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知青女教师（1~4）作者/张晓华

万有裕

一、写在前面的话

二零零六年，退休后的我和老公杨永兴因为喜欢过田园生活，在沈阳的风情小镇买了一套带花园的住宅。虽然房子的面积只有九十二平米，而前面花园的占地面积却超过一百平，我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春天的新绿，夏日的阳光，秋天的金黄，和冬日的白雪皑皑。清晨听鸟儿叫，晚上看最后一缕斜阳从树叶上挪开，我们很爱这个家。在这里，我们享受着，安度晚年的幸福时光。有时候我和老公也共同回忆我们四十九年在一起的日日月月……

　　一九八八年，老公四十五岁时，得了脑血栓。好在经过中西医的及时有效治疗，他的身体基本康复了。病了一年以后他还可以上班了。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他的病在这些年没有复发过。给花园里的二十多棵果树浇水、施肥、剪枝都永兴一人来做。在葡萄树下石桌旁下象棋，是他最喜欢的事。由于棋下得好，邻居棋友们戏称我老公为“棋王”。二零一八年五月，永兴和邻居正兴致勃勃地在葡萄架下下棋，他突然神志不清，语言也出现障碍。面对这种情况，我和儿子吓坏啦，我们俩立即开车把永兴送到医大附属医院。当时下车时，老公还是自己走进医院大门的。通过各项检查，又经过专家会诊得出诊断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头部。已经没有手术价值了。只能接受保守治疗了。虽然这个医院在沈阳是比较大的权威医院。但对于这个诊断的结果我们还是不敢相信。儿子又拿着各项检查结果，到市肿瘤医院还特意请权威专家会诊，令我们失望的是肿瘤医院的结论和医大的诊断结果是一样的。我当时很不能理解，这几年我和老公常去美国，到女儿家探亲，和女儿女婿及家人游历了那里的东、西海岸瀑布，山川，还坐游轮去了加拿大。这次还去了美国著名的旅游地夏威夷在那里的菠萝园里，我们还喝着菠萝汁，和假大菠萝照了一张相。在那里永兴玩得很尽兴，他快乐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我们刚回来才两个月，医生怎么说最多活三个月，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做手术还下不了手术台了哪?我和全家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我不想给老公增加负担。诊断结果我没有如实告诉他。我只告诉他，脑血栓加重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抽烟了。

诊断结果出来的第三天，老公就不能走路了，站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连吞咽都成了问题。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这个事实。我后来想永兴是个聪明人，他见我们没让他看诊断结果，又见家人的情绪低沉，他自己一定猜到病情的严重。在死亡面前的恐惧是怎样一种煎熬，才会在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我心太疼啦，但我还要忍着装作没事人一样。

女儿知道后快速从美国寄来治癌药，和增加营养的高蛋白粉。儿子也各处奔走求医问药。可过了几天，药已经吃不进去了。蛋白粉也吃不进去了，只能靠用注射器把稀释后的蛋白粉慢慢地从嘴里推进食管。半个小时才喂进一管蛋白粉溶液。老公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几天后，他看见注射器就用无力的手指摇一摇表示不想吃。我坐在他身边好言劝他，只见他眼角流出了泪，我擦完他的泪水，却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泪，他的病对我家人来说就如同晴天霹雳。

　　永兴刚躺在病床上时虽然不会说话，只要看见我就会举起手臂向我招手。我都会放下手里的活儿来到他身边，他就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住不愿放松。过了几天后，他想招呼我只能手腕向内摆动，后来只有手指在慢慢地颤抖，眼睛里好像有一层黄色的膜，里面充满泪水，看着让人揪心地疼，老公在弥留之际是多么依赖我，多么不舍这个家，我也知道老公总是在找我，我知道他是不想离开我。那时我会立刻握住他的手，告诉他不怕，我不会离开你。老公是忠厚老实人，最先，在银行工作二十年他经手账目没差一分钱。调回沈阳工作由于认真负责多次受到单位嘉奖。现在他病重，说了七十多年话的人不能说话啦，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在他面前我不会装聋作哑。我懂我老伴。退休后，每年清明节，我们俩都会回到铁岭大山深处的祖坟祭祖。那里有他的世代祖先，还有他的父母兄弟。永兴说那里是他永久的家。我当时没表态，因为我不喜欢土葬，我想有朝一日把我的骨灰撒在辽河里了此一生。但我看到老公招手，我被他的真心实意所感动，体会到老公的眷眷之心，我决定要与他生死相依，我一有空就用力去握住他的手，告诉他：“永兴，你放心，你将来在哪儿，我就去哪儿找你。”这时我又发现表情已经木讷的老公眼里的泪花。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四日夜里，老公平静安详地走了。那天夜里下了好大一场雨，我觉得老天对我老公不公平，让永兴得了三十年的脑血栓。遭了那么多年罪。还给他添加上了癌症，为什么不能善待他呢?雨在下，我泪在流，觉得很无助。后来我听到轰隆隆的雷声震天响，声音一阵比一阵大，震醒了我自己。我觉得老天在给永兴以这样的方式送行。我感到慰藉。心里也宽慰了许多。

一晃儿，二零二零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按民俗每年过年，家里都要把房间清理干净，物品摆放整齐，我也想干点儿正事儿，缓解一下自己低沉的情绪。

　　当我收拾老公床头柜时，我发现装有二十六封信的纸袋。打开一看是我从八零年以知青身份，从铁岭回沈阳后，我和永兴开始了两地分居。这是在他调入沈阳之前五年之间，我们俩的两地书。并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当我坐在床前把信一封封看起来，就好像老公和我坐在一起唠家常。他关心我的身体及工作，关心孩子学习和健康，也不时述说自己的孤独和寂寞，盼望着全家团圆的心愿，看得我热泪盈框。后来我又发现几张我曾经在上面发表过文章的《华商晨报》，这是我不知他啥时收集的，我老公真是个有心人，他保留这些，可能是为了缓解我们当年两地分居时的思念。当我看到那些发黄纸页陈旧报纸时，我心都要碎啦。这些东西按时间算，已经保存十几年了，我觉得我还应该再写点什么告慰永兴。

我从一九六八年下乡从城市到农村。又在一九八零年从农村回到沈阳，这整整十二年的青春岁月里，有我不负韶华的努力奋斗，有苦辣酸甜的生活，更有我和永兴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的回忆。我应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在三年后的清明节老公下葬时放在墓中。等我百年之后，我与之同穴重温那年那月……

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精神状态好多啦。三十晚上那个除夕夜，当我抬头远望窗外，看到小区大红灯笼高高挂。湖边树上彩灯五光十色亮晶晶，听到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我好像把一切苦难都扔给了过去的岁月。当二零二零年的钟声响起时，我缓步走到老公遗像前，给他的杯子斟满酒。对着遗像说：“永兴，我知道你喜欢收集，我要写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大山深处知青女教师》，三年后清明你入土为安时时，我要把它当作第二十七封信。和那二十六封化做一束大大的菊花献给你。”说着，我给不会喝酒的自己，也斟满了一小杯酒。举起酒杯说：“永兴，干！”我喝了这杯酒是想向老伴表诚意。我深知我一个年过古稀的人，提笔抒怀，是不容易的事，因为我的头脑已有些迟钝，更不会用电脑，打字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人家戏称我为“一指禅”。我怕我会半途而废，但我已经向我老伴表明了诚意，说了我就要去做，我要不虚此生。一定写出我要写的文字，说出我要说的话，也希望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并看到，只有我们这代人才有的经历，也许对他们有所教育和启迪。

二、上山下乡

我是沈阳一九六六届高三毕业生，当年六月份，当我满怀希望要填写报考大学志愿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停课闹革命”两年后，又在掀起的“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我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了辽宁省铁岭县最偏远的山沟，在催镇堡乡菊花大队松山村当了一名“知青”。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我和我校一千多名同学一起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学校安排三十六辆敞篷汽车，每车坐了三十人，车头贴着我们要去的村子的大队名称。我们车贴着“菊花大队”的名字。我想那里一定很漂亮，遍地都是菊花。上午九点在家长的注目中，在一片同学的道别嘈杂声中，汽车缓缓地离开学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此起彼伏，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声不绝于耳。三十多车的同学意气风发。 那天我没有让我的家人来现场送我，怕那种痛苦离别的感觉一次次折磨我和家人的心，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每天除了学校就是那个有葡萄架的家。突然要去一个听说离家100多公里远的农村，对从未出过家门的我而言，一切不只是忐忑不安可以描述清楚的，我的恐惧和彷徨挥之不去。

那天早晨从家出来时，妈一直背对着我装作在洗脸，我当然知道妈妈是不想让我看见她在流眼泪。那时从不会撒娇的我好想抱抱妈妈，但我还是忍住了，怕我们抱在一起会泣不成声，更不愿意挪动脚步走出家门了。集合时间快到啦，我匆匆说了声妈妈再见，装作勇敢地拉着行李箱向大门外奔去，可走不远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对妈妈说“：妈妈，照顾好爸爸！”无力地倚着房门的妈妈突然站直身子，对我说：“放心走吧，你要学会坚强！”

带着妈妈的嘱咐，“咱家成分不好，遇事忍着点。”我被载上前途莫测的路，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午时分，口号声歌声都停了，汽车已经到催阵堡乡的院子里了。这里聚集着许多看热闹的老乡，把汽车围得水泄不通。学校领导告诉我们休息半个小时后，我们就要分开到不同的大队去了。我当时坐在车箱旁，突然觉得有人拉我一下，我抬头一看是位阿姨，感到很奇怪，我刚想说话，只见她捂着嘴，小声对我说，“你下来，上别的车吧，哪个车去的地方，都比你们车上人要去的地方好。你们那是乡里最不好的大队。那里没有电，地里都是石头，粮食不够吃要挨饿的，出门就是大山，山里还有狼，快下来吧！”说着她向左右看了一下悄悄地跑了。我被她弄得莫明奇妙。我没听她的话，更没有下车。仔细一想毛主席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说得太对了啊，这个人一定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想到这我真想跳下车向带队老师反映情况，抓住那个女人，突然听到开始发车命令。三十多辆汽车向不同方向缓缓开动起来，当时我又想那人，也许是好心呢，我不能犯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的错误，再说啦，每个车的人都是学校领导安排好的，不是你想上哪就去哪的，那人说的简直是笑话。她可能就是淳朴的农村人，她在当地住，了解菊花大队情况，出于好心劝我到别的车去，有些事她也不明白，她想得太简单了，但她也许也不是坏人，我好感谢下达开车命令的哨声阻止了我下车……

汽车开出乡里以后，开始的时候还有车和我们车同行，过了会儿就剩我们一辆车啦，那些已经到目的地的其他班同学们和我们挥手告别，我却不知我们的目的在那里？远处的山变得雾蒙蒙，天上还有那快要夕阳西下的太阳。

路越来越难走，路也越走越窄，石头越走越多，汽车摇来晃去，坐都坐不了啦，站着扶着车扶手的女同学不时吓得发出尖叫。同学们歌也不唱了，我尽量表面上保持冷静。因为我是到这个大队唯一的高中学生，其实我心里也很害怕，不仅怕会翻车，更怕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尽量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于是在心里一条河两条河地数着，大约过了六条河。后来听说这六条河是一条河，只是拐了六道弯儿，路过的山，查也查不明白，山简直都连成一片了，我意识到我是到了真正的深山老林了。过了一会儿，汽车终于在离开乡里，又行驶了一个小时后，在长满了山里红的灌木丛旁停了下来。我心想这菊花大队怎么不见一朵菊花，都是山里红呢？应该叫山里红大队嘛！看四周全是大山，山沟里没几户人家，有的烟囱上还冒着几屡炊烟，我们像在井里一样。接我们的大队干部早就在路旁等我们了，我们纷纷跳了下车，队长介绍说这大山前面，有三个自然屯合起来叫松山村，山后面有四个自然屯合起来叫菊花村。这两个村相距七里路。要翻过这座山两个村合起来是菊花大队。队长念了分配名单，我和初二年级一个叫王敏的女生和她班两个男生一起被分配到松山村。我和王敏被分配到军属杨大爷家北炕住，男生住在队长家，我们吃饭暂时由村长家负责。我们第一年粮食标准是每人一年六百斤，到乡粮站领取。这个数量当时是优惠的待遇，因为那时国家很困难，就这样我们在松山村当上了“知青”，成为大山里的新人。

晚上我和王敏在军属大爷家北炕，把被褥铺好啦。大爷和大娘住在南炕。能住十几个人的房间只有我们四个人，显得有些空旷，大爷家的三间草房就建在山坡上 ，晚风吹着树叶哗哗地响。快进十月了，这里有点秋风扫落叶的感觉。我和王敏也是今天才认识的，还有些生疏。当我俩躺在被窝里还有些沉默，因为我们心中都会思念着沈阳的家，还有那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时我们听到什么动物在高声叫把我吓了一跳，王敏这个只有十四的孩子嘴里喊着“姐姐”向我扑了过来，我坐起来把她当成亲妹妹搂住她说：“不怕，不怕。”大爷大娘也起来啦，大爷说这是驴在叫，看把你吓得那样，像狼来了一样。大爷不理解。我说;“我们只认识狗、猫，老鼠还有动物园的动物，在图里见过驴，但我们也不知道驴会这么叫呀？太吓人啦。”大娘心疼了，过来 摸摸王敏说：“明天让你大爷领你们在村里转转，认识一下乡亲们，再看看队里的牲口别让它门吓着你们，你们从城里来不容易呀， 你们爸妈不知道多惦记你们那。”这是下乡后的第一个晚上，房东家和我们都没睡好。但通过这件事我们和大爷大娘的感情加深了，我们好像找到了新家，我和王敏也成了好姐妹。

通过这件小事，我觉得我们到农村来会有很多事需要学习，有许多知识需要掌握，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既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农村，就得有克服任何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真是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本人照片）

三、第一封家书

到了老乡家的第二个晚上，当天黑下来的时候，山上的天空星光灿烂，屋子里的煤油灯却昏昏暗暗。我想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信还没写完，我就不由自主地咳了几声，想到可能是煤油灯的烟气熏的，王敏看了我一眼说：“大姐，你鼻子都熏黑啦，明天早晨我们一块儿写吧，早晨天亮了就不用点灯了，写完就邮走吧。”我说那我们告诉你班那俩同学写信吧，我和王敏刚告诉同学回来，军属大爷也刚从外面回到家。他说：“听说你们要写信，你们知道怎么邮吗？”我说去邮局，或者找邮箱邮筒呗！大爷笑着说我们这邮信没城里方便，不着急就送到大队去，乡邮递员半个月来队里一次，把来的信放在大队，把要邮寄的信带走。你们如果着急就得上离我们这十里的地方叫“三岔子”，那里有个邮局，但要翻过南面的山，还要过河，路不太好走。我们听了感到匪夷所思，寄一封信还要费这么大劲？大爷紧接着说这不错啦，“三岔子”是最近的路，要上“催阵堡”乡去寄，还要来回走六十里路呢。村子和村子正常最好的交通工具只能是搭老乡的顺路马车，如果没有就得步行。来回六十里山路你们得走一天那。晚上，能不能回来就不一定啦……

第二天早上，我们四个人见面说起寄信的事，那两个男同学反而喜形于色。原来是因为他听说可以去个大点的“三岔子”村，恰好大队给咱放三天假，正好看看“三岔子”啥样，能寄信再加旅游太好啦。我和玉敏也都想让家人早一点收到信，好让父母放心，这样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军属大爷告诉我们翻过南面这座山，看到路口往前走过河就到了，大爷说得轻松，我们光翻一座山就用了半个多小时，走上布满石子和沙土的山路时要趟过不知名的一条没有桥的小溪，没一会儿裤腿，鞋袜就被打湿了，走路上鞋里水在作响，发出“嘎嘎”的声音。鞋踩在草上还直打滑，踩到小石头上就要跌倒，我们四个人互相拉扯着，才翻过这座山，走到山口看见了下坡路。我们下坡的时候发现一条比较大的河，这俩小伙儿乐得直蹦你追我赶往前跑。当我俩赶到河边时看见他们把裤腿高高卷起，上衣脱了在抓小鱼和小虾，还不知从哪弄的塑料袋，我们看见小鱼和小虾儿还在袋里游呢。俩人玩得很尽兴，玩了半个小时后两个学弟爬上了岸。我们继续前行，不知不觉中，我们找到小邮局时已经快中午了，我们走了十里路用了半天时间，终于把信寄走了，感觉自己完成了下乡后的第一件大事。后来发现三岔子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道路比我们那边宽点，平整点，我们就不想看了。我在一个街旁小卖店顺手买了两袋饼干，准备拿回去送给军属大爷大娘，就和学妹，学弟往回走了。人常说下山容易上山难，再加来的时候力气都用的差不多了。回去都是往往山上走，真的好难走，走了一段路就走不动了，就得歇一歇，这时我们多希望路上能有马车或者牛车呀，我们好借个光坐一会儿过山坡，可放眼望去，没有希望只剩失望。已经到中午了，烈日当空，我们早已气喘吁吁，渴了只能用双手捧着喝点路旁边的山泉水，回来路上又看见那条河，这时，我和王敏累得看都不想看了，却见学弟们把塑料口袋打开，把鱼虾放入河里，又摆手和鱼虾说再见，并说：“你们回家吃饭去吧！”我看了这一幕很感动，他们才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能为了让鱼虾生存，放生它们，本性多么善良，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为了一封让家人放心的家信，爬山越岭，得用一天时间行程二十里路的孩子们，不也是让人心疼的吗？本来我是想把饼干带给军属大爷大娘的，不过我想这时还是让弟弟妹妹先吃吧，我都早就饿了，更何况这仨活蹦乱跳的孩子们呀，给弟弟妹妹们补充一下体能，大家走不动了，休息的时候我把饼干分给了大家。开始学弟学妹不好意思要，我说：“我们在这就是一家人，按年龄我是姐姐。听我的吧！”他们才勉强吃啦。吃了饼干，我们才有了力气，一鼓作气爬上了山顶。山顶上草丛里的草又高又密，有人钻进去时，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影。我和王敏走得慢，先到了山顶的这俩学弟已经钻进草丛，连影都没啦 。我想他们太累啦，可能睡着了，看不到他们我还有点担心，过了一会，才听到这俩人高兴地喊：“太舒服啦！太阳还晒不着，这里面可凉快了。我再也不去三岔子啦！”这俩人真会找地方，他们仰面朝天形成两个“大 ”字，这俩人躺在厚厚的像床一样的草地上真惬意。“信邮走了就行。 ”王敏坐在石头上不停地擦汗，嘟哝着嘴巴说。这时，我想起给父母写信的内容。“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这里菊花遍地走。乡亲们对我们很好。吃饭有食堂，我和叫王敏的女同学住在一起条件很好。”我不知道家里人，能不能相信我的话，我只是不想让父母为我担心，我不会把寄一封信来回走二十里路，还要翻山越岭趟水过河的事告诉家人的。太阳下山了，天色暗了下来。我们休息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山上会有蛇，连忙喊这俩学弟，这俩人一听 “蛇”字，吓得立刻爬出来，他们这会儿也不藏猫猫了，我们几个人有些踉跄地走下了山。我觉得第一封家信就是我们来到农村后，生活给大家上的第一课，课后使我懂得农村是比城市艰苦多得多，要想在这里扎根就得有既来之则安之的勇气和力量，就得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四、我当上了松山村老师

军属大爷对我们很友善，大爷经常向我们介绍“松山村”的情况，告诉我们“松山村”的三个自然屯合起来共有七十户人家。我们村地少，耕地质量不好，地里石头多，每年产的粮都不够乡亲们吃的。我们不仅交不了公粮，每年还都吃政府发的救济粮，日子过得很穷。我们村有一个小学校，由于生源少，只能隔年招生，一年级三年级由一个老师教，五年级毕业班是一个老师教，现在五年级还没有老师了，那个老师教完四年级就说有病不来了。我们这离乡里远，条件不好谁也不爱来呀，都开学了二十来天了，五年级天天上自习，我孙子杨维佳就是五年级的，我都替他发愁。明年就得考初中了，连个老师都没有，怎么办呢？大爷说完话，我突然想起那个在汽车旁拉我的阿姨说的话。她说得没错，我们的确是来到了最偏远的山沟，人们常说的“穷山恶水”的地方，但这里的人朴实善良，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都能生存，我们在的这个村里九成以上的人多数都是同姓的远近家人，和几户不同姓的亲戚。他们几代人都在这里生存。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他们朴实善良、包容宽厚。生活苦中有乐。让我们也受到教育，我们知道这里的确实是贫穷落后的大山沟，但我不能像阿姨说的“到别的车里去。”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我刚吃过中午饭，菊花大队的队长和松山村的村长来找我，先说通过我学校介绍，说我是到这大队下乡知青里唯一的高三毕业生，并且在校各科成绩还不错的学生，并且通过了高中老师对我个人品行给予的肯定，而松山村正好缺老师，经过公社教育部门同意，又经过菊花大队，松山村的研究决定让我担任松山小学五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老师。我当时听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我的家是地主成分，贫下中农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喜的是当老师是我多年的心愿，如果当年能参加高考我也要报师范大学的，我的愿望实现了。当大队长和村长走了以后，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学校之所以把我一个人和二十九个初中同学分配在一起可能是早有安排吧！

我九月十七日下乡到农村，二十日就当上老师啦，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大队长告诉我，我的工资按年计算就是每年三千工分，每个工分儿五分钱左右，根据当年农村的队里收成情况而定，也就是每年一百元多一点吧。我不关心钱多少，觉得我人格受到尊重就已经很满足了，我决心当一个好老师。

二十日清晨，军属大爷的孙子，我的学生杨维佳怕我找不到学校，背着书包早早就在他爷爷家门口等我。我怀着兴奋又紧张的心情跟着杨维佳，往前走了十来分钟。看见一处三间小草房，坐落在北面小山坡上，这时又看见一个清瘦干练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向我们走来。杨维佳看见了，小声说杨老师来迎接您啦。我听了快步走上前，向杨老师深施一礼，杨老师说干嘛这么客气呀！张老师，听说你是高材生，我得向你学习呀。我连忙说听说您是县里劳模，我以前没有教学经验，以后请您多多指教。寒暄中我们走进了三间房中间的小屋，那就是老师办公室，只听外面学生在喊：“新老师来啦！”“女的，是沈阳人！”“是知青！”一句句一声声传入耳中，有的来晚一点的同学，还偷着扒着窗户往里看那，好不热闹。

杨老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一年级有十五人，三年级十八人都在东面的较大的教室一块儿上课。五年级有十六个学生，老师都没有参考书只有教科书，期末考试时，外校老师来监考，还要全公社学校评比成绩。八点到了，杨老师摇铃上课啦！

我拿着教科书，走进课堂，同学们都站起来了，我说：“同学们好！”他们齐声说：“老师好！”这是我今生第一次以老师的身份走进课堂，心里很紧张，同学们坐下以后，我发现大多数同学脸上带着点“高原红”，我知道这里海拔一千米左右，这里多少有点高原反应。同学们皮肤比较粗糙，衣服穿的比较朴素，有的同学衣服上打着补丁。大多数同学面带羞色，不敢正眼看我，我跟同学们说，从今天开始起我不仅是你们的老师，也是你们的姐姐，还要做你们的朋友。学习上有任何问题、困难找我，有什么不想和家长说的秘密也可以和我说。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同学听了互相看看偷着笑了。但有件事我们必须共同努力，那就是把学习学好。讲完这些后，开始了我教学生涯的第一课。直到三十四年后，我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