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了的临华村124号

人和李吾

　　“临华村124号”，曾是重庆第二人民医院众多宿舍中普通的一处。如今，这个坐标已从地图上悄然抹去，关于它的鲜活印记，唯有那些曾与它紧密相连、至今健在的人们，还留存着挥之不去的回忆与牵挂。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而是化作了一代人人生旅程里，一枚沉甸甸的记忆符号。

关于临华村124号的过往，我多是从零散的资料记载与长辈的闲谈中拼凑而来——它的前身，原是重庆市卫生局下属的一处培训卫生人员单位所在地。这处院落紧邻重庆巴蜀小学，以一墙为界，自成一方独立完整的天地，是典型的“大院中套小院”格局。

大院是院落的核心，三栋一楼一底的房屋呈U型铺开，中间簇拥着一片开阔空地，既是人们集会的场地，也是操场或球场；角落里还立着一间稍大、空间较高的屋子，估计过去常被用作教室或会议室，承载过不少集体活动的热闹。大院靠近重庆巴蜀小学旁则嵌套着一座小院，由一栋夯土平房与两栋夹壁墙平房合围而成，多了几分紧凑的生活气息。
整个院落的配套简单却齐全：边角处有一座男女分设的厕所，蹲位不多却够用；一旁地面砌着消防水池，旁边还安了个共用自来水龙头，清晨傍晚总围着打水洗衣的邻里，满是烟火声。院落只有一个正门，出门便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往左走，能通到中山二路重庆第二人民医院的后门；往右去，则可抵达张家花园的平街。
至于院外，稍远些的地方仅有“农园”等寥寥几处单位宿舍，其余大多是居民自行搭建的简易篷房，稀稀落落地挨在一起，反倒衬得临华村124号的院子更像当时一片杂乱里难得规整的“小世界”。

（一）

我家与临华村124号宿舍的缘分，要从1958年下半年说起。那年我8岁，刚在重庆枣子岚垭小学念一年级。父亲当时在重庆医士学校工作，恰逢学校要搬迁到袁家岗（也就是后来的重庆卫校），我们一家八口便随之迁居——父母、已上中学的大哥、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还有年过八十的爷爷，再加上我，从枣子岚垭原重庆医士学校的宿舍（如今已划入重医儿童医院范围内），搬到了母亲所在单位——重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即重庆市外科医院的前身）的临华村124号宿舍。

我们搬进来时，临华村124号里已经住了近三十户人家。因我家人口多，又是三代同堂，便分到了三间房：爷爷和大哥住大院主楼二楼靠内庭的那间，父母则带着我们四个年幼的孩子，住到小院内的两间夯土平房里。至于做饭，就得在小院进门的过厅里，和另外几户人家共用一处集体厨房。

在临华村124号，我们一住便是数十年，直到该地拆迁。从懵懂童年、青涩少年，一路走到意气青年。那些年里，我们这代人经历的重大变迁，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大跃进”的热潮、“三年自然灾害”的艰困、“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还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离别、“招工回城”的期盼，以及“粉碎四人帮”时的振奋。住在这儿的每户人，日子过得不算轰轰烈烈，没有大悲大喜的剧烈起伏，却也在柴米油盐里尝遍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藏着太多至今想起仍心头温热的故事。

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临华村124号也跟着重庆这座城市的脚步，朝着更好的生活蜕变。旧日的矮房被推倒，高楼一座座拔地而起，整个片区彻底旧貌换新。从此，“临华村124号”这个名字从地图上淡去，熟悉的老院子没了踪影，曾经朝夕相处的邻里也各奔东西，唯有那份在老院里沉淀下的旧情，始终牢牢刻在心里，怎么也舍不得放下。

1959年入住临华村后的第一个儿童节，我满9岁，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二）

住进临华村124号时，恰好是1958年。那时我刚懂些事，总隐隐觉得院子里的大人们一天比一天忙——他们下班后鲜少歇着，要么匆匆去参加单位组织的学习，要么留在岗位上加班，忙着些我们小孩看不懂的事，连分给我们这些孩子的关心，都变得格外有限。

那一年，“落后就要挨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口号响彻大街小巷，国家要赶超英美的雄心，像一团火似的烧遍了每个角落。“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墙上刷着标语，广播里反复播报，连我们这群背着书包的孩子，都能把这些词牢牢记在心里。没多久，这场全民参与的热潮就涌进了我们宿舍院：家家户户都在翻箱倒柜，把家里能找到的“废钢烂铁”捐出来；大人们还带着孩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去山上砍树、捡柴，好像要把全身力气都扑进去。

当时全国都在掀起大炼钢铁的高潮，人人都想着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宿舍自然也不例外。大家信奉着“有条件上，没条件也要上”，靠着“群策群力”，在院子中央的空地上搭起了土法炼铁炉。那炉子看着简陋，却点燃了所有人的热情——短短几天时间，家家户户能捐的铁器几乎都进了炉膛，除了做饭离不开的菜刀和铁锅，连旧铁钉、破铁勺都没剩下。更有甚者，听说之后要办公共大食堂，连铁锅菜刀都砸了，一门心思扑在“钢产目标”上，仿佛那炉红火能烧出好日子似的。

往日宁静的院子，就这么被锣鼓声、吆喝声填满了。土炉砌好后，日夜都不停火：鼓风机“嗡嗡”地转着，把炉膛里的火苗吹得窜老高，映得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大人们轮着班添柴、搅拌，累了就坐在炉边歇会儿，嘴里还喊着加油的号子；我们小孩看不懂炼铁，却总围在旁边看热闹，听着铁器在炉里融化的声响，觉得新鲜又热闹——那景象，说是当时独有的“风景线”，一点也不为过。

可热闹劲儿没持续多久，我们就慢慢“蒙”了。为了给炼铁炉供柴，周围山上的树几乎被砍光了，连医院后门乱坟堆里的棺材板，都被人撬出来当柴火用。也难怪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没人敢走那条路——大家私下里都怕，怕地下的死者会出来“算账”。那段日子，整个临华村、整个宿舍院，连带着后面的山坡，都被炼铁炉的浓烟裹着，整天雾沉沉的，空气里总飘着一股焦糊味。

而这一切，最终换回来的，不过是墙上贴着的“达标了”“突破了”的喜报——那些用红纸写的海报，印着醒目的数字，透着一股子报喜不报忧的热闹，可我们这些孩子望着灰蒙蒙的天，望着光秃秃的山，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三）

那时的临华村124号，家家户户都没有专属的厨房与卫生间，日子过得处处要“凑活”。做饭全得在巷道里支起临时灶台，或是挤到院里的集体厨房间，烧柴的呛烟、燃煤的火星混着饭菜香，一到饭点就飘满整个院子；至于上厕所，白天所有人都得往公共厕所跑，到了晚上，便只能靠屋里的便器——要么是粗陶的尿罐，要么是带盖的痰盂将就，每天清晨倒便器、洗便器，就成了全院雷打不动的“日常仪式”。
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热闹得像个小集市：有人端着便器急匆匆往厕所赶，排队等候的人还会趁着空隙唠两句家常；也有人蹲在院角的水龙头旁，拿着刷子反复刷洗便器，“哗啦哗啦”的水声混着说话声，成了临华村一天最早的背景音。那光景，说“拥挤”也对，说“繁忙”也贴切，满是烟火气，却也藏着几分生活的局促。
更麻烦的是用水。除了家里有老人或病人的特殊情况，多数人家只在周日开火做饭，平时一日三餐全靠去单位食堂打饭——要么在食堂趁热吃，要么用搪瓷饭盒装着带回家，冷了就倒在锅里稍微热一热。至于开水和热水，更是要“跑断腿”：要么揣着单位发的开水票，爬上百级陡峭的石梯去医院的开水房接；要么就去平街的老虎灶买——那种专门卖热水的小店，如今早已绝迹，可在当时，是多少人家冬天取暖、平时泡茶的“救命处”。
整个院子唯一的自来水，只在消防池旁边设了一个水龙头，取水还得凭票。每天都有人提着木桶、端着盆来取水，把水搬回家后倒进自家大小不一的水缸里存着，省着用一整天。一到周日或节假日，这里更是排起长队：有人来挑生活用水，有人来洗衣服、洗菜，木盆、搓衣板摆得满满当当，偶尔还会因为谁先谁后、谁占了好位置，拌两句嘴，可转头又会笑着帮对方递个肥皂——日子虽苦，邻里间的热乎气却没断过。

1962年，我与弟妹们傻模傻样站在临华村124号宿舍大门梯坎上！（院子大门当年已经毁掉，照片左侧曾有一堆土包就是1958年大练钢铁修建土高炉的遗土）。 虽然那时候贫穷和饥饿还存在，但从我身上穿着需要凭票供应的再生棉中山装，就显现出年少老成模样了。

（四）

“大跃进”过后，国家便迎来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那段日子里，所有人每月的定量供应粮食都被“法定”下调——小学生、中学生与职工的原粮食定量本就不同，可在当时的困境下，所有标准一概调低。副食品的供应更是紧张，每人每月仅有几两油、几两糖，肉也不过半斤到一斤；至于肥皂、手纸、电池、棉布、煤炭等日用品，也都有着各不相同的限量供应标准……万幸的是，饥饿与物资的匮乏，终究没有给城里的孩子们带来致命影响。
那时，我们常看到父母在单位里忙着各种活儿：挖“芭蕉根”“土茯苓”，采集松枝松毛，还大修水泥池子来养殖“小球藻”。起初我们对此满心不解，可真到了要直面饥饿时，却也像大人们一样，毫不客气地大口吞咽着“松毛粑粑”“糠粑粑”“小球藻粑粑”这类代食品。每天放学后，我们拖着疲惫的小小身躯走到医院食堂，从食堂的碗柜里取出寄放的饭盒或碗碟，再攥着每月用粮票换来的饭卡，在窗口前排队打饭打菜。
平日里，我们在食堂几乎吃不到肉菜——一来，每人每月的肉票大多留到周日在家“打牙祭”；二来，食堂没有肉票便不提供荤菜，除非单位自己杀猪。更关键的是，食堂里根本没有多余的选择，不管能不能吃饱，只要吃过了，就算完成了当天的“吃饭任务”。除非家里条件好些，能去为数不多的“高级馆子”点“高级菜”、买高价的“高级饼饼”，否则再没有别的办法能改善伙食。
那时候我们年纪小，不懂人情世故，也不甚了解社会，却总能看到或听到些离奇古怪的人与事。比如专抢食物的“抓精”、因饥饿不顾颜面的“舔碗舔盘子匠”——他们要么当众抢夺别人的吃食，要么等用餐人走后，去吃碗碟里剩下的残渣剩物；还有被称作“吃皮”的黑社会性质人员，以及干着不正经交易、被叫做“王大哥”“王大姐”的男男女女。我们也见过周边有人浑身水肿、面黄肌瘦，那模样至今难忘。

（五）

临华村124号宿舍住着近三十户人家，大人们多半是医院职工。大部分家庭是两代人、多子女的模式，只有少数家庭因老人健在，或是伴侣身体不好无法上班，结构稍显特殊。彼时临华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都算不上好，住户里没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没有享受特殊照顾的人员，大家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在这里，一家炖了好吃的，香气能飘遍周围几户，邻里间总会互相分享；谁家遇了难处，邻里们也会主动伸手相助；大孩子帮着带小孩子更是常事——邻里关系早已超越普通街坊，亲如一家。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小院里的邻居夏妈妈（后来孩子们都喊她夏婆婆）。我不清楚她的身世，也叫不出她的正名，只知道长期以来，她唯一的亲人就是偶尔只身来探望的弟弟，姐弟俩相依为命。每次弟弟来，除了聊聊天、一起做顿像样的饭，平日里，这位孤苦伶仃的老人就独自住在院子里条件最差的小房子里。她身材瘦弱矮小，习惯成天小嘴不停自言自语地唠叨，性子与世无争，却格外喜好助人……可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帮我和弟妹们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家同院里其他家庭一样，父母都是双职工，每天晚上不是参加学习，就是投身“闹革命”，根本顾不上家里的孩子。我们几个小孩从食堂打完饭回到家，若不是放学早时能在母亲工作的地方抓紧做完作业，晚上回家压根没法动笔——那时虽说用上了电灯，可灯泡瓦数极低，还得两间房共用一盏：在房间的隔墙上打个孔，灯就挂在孔中间，仅能勉强起到照明作用。更让我们犯难的是，几个年幼的兄妹既怕黑、怕不安全，又怕喝不上开水、用不上热水洗脸洗脚……而这些难题，全被夏妈妈一一解决了！

怕黑，她就柔声给我们鼓劲，帮我们建立不害怕的信心；怕不安全，她每天傍晚早早把我们喊回家，等我们洗完脸脚，就替我们把房门从外面锁上——一来能防止外人闯入，也避免我们夜里乱跑，二来能让我们安心睡觉，父母深夜回来时用钥匙开门，也不会打扰到我们；怕我们喝不上开水、用不上热水，她就提前把我们家的暖水瓶灌满，再烧一壶热水，催着我们早早洗漱休息……许多年后，我和弟兄姊妹们依然深深怀念夏妈妈，打心底里感激她当年的照料！

1963年，弟弟满7岁也与两个姐姐一样带上了红领巾。此时我已小学毕业，考上重庆六中住校去了。哥哥已经经街道安排参加工作去了打通煤矿了。

（六）

临华村124号宿舍的日常生活总是安静的，可一到周末或寒暑假，这份宁静就被少男少女们的欢声笑语彻底打破。那时的孩子没有如今这般多样的玩具，更没有什么高科技玩意儿，能玩的都是些“土得掉渣”的活动：踢毽子、滚铁环、跳绳与跳橡皮筋、弹玻璃珠儿、抓纸块、拍洋画、打弹枪、跳籽儿、抓籽儿、捏泥人堆沙包；再野一点的，便是爬树、掏鸟窝、捉蟋蟀、捕知了，或是玩“斗鸡”“捞马马肩”“砍豆腐干”的游戏；待玩累了，就围坐在一起讲鬼故事、传阅小人书，或是钻进防空洞探险，天热时还会偷偷下河游泳……这些活动算不上高雅，我们却乐在其中，几乎填满了所有空闲时光。玩耍时难免会闹点矛盾、拌几句嘴，但孩子间的不愉快从不过夜，转天就又能凑到一块儿——说到底，那时的孩子心直口快，不记仇，透着股难得的大气。

我至今记得1961年的暑假，待在家里的我们，远没有现在的学生那么多可去的玩乐场所，也没什么玩具可选，日子一闲，就难免想找点“新鲜事”，反倒容易惹出麻烦。一天上午，我约着院子里几个小伙伴，偷偷跑到离家最近的大溪沟电厂嘉陵江边游泳——这事自然是瞒着大人的。可没等我们玩尽兴，放在江边的衣裤竟被“水上警察”收走了。那一刻我们彻底慌了神，一个个吓蒙在原地。其实我们也明白，警察叔叔不会真要我们那几件旧衣裤，不过是想“执行公务”，用这种方式威慑我们，阻止小孩私自到江边游泳。可问题是，没了衣裤，中午怎么回家？要是中午不回去吃饭，大人们该多担心着急？更别提回家后大概率还要挨一顿“教育”——我们心里门儿清，大人们从不同意我们下河，一来怕出危险，二来觉得江水不卫生，还总爱用指甲在我们胳膊上“刮”水痕，检查我们是不是偷偷去游过泳。

情急之下，我们只能围着警察叔叔“下矮庄”（方言，指放低姿态求情），一遍遍地苦苦哀求：“原谅我们吧，下次再也不敢下河游泳了！”反复说了好半天，才得到“下午四点以后来取衣裤”的承诺。这下难题又来了，总不能光着身子等一下午。好在同行的伙伴里，有几个没把衣裤放在江边，没被收走，大家便商量着把衣服分一分——有人只穿件上衣，有人只套条短裤，就这样“将就”着遮羞，匆匆跑回了家。好在那会儿大人们中午都在单位上班，不会回家，总算暂时应付了过去。等到下午四点，我们又赶忙跑到江边，找警察取回了自己的衣裤。

这事算不上多大，可给我们的教训却格外深刻。只是时隔多年，当初一起去游泳的究竟是哪几个发小，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七）

临华村的院子里，那会儿各家经济条件都不算宽裕，常能听见大人们叮嘱自家孩子：穿衣服要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规矩；要养成“老大穿新，老二穿旧，老三缝缝补补凑合用”的习惯；过日子得懂“屋大要扫边，锅大要洗闲”的细致，做任何事都该明白“馒头这么大，包子这么圆，看着容易做着难”的道理……这些带着生活温度的“老人言”“老话说”，即便到现在听来，依旧亲切又实在，满是过日子的智慧。

那时候，院子里几乎没有人家有电扇，更别提电热器、电冰箱、电视机这些电器了。夏天一热，大伙儿纳凉全靠手边的家伙：手摇蒲扇、纸扇，或是能折叠的折扇，扇出的风也是带着热气的。一到伏天夜晚，家家户户下班回来，都要先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洒水降温，再搬出竹板床或凉椅，点上一支长长的、硫磺味呛人的纸蚊香。大人小孩就这么在露天里熬到大半夜，等天稍微凉些，才“转移”回屋里睡后半夜——不然的话，屋里又闷又热，根本没法挨。

不过我们家，倒有一件“独家法宝”。那会儿家里孩子多，父母不放心我们在露天睡觉，父亲便自己动手琢磨：把好几把大蒲扇捆扎在一起，做成一把“大扇子”，吊在屋顶的房梁上；扇柄下方拴一根长绳，一拉绳子，“大扇子”就会跟着转动，虽说力道不算大，却也能扇出些风来。加上我们家住的是夯土平房，地面是三合土的，本身温度就比砖瓦房低些，直接在地上铺张凉席，再配上这“人工风”……在当时的夏天里，这已经算得上“很惬意”的享受了。

（八）

临华村124号宿舍里，“一家好几个娃”是再寻常不过的景象。“大娃带小娃”更像条不成文的规矩，家家如此。我们家也不例外——我虽不是最大的，可大哥早早参加工作出门离开了家，家里的琐碎事像长了脚似的，即便没经大人特意吩咐，也会悄悄落到我肩上，成了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最记挂的是1960年，小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选学校、跑报名这些事，父母被生计裹得脚不沾地，根本腾不出功夫管。那时我刚满11岁，攥着皱巴巴的户口本，拉着小妹的手，往完全陌生的人和街小学走。一路上心里直打鼓，可看着小妹仰着的小脸，又硬着头皮跟老师问流程、填表格，总算把报到注册的事妥妥当当地办好了。

开学后，清晨的家里总是忙忙慌慌的，父母要么赶早班，要么忙着准备出门，早饭从来顾不上。我每天揣着几毛钱和几张粮票，牵着小妹往上学路上的街边食店跑——要么喝一碗冒着热气的稀饭，要么吃一碗咸香的大米汤圆，那汤圆是大米磨成浆、在锅里煮熟揉成团搓圆再煮而成的，咬一口软乎乎的，能暖到肚子里。到了晚上，我又成了“小管家”，盯着弟妹趴在灯下写作业，催着他们用搪瓷盆接水洗脸洗脚，直到把几个小的哄上床盖好被子，才算松口气。就连放假，只要父母说一句“今天有事，要学习”，陪弟妹在院子里跳皮筋、抓石子，或是看着他们别跑远闯祸，就全成了我的活儿。

有时要带弟妹上街，或是去亲戚家串门，为了让他们看着“精神些”，我也不管什么讲究不讲究——找张红纸蘸点凉水，往弟妹的脸蛋上轻轻一擦，嘴唇边抹一点，印堂处点一下，活脱脱几个“小红脸”。弟妹们凑到一起，看着彼此鼻尖下巴都带着红印的模样，笑得前仰后合，连眼睛都眯成了缝。而我的小妹也格外贴心，不光主动蹲在洗衣盆前帮家里搓衣服、收拾桌子，还常跑去邻居家，帮比她小的娃娃系鞋带、捡弹珠，院子里满是我们的笑声，日子过得热热闹闹，满是暖意。

（九）

1967年的重庆，“文革”浪潮正汹涌澎湃。“炮打司令部”的口号响彻街头，“揭批走资派”、“狠批地富反坏右”、“狠抓臭老九”的斗争风暴，像一张大网般铺展开来，席卷了工厂、学校、机关各个角落。彼时，工厂停工、部门停摆、学校停课，整个城市都被卷入运动的漩涡。

我们临华村124号宿舍，虽没有被运动直接针对的对象，可随着局势愈演愈烈，“派性”矛盾渐渐变得尖锐，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文攻武卫”。从那时起，院子里再也不得安宁——白天虽不能直接听见造反人群震天的口号声，但不时传来高音喇叭里两派激烈的辩论声，尖锐又刺耳；到了晚上，偶尔能看见夜空里闪过枪炮的火光，还能听到子弹呼啸、炮弹爆炸的声响，每一声都让人心里发紧。

好在我们宿舍地处这片区域地势最低洼的地方，侥幸避开了枪炮的直接攻击。也正因这份“安全”，不少人陆续往这里涌来：有从“战斗一线”退下来的，无论是参与运动的成年人，还是停课闹革命的学生，都纷纷离开单位或学校，躲回家里以求避开派性斗争与武斗的危险；还有些亲朋好友，他们住在街边、两派活动频繁的地带，或是武斗据点附近，又或是在单位不愿卷入派性纷争，便带着全家，或是单单把孩子送到我们宿舍来投亲靠友，只求在乱世里寻一处暂时的安稳。

1968年，文革中，为躲避武斗，成都的表弟表妹李燕、李曼、陈松、陈梅与大妹自敏、小妹李鸿、弟弟李琦在临华村124号小院



（十）

文革期间，院子里的大人们大多在单位忙着“抓革命、促生产”，而院里的孩子们——上至1965年从四十一中考入武汉读大学、彼时也被枪炮声拽回家的张松柏大哥，还有傅家、钟家、彭家三位梳着麻花辫、本应在高中课堂的姐姐；中到我和几位1966年本要毕业、却没了升学指望的初中生；下到扎着羊角辫、背着小书包却不能去学校的邻家弟妹们——都被外头此起彼伏的枪炮声惊得缩回了家中，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

往日里只闻饭菜香、偶有孩童嬉闹的小院，一下子被这群十八九岁、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填得满满当当。“停课闹革命”让大家没了课本与作业的牵绊，整日闲着无事，却没让日子沉进沉闷里。不知是谁家先抱来那把旧手风琴，还是哪家找出了藏在箱底的竹笛，二胡……。大的哥哥姐姐们一牵头，院里的年轻人便自发地三五成群，把小院的每个角落都盘活了。

院子东头靠墙边，几个男生练石锁——磨得发亮的石锁足有二三十斤重，有人憋红了脸才能提起来，举得上去，放下时“咚”地砸在地上，震得尘土都跳起来；坝子中央，几个男孩自己“抄起扁卦”练武，几根磨光滑的木棍，胡乱挥舞起来带着“呼呼”的风；几个姑娘们扎着马步，额角渗着汗，或拉起橡皮筋唱着小曲正跳的欢，眼神却亮得很。小院空地上，有人拉起旧板胡，有人捧着手抄的歌谱，弦音、笛声混着略显生涩的歌声飘得满院都是；兴起时，大家还会围着圈跳舞，没有伴奏就拍着手打节拍，脚步时而踩错，却没人在意，笑声裹着少年人的鲜活，盖过了远处隐约的枪炮声，把动荡年月里的小院，酿成了一坛带着暖意的甜酒。

1967年，年龄相差悬殊的小哥们，在院子里正儿八经地拿起家伙，排练起来。小二黑指挥，大白胖拉手风琴，刘刚、小白胖拉二胡，刘勇拉小提琴，三毛、彭刚吹小号，承志吹笛子。



张松柏大哥拉手风琴，大白胖吹笛子，三毛拉小提琴，小白胖拉二胡。



1968年，社会上跳“忠字舞”时髦，我们——小二黑、大白胖、彭章其、钟实也自编自导跳起“一心向着……”。



1967年，张大哥松柏，大、小白胖，马儿，彭刚在大院后山上。（背景就是我们宿舍大、小院子）



1967年，张大哥拉小提琴、我拉手风琴在小院内。



1968年初春，小二黑拉二胡，我拉小提琴。

1968年，闲的无聊就去宿舍后山玩

1968年，闲的无聊就去宿舍后山玩

（十一）

就在那段日子里，院子里供大家共用的一架小木梯，不知怎的突然没了踪影。大伙儿左找右找不见，都猜测是被围墙外的人顺手拿走了。我便约着院里另外几个小兄弟，手脚并用地翻过围墙，想去隔壁的巴蜀小学一带找找看。

可我们刚在校园边缘转了没一会儿，就听见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四十一中方向传来——十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快步冲了过来，手里攥着钢钎、绑着刺刀的木棍，还有粗重的锄把，二话不说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举起手来！”有人厉声呵斥，语气里满是威胁，“你们是哪派的？是不是来偷袭的！”我们慌忙解释是来寻梯子的，可他们根本不听，不由分说就把我们押进了巴蜀小学的一间教室，像看管“俘虏”似的盯着我们。

教室里，一个年龄稍长、看着不像学生的人坐下来盘问我们。我低着头答着话，眼角余光扫过他的脸，忽然觉得有些眼熟——愣了片刻，才认出他竟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秦宗富老师！大概是我离开小学已有五年多，身高长了一大截，模样也褪去了稚气，我们俩才没能第一时间认出彼此。秦老师越问越觉得不对劲，眉头渐渐皱了起来，正要再细问时，教室门突然被撞开了——原来，和我们一起出来的一个年纪最小的兄弟，刚才趁乱没被抓住，一路哭着跑回了院子，把我们被“抓走”的事告诉了大人们。大人们“救援的”来了。

这一下可炸了锅。没多大功夫，不仅我们几个孩子的父母亲人急得团团转，连医院的领导们也都知道了“家属小孩被巴蜀小学和四十一中造反派抓走”的消息，生怕我们在里头受欺负，情况再往坏了变。医院当即就派人、打电话联系学校，反复解释我们只是来找梯子的孩子，根本不是什么派性人员。

直到学校那边确认了我们的身份，又听医院作了担保，才终于把我们放了出来。走出教室时，我才觉得左肩一阵刺痛，抬手一摸，满手都是血——不知什么时候竟被人用刀划到了。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赶紧给我清洗了伤口，缝了两针，还打了破伤风疫苗，那道疤痕，也成了那段混乱日子里一个难忘的印记。

1968年，我胸前挂满主席纪念章，时刻不忘读语录书。

1968年夏，我的父母在小院。

我们家这两位老人，文革初分别参加单位不同派别组织，没想到，单位里的观点也搬到家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总要为一些自己也弄不明白的事不停地争、辩、吵，发展到互不理睬，我行我素。甚至随着社会派性的加剧，他们之间晚上睡觉还会做出害怕对方下毒手的防患举措——放把菜刀在枕头下……。几十年的夫妻，竟然出现这样状况，为什么？好在重庆“文功武卫”发展，许多人从社会回到家庭，我的父母才又重归如初了！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席卷全国，凡是有符合条件的家庭都在认真准备。那年那月，我们家唯一符合条件的只有我，第二年我就随学校安排，去了酉阳县插队落户。

（十二）

1969年前后，“上山下乡”的浪潮像一阵急风，裹着时代的尘土，刮遍了城市的每条街巷。凡是家里有“老三届”学生的，原本平静的日子像被投了颗石子，一下子就变了模样。这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被文革绊住脚步整整三年多，课堂的黑板蒙了灰，升学的路断了，找工作的门也关着，只能守在家里，望着窗外的梧桐树抽了新芽又落了叶，把青春的日子熬得发慌。

那时，偶尔会有个别学生通过特殊渠道参军入伍，胸前戴着大红花离开的模样，总能让院里其他同龄人眼馋好久 —— 那可是当时最让人羡慕的出路。我们这些还困在家里的，都扒着门框远远看，心里又羡慕又着急，那身军装，在当时可是比什么都金贵的出路。

可这样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大多数“老三届”还是逃不开下乡的命运。要么跟着自己学校的队伍，要么跟着兄弟姊妹的学校，背着打了补丁的布包，提着凭票供应的搪瓷盆，在锣鼓声里，被送上开往农村的车、船。每每看见车船开动时，从车船窗里探出的脑袋和车船下送行人挥动的手臂，还有隐约传来的哭声，总能让站在路边的人红了眼眶。我们院子的中学生大多在市中区上学，因此几乎都被分到了四川省涪陵地区的各县，像是被风吹散的种子，要落到陌生的土地上。

我至今记得1969年3月18日那天的晨光——天刚蒙蒙亮，我就背着母亲连夜缝补的行李，和同班四位同学从学校挤上了去朝天门码头的车，再在每天搭乘人民号货船，一路颠簸，夜宿涪陵，第二天改乘红光号小船逆乌江而上，宿彭水，经龚滩，再换大货汽车，住酉阳县城，再搭乘大货车抵达酉阳县的大溪区，足足走了四天，才终于到了涪陵地区酉阳县大溪区老寨公社。车停在满是尘土的车能到达的大溪区上时，望着远处连绵的大山和土家木房，我才真正明白，“插队落户”这四个字，意味着往后的日子要和泥土打交道了。

那会儿也有政策，说家里实在有困难，或是身体不好的学生可以留城，叫“留城知青”或“病残知青”。可我们小院里没几户能沾上这个政策的光，几乎都陆续收拾行李……。孩子们临行前几乎都会红着眼眶说“妈我会写信”，转身就走了。院子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往日里练乐器、打石锁的热闹劲儿，也渐渐淡了。

从那以后，对下乡孩子的牵挂，就像院子里那棵老梧桐树上的叶子，成了家家户户的心病。傍晚时分，大人们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话题总绕不开“你家娃来信没”、“听说涪陵那边又降温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挑水”——怕他们在农村吃不饱，怕粗布衣服磨破了皮肤，怕干农活时伤了手，连夜里刮阵风，都要念叨着“不知道娃盖的被子够不够厚”。这份挂念，在饭桌上、在灯下、在每次路过空荡荡的院门时，都会冒出来，成了院子里最常提的话题。

我离开家当知青没几年，我家大妹因政策原因，属“超龄生”，可以不下乡，但小妹妹也背着行李去了城郊的挂钩点。送她走那天，父母亲又红了眼，我此时才真正明白当初他们送我时的心情。

（十三）

临华村124号宿舍的大多数家庭，从搬进来直到后来拆迁，几乎没动过地方；只有少数人家，因家里人工作调动，才会有搬进来或迁出去的变动。但不管是最早住下的“老住户”，还是后来才来的“新邻居”，每家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两个家庭的事，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一个是孟家老二“九娃子”孟怀新的故事。九娃子和我年纪差不多，个头比我稍矮些，他家住在大院底楼最靠里的那间屋。许是男孩天性贪玩，他平日里总爱四处跑，学习上也不太上心，免不了惹家里大人不高兴。那会儿，只要大院里传来大人的斥责声，紧跟着准能听见九娃子那震得半个院都能听见的“吼叫哀鸣”——“妈妈呀！轻点打嘛！”、“莫打到我的冻包了哟！”喊完还不算，紧接着就是一阵扭身子、哭嚎、叫嚷，闹到最后，不知怎么还会掺进几声笑，又哭又乐的，成了院里一道固定的“景致”。

其实我还特意凑过去“观察”过他被“教育”的场面：他家里人拿竹片或木条子教训他时，多半是胳膊举得高高的，落下时却轻轻巧巧，没多少力道。反倒是九娃子，把“戏”演得十足——嗓门吼得震天响，身子躲得比谁都快，挨打的时候少，逗得围观的人忍不住笑。最有意思的是，他那会儿都不算小娃娃了，却还能这般“享受”童年才有的“特殊待遇”，实在让人觉得新奇又好笑。

另一个是林家四兄妹的故事。林家四兄妹的父母原本都是医院的老职工，文革前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下放到了巴县县医院工作，带着四个还没成年的孩子。直到文革开始前后，这四兄妹才搬到临华村来住。父母只有周末才能从巴县医院赶回来，平日里，四个孩子的生活全靠自己打理。那会儿，最大的姐姐林桦也才12岁，最小的妹妹林宏还不到4岁。可就是这四个半大的孩子，硬是凭着一股韧劲，把日子撑了起来——大的帮小的洗衣做饭，小的学着给大的搭把手，吃苦受累从不抱怨，团结得像拧成一股的绳子。他们熬过了不少难捱的日子，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最后个个都健康长大，成了能独当一面的大人。而且林家四兄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成就，提起他们，院里人都要夸一句：“这几个娃，给咱临华村124号长脸了！”

1968年，我家外婆与父母在我家窗外堡坎上合影。

1970年，弟弟小白胖从学校直接被重庆市文化局招录到艺术院团学员班学习，他在宿舍大院坝子上留影。右侧那棵树是院子里男孩喜欢攀爬的梧桐树之一。

1971年，通过重庆市卫生局特招，分配进入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卫训班学习。

1971年，回重庆到了北碚，只有周末才能回到临华村124号家。从此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975年6月，参加四川省第二批赴藏医疗队，随同医院其他医务人员在西藏昌都地区丁青县援藏两年。

1980年，小院靠边的几间无法住人的破旧闲置房，被小院几家住户自己改造成一家一户的厨房。这年，我家从别人住家家改造水管拆下来的废水管搬回来废物利用，连接大院唯一的自来水管，引水到户，成为临华村124号宿舍第一家把自来水接入自家厨房的住户。图为我母亲在破烂的自己家厨房做饭。

1984年，大妹妹在小院家门口与三个女儿。

1984年，已经退休的父母在小院陪伴孙儿辈，过着平静恬淡生活。老人不图不求什么，只望儿女们平平安安

1985年冬天，家里终于有了“接户口薄”的孙子了！

临华村124号宿舍院子里的“乐队”排练又要开始了！希望一直排练下去，直到永远……！

外科医院住院部大楼

外科医院所在建筑被命名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

外科医院再次从已经更名为中山医院后与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重庆肺科医院合并为重庆人民医院

后记

几十年时光像指尖的沙，一不留神就全漏进了岁月里。曾经在临华村的日子、那些围着院子忙碌的晨昏、那些笑着闹着的老人小孩，早已成了回不去的过往，像老烟袋里飘出的轻烟，在记忆里慢慢淡了形状，却总在某个熟悉的瞬间，悄悄勾动心底的软处。

儿时的那些光景，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日常，那些藏在皱纹里的牵挂、裹在笑声里的热闹，再也没法原样重现了。可正因如此，把这些零碎的记忆好好珍藏，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是刻在我们这代人生命里的时光烙印，每一笔都浸着生活最本真的温度。

这篇文字，不过是我凭着旧日记忆拼凑的个人絮语，或许有些细节记岔了，或许有些表述不够周全。若各位看官读到时发现不妥，还请多担待、多指点，这份心意，我始终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