负。经过青海,尚修罗被吐蕃人劫掠,其他人抵达长安。阿嗜尼在朝廷表演时意外带出道具牛耳尖刀,夫蒙灵察以谋杀罪名被贬官,而阿嗜尼则充当了唐玄宗宠物。</p><p class="ql-block"> 后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夺回尚修罗,护送到长安,抵达当夜中风,昏迷不醒。</p><p class="ql-block"> 唐玄宗下诏,让尚修罗(“倏”)与磨延泣(“忽”)为肉球、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开凿七窍。这项工程结束,朝野欢庆时,传来安禄山反叛的消息。</p><p class="ql-block">阿嗜尼深得安禄山信任。</p><p class="ql-block"> 吐蕃乘虚而入,攻占陇右、河西等地。尚修罗被吐蕃掳掠而回,并且恢复到正常状态,受到吐蕃重用,令其攻打河西走廊的凉州、张掖、敦煌等地。</p><p class="ql-block">回纥出兵助唐平叛,并索要磨延泣回到漠北。</p><p class="ql-block">安禄山被刺杀后,阿嗜尼又服侍安庆绪、安仁执、史思明、史朝义。后来,被俘,送回唐朝,继续在皇帝、太监、朝臣等之间周旋。</p><p class="ql-block">尚修罗在攻打敦煌过程遭遇种种奇事,信仰开始动摇;吐蕃赞普开始信奉佛教,敦请昙旷法师、摩诃衍禅师入藏传法。昙旷因病推辞。</p><p class="ql-block">唐朝与吐蕃在清水筑台结盟,乘机劫盟,将俘获的官员、僧侣等送往敦煌。阎朝悲观失望,更因城中困苦不堪,开城投降。阎朝开城投降前夕病逝。</p><p class="ql-block">著名摩诃衍法师被护送到藏区。</p><p class="ql-block">阿嗜尼看破红尘,决定出家,追随摩诃衍弟子修习顿悟禅法。后来随同摩诃衍进藏。由于修行,他的精神和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成为摩诃衍禅法坚定信徒。尚修罗积极备战,打算谋取西域。其时,摩诃衍顿悟禅法在吐蕃流行,引起朝臣不安,上奏赞普,要求禁止。赞普权衡再三,决定迎请印度渐悟派禅僧莲花戒率徒到逻娑,与摩诃衍等人进行公开论辩,在朝野及周边引发旷日持久的影响。尤其波及政治领域,尚修罗及其部属重将成为众矢之的。尚修罗迫不得已,一边向赞普汇报实情,一边将叙述实情的各种文书蜜蜂装在二十二只大箱子里,派爱将达桑尼护送到逻娑,接受赞普检验。没想到,箱子打开后,却飞出了二十二只彩色大鸟。赞普令渐悟派与顿悟派就此现象当场展开论辩。几经波折,摩诃衍顿悟派失败,按照约定,要退出藏区。同时,还要将大量典籍同时运离雪域地区。当众人犯难时,摩诃衍法师却将所有典籍浓缩,装进二十二只鸟卵中。这二十二只鸟卵,正是失踪多年的十二只“倏忽”和十只“混沌”。它们正是尚修罗降临人世时叙述神秘文书《宁布桑瓦》中的主角。</p>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后记:感恩人类文明,传承敦煌精神</p><p class="ql-block">中国甘肃网</p><p class="ql-block">2020-12-31 18:46</p><p class="ql-block">原标题:感恩人类文明,传承敦煌精神——《野马,尘埃》后记</p><p class="ql-block">作者:冯玉雷</p><p class="ql-block">我一直对艺术探索着迷。2008年,《敦煌遗书》结稿,进入出版环节,我开始为创作《野马,尘埃》做准备。那时正当壮年,有大量时间,我计划用30年时间写三部敦煌文化长篇小说,每部写10年,100万字,分别反映吐蕃攻陷河西走廊前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及归义军时期。通过这种宏大书写对抗越来越严重的浅阅读及碎片化阅读。完成这三部大书,算是告慰平生文学梦。</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篇幅巨大,内容浩繁:吐蕃贵族尚修罗出生后滔滔不绝讲述的内容被整理成神秘文书《宁布桑瓦》。他因此被更名为“倏”,冒充吐蕃王子送往漠北回纥充当人质;与此同时,后突厥小王子磨延泣更名为“忽”,被送往吐蕃做质子。尚修罗(“倏”)与磨延泣(“忽”)分坐驼轿两边,在回纥领地龙城大道上永无休止往复循环,他们既不能互相沟通,也不能与其他人交流。一次偶发事件中,尚修罗被女巫阿史德(安禄山之母)魔术“蛊惑”生下侏儒,取名阿嗜尼,他因擅长表演走红西域。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入朝时打算将阿嗜尼上贡唐玄宗。阿嗜尼表演时意外带出两把牛耳尖刀,夫蒙灵察以谋杀罪名被贬官,而阿嗜尼则成为唐玄宗宠物。</p><p class="ql-block">尚修罗经历种种磨难,恢复常态,受吐蕃重用,攻打河西走廊的凉州、张掖、敦煌等地。</p><p class="ql-block">安禄山发动叛乱,获得阿嗜尼,宠爱有加。不久,叛乱队伍发生内讧,刺杀安禄山,阿嗜尼又服侍安庆绪、安仁执、史思明、史朝义等,后来被俘,送回唐朝,继续在皇帝、太监、朝臣等之间周旋。</p><p class="ql-block">尚修罗在攻打敦煌过程遭遇种种奇事,信仰开始动摇。吐蕃赞普敦请摩诃衍禅师入藏传法。阿嗜尼看破红尘,出家修习顿悟禅法,精神和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成为摩诃衍禅法坚定信徒。摩诃衍顿悟禅法在吐蕃流行,引起朝臣不安。赞普决定迎请印度渐悟派禅僧莲花戒率徒到逻娑与摩诃衍等进行公开论辩。摩诃衍顿悟派失败,按照约定要退出藏区。同时还需将大量典籍运离雪域高原。摩诃衍将所有典籍浓缩装进二十二只鸟卵中——它们正是失踪多年的十二只“倏忽”和十只“混沌”,也是《宁布桑瓦》中的主角。</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创作这部小说之前,我通读《大唐西域记》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先生著、耿昇先生翻译的《吐蕃僧诤记》。戴密微先生是欧洲汉学大家,他依据的材料是“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锡为佛教史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做序、两份给吐蕃赞普上奏的草稿、大辩论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交赞普的三道表章,另外还有大量有关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这些史料因储存于敦煌藏经洞而得以保护下来。据研究,《顿悟大乘正理决》写作时间不晚于公元1000年,远远早于目前流行的众多藏文教法史料。戴密微先生选择这些出自藏经洞的文献史料完全按照中国传统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可谓远见卓识,高屋建瓴。《吐蕃僧诤记》涉及佛学、唐朝和吐蕃历史、军事制度、中国古代哲学等方面知识,大开大合,容量极大,疏义者知识渊博,“治大国烹小鱼”,竟然能把中国中古时期的“渐顿之铮”及历史背景用法文撰述出来,令人惊叹;而耿昇先生竟然也能恰如其分地翻译成中文,更让人拍案称奇:他不但要对法国语言文化深入了解,而且必须对原著涉及到的大量深奥知识相当熟悉才能译得如此精妙、生动。这部译著直接影响到我对《野马,尘埃》及计划中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的构思:都以禅宗传播为主要线索。摩诃衍最初受赤松德赞之请赴卫藏传教,受挫时去了青海宗哥(就是宗喀,“宗曲”意为湟水),并且在相当困难的环境中建立禅宗传播基地。北宋《岷州广仁禅院碑》记载:“西羌之俗,自知佛教,……其诵贝叶傍行之书,虽侏离诀舌之不可辨,其意琅然如千丈之水赴壑而不知止。又有秋冬间,聚粮不出,安坐于庐室之中,曰坐禅。是其心岂无精粹识理者,但世莫知耳。”可知两个世纪之后河湟一带西蕃佛教仍保持着修禅特点。前弘期(吐蕃时期)藏族禅宗发祥地在晚唐五代时又成为卫藏后弘期佛教文化复兴发祥地,应该说都是受了“顿渐之争”的巨大影响。</p><p class="ql-block">为熟悉“破落官”王锡记录的《大乘顿悟正理决》,用毛笔抄录一遍。我也在其它瀚如烟海的敦煌文献中遨游,辛苦着,快乐着,打破传统小说结构方式,以中国文化元素金、木、水、火、土,八卦、十二星座、十天干、十二地支、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佛教哲学术语色、香、味、触等名称为各章节命名,故事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僧诤事件展开,努力把中古时期吐蕃占领沙州前后,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部族矛盾冲突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包装”,在广袤地域、深远历史与纷纭人物交织的时空中展开宏大叙事,我让唐朝皇帝、武将、文臣、商贾、宗教人士等众多历史人物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化实为虚,化虚为实,使他们都成为承载小说表达中的意义符号,赋予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为了消解海量信息冲击时带来的纷繁感和压迫感,我尽量通过语词让人物身份清晰,彰显个性。例如,“朕”是秦始皇起专用作皇帝自称。皇帝自称“朕”是常态,而一个小人物要这样自称,就会令人惊诧。我在《金牛座卷:非实验开凿》等章节叙述中为了增加表达效果,让非皇帝的、不同身份的叙述者都自称“朕”,不但表达 “我”的立场,还要表现“我”的虚幻状态,“我”在“朕”的幻觉中叙述时本身就具有讽刺性,“撸草打兔子”,事半功倍。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思想感情巨烈变化混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这在《天蝎座卷:御驾亲征与篡位》中尤为突出。安禄山及其利益集团处于失序状态,李猪儿、安仁执等人格分裂,心灵扭曲,混用第一人称代词,意在表现他们精神膨胀与内心慌乱纠结中的失语状态。读者阅读至此,若执着于语法,可能会觉得对第一人称代词“我”的使用太混乱,但若置身小说语境就很好理解。另外章节中我让平民在流离颠沛、茫然四顾时用“兰州话”叙事,叙说内心惶恐,由此折射出动乱年代人们内心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如此等等。</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虽然选取历史题材,但不是重述历史。不管写实、写虚还是虚实相间,到底还是具有独立话语系统的艺术化小说,是别一种客观存在。</p><p class="ql-block">创作之初,我有足够时间从容钻研历史文献和相关学术问题,也能够沉下心来立体化、全方位探索小说艺术表现手法。2012年4月,小说杀青。我本来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后修改。很意外,我被学校派往《丝绸之路》杂志社任职。工作环境变了,创作构想、方式也得变化。我只能利用假期和业余时间修改。那个阶段,我也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一种探索性较强的文学文本,从纯粹意义上的创作而言,或许有些价值,但要进入市场,就很小众,对大多数读者可能会有阅读障碍。可是,经过好几年酝酿、书写,《野马,尘埃》雏形已定,很难脱胎换骨。当初计划种枣树,中途改弦易辙,培育成苹果树,很可能一举两失。因此,尽量保持原来的探索风格。</p><p class="ql-block">上大学期间,从读米兰·昆德兰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始,我最喜欢、投注精力最多的是探索小说。写作最重要的是创作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创作结束后,文本就成了相对独立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与自己关系已经不是很大。如果不是校对,书写者通常要撂在一边,不愿再次面对,因为作者离开那种特定的创作状态越来越远,令人难过,伤感。我的小说创作从1990年算起,快三十年了,每部小说风格既有连贯性,又有明显不同。《野马,尘埃》与201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禹王书》跨度也比较大。我希望出版能按照创作完成的顺序进行。因缘时会,《大家》在2018年第六期“锐小说”栏目刊发《禹王书》缩略本。截至目前,《大家》是唯一刊发我的探索小说的期刊,非常敬佩《大家》主编、评论家周明全的眼光和气度。</p><p class="ql-block">我开始创作《野马,尘埃》是2008年,2012年杀青,之后几次修改。由于篇幅较大,出版过程一波三折。所幸太白文艺出版总编党靖先生主动约稿,才又了这次出版机会。编辑团队在《野马,尘埃》出版过程中认真负责,克服种种困难,也最大限度尊重了文本的艺术个性,非常感动。</p><p class="ql-block">岁末年初,有两个文化盛事令人鼓舞。其一是《文学评论》2018年第六期发表著名作家、符号学家赵毅衡先生大文《符号学作为一种形式文化理论:四十年发展回顾》,反复阅读,大快朵颐!我国历史文化中的符号形成与民族本性密切相关,从符号学角度观察史前文化形态及后文字时代文化、文学、政治、经济等种种形态,形成独立的文艺理论,或许更能触及本质;其二是2019年新年伊始,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时代发展需要学者、艺术家等在对历史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p><p class="ql-block">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期待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作者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学习、继承民族文化传统,放眼世界,遵循艺术规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p><p class="ql-block">小说出版之际,向一切滋养我们的优秀文化致敬!感谢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题签词,感谢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和索邦大学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李晓红翻译,感谢郑炳林、柴剑虹先生赐序,感谢中国国家画院画家王辅民兄为小说插画,感谢法国画家李中耀先生题赠书法作品!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李继凯等母校恩师的支持!感谢王见先生题写书名!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辛勤劳动!</p><p class="ql-block">同时,也感谢多年来支持我进行学术研究、田野考察和文学创作的各界朋友!</p><p class="ql-block">2020年10月15日</p> <p class="ql-block">写作敦煌系列小说过程中,去学习丶了解藏经洞文物流失海外,成为汉学重要研究对象;学习丶研究玉文化,才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海外玉学是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果卓著,超过当时的国内。</p>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中国版的魔幻现实小说</p><p class="ql-block">叶舒宪</p><p class="ql-block">冯玉雷兄的百万字长篇小说《野马 尘埃》问世,这是中国西部文学中罕见的有巨大知识含量和玄幻想象的作品,我们在捧读的时候真是心潮澎湃。</p><p class="ql-block">这个作品的作者是教授级的人物,他不是靠灵感的写作。常年衷情于西部,特别是敦煌。以敦煌这样一个站点来构思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从青年时代到中年,还是笔耕不辍。目前这部书在篇幅和内容上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敦煌写作,作家采用了《庄子》文本中的两个典故“野马”“尘埃”作为他的构思。庄子是华夏中原文明的道家第二位神圣的作家,他的作品也是先秦文学中的奇葩。庄子说到野马,我估计庄子在中原也见不到野马,他的“野马”被冯玉雷带回到了野马出没的故乡,就是西域。敦煌这个时空带有双重象征意义。敦煌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十字路口,以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为背景的敦煌,恰好代表了我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巨大空缺;过去的视角都是华夏的,而《野马,尘埃》以中原民族加上西域的众多文明作为两重视角来展开历史叙事,这是冯玉雷这本书的特点所在。一边有唐朝的统治者,这代表我们华夏正宗的,同时作品中写了大量河西走廊和古代西域的游牧民族,大约十个左右,只有对民族史与西域史地有过专门研究的专家才有这方面的知识,一个作家用他毕生的精力去学习这些知识然后把它们融汇贯通,写出了敦煌这样一个特殊的空间,和中原文明其实展开了强烈的对照,这是空间意义。因为敦煌恰好介于河西走廊、西域,也就是新疆、中亚、西亚整个的这样一个丝绸之路的轴心地区,所以它所承载的文化交往、民族、宗教、信仰、习俗,差异性之大,内容丰富之多,这是过去,不要说是作家写作了,一般人的知识中也是缺乏的,主要是对西域这一方面没有。</p><p class="ql-block">把这些知识融汇成一部长篇小说来构思来写作,又把它的时间放在中国中古时期,也就是唐朝,看起来主要是华夏的唐王朝与西域及吐蕃之间的对峙,其实串联起西域、祁连山两侧众多游牧民族,这样的时空背景决定了创作本身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文化世界是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多民族存在为背景的。但是作者又不是写现实主义的,他用了“野马”和“尘埃”这些带有穿越、神幻的意象,把阴阳、五行、十二生肖,把中西文化的众多文化元素、典故,特别是女祭司、女巫师,这一类带有萨满想象的内容穿越在这部作品之中,让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让魔幻现实主义结合的方法,既有现实又有魔幻的方法,在敦煌,也就是中国西部的空间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场非常五彩斑斓的历史剧,这可能就是冯玉雷文学想象的空间,这也是他最衷情的一片土地。</p><p class="ql-block">这个作品肯定会带来西部文学前所未有的视角,就是一个学者型的,先研究了民族史、西域史,然后根据知识积累储备的情况,再加以再创作,再加上玄幻的内容,这个就可以说是中国版的魔幻现实小说吧。</p><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p><p class="ql-block">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资深讲席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中国神话哲学》《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玄玉时代》等专著四十余种,《活着的女神》等译著近十种,发表论文五百余篇,是中国神话学和文学人类学开拓者。</p>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中国的“《尤利西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赵毅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个人觉得冯玉雷先生这本《野马,尘埃》是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一种“博学小说”,或者说是“学者型小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作品,说李汝珍的《镜花缘》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或许可以算一点,擦一点边。我们最近在重庆举行了意大利符号学家-作家艾科(《玫瑰之名》、《傅科摆》的作者)学术讨论会。筹备时我就提议搞一个圆桌,“当今中国学者型作家圆桌”,但是我想了半天呢恐怕只有冯玉雷先生能够参加。因为这个小说确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一种新的类型。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鲁迅《故事新编》被人称为教授小说,鲁迅未置可否。还有钱钟书的《围城》的确是一个博学小说,杨绛、沈从文也被人称为博学小说,但是中国当今作家中却不容易找到。因此,要举行一次中国学者型作家会议,作为西北史学专家与敦煌小说作家,冯玉雷先生应该是当仁不让的参加,但是其他作家不好找,凑成一个圆桌真是不容易。</p><p class="ql-block">因此,我说这是一部开创中国文学新体材的小说。</p><p class="ql-block">我觉得《野马,尘埃》的语言也很值得我们研究,语言问题始终是中国文学的难题,古典汉语因为书写困难非常简洁,过于简洁就经常是“微言大义”,微言大义就需要阐释,需要疏解。中国明清小说戏剧,语言来自民间口语,口语的学术承载量的确比较困难;宋明理学语言吸收了禅宗,吸收了中国口语小说,它把中国书面语文言文的基础上扩大了;而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也来自口语,它的意义承载量依然有点问题,我们这些做翻译的,经常感到非常痛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觉得冯玉雷这本小说,开创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把中国秦汉以来的史传体,把中国古典文学的诗体语言,还有中国白话的机敏,以及对外来语的弹性接纳,都混杂在一道,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太容易读,尤其是这本小说写成纪年体,的确不太容易读。正因为不太容易读,它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方式,我认为这部小说有点像中国的《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不好读,也正因为不好读,所以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一个突破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冯玉雷这部小说在语言上我认为形成了一个大突破。他的语言实验推进了小说空间的容忍度,把历史记载的语言风格,把学术的风度,把少数民族的狂放,以及当代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灵活,都放在一道,有巨大的历史承载量和学术承载量,这个语言实验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赵毅衡, 1945年5月生,广西桂林人。现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助理研究员;1988年起,任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终身聘资深讲席。</p> <p class="ql-block">与时代命运相激荡,玉成敦煌小说创作</p><p class="ql-block">作者:万明</p><p class="ql-block">欣闻“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即将召开,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虽然不克亲自前往祝贺,但却不能不在此写几句话,以表达我的衷心祝贺!为了冯玉雷先生对耿昇的深情厚谊,也为了他与耿昇同样怀有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为展现 敦煌学——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融的宏大历史进程,锲而不舍地做出的重要贡献。</p><p class="ql-block">耿昇离去已三年,他的好友冯先生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发布和研讨,是对于耿昇的一种特殊纪念。他们二人的交谊实源于耿昇翻译的法国著名 汉学家戴密微《吐蕃僧诤记》一书。耿昇至2018年4月去世,奉献了近40年的全部心血,共出版译著75部。而《 吐蕃僧诤记》是耿昇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外事口的口语翻译转型到史学学术论著翻译的最初成果,标志他从此献身于敦煌学-丝路学,献身于中外学术传播互动的中国中外关系史。</p><p class="ql-block">与时代的命运相激荡,才有可能玉成人才。耿昇选择难度最大的史学领域开展自己的翻译事业,应该说并非偶然,是深厚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使然。改革开放之初,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之说,这深深刺痛了中华学人之心。为了中国敦煌学的回归,耿昇这位从太行山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没有中西交通史前辈张星烺、冯承钧先生的海外留学经历,也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法语系毕业生,却选择投入法国汉学经典论著的翻译,其难度超乎想象,他需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啃下那些生涩文字和深邃学问。2013年此书第四版“新版前言”道出了其中甘苦:“戴密微是一位世界级的 中国学大师,《吐蕃僧诤记》又是一部世界范围内的多学科领域中的名著。书中广征博引,引证了大量的稀见 敦煌文书和其他西域出土文书、颇难核对的汉文典籍和藏文、梵文以及当代东西方学者的有关著述。就其文字而言,书中大量使用了当代西方语言、日文、藏文、 梵文、突厥文、蒙古文和其他西域死文字。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鉴赏力,作者又利用西方哲学,特别是天主教的术语来论述藏传佛教,用西方的行政词汇来论述中国的典章制度。这样一来,若将该书从法文译作英文或当代其他西文,则相对容易,而译成汉文就太难了”。实际上,这部书涉及了唐史、吐蕃史、唐蕃关系史、 西域史、佛教史等诸多领域,戴密微的学生,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于1979年在《通报》中撰文,称该书“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p><p class="ql-block">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藤枝晃也称该书是“当代欧洲佛教学和中国学的最高权威”。此书的研究论述,促成了法国研究相关吐蕃古代史的敦煌文书的一次高潮,而且波及了欧洲、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耿昇以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翻译了这部法国汉学名著到中国,而冯先生,同样以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竟然两次通读《吐蕃僧诤记》,并主要依据《吐蕃僧诤记》的文献资料:前河西观察使、朝散大夫、殿中侍御使王锡为佛教《顿悟大乘正理决》所作的序、两份给吐蕃咱普上奏的草稿、大论辩汉文档案及摩诃衍呈给赞普的三道表章,还有大量有关唐与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创作了《野马·尘埃》这部长篇小说,是难得的将艰深的学术研究延伸到文学领域结出的硕果。众所周知,史学论著,是小众的学术;而扩展到文学领域,则是向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最佳途径。试看古代《三国志》有多少人知道,而《三国演义》却是家喻户晓,文学的传播作用何其广博!以“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为治学之道的耿昇,译出了法国汉学大家学术经典之作,创建了一个中外学术交融的坚实平台;冯先生从中外学术史出发,以化艰深于神奇的妙笔,精心构思,巧妙安排,运用文学表现手法,带我们走入长长的历史隧道,将古代丝绸之路上大气磅礴的故事和规模宏大的叙事场景,极为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堪称匠心独运的成功之作,展示了冯先生卓越的文学天赋。这样别具一格的弘扬中外历史文明互鉴的文学创作,焕发出学术研究的活力,可助推“一带一路”的实践,在当代文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席之地。</p><p class="ql-block">“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最后,我真诚地感谢冯先生这部成功的文学创作,它的出版,足以告慰将毕生奉献给中法文化交流的戴密微先生和耿昇的在天之灵。</p><p class="ql-block">2021年4月10日</p><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万明,女, 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郑和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国际郑和学会顾问。主要著作有《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本&lt;瀛涯胜览&gt;校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何芳川合著)等;论文《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傅安西使与明初中西陆路交通的畅达》《“契丹”即中国的证实——利玛窦和鄂本笃的贡献》《西方跨越世界屋脊入藏第一人——以安德拉德葡文书信为中心探析》《整体丝绸之路上的点与线——以明代泾川为中心》《西来之乐筚篥的古今传承:从壁画石雕到民间音乐会》等百余篇。</p> <p class="ql-block">祝贺冯玉雷先生《野马,尘埃》出版</p><p class="ql-block">作者:李晓红</p><p class="ql-block">冯玉雷先生大著《野马,尘埃》新近问世。我期待这一天,同时祝贺他新书的出版!说是十年成书,但成书之前积淀的文化一定很深厚,是令人惊叹的。冯先生曾邀我赴会,因疫情无法去,就在此写几句感想,以表祝贺。我对文学是外行,中法之间邮路不畅,至今未有机会拜读到此书,以前仅仅浏览过小说电子版,现在要"离器而言道",可能说不到点子上,因此,我只能从这部巨著成书因缘及文化交流角度谈一点浅见。</p><p class="ql-block">冯玉雷先生与耿昇先生是挚友,而耿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中国史学家、翻译家,是中法文化交流活动中的一位卓越人才,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代表性学者。正是他,以极强的毅力,翻译了戴密微先生巨著《 吐蕃僧诤记》,把它介绍给中国学界和民众,其翻译难度超乎寻常。戴密微先生这部以“中印僧侣于8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会”史料为基础的著作是世界范围内多学科领域中的名著,涉及佛学、唐朝和吐蕃历史、军事制度、 中国古代哲学等方面知识。</p><p class="ql-block">戴密微学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先生于1979年在《通报》中撰文,称《吐蕃僧诤记》“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足见戴密微先生这部著作的丰厚学术价值和巨大影响力。冯玉雷先生曾两次通读《吐蕃僧诤记》,并依据《吐蕃僧诤记》文献资料,以及大量有关唐与吐蕃关系的敦煌汉文文书,以《吐蕃僧诤记》为引子,创作出百万言的《野马,尘埃》这部重要文学作品。我想,冯玉雷的小说应是从戴密微先生这部书联想丶考证、延伸出来的,冯玉雷从耿昇先生译著汲取营养,再挖掘到文学,从高深史学转换到普及的文学,做了一个大胆尝试和探索。他因为进行文学创作走近敦煌学,成果比较多,角度也比较独特。</p><p class="ql-block">尤其这部大著,更是分量重,正如耿昇先生夫人万明教授谈到这部著作时说:“是难得的将艰深的学术研究延伸到文学领域结出的硕果。”</p><p class="ql-block">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交汇中出现的“他者”的文化转场,体现的是互融的人文精神。而中法学者,像耿昇先生那样通过艰辛努力翻译极其难懂的戴密微巨著,将不同文化内涵传递给他地的人们,学者型小说家冯玉雷大胆尝试,用重笔色彩描绘体现文化转场的人文精神,令人敬佩!正是这些不同国籍、不同文化学者的努力与参与,互通、互融、互鉴,中西文化得以沟通、得以发展。</p><p class="ql-block">2018年4月,我与恩师汪德迈先生受邀参加由 郑州大学文学院刘志伟教授主持的“诗圣杜甫与中华诗学”国际研讨会,与冯玉雷先生相识,他的敦厚,对事业的执着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他曾请戴密微先生高足汪德迈教授给他的新书题词。 汉学泰斗汪德迈多年来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功绩卓著,他的题词“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一次狂野驰骋”是对冯玉雷这部大著的支持与赞赏!相信大家在拜读过《野马,尘埃》后,一定会带给我们惊喜!再一次祝贺冯玉雷先生的大著出版!祝贺首发式暨研讨会成功举办!</p><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李晓红,女,旅法学者。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索邦大学远东研究院研究员、香港大学 饶宗颐学术馆名誉研究员。</p> <p class="ql-block">以文学创作传播敦煌文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张俊宗(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说:“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敦煌学产生以来,海内外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同时,许多画家、作家、诗人、影视剧创作人员以敦煌文化遗产为书写和表现对象,创作出不少优美文学艺术作品,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西北师范大学在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作为重要使命,从而形成良好传统,创造了不凡业绩,近年来,学校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精神、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不但表现在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也突出反应在文学创作方面。《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就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传承敦煌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的具体表现。</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皇皇百万言,以唐蕃之间碰撞与交融为背景展开历史书写。吐蕃谋求与大唐王朝联姻,迎娶“东海国”唐朝公主及其陪嫁品“倏忽”。吐蕃贵族尚修罗出生后滔滔不绝讲述《宁布桑瓦》这部内容涉及吐蕃王族历史发展,部落间纠纷、往来及和亲等政治谋略。后来,历经波折的尚修罗被赤松德赞任命为大将军攻打河西走廊。围困敦煌十年,唐蕃会盟,禅宗高僧摩诃衍应赤松德赞之邀入吐蕃传顿悟禅法,引起朝臣不安。赤松德赞又迎请印度渐悟派禅僧莲花戒到逻娑与摩诃衍等进行公开论辩。摩诃衍顿悟派失败。</p><p class="ql-block">冯玉雷研究多年丝绸之路文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颇有建树,尤其是敦煌文化题材小说成就斐然。通过文学创作将他们的学术成果进行艺术化转化,既为当代文化研究和传承创新注入活力,又能在弘扬、传播优秀民族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起到应有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已经把培养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研究、创作人才工作列入十四五规划,发挥甘肃“一带一路”黄金段区位优势,推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高质量发展。</p> <p class="ql-block">用小说书写“文化史”和“民族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韩高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冯玉雷善于从神话传说、敦煌文书及相关历史文献提取“故事”,再辅以丰富想象和合理虚构,因而具有宏阔历史视野与深厚文化情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野马,尘埃》从故事情节、人物设定到篇章结构、主题呈现都围绕安史之乱前后与河西地区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展开。小说诸多情节和主要人物虽颇具神秘色彩,然而都是对历史记载“文学化”和群体记忆“个性化”的呈现,因而具有“文化史”和“民族志”的价值和特征。例如,小说以敦煌河西地区为中心的唐朝与吐蕃、与西域诸国在战争背景下的冲突与和平背景下的交流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和“观念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对帝俊、羲和、混沌、倏忽等上古神话意象与敦煌佛教经卷中有关传说的融合运用,也体现出敦煌文化的开放包容、互鉴互融的精神。冯玉雷主编《丝绸之路》杂志多年,敦煌文化实为其情之所钟。近年又热心于“玉帛文化”研究与田野调查,时有成果问世。这些“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艰辛尝试,均融化在《野马,尘埃》的描写和叙事之中!“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逍遥游》)万物有待而后逍遥,冯君因有十数年的“厚积”,方能收获此鹏举之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注:首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1.29</p> <p class="ql-block">祝贺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p><p class="ql-block">首发式暨研讨会成功举办</p><p class="ql-block">李继凯</p><p class="ql-block">野马倏忽伴尘埃,西域万象扑面来;</p><p class="ql-block">遥知唐朝纷纭事,笔驾云涛多精彩。</p><p class="ql-block">冯玉雷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历经十多年,磨剑淬火,终于问世,可喜可贺!</p><p class="ql-block">这部上下卷近百万言的长篇历史小说堪称长篇巨著。内容非常丰富,字里行间,显示了作者的知识宏博,思绪纷然,也表达了作者的千思万虑及悲悯的情怀。</p><p class="ql-block">庄子云:“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历史烟云已过,往事亦多启示。冯玉雷在本书《后记》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他的艰辛探索,陆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除了系列小说,还有他的学术论著、随笔以及他主编的《丝绸之路》……</p><p class="ql-block">这部长篇巨著从内容上说相当丰富,值得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探讨;其艺术手法也相当独特,有人视之为后现代文本,也许不无道理。多年来,他不随波逐流,这正是一位有创作个性的作家在艺术上的自觉。我期待着《野马,尘埃》这部宏大的与古相通的“后现代”的文化小说、寻根小说、丝路小说,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知音。</p><p class="ql-block">我因事不能参加现场新书发布会,很抱歉!祝发布会和座谈会圆满成功!</p><p class="ql-block">谢谢!</p><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李继凯,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东亚汉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文化中国学刊》中方总编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等。</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刘路: 学生冯玉雷</p><p class="ql-block">新湖南客户端 2021-04-16 </p><p class="ql-block">在我的意念中,躬耕黄土的乡亲收获一茬茬庄稼,与我年复一年地送走一届届毕业生,本质意义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他们兴高采烈地收粮入仓,而我却要黯然伤神面对师生别离。略能慰藉自己的是,接过中小学跑了十二年的接力棒,我这四年大学一棒跑得还算尽心尽力!</p><p class="ql-block">事情往往是,时隔多年,农人们还总是津津乐道哪块庄稼地曾经的茁壮,而我不能忘怀的,是那些让我多年还记得名字的学生!</p><p class="ql-block">来自黄河上游甘肃段的冯玉雷,就是其中一个!</p><p class="ql-block">冯玉雷</p><p class="ql-block">一九八八年秋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玉雷,眉浓,脸黑,脸颊丰满,目光清澈,陇音较重,一个典型的农村孩子。在同班学生中,他从不显山露水,只有一次我参加他们的文学社的活动时,才发现,不卑不亢的他,才是文学社中最有影响的人。他读的书很多,中文系学生有十个借书证,他让这些借书证满负荷运转。他安静地读书,不追求考试成绩的拔尖,不争当学生干部和各种先进。读书之余,他开始文学创作。在我的记忆中,虽然稚嫩,不够圆润熨贴,甚至学生腔还没有褪尽,但却鲜活!不平淡不平庸,生命感受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的,有生命本身的津液,无论散文,诗歌或小说,都有一定的文化含量。还有一种隐隐的不阿世随流的骨气。</p><p class="ql-block">在大学,一个学生的潜质、潜能,是可以被发现的!冯玉雷的文学素养,我就是通过一次次参加他的文学社活动而看出的,从读他的作品中看出的。他也经常来我家,说写作中的困惑和写不下去的苦恼。我怎么回答他的,现在都记不清了。但直觉告诉我,就凭他的执着和全身心投入,就凭着他对文学比较专业的思考和探索,我坚信这孩子以后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是可以期待的。生命中最年轻的日子,他没有虚度!</p><p class="ql-block">环境是一把雕刻刀,最能改变人了。在中国一流大学中,陕西师大虽然不是最好的大学,但确实是最具人文关怀的大学,是最让学生心头温馨的大学。一些无声的、细小的举措,却重重地拨动着千万莘莘学子的心弦,让学生自豪和动情。从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到校园瓜果成熟给学生免费供应,再到每年把受奖学生的喜报送到父母之手,再到暑假期间对每一位贫困学生进行家访……学校用情之专,关爱之细,让这所学校的学子没齿难忘。学校就像一个硕大的果园,温柔而忠厚地等待着学生们在枝头尽快成熟。学生们带着抒情的心境,又恰与文学同构。选择一所好的大学,并不是为了消费她的名望,而是要享受她的福祉。主要因为这种大学有一批立德树人的好老师,有一批品学兼优的好同学。冯玉雷在师大的四年,是如鱼得水的四年,是性灵欢娱的四年。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献身文学,探索学术的目标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坚定。他的一批同学,睿智的马知遥,才子丁小村,热情澎湃的黄刚,聪颖的何延军、杨占西,他们一往情深地认同着文学的自尊和神圣,永远视文学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视文学为他们的血液和心跳。在寒夜中,他们握着文字取暖;在寂寞中,他们拥着文字交谈。是文学给了他们一份静穆和崇高,是文学让他们变得隐忍和坚强。这些同学,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如今,他们都是教授、博导、诗人、作协主席!我作为老师,只要看到,普通人家的孩子因其勤奋,因其才华,因其孜孜不倦,因其胸蓄大志而成就自己,我都发自内心地为他们喝彩和赞叹!</p><p class="ql-block">辛丑春节前,玉雷把他才出版的新作《野马,尘埃》赠给我。毕业三十年了,第一次收到他的作品,让我十分感动。这部煌煌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历时十二年,终于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用小说筑构的敦煌文化史和民族史,是典型的学者型小说。百度告诉我,三十年间,玉雷出版了中长篇小说十余部,文化专著十余部。他笔耕的领域从敦煌到人类学,从美术学到考古学……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又留下了他数年的足迹。此外,他还担任着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和主编……时间在他那里是怎么地被抻长了呢?兴趣在他那里,怎么变成工作呢?而工作在他那里,怎么又变成专业了呢?</p><p class="ql-block">士不可以不弘毅,苦心人天不负。谁能知道一个不忘初心的奋斗者,他能创造出怎样不平凡的业绩?喜不自胜中,我的眼前!油然有两幅幻觉在交相辉映:一幅是挂满汗珠的老农,面对粒大穗长的麦浪憨笑;另一副是,一帮神采飞扬的学子,正深情挥手,向母校告别!</p> <p class="ql-block">考古学家丶作家潘伟斌兄贺新年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新年有感</p><p class="ql-block"> 潘伟斌</p><p class="ql-block">常怀雄心立大志,不甘此生碌碌为。牛年不曾气冲天,但愿虎岁不蛇尾。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愿君新年遂心意,志得意满虎生威。</p> <p class="ql-block">【校友冯玉雷】</p><p class="ql-block">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已经坐在兰州回西安的高铁上。</p><p class="ql-block"> 冯玉雷,1968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1992年7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我的同级不同班的大学同学。</p><p class="ql-block"> 现为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兰州市作协副主席。</p><p class="ql-block"> 多年来,以文学创作传播敦煌文化,著有多部中长篇小说和文化散文,被称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寻根作家”。</p><p class="ql-block"> 兰州此行,就是参加他新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的首发式暨研讨会。</p><p class="ql-block"> 以下是在研讨会上的致辞,留录于此,以作纪念。</p><p class="ql-block">尊敬的张俊宗书记,各位嘉宾,各位文学界朋友、新闻界朋友:</p><p class="ql-block"> 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兰州、来到西北师大,参加冯玉雷校友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的首发式暨研讨会。</p><p class="ql-block"> 说来惭愧,《野马,尘埃》正式出版后,玉雷校友第一时间给我邮寄了一套,并且郑重签了名。但因为行政事务缠身,我至今尚没有完整阅读,所以关于作品,我今天没有发言权,只想讲一些作品之外的东西。</p><p class="ql-block"> 文学,对于人类世界来说,永远是个神圣的话题,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p><p class="ql-block">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相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围绕“书”这个文学的载体,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关乎写书,关乎出书,关乎藏书,关乎读书,关乎评书。今天在我们现场,这些关乎“书”的形态都有体现。</p><p class="ql-block"> 我本人,就是昨天上午在西安参加完我们学校出版总社在校内开办的校园书店“首阳书坊”开业仪式后,匆匆赶到兰州来的。昨天和今天,大家都在讲着“书”的故事,搞着“书”的活动,营造一种浓浓的读书氛围,传递一种在当前浮躁社会弥足珍贵的书香情怀!</p><p class="ql-block"> 今天站在这里,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玉雷校友的母校~陕西师范大学的校领导,另一个身份是作为玉雷校友的大学同学。</p><p class="ql-block"> 作为母校的领导,我代表学校,向玉雷校友新作首发和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p><p class="ql-block"> 陕西师范大学建校77年来,已培养了数十万校友。作为一所以文科见长的学校,这其中,涌现出了一批作家校友(相信西北师大也是一样的),刚才发来贺信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先生,以及今天在现场的太白文艺出版社社长党靖先生、评论家白晓霞教授等,都是陕西师大的校友。</p><p class="ql-block"> 当然,冯玉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多年来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已经引起了母校的关注,并已受聘为陕西师大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的驻院作家。</p><p class="ql-block"> 陕西师范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当某位校友在工作中或是在某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时,母校会在第一时间发去贺信或当面表示祝贺,我今天就是身负祝贺使命而来,并带来了同是甘肃人的文学大家霍松林先生在93岁时撰文并书写的《师大赋》作为礼物。再次祝贺玉雷校友!</p><p class="ql-block"> 作为冯玉雷的大学同学,我有更多的话要说。1988年9月,当来自全国各地的209名同学怀揣梦想汇聚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时,同时也埋下了209颗文学的种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是一个文学神圣、对作家、诗人顶礼膜拜的年代。在那样一种纯粹而浪漫的氛围和土壤中,冯玉雷这颗文学的种子吸足了营养,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在上学时就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文学才华。1992年毕业前夕,辅导员老师为了给我们留下大学美好的回忆,主导编辑出版了一本我们年级同学的散文习作集《青春诗雨》,玉雷同学就有两篇散文入选,分别是《唱大戏》和《压蔓瓜》,描绘了他家乡甘肃靖远县黄河边农村的文化和自然生态,至今还令人难以忘怀。</p><p class="ql-block"> 当然,作为一所师范大学,当年的209颗文学的种子,毕业后有的从事学术研究,有的从事文化工作,有的从政。有的经商,但大多都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最后以写作为职业,或以文学为第二职业的同学为数不多,而冯玉雷就是里边的优秀分子。这其中,需要才华,需要热爱,更需要勤奋和坚守,祝贺玉雷同学!我看他的夫人和女儿今天也在现场,也祝贺他们家庭!</p><p class="ql-block"> 好了,发言就此打住。最后,我想把真诚的祝福送给玉雷校友、玉雷同学,希望他在未来依然能够平静的思考、狂野的创作,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p><p class="ql-block"> 同时,也祝愿今天在座的各位文学界的朋友,不管是搞创作的,还是搞评论的,都能够创造出更多纯净、优美、高尚的文字,为当前不太繁荣的文学天空增添更丰富的星云、更绚丽的色彩!</p><p class="ql-block"> 因为,我们都相信,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文学永远神圣、依然美好!</p><p class="ql-block"> 谢谢大家!同级不同班的大学同学。</p><p class="ql-block"> 现为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主编,兰州市作协副主席。</p><p class="ql-block"> 多年来,以文学创作传播敦煌文化,著有多部中长篇小说和文化散文,被称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寻根作家”。</p><p class="ql-block"> 兰州此行,就是参加他新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的</p>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创造了一个奇妙文学世界</p><p class="ql-block">作者:易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典出《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庄子是早熟浪漫主义者,在战国那样艰难困苦时代仍然自由自在地生活,可称人生楷模。大学时代我曾经手抄过《庄子》,今日重读心旷神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13与冯玉雷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中外关系史年会和中国民族史会议上相识,一见如故。随后八年携手考察玉帛之路十余次,共同促进了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催生了《齐家华夏说》。他粗中有细爱憎分明,得罪人不少,朋友依然很多。敦煌情结严重,已经出版了《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三部曲,符号学家文学评论家赵毅衡称之为“第四次敦煌书写”;意犹未尽又重新创作了《野马,尘埃》,内容丰富多彩结构复杂多重,分上下两册七部,分别称之为白金部、青木部、黑水部、红火部、黄土部和野马部、尘埃部。每一部又分若干卷,以八卦天干地支星座属相或人名命名。野马部和尘埃部以《僧诤记》为引子展开澎湃想象。《吐蕃僧诤记》亦是我最喜欢的学术著作,戴密微条分缕析敦煌文献立体地阐释了吐蕃时期佛教顿渐两派代表人物莲花生和摩诃衍针锋相对论辩可能过程和意义。全书分两章分别论述历史传说中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主持下由摩诃衍与莲华戒就佛教问题展开大辩论,译注了敦煌写本《顿悟大乘正理决》及有关唐蕃关系敦煌汉文文书,文后还附录了有关这场辩论的印度档案片段即莲华戒《修习次第》。摩诃衍与莲华生未必见过面,各自与假想对手进行论辩,分别宣称自己无往不胜,但均下落不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冯玉雷以《吐蕃僧诤记》为引子撰写《野马,尘埃》最后两部分野马部和尘埃部。第一章中摩诃衍三道表疏被夸张成第叁亿叁万叁仟叁佰叁拾叁道奏表,另加尚修罗第壹道奏表、阿嗜尼第壹道奏表和赤松德赞关于顿渐之争的二道敕令。 第二章史料疏义中王锡呈奏赞普的二道表章被夸张成第陆亿陆万陆仟陆佰陆拾陆道奏表,另加阿嗜尼第玖亿玖万玖仟玖佰玖拾玖道奏表坦承自已朕刺杀了莲花生及其上师寂护,“日角痣昵称野马,月角痣昵称尘埃”。戴密微精密考证基础上发挥庄子式磅礴想像力,玉雷《野马,尘埃》创造了一个奇妙文学世界,重新点燃了我对佛教禅宗人生世界吐蕃唐代敦煌丝路兴致。正如汪德迈所言“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一次狂野驰骋”,让人浮想联翩又得意忘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理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博士。长期从事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史研究,《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齐家华夏说》探索了华夏文明形成过程。正在从事东西交流与华夏文明研究,试图阐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p> <p class="ql-block">别开生面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p><p class="ql-block">2021年03月24日 首发《中国艺术报》 作者:肖美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1年元月,一部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冯玉雷是以其对西部文学乃至整个西部文化的写作与研究著称的作家、学者,著述颇丰,我也曾读过他的一系列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等,但面对眼前这部同样以敦煌文化为大背景来叙说的作品,我竟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震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首先第一个印象是作品那磅礴宽广的气象、格局。法国汉学家汪德迈称《野马,尘埃》为“这是中国唐代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深以为然。识大道者,必先识史。小说的时空坐标非常鲜明,从唐高祖李渊秘密起兵直到晚唐,从雪域高原、河西走廊深远辽阔的大漠戈壁直到长安,人物多达数百,故事奇妙串连,从中可看出作者具有深厚的学养和数十年的积累沉淀,才会形成如此纵横捭阖的一朝喷发。这种喷发就像一个无拘无束、天真烂漫、虎头虎脑、敢于吃钢嚼铁的小男孩,一路赤着脚、张着两臂向前奔跑,或者说它本身就是“野马”吧,这匹“野马”从一千年前狂奔而来,从雪域高原狂奔而来,一路之上不知道扬起了多少“尘埃”,又幻化出多少虚幻、非虚幻的实景虚景、真人假事、真事假人。多少冰峰雪岭之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多少大漠戈壁呼呼吹过的风!那可不是江南燕子呢喃的微风细雨,那真是刀割般的烈风!多少“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在这些当中又生发出多少星光故事、河流山川、刀光剑影、风电雷霜,还有人物群体,全都被作者举重若轻地放进一部著作中,而且使所有这一切鲜活地腾挪跃动、转换自如,阔大中不乏细腻,微小处亦见气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对这部小说的第二个印象,也是纵观全书后所得出的最突出印象,是它打破了惯常的写作方式,并因此而冲破了阅读者惯常的思维与接受方式:神话叙事中的一切元素这里几乎都有,唐代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与人物这里几乎都有,当代人的生存语境甚至科幻小说或电影中才会出现的话语这里也几乎都有!这些别具一格的书面文字组合成一幅幅动感极强的画面场景,不由分说直接进入你的视野与大脑,使身处阅读过程中的人始终能感受到一种陌生而又痛快的审美刺激。就此而言, 《野马,尘埃》是一部具有独立话语系统的小说,是艺术小说或艺术化小说。我在阅读时脑子里出现一些非常真切的、动态的、全新的画面或场景,色彩缤纷,恣肆汪洋,令人目不暇接,让人联想到中国美术史上的鸿篇巨制《清明上河图》 。除了专门的文物鉴定家,恐怕没有谁能分毫不差地记住图中的每一个人物或景致,可是,当提起《清明上河图》,大家肯定脑子里就涌现出那个图画的风貌。《野马,尘埃》毕竟是小说,有主线,比如尚修罗、阿嗜尼及以朕自称的这些叙说者,他们都合起来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想,能够把《野马,尘埃》阅读完的人,不一定能全部记住百万言中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人物,但他或她会对全书留下深远而不可替代的记忆,这记忆很难抹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野马,尘埃》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作者在书中对女性形象那着墨不多的描写。这可能与我总是将目光投向文艺作品中的女性有关。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女性几乎没有专门去做什么雕琢,无论是血统高贵的皇家公主们,还是大将郭子仪的妻子王翠翠、敦煌地区有名的陈四娘,抑或是权贵枭雄们手中可怜的玩物,那些连侍妾都算不上的奴隶,还有带着珍贵陪嫁的吐蕃贵妇……小说既不去写她们的花容月貌、曼妙身姿,也未讲述她们缠绵凄绝的爱情经历,仿佛只在叙事时淡淡地、纪实般地写出她们当时的境况。然而我却从这些几近白描的书写中看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在1000多年前此起彼伏的边塞烽烟中,在无数次这样那样的政治交易中,女性从来都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她们是最应该被人爱怜呵护,却最容易被人遗弃忘记的。千年时光倏忽而过,回头一看,多少叱咤风云的豪杰不都与这些柔弱的女性一样,成为历史的过客吗?作者说他这部书的写作比较硬、冷,我却由此想到,那沸腾的钢水是何等的炽烈灼热,只有经过流淌、冷却后,才能凝结成钢,经得起敲打,扛得住锤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野马,尘埃》甫经岀版便彰显了其意义与价值,评论界诸多方家认为这部小说的独特结构、讲述方式、互文性等都是开创性的,相信若待以时日,会有广大的人群走进并欣赏冯玉雷开辟的这一片崭新天地。</p> <p class="ql-block">艺术家王见教授书法作品《开于阗》</p> <p class="ql-block">著名评论家丶作家,阎纲先生题词!</p> <p class="ql-block">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俊宗教授与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卢胜利丶读者集团董事长马永强丶太白出版社社长党靖等先生为《野马,尘埃》首发剪彩</p> <p class="ql-block">生命的“倏”与“忽”与存在之“思” ——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读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马永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家冯玉雷长篇历史小说《野马,尘埃》这部皇皇百万言巨著的问世,是中国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它不但丰富和拓展了现代西部文学创作的题材视域和表达维度,而且对西部文学历史题材的现代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小说化解历史文献和学术资源的穿透力、表现手法的纵横捭阖、叙事体例和话语系统等方面的创新实验,从它问世起就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出发,以大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为故事原点,艺术化地建构起了横贯青藏高原、西域、河西走廊、中原大地的自然地理、战争杀伐、宫廷矛盾、民族关系、宗教传播和社会生活的“故事场”,立体多维地呈现了西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面影以及各色人物的复杂命运。小说气象磅礴,想象丰富,叙事手法多变,充满了浓郁的玄幻色彩和浪漫主义,又不乏历史真实的书写,“具有 ‘民族志’和 ‘文化史’的价值和特征”(韩高年语),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历史厚度和文学表现力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小说“故事场”所在的中国西部,在今天中国甚至世界范围,都是一块让人充满遐想的高地。这块高地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高远,还是人类文明进化史的高地、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地之一。西部历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这里不光是氐、羌、吐蕃、吐谷浑、匈奴、回纥、突厥、乌孙、党项、鲜卑等古老民族的主要聚居地,是中国古代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也是世界几大文明交融、碰撞的枢纽。我在《中国西部新文学史》序言中曾这样写到:“西部地处内陆欧亚的东部,从人类的童年开始,就是一块生长英雄和英雄史诗的高地,一块放牧着野心和激情的高地。这里曾是人类文明的交汇地之一,世界几大文明在此留下了碰撞、融汇的历史印记。古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东西方的玉石、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等的贸易之路,也是古代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和通向世界的主要通道。”《野马,尘埃》所展开的宏大叙事就发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因为作者冯玉雷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西部民族史、西域史地有过十多年的专门研究,所以才有可能调动如此丰厚的知识积累,通过小说艺术来实现自己对人类文明的这一特殊历史切面的文学关照,并透过文明的碎片,反映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和历史变动中各阶层人物的命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打破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使小说《野马,尘埃》的叙述具有新鲜感,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小说用金、木、水、火、土、八卦、十二星座、十天干、十二地支、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佛教哲学术语如色、香、味、触等作为“部”、“卷”名称,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章”和“节”(比如“白金部”、“青木部”,“乾卷”、“坤卷”等)。宏大叙事在神秘氛围中拉开,这一神秘色彩最早出现在“白金部 《宁布桑瓦》”篇,“倏”也就是尚修罗的降生,异象丛生,先是“露出半截尖角”,然后是“天灵盖、额头、耳朵、眉毛、眼睛——他的眼睛黑又亮,如同两粒珍珠,又像秋天的青海湖光泽闪耀”,最大的异象是他没有发出第一声啼哭,却不停息地叙述,用吐蕃语、印度语、唐语、突厥语、龟兹语、吐谷浑语、新罗语等几十种语言叙述,叙述内容涉及吐蕃历史、部落纷争、往来和亲和吐蕃各地的兵员部署,以及唐朝和吐谷浑等几十个部落的情况,而且这一叙述是“现场直播”,像野火般迅速蔓延到吐蕃以外的地方。被记录的叙述内容就是《宁布桑瓦》,从此被当作“玄秘之物”。“倏”(尚修罗)降生时的异象,与西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中主人公出生时异象丛生的母题吻合。相传英雄格萨尔出生时,天际祥云弥漫,霞光万道,彩虹盖住了正在雅碧江畔牧场上的格萨尔母亲。英雄玛纳斯出世:“一只手掌握有血块儿\另一只手紧攥着肥油\在他掌心的凸起处\“玛纳斯”字样的印痕\历历在目,十分鲜明\当婴儿尝到第一口黄油\便开始张嘴哇哇叫嚷\响亮的声音直冲云霄\天空骤变,冰雹突降\森林中的飞禽走兽,受到惊吓四处逃窜”…… 类似的神授、异象等灵异事件,在《野马,尘埃》中比比皆是。西部文学中的人物或者史诗英雄身上的超自然现象和神性色彩,与西部的自然环境、弥漫在西部旷野中的“万物有灵”等自然崇拜、驳杂的宗教信仰等密切相关,因为“人神相遇和人神同一的体验和认知,表现在不同的宗教形式中”(《中国西部新文学史》P27),存在于西部自然中。这为文学叙事预设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穿越”表达的可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说《野马,尘埃》是“中国唐代历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驰骋”。阅读《野马,尘埃》这部作品,无处不在的神秘色彩,充满奇诡的想象和隐喻,人物命运的跌宕和多舛,存在与毁灭的无常,有时让阅读者陷入一种对生命对存在的彻骨的虚幻感。从书名“野马,尘埃”到作为人质的“倏”(吐蕃贵族尚修罗)和“忽”(后突厥王子磨延泣),贯穿了自由奔放的生命本然,以及生命存在的无常和短促,这是一个存在和虚无的命题,困惑了人类几千年。帝王将相的雄心野心蔓延,如狂奔不羁的“野马”,呈现着人生辉煌的模样,但也是“倏”和“忽”,因为“倏”和“忽”是生命的常态。任何生命的存在对于浩渺的大自然来说都是“倏”和“忽”(极快的、迅速、突然),所有的辉煌、荣耀与渺小一样都只是“倏”和“忽”,即使如“野马”般强劲的生命,最终都是“尘埃”,这是生命存在的本质。给宏大叙事下的故事主人公赋予“倏”和“忽”这样的名字,具有特殊的寓意,它揭示了生命的转瞬消逝和存在的虚无,这是对自然生命与人的存在的大悲悯。正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如宋代方岳在《杂兴》一诗中写的“百年一瞬息,万事皆尘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正因为作家冯玉雷胸怀大悲悯和人文情怀,所以对翻滚的历史风云的叙述,时而高亢豪放,时而悲戚、温润、低徊,深切表达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怀。西部多民族融汇的历史过程,从来不是单一线条的、平和宁静的,始终贯穿着腥风血雨、惊心动魄的变动和人性的碾压,走马灯般上演的部族故事和民族融合,也只是中华民族史上的“倏”和“忽”。历史的辉煌与生命的丰盈,因为“倏”和“忽”而充满着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个时候,我理解了作家多次不厌其烦地用一句话“插播”大将军郭子仪生子、生女的真实用意:即使生命的存在是“倏”和“忽”,生命之河也在不声不息中永远流淌。开元六年十月,郭子仪与王翠翠在华州西马村成婚,次日,郭子仪赴任,王翠翠留守郭母祠堂。开元九年十二月,郭子仪长子郭曜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十一年六月,郭子仪次子郭旰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十二年十二月,郭子仪三子郭晞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十四年六月,郭子仪长女郭梅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十六年正月,郭子仪四子郭昢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十八年三月,郭子仪次女郭兰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十九年七月,郭子仪护送有身孕之回纥女到西马村,王翠翠亲自操办纳妾之礼。十一月,回纥女生郭子仪第五子郭晤(只此两句); 开元二十年十二月,郭子仪三女郭竹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二十二年二月,郭子仪六子郭暧在西马村出生(只一句);开元二十五年三月,郭子仪遣使护送回纥女返乡,在西马村生第七子郭曙。四月,回纥女病逝(只此两句)……之后的四女郭菊、五女郭凤、六女郭鹂、七女郭鹃、八子郭映、八女郭雁的出生,和以上表达一致,都是刀光剑影的历史叙述中的一句话“插播”,颇具昭示意味。作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一代名将,郭子仪的出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这种延续生命方式亮相。</p><p class="ql-block">为了强调小说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叙事时间的表达在《野马,尘埃》中被赋予了特殊意味,类似志书一样对时间详尽到年和月,就像以上列举的郭子仪生子、生女的“插播”,都是标记历史真实的叙述策略。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的,时间是探究存在的地平线,“存在”在时间的地平线上才显现出来,才凸显出来。作为小说家的冯玉雷显然深谙此理。在“黑水部 流沙战纪(吐蕃书)”中,从“壹卷 虎年记事”到“壹拾陆卷 蛇年记事”,每一卷都由初春、仲春、初夏、仲夏、暮夏、初秋、仲秋、暮秋、初冬、仲冬、暮冬这些季节词汇来统领故事的叙述,实际上这也是对历史的四季、生命的四季的记录和表达。四季的轮回往复,也是生命的轮回,还是回到了“倏”和“忽”。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尽管我的思考和理解还是浅显的,但对生命的“倏”与“忽”的存在之“思”,成为伴随阅读最强烈的感受。同时,我还有一种感觉,《野马,尘埃》的出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界在阅读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种挑战既是文本复杂的历史、民族、地理等语汇构筑的神秘语境以及连珠炮般密集的信息量和知识呈现带给阅读者的阻滞与压力,也是文本承载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虚构的丰富细节描写、灵异事件的密布、神秘主义色彩的贯穿等,带给阅读者的穿越感和时空切换的眩晕感。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当下的评论界,对于西部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的融合、西部的自然,具有一定的陌生感。就西部而言,对于层层累积的西部多民族历史文化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敦煌学等专业研究成就斐然,有的已经成为世界显学,比如敦煌学、藏学、西夏学等,但调动一切学术积累、融会多学科知识资源,用文学手段表现西部历史文化尤其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丰厚的内涵,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野马,尘埃》的问世,既是对西部文学的贡献,也是对多学科学术成果的文学化传播,对于丰富阅读者的民族历史文化等人文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马永强,文学博士,读者出版集团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p> <p class="ql-block">感谢《东亚汉学研究》刊发“冯玉雷长篇小说巜野马,尘埃》研究专辑"![强][玫瑰]</p><p class="ql-block">感谢东亚汉学研究会本届会长李继凯教授及国内外诸位汉学家的辛勤付出![强][玫瑰]</p><p class="ql-block">感谢批评家谢天开丶朱忠元丶李清霞丶韩伟丶赵录旺丶白晓霞教授的辛勤撰述![强][强][强][抱拳][抱拳][抱拳] ​</p>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叙事的互文性刍论</p><p class="ql-block">作者:谢天开(四川大学教授)</p><p class="ql-block">冯玉雷先生的小说《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丝路历史文化小说自有其强烈的探索性与明显的跃升性,并呈出文学民族志的诗学风格。</p><p class="ql-block">这样文学民族志,是以新旧唐史的中土正史,与西域的北方丝路、与西南的南方丝路的种种文书传说加以混合,让“中心”的唐朝史与“边缘”的各民族史相互对映,建立起了客观历史叙事与主观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在真实与虚构的互化之间成就出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野马,尘埃》作为探索艺术小说其风格瑰丽奇异,让读者在阅读之时,往往超离了昔往既有的阅读经验,甚至初始产生一种晕眩与幻觉,继而慢慢地感受到西域大漠雪域高原与云贵红土高原的凛烈、清刚、华彩、缤纷的壮美与优美,让读者或有面对天书之感、阅读异书之叹。</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丝路历史文化小说,其所并置呈现的互文文本,既与已有存在的文本诸如新旧唐史相关联;其主调与同期存在的相关西域文化北方丝路的文本相关联,如吐蕃、回鹘、大食、粟特、匈奴、楼兰、莎车、大夏、大月氏等西域各民族部落史及西域诸国别史;还与后发现的敦煌诸种文本相关联;其副调则与同期存在的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文本相关,如南诏国史;从而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致广大,尽精微”的民族志的诗学风格。</p><p class="ql-block">《文心雕龙·隐秀》:</p><p class="ql-block">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互文性[[1]]的丝路历史文化小说,其互文性的基础是由于丝绸之路文化的多元性所决定了的。</p><p class="ql-block">学者沈福伟在《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里指出:</p><p class="ql-block">丝路学是一门20世纪才问世的新学问,也是一门涵盖了文化、历史、宗教、民族、考古等人文科学,以及地理、气象、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汇聚了众多学科,综合研究多元文化的学问。[[2]]</p><p class="ql-block">正因为无论是南北丝绸之路,都存在着因生态环境殊异、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宗教的多元、民族和语言的多源;还有东西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交汇,造成了诸种文化多元性与互文性,由此在南北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层构成决定了《野马,尘埃》作为文学文本所反映的环境、种族与时代的互文性。</p><p class="ql-block">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学者董希文认为:“我们可知文学文本的客观性是通过文本中的语言、结构、互文等因素层层体现出来的,它们渐次递进,互相影响与制约,共同构成了文学文体客体。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一层次是辨析语言,对作品进行语言结构分析与描述。文学文本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体察结构。文学文本的第三个层次是剖析文本间的联系,即揭示互文性。”[[3]]《野马,尘埃》,作为一部互文性的丝路历史文化小说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叙事结构的互文性、叙事方式的互文性和叙事语言的互文性。并且,《野马,尘埃》作为文学文学文本,它的“互文意味着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之间存在着可征实的文字术语或不可征实的精神意念上的多样联系,它是理解文本意义必然涉及因素。这种理念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已将文本视为一种开放的客观体系,而不仅仅是封闭的语言、结构及其由此构成的有机体。”[[4]]</p><p class="ql-block">为了可征实历史的与不可征实的神话产生多样联系,为了将繁复变得有序,《野马,尘埃》作为文学文本,一方面呈现出繁复互文性文本的并置,另一方面又象征意味文化符号加以简约,如此让小说有了明显的探索实验的意义。亦如作者所言:“我一直对艺术探索着迷。”</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作为文学的民族志,其“互文”为横向共时性的多元共生的样式,其“影响”为纵向历时性的融合交流的切片。本文为探析的集中,主要侧重为横向的共时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其文学文本是如何阐释意义及文本意义生成的多种可能性。</p><p class="ql-block">一、叙事结构的互文性</p><p class="ql-block">小说的特征之一,叙事结构的互文性,这样的叙事结构主要为,一是将唐史与西域民族史并置;二是将中西方文化并置。</p><p class="ql-block">将唐史与西域民族史同时呈现,以让一千年前发生的:从祁连山以北至敦煌以西,从疏勒河到昌蒲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天山南北;以让长河落日圆的农耕文化与大漠烽烟直的游牧文化之间彼此进退、彼此战争、彼此融合,有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历史文化的原态还原。二是将中国文化与西亚各国文化同时呈现,如大食、大月氏等。</p><p class="ql-block">小说的结构相当奇异,在虚构人物尚修罗串联下,化用《庄子》中的寓言:“倏”、“忽”、“混沌”虚构的物体引入小说:</p><p class="ql-block">相传,东海大神帝俊饲养羲和、常羲、娥皇三种神鸟。每年三月初三,在羲和青海龙居岛产十颗巨卵,名曰“混沌”;六月初六,常羲在浦昌海龙居城产下十二颗巨卵,名曰“倏忽”;九月初九,娥皇在洱海生下鸟首人身怪物无数,统称“三身”。……“混沌”初为纯白,后吸日月精华,感潮汐澎湃,焕得五彩斑斓,光芒四射。……“倏忽”色彩斑斓,变幻莫测,若拥有,可保天下太平,永无雹灾瘟疫之忧。[[5]]</p><p class="ql-block">小说的题材以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时期为背景, 以十颗巨卵“混沌”与十二颗巨卵“倏忽”为典籍文化容器,作为主要以唐朝、吐蕃、回纥、南诏等西域各族及西南各族的控制和争夺的宝器而为小说线索,反映的西域各族及与西南各族与中土唐朝彼此政治、军事、文化势力与影响此消彼长的恩怨纠葛,主要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接壤处的北方丝绸之路上,其次在西蜀盆地与云贵高原接壤处的南方丝绸之路上,演出了一幕幕神异的历史戏剧。</p><p class="ql-block">亦如作者在后记所述:</p><p class="ql-block">故事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僧诤事件展开,努力把中古时期吐蕃占领沙州前后,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政权的矛盾冲突及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包装,在广袤地域、深远历史与纷纭人物交织的时空中展开宏大叙事。[[6]]</p><p class="ql-block">为了让小说的纷纭人物“在更为重要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同样宏大的实在:权力、变革、信仰、压迫、劳动、激情、权威、优美、暴力、爱情、名望”,[[7]]从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家族、家庭各个文化层面来呈现人性的复杂。</p><p class="ql-block">亦如作者在后记所述:</p><p class="ql-block">我让唐朝皇帝、武将、文臣、商贾、宗教人士等众多历史人物直接出现在小说中,化实为虚,化虚为实,使他们都成为承载小说表达的意义符号。[[8]]</p><p class="ql-block">为了让繁复叙事编织得紧密,在小说中,无论是以中国元素的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为卷名;或以易经八卦为卷名,或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为卷名,或以十二生肖为卷名;还是以西方的十二星座为卷名,以佛教的六识为卷名;其在结构意义上出现两重文化的互文性:其一, 中土汉族文化与西域各民族族群文化的互文性;其二,中西方文化交织的互文性。如此的打破传统小说结构方式,正让繁复的宏大叙事变得有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里指出:“怀特海曾经为自然科学提供了一条准则:“寻找简单并怀疑之”;对于社会科学,他可能会提供另一条准则:“寻找复杂并使之有序”。[[9]]并且,为了展现描述题材的宏大性,而且避免小说陷于散漫,小说是通过“混沌”、“倏”与“忽”串联,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象征与隐喻的符号性,从而达到一种“寻找复杂并使之有序”的民族志的诗学艺术效果。</p><p class="ql-block">这样的双重文化的互文性,既描述展现了西域文化走廊的各民族文化战争与和平、迁徙与聚合、商贸与联姻碰撞与融合,也描述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如此,我们可以认为如此的互文关系,实际便是一种“文化并置”关系。</p><p class="ql-block">小说的叙事结构的互文性,还表现为块茎[[10]]性的结构。这样的互文性的块茎性的结构,在呈现中土汉族的民情民性的同时,尤其描述了丝绸之路各民族族群的风土、风物、风情、风貌、风尚等,而让小说具有了民族志的诗学风格。</p><p class="ql-block">小说的叙事结构的互文性,亦有明显的神话叙事而在其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呈现出民族志诗学风格的寓言性。</p><p class="ql-block">摩诃衍法师指指赛台,说:“你们看。”</p><p class="ql-block">赛台上的白色的鸟卵上,金黄色的文字闪闪发光。多种文字,多种宝光。梵文字、吐火罗文字、唐文字、吐蕃文字、突厥文字、回鹘文字、大食文字、突骑施文字、仲云文字、粟特文字、吐谷浑文字……</p><p class="ql-block">伴以鸟鸣花香和隐隐雷声。</p><p class="ql-block">“羲和”“混沌”不断膨胀,悬在半空。</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摩诃衍冲朕笑一笑,然后,将“羲和”安装到月角位置,将“混沌”安装到日角位置,大踏步离开了观众。[[11]]</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作为文学的民族志,将丝路上发生的“这些故事收录在已经成文的报告中,它们在描述真实的文化事件同时,进行了附加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宇宙论的陈述。民族志写作在其内容(它所说的各种文化及其历史)和形式(它的文本化方式所隐含的)两个层面上都是寓言性的。”[[12]]如此的叙事具有民族志的寓言性,寓示着丝路各民族的文明平等进步繁荣昌盛与日月同光,与天地久长。</p>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叙事的互文性刍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谢天开(四川大学教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二、叙事方式的互文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小说的特征之二,叙事方式的互文性。这样的叙事方式,主要表现为其一,为文化象征与隐喻的符号性;其二,是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深描;其三,是文本拼贴与戏拟及戏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所谓文化象征与隐喻的符号性,即将象征与隐喻符号化。“象征”乃为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隐喻”乃是比喻格的一种,本体与喻体之间形式上为相合。在文化与传统里,符号秩序就是历史与记忆。在《野马,尘埃》小说里,象征与隐喻在作为艺术表现手法,其功能与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语言修辞格范围,而跃升文化符号。小说承袭了中国古典特有的小说神话传说的文学风格,并在现代小说叙事的总体性中,不断以虚为实,化实为虚而小说呈现出符号文化的象征意味。如在将“倏”、“忽”、“混沌”虚构的物体的引入,皆有明晰的中土汉地文化的符号指向。再如,“狼孩”、“栓马桩”这些日常之物称,亦具有西域文化的符号意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野马,尘埃》小说里,表现为引用、改写、吸收与扩展,其互文性功能性如同叙事学家在其《叙事学词典》所释:“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13]]在作为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深描中,历史叙事是可言之理,可征之事;而神话传说则为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深描,让此在文本与前在文本之间存在着可征实的文字术语,或不可征实的精神意念发生多样联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清代诗话家叶燮在《原诗·内篇下》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历史叙事的此在文本与神话传说的前在文本的并置,而产生的互文性,让《野马,尘埃》作为文学文本,得以获得了“用语言表达那些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学即人学。在神话传说叙事中,“神话作为文学的母胎,同文学一样具有‘人学’的性质。”[[14]]</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野马,尘埃》小说里,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深描,如此叙事方式,一方面是承袭了从《山海经》、《搜神记》、直至唐传奇的叙事传统,另一方面,如此叙事方式让小说叙事性显得亦真亦幻若闪电若雷鸣,将一千年的大唐与丝路风光与故事描绘得无比奇异而神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即“神话”象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者科学的真理相抗衡,而是它们的补充。[[15]]</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巽卷。不断改元,直到满意为止”里,分别描述了唐朝三名人出生时的奇异:</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八月初五,李旦第三子李隆基出生。稍长,武则天与群臣正观看斗鸡。李隆基开始紧皱眉头,哭闹不止。到精彩处,眼放光芒,竟抚掌大呼:“好斗!好斗!”,声震如雷,众人惊诧。武则天却眉开眼笑,说:“小阿瞒,难道你是斗鸡神童?这么小能看懂?还会说?呵呵。”此后,她对李隆基疼爱有加,逢斗鸡。都携同观看。[[16]]</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十一月二十七日。碎叶城“混沌”突发亮光,五彩斑斓。李白出生,昼夜啼哭。郭知运受邀携郭子仪赴宴,李白见郭子仪。鼓掌大笑。[[17]]</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以上两名人出生皆有奇异祥瑞,而安禄山出生时则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长安三年正月初一,宫廷内外张灯结彩,庆祝春节。午时三刻,东北上空忽然阴云密布,怪风呼啸。……二月,武则天令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亲率骑兵三百前往侦查,最终在营州发现黑云源自突厥女巫阿斯德七十岁时所生婴儿之脐带。其婴名为轧荦山,头脑光如肉球,口耳眉目全无。时安阿史德年事已高,料知无乳汁,之前便豢养黑毛母狼,挤狼奶,从婴儿肚脐喂入。轧荦山肚脐处黑云滚涌,李多祚视为妖孽,拔剑欲斩。……时安延偃年二十,身材魁伟,坚持娶阿史德为妻,收轧荦山为义子。阿史德遂将轧荦山更名“安禄山”。[[18]]</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凡此等传奇,虽然不合常理,却于历史离奇事件里显示出历史文化的真实。如此的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深描,将可言之理与可征之事,和不可言之理与不可征之事进行混合深描,其效果就如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所言:“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思,言授于意。”在历史叙事的真实与神话传说的想象的互文之间,虚虚实实地显示出历史的想象与文学的真实。这是因为这样关于神秘事物记录互文呈现,“它结合了现实和幻想,因为它以天真的现实主义的语言叙说着神秘,以神秘的语言叙说着日常,并使得一方的理性成为另一方的合理性。”[[19]]在《野马,尘埃》小说里的历史叙事与神话传说的混合深描,这样的互文文本亦是一种开放的客观体系,互文是文本间的呈现出共时性的横向渗透,而不是文本间的历时性的纵向影响传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野马,尘埃》小说里,戏拟及戏仿为叙事方式的又一路径。在《红火卷·桑耶寺第贰组问答》里,就充满了用诸种文体互文并置的戏似及戏仿叙事,如新闻文体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据可靠人士透露,两位着奇异的豪华派对盛宴形象代言人魔幻女和金珉珉抵达讼割,他们重金租用“清水盟坛”广场,忙不迭地开展推介活动。数位顿门信徒裸体游行,抗议“绯闻男女污染净地”,因为摩诃衍弟子卧轮将于七月十一日在盟坛讲经,预计参加人数超过五千。两位形象代言人声称也是顿门信徒,此举意在热场。[[20]]</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戏拟及戏仿是一种间接模仿或者转换前在文本以形成此在文本的创作方式,此导致互文现象出现。这样的戏拟及戏仿在小说《尘埃部·佛诤记(下)》里,用以叙说佛教史上有名的“僧诤大会”中的顿悟派与渐悟派展开论辩的前奏叙事,虚构出一个“豪华派”,有着明显的解构与消解的意味,进而让虚构的文学文本解构与消解经典的历史文本,藉借反讽的方式消解庄严与崇高,突出历史结局的偶然性与或然性,淡化历史结局的必然性。让历史文本不断地转化为文学文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三、叙事语言的互文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小说的特征之三,叙事语言的互文性。小说叙事语言的互文性,一是表现在各种文体的并置;二是表现在地域文化语言的并置;三是表现在各类语言风格的并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语言是文学文体构成的表征,也是分析文学文本必须要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心雕龙·体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这样的“体性”是可以视为语言的规范形式与表达的文体风格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的互文性在文体上,主要表现在各种文体的并置。如典故、引文、改编、书注、回忆、敕令、奏表等等文体的语言风格,一方面调节了叙事的节奏,变化了叙事的语言模式,让语言的风格呈现辩证的张力,“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还包括赋予其意义的各种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的整体关系。如此表现不同民族对世界存在的多样多元的感觉、知觉、联想与想象、认知与理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在小说的语言句式、语义上,主要呈现或为唐朝汉地编年史的简洁,或为吐蕃藏地叙事的华彩词语密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人间希望,万明福田、英明卓越之赤松德赞座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获颇罗弥告身之大将尚赞摩怀着无比虔敬之心情于马年布谷鸟首次啼叫时禀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聪慧通达,明查秋毫的赞普座下:直到现在,卑职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初生婴儿能用多种语言叙述内容繁杂之《宁布桑瓦》,并同声传播到远近各地,且被唐人一字不漏的记录在芦苇纸上。[[21]]</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小说的叙事语言风格的互文性,亦如《野马,尘埃》作者自己所述:“为了强化表达效果,我还有意让叙述者随着感情的剧烈变化混用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甚至流行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如此并置互文性,让小说的艺术风格众声喧哗而五彩缤纷,氤氲出西域特有族群、气候与风尚奇异而神秘的氛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色版卷 从混沌到容器”开篇叙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咱的精神故乡在黄河以西的高山峡谷与广袤草原。成群结队的野马主宰着这里,它们可可以不吃不喝连续奔跑三天,在雪山冰坂,崇山峻岭间穿梭,也常常横渡流沙,穿越荒原。当蓝天大地敞开胸怀作为它们表演的舞台、当闪电般身影在云雾间沉浮隐现,当密如雨点的马蹄声敲击大地心房形成剧烈风暴.当野马群在震耳欲聋踢踩强音伴奏中变换优美壮观的队形,咱感觉到,咱诞生了。存在方式是长满眼眼与触角的山脉、无处不在的空气、生生不息的细菌,等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个时代的特征可以用关键词“混沌”概括。[[22]]</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如此的叙事语言的互文性效果则是“返虚入浑,积健为雄”,“雄”为横抱太空,“浑”是具备万物。自有一片葱茏絪缊的鸿蒙气息,如司空图《诗品》论“雄浑”所言“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如此的叙事语言的互文性,应是充满作者的主观心理的投射在客观对象的描述之上的,从而让表现性的文本与描述性的文本,跃升至意欲性的文本与审美性的文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倘若吐蕃语是蓝色、于阗语是橙色、突厥语是黄色、吐火罗语是紫色、佉卢语是青色、梵语是赤色,那么,唐语就是前七种颜色融合在一起的阳光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最后,我依然决定选择唐语。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和目前仍在使用的所有语言中,它的精神气质最接近野马。它是风格,寓诙谐于方整;它是气质,寓感性于庄严;它是梦想,寓激情于燃烧。[[23]]</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叙事语言的互文性,正是建立在丝路各民族语言的统理无碍的混杂斑澜融合性上的,唐语为其载体。这在民族志的诗学意义上,呈现出一种生态文学语言的联系性、异质性、多元性和平等性。当然,由于因本文探析的侧重所在,相关其文学文本的生态意义的研究应另为专门的探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四、结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作为丝路历史文化小说,其内在特性表现于写作的互文性之中,其小说的表现形式符合于丝路文化多元与繁复的外在特性而呈现出民族志风格。其叙事的互文性的启示在于,文学文本形式的流变与演进不仅在于作为历时性的各种经典文学文本,即文化的影响上,更在于作为共时性的民族文学文本与民间文学文本的交流与融合,即文化的生态的共生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冯玉雷先生在小说后记里言:“创作之初,我有从容时间钻研历史文献和学术问题,也能够沉下心来立体化、全方位探索小说艺术表现手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心雕龙·体性》曰:“盖沿隐以至显,因内符外者也。”《野马,尘埃》作为一部探索艺术的文学文本所呈现的互文性,让小说叙事性从文学民族志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学思想跃升至历史哲学的层面,而符合于丝路文化特有的历史时代的精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天地者,容器也;而在这容器之中的目前景象往往是混沌迷蒙的;而过往的历史迅疾似野马,文明纷落似尘埃,梦幻泡影如露如电。这正是《野马,尘埃》所展现的丝绸之路的鸿蒙与文明的景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神话研究院2020年度立项资助一般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20SHYB04。</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谢天开,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授,作家;李劼人研究学会理事、成都薛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已公开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学者辑录。已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国共兄弟》、编著《民间艺术十二讲》、文化传记《大唐薛涛》、现代诗话《唐诗:诗人与文化》、《蜀都竹枝:竹枝词中的民俗万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寻根作家冯玉雷</p><p class="ql-block">李继凯</p><p class="ql-block">(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p><p class="ql-block">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是通过文学艺术方式表现丝路文化衍生、磨合与交流的重要文本。富含丝路况味,寄寓寻根幽思,贯通古今,情理交融,别出心裁,独树一帜。我曾经给冯玉雷带过课,有同校研习之缘分,彼此更深的关联则是文化之缘,是对丝路文化、文学存有共识。在这样一个创业兴业成为时代要务的新时代,关注和研究丝路以及升级版“一带一路”是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探索和交流,关注丝路、建设丝路的人们也会逐渐形成一些共识,甚至会逐渐生成“丝路共同体”的共命运的兄弟般的亲情感觉,在此基础上,丝路文化包括文学才能有更好的流通传播,由此也才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文化汇通、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些关键词下面,我觉得文学创作一定要围绕着文化深层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历史的细节进行书写,就是说要对那些所谓文化命运的东西有一种深切真切的观照,给出具有艺术性的总结及阐释。在这方面,冯玉雷多年来做了非常惊人的探索。他对敦煌以及西域的书写,成就了关乎丝路人文、历史的《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及《禹王书》等一系列作品还有最近出版的精心之作《野马,尘埃》,皆为当代中国西部文学尤其是丝路文学做出了切实的重要贡献。</p> <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为历史题材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生面</p><p class="ql-block">作者:罗昕</p><p class="ql-block">2021-04-27 澎湃新闻首发</p><p class="ql-block">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p><p class="ql-block">4月24日,作家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4月24日,作家冯玉雷长篇小说《野马,尘埃》首发式暨研讨会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野马,尘埃》是冯玉雷历时12年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上下卷近百万字。它以《庄子》文本中的典故“野马”“尘埃”为构思,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乘顿悟正理决》等文献为主要创作材料,以安史之乱前后的中国唐朝为历史大背景,以青藏高原、西域大地、河西走廊、中原地区为人物活动大舞台,呈现出当时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在变动时期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今年1月,《野马,尘埃》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首发式现场此前,冯玉雷已创作出版过系列敦煌文化题材的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禹王书》及影视剧本《失踪的女神》《飞天》等。他说:“三十多年来,我始终将文学创作扎根于民族文化,忍受孤独,锲而不舍。华夏民族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丰厚丰富的灿烂文化,我的敦煌文化系列探索小说,包括《野马,尘埃》,仅仅是一个文学探索者的抛砖引玉之作。”</p><p class="ql-block">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表示,《野马,尘埃》弥补了小说创作领域吐蕃题材有所欠缺的不足,为历史题材小说写作开辟了新的生面,添加了新的色彩。</p><p class="ql-block">今年1月,《野马,尘埃》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写出了一种气象的声音之书</p><p class="ql-block">在《野马,尘埃》里,冯玉雷以中国文化元素金、木、水、火、土,八卦、天干、地支、四灵,西方十二星座,及佛教术语色、香、味、触等名称为各章节命名。故事围绕吐蕃历史上著名的僧诤事件展开,容纳了中古时期吐蕃占领沙州前后,唐朝与吐蕃、南诏、吐谷浑、回纥等周边部族矛盾冲突及相关历史事件。上至帝王将相、高僧大德,下至巫婆驼夫、歌姬舞女等,各色人物承载小说表达中的意义符号,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p><p class="ql-block">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评价《野马,尘埃》是一部声音之书,它充满了多民族语言,充满了纷繁复杂的“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状态。</p><p class="ql-block">“《野马,尘埃》写出了一种气象,这一气象上接先秦与汉唐。”《大家》主编周明全说,“这一气象既是《庄子》‘逍遥游’中鲲鹏展翅,水击三千里,扶摇直上九万里,激起野马奔腾般气息、尘埃浩荡飘扬的景象,又以宏阔的视角,写出了汉唐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广袤地域、深远历史、纷纭人物所构成的时代。”</p><p class="ql-block">《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也认为《野马,尘埃》涉及多种民族、宗教、文化,各种叙述声音共同构成了一个混杂的大世界。“其中有宏大庄重的正史书写的权威声音,也有历史中个人的声音,尘埃的声音,在这部作品里,它们都出现了。文中还有奏章、批注等各种文体,放在不同的位置,形成一个多声部的文本。”</p><p class="ql-block">他从《野马,尘埃》的文本结构看到了它的文学抱负。“一看目录我就觉得很好玩,融古今中西于一炉,有着建构宏大的世界观的努力。但是从文本结构和具体细节来看,也存在很多难点,比如各部、各卷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章节的命名和内容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由于所写的本就是一个非常多元复杂的世界,很难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文学秩序。”</p><p class="ql-block">冯玉雷具有先锋性质和“探索意识”</p><p class="ql-block">周明全认为,《野马,尘埃》受到了米兰·昆德拉的影响。昆德拉的小说包含了各种形式和体裁,比如音符、字典、哲学的讨论等等,他把小说看作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学形式。“这一点《野马,尘埃》受其启发,并加以创造性地利用,比如小说包含各类文本的衔接,包括神话、奏表、史料、叙录、问答、批注、关键词及其注释,这样就打破了定于一尊的叙事声音,使小说写作成为复调的呈现,小说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从而为戏仿、消解、拼贴提供了可能性。”</p><p class="ql-block">周明全因此将《野马,尘埃》视为一部“探索小说”。“‘探索’还体现在当下流行话语、社会现象对历史事件的‘戏仿’。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戏仿又称‘滑稽模拟’,我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它的作用在于对正统的历史、对历史真实性构成了挑战。”</p><p class="ql-block">他说,这两点现象层面的探索,也许正指向了这部探索小说的核心要义:历史是叙述。没有所谓的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本质是叙述。这就意味着,历史由多重真相构成,没有单一的真相。历史记忆不仅是国家的、官方的,也是个人的。这使这部小说具有后现代主义意味的哲学。</p><p class="ql-block">《文艺报》评论部编辑行超也认为《野马,尘埃》的写作有着强烈的探索意识,比如:人物、情节虚实结合;叙事视角与人称的频繁转换;语言文白结合,既有类似编年史的叙述语言,又有非常生动的人物语言,甚至还有网络热词。“这是一部具有先锋性质的作品,作者在写作中有一种把一切都做到极致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独一无二的。”</p><p class="ql-block">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底</p><p class="ql-block">从《野马,尘埃》联想到井上靖的《敦煌》、叶舟的《敦煌本纪》、马鸣谦的《降魔变》,岳雯看到了当下文学叙事中,敦煌这一地方越来越多地被征用,成为处处可见并不断生成丰富意义的文学空间。</p><p class="ql-block">“这固然与作家个人的审美趣味与精神维度有关,某种程度上,也与一个时代的自我认知与空间想象有关。‘敦煌’这一主题的文本再生产可以视为一种话语政治。一方面,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敦煌成为关注焦点。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文化场域中,敦煌以其处于跨地域、跨文化以及流动的精神空间而被选择,被不同的话语力量所争夺并以多种文化形式被表现。”岳雯说。</p><p class="ql-block">“敦煌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碰撞的地方,这里会产生很多具有神秘性与异质性的故事。”行超表示,之前有关“敦煌”的文学作品多以敦煌这个地方或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写作手法还是传统的虚构文学的方式。《野马,尘埃》与这些敦煌或西域题材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以传统的‘讲故事’与‘塑造人物’为核心,或者说‘讲故事’与‘塑造人物’至少不是这部作品唯一的宗旨。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底子不是虚构,而是非常扎实的学术考古与研究。在这种实的基础上,努力追求文学化的细节呈现。”</p><p class="ql-block">《名作欣赏》主编张玲玲从《野马,尘埃》想到学者型小说的当代性承接与超越。她表示,学者型作家更注重以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经验来完备小说形态,《野马,尘埃》即是冯玉雷以西域民族史、敦煌学、佛教史、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等为核心知识经验,同时借助于极具先锋探索性的小说叙事技巧所完成的学者型小说。“而它作为小说的‘学术性’,不仅体现在它所涉猎的神话学、历史学、敦煌学、佛教史等专业知识,还体现于作者在将‘小说艺术’与‘学术研究’进行关联时,所赋予小说在文体规范上的诸多创造、解放与突破。”</p><p class="ql-block">如何赋予传统以这个时代的生命力</p><p class="ql-block">在白烨看来,《野马,尘埃》的写作与出版,涉及到历史题材小说的当下写作,文献资料的文学生发,以及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等一些列重要问题。</p><p class="ql-block">王晴飞也谈到了“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五四’以来,我们中国的新文学横向移植了西方的传统和现代,与我们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断裂。今天的我们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处境和面临的问题与五四时代也已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我们处理传统的方式,都会和五四先贤不同。我想我们要学习‘五四’的恰恰是那种勇于或者说善于面对自己的真实处境并提出时代问题的精神。”</p><p class="ql-block">在看《野马,尘埃》时,他发现这部作品的一大特点和贡献是对传统的激活。“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想象,同时我们对历史的回望也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人类走向文明更发达的阶段时,对文明本身会有警惕,会有担心。我想《野马,尘埃》对传统的再创造会给今天这个已经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时代带来启示——我们如何面对并激活传统,如何赋予传统以这个时代的生命力。”</p><p class="ql-block">在肯定之外,评论家们也纷纷认为《野马,尘埃》还可以在可读性等方面做得更好。此次活动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东亚汉学研究学会、西北师范大学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科研平台集群、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