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战往事——炮49团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记实

忆江南

文：冯向峰

图：忆江南

编：忆江南

　　我在昆明军区炮兵第4师第49团服役期间，曾三次参加对越作战。第一次：1979年2月到3月，在云南河口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第二次，1980年3月到1981年10月，在云南河口参加反炮袭作战；第三次，1984年7月到12月，在云南麻栗坡参加“两山”作战，三次参战期间四次荣立三等功。

由于我军远程大口径炮兵（炮49团装备152毫米加农榴弹炮，射程17600米）对敌形成压倒性优势，犹如牛刀杀鸡，打的多是顺风仗，战果大，伤亡小，我没有遇见过惊心动魄的战斗和血腥残酷的场面，仅在个人接触的范围内，对参战期间的战斗和生活往事作零星和片段地回忆。

1979：攻占柑塘

1979年2月17日凌晨4时30分，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军队，以9个军的兵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空军部分战机起飞，沿边境我方一侧巡逻，海军部分战舰进入北部湾保卫石油平台。

我们那天晚上正在离河口还有一天路程的文山州德厚街（我团于1978年底从昆明大板桥到达此地集结）看电影《突破乌江》，听到开战的消息后有些纳闷，“怎么不等到我们炮兵上来再打呢？”后来听说步兵开始是想偷袭，没有进行炮火准备以摧毁敌人的火力点，偷袭不成才转为强攻，因此造成较大的伤亡。我有点郁闷，“放着这么多的重炮不用，搞什么偷袭？你以为越南人是守乌江的黔军烟枪兵，那么不经打啊？！”越南人不是草包，他们身经百战，全民皆兵，和法国人、美国人作战多年，又师承中国军队的战法，战斗经验极为丰富。不过合成军有合成军的考虑，也许偷袭是更好的战法吧。

2月17日凌晨，我团（欠2营）奉命开赴河口边境四连山一线加入战斗，越往前走路越难走，天气也逐渐炎热，公路上卷起的尘土灌进车厢，我们只好用雨衣裹住头脸，闷热难堪。渐渐地有枪炮声传来，报话机里也听到了我方报话员急切的呼叫声，显示出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车队走走停停，车一停我们就跳下车，呼吸点新鲜空气。在一个叫下水头的地方，公路边几台挖掘机正在一个小山头上忙着什么，仔细一看，是在挖坑掩埋尸体！前方用卡车拉来烈士的遗体，都用蓝色的塑料袋包裹着，民工把遗体埋入墓坑，插上木牌，标明烈士的单位和姓名……此时已经有百余座了！大家都没了笑容，一脸悲壮地继续向前。（后来我团3营8连的炮阵地就配置在这里）

天黑的时候，团司令部进入四连山的坑道，清点人员时发现机要股没有上来，唐明仁参谋长一惊：“怎么搞的？赶快去找！！”

机要股是战时的核心部门，没有它，部队将和上级、下级及友邻部队失去联系，根本无法行动。好在不过一会儿，机要股代股长气喘吁吁地上来了，说是没人带路，走错路了，言辞中颇有些埋怨。唐参谋长把几个负责警卫机要股的战士批评了一顿，要求以后绝对不能再出类似事情，机要股必须和团长、参谋长寸步不离。

天亮的时候，我们看清了眼前的景象：四连山下就是红河和南溪河的汇合口，河口因此而名。薄雾中，河口和越南的老街隔岸相望，连接中越两国的友谊大桥已被越南人拦腰炸断，铁轨、铁架坠落在滔滔的南溪河中。上游的红河架了一座浮桥，我方士兵、车辆源源不断地过桥，枪炮声已向南远去，四连山上一片静谧。我踱出洞外，在山上转了转，看见到处都是部队和民工，坑道的旁边，架着几挺12.76毫米高射机枪，远处还有几门37毫米高射炮，但没有朝天瞄准，全都是俯角，直对着对面的河岸。这是不是我大哥所在的贵州省独立师高炮营呢？我没有问，问了也不会有谁搭理，这是战场的保密纪律。（后来得知该部为昆明军区高炮65师623团3营）

团基本观察所开在四连山的坑道里，团指挥连计算班长董金保带着计算班正在忙碌着，唐参谋长叫我到计算班帮忙（我提干前就在班里当计算兵）。团指挥连侦察排长王刚辉摆弄着一台刚领来的国产激光测距机，很笨重，要两个人抬，附件之一是一管炸药，要求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立即把设备炸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测距机的说明书由我保管（我时任团司令部军务股正排职保密员），属于“绝密”文件，危险之际也要销毁，看来这东西是件宝贝。

中午时分，唐参谋长突然把我叫去，向我传达团里决定：“立即交接保密员工作，参加前进观察所，越境执行任务”。

我把文件、印章等物品交接给通信股的收发刘京，从计算班借了射表、计算盘等器材。我的直接领导军务股李政国股长把我送上车，关切地叮嘱我要多加小心。我马不停蹄地赶到3营驻地向营长何纯高报到，他将带领前观出发。同行的还有3营指挥连的一位副连长、团指挥侦察排长王刚辉、团指挥连侦察兵张亚军、报话兵王方先和另一位江川兵、团警卫排长李凡明，团汽车连侯副连长开车，一行9人，乘一辆解放牌汽车过了红河浮桥，来到13军前指受领任务。车过红河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出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开出国作战有三次：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和这一次，我耳边不由地响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但感觉好像不对，我看了看表，这天是2月20日，下午4时。

13军杨安忠副军长召见了我们，命我团1、3营编为13军38师炮兵群（2营已在10多天前配属14军40师在老街方向作战），要我们立即赶到38师指挥所，参加攻打柑塘的战斗。

从军部出来，竟然碰见了成都二中高中同学潘森茂，他是13军通信连的电话兵，一身红土，扛着线拐子在忙着查线，我们打了个招呼就匆匆而过。后来听说同班的女生毕红也来了，在50军149师当兵，多年后毕红谈起往事，说她原在师宣传队，打起仗来就分到师医院，天天看护伤员，清洗烈士遗体，我真没想到她那么漂亮柔弱的女生，还能做好这样的事，真让人肃然起敬。

受领任务之后，我们乘车继续南行，一路上山高坡陡，植被非常茂密，但都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土，路边水田里漂浮着水牛的尸体，传来阵阵的血腥味。我们紧端着枪，警惕地注视着外面，路过的村庄都空无一人，连狗吠都没有。傍晚时分，看到路边有一支部队在开饭，行军锅旁竟然停放着几具尸体，都用黑色的雨衣盖着。一位干部过来对我们说：

“不能往前走了，前面没有我们的人了……”

他听说了我们的来历后，派了一位班长带我们到师部，我们下了车，步行上山，侯副连长的任务完成，开车回国去了。

天黑了下来，我们8个人插进一支民工担架队的队伍里，沿着崎岖的小路上山。越南属热带山岳丛林地，山上荆棘杂乱、野草丛生，好在我们都穿上了钢板鞋，打了绑腿，行走还算方便。我担任计算兵，就背了一个作业包和手枪，负荷不重。其它几个战友挎着冲锋枪，背着报话机和器材，比我吃力得多。除了作业包和手枪之外，我兜里什么东西都没带，怕暴露身份，最值钱的是前几天才让战友张洪毅到昆明帮我买的一块上海表，120元，花光了我两个月的工资，买表带的钱还是张洪毅先垫着的。我随身还带着一副防毒面具和吃饭的盘子，装在计算盘袋子里，挂在腰带上——这两样东西在战场上人人都不能离身，要是饿了，看见哪个连队开饭，过去拿盘子盛起来就吃，没人管你——你要是不吃也没人管你，这可是保持战斗力的基本条件。防毒面具打仗期间自始自终没有用上，可没人敢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本来还想带上一把正宗的维吾尔匕首，是同学张玉民专门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但刚挂在腰上就被团侦察参谋余和德一顿嘲笑：“向峰啊，你这是要去和越南人肉搏啊——哈哈”，我想想带着的确没有什么用处，只好丢在家里了。

摸黑走到一个山垭口前，突然听到一声断喝：“哪部分的？口令！”

领路的班长回答口令的同时，叫我们都卧倒，他和哨兵问答了几句，然后叫我们起来继续前行。路过山垭口的时候，我隐约看见路旁的工事里架着一挺重机枪，直对着我们上来的小路，射手趴在上面。“好家伙！”我冒出一身冷汗，要是那个班长答错了口令，要是那个射手慌了神走了火，要是我们卧倒不及，一个点射下来……

约莫行走一个多小时，前面的李排长拽了我一下，向左拐进了岔道，后面的王排长等人却不知道，他们跟着担架队径直上了步兵前沿，天快亮了才回来。这说明我们夜间行军经验不足，前后没有照应，幸好王排长回来了，没有摸到敌人那边去。

终于到了38师师部，在一个无名高地上，扎了五六顶帐篷，师部炮兵科参谋与我们接洽，任务交代清楚之后把我们带进一间帐篷休息。帐篷里铺的是稻草，睡在稻草上，听着外面的枪炮声，“哒哒哒”的是轻机枪声，“咚咚咚”的是重机枪声，像刮风一样扫过的是85加农炮发射的声音，像擂鼓一样沉闷的是152加农榴弹炮的声音，130火箭炮发射声最为刺耳，“日——日——日”的，就像把一块破布撕成无数碎片……d近处，帐篷里电台的“嘀嗒”声，手摇发电机的“哗哗”声，话务员低低的接转电话声，间夹着某位首长的喝斥声，汇成了一曲战场交响乐，可听着却不是什么享受，有点发毛，还多少有点恐惧。我在想内地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在干什么，那时候跳舞的风潮刚刚兴起，可能都在夜店迪斯科乐曲中尽情起舞吧。

一个女兵探头进来：“呃，老乡，给点儿稻草嘛，”一口成都话，轻松自如，就像在夏令营露营。

李排长很热情地抱起一大把稻草，帮着女兵送了过去。

一晚上我们都呆在帐篷里，步兵告诫我们别乱跑，这个山头刚打下来，还没有清理战场，怕有残兵活动。

天亮以后，步兵开始搜山，果然抓到两个越南兵，面黄肌瘦的，穿着肮脏的军装，不过也没有狰狞的面目，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警卫把他们押走了，山上的紧张气氛也缓解了许多。我们开始勘测地形，开设观察所。在一片没过头顶的茅草中，发现一具战士的尸体，光着头，脸朝下伏卧着，冲锋枪丢在一边，背上有血迹。何营长拣起枪，派人通知师部来人把尸体抬走，枪我们留下，是一把带刺刀的木柄56式冲锋枪，比我们的铁柄冲锋枪好用。战场上大家都喜欢用长枪，手枪背着倒是方便，可一旦有事派不上什么用场。没有看清这个战士的面目，不知道有多大年龄，他死得如此平凡简单，可多少年以后，我时常会想起他，我想他的战友和家人也会永远地记住他——战士，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战斗、无声无息地倒下！

一个胖胖的干部满头大汗地从前面跑过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是配属的炮兵。他点点头，说的是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叫我们注意安全，再往前去没有我们的部队警戒了。

我们很感激他的提醒，当下便停止前进，就地开设观察所，观察战场。（后来知道这位干部是13军38师炮兵团作训股长王惠民，80年6月调到炮49团2营任副营长，成为我的领导）

跟随38师师部，我们继续南进，途中看见一个被击毁的我军车队，十几辆车烧得只剩骨架，其中有一辆是救护车，路边的树枝上挂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臭味。听旁人说是被炮火摧毁的，越军特工在路边的山上指示目标，炮弹击中了一辆弹药车引起了连环爆炸。此刻我们的车正拥堵在路上，司机们拼命地鸣笛催促，都想尽快离开这片地狱一样的地方。还好，越军已经后撤，没有再顾得上炮袭这满路的车队和人流了。22日晚上，我们下车登山，到达柑塘外围的369高地。

柑塘是越南西北部重要的经济区，越南乃至亚洲最大的磷矿就在柑塘，其年收益占越南财政收入的5%，常年住有苏联专家10多人。越南有限的机械制造工业和纺织工业也在此。

决战在即，昆明军区前指得到情报，河内附近的越军第一主力308师已经向西北方向，即柑塘方向开动。据此，昆明军区准备调集13、14军主力，“打掉308师”。为不使两敌汇集，加大歼敌难度，13军迅速攻歼柑塘之敌已成当务之急。杨得志司令员强撑胃病加重的身体亲自掌握全局，日夜筹划指挥柑塘战役。

为务求必胜，13军将军、师炮兵进行了重新编组：

军第1炮兵群：152加榴炮12门、122加农炮12门、85加农炮18门（军炮团）

军第2炮兵群：130加农炮36门（炮4师5团）

军第3炮兵群：152加榴炮24门（炮4师49团1、3营）

军第4炮兵群：130火箭炮36门（炮4师213团）

军第5炮兵群：122榴弹炮24门、130火箭炮6门、107火箭炮12门（37师炮团）

军第6炮兵群：122榴弹炮36门（炮4师18团）

军第7炮兵群：122榴弹炮24门、130火箭炮6门、107火箭炮12门（38师炮团）

再加上团、营属82毫米以上火炮，13军在6公里的进攻正面上布置了564门火炮，密度达到平均每公里94门。而当面越军只有1个炮兵团加2个高炮营，85毫米以上火炮不过30多门，根本无法抵挡我军的强大炮火。在兵力上，13军集中了2个步兵师的18个步兵营，而当面越军只有约8个步兵营，也形成了对越军2比1以上的兵力优势。

那天晚上我们露天睡在369高地的反斜面上，盖着从路边猫儿洞里捡来的破毯子，听着夜空中呼啸的炮声，有点担心炮弹掉下来。看看步兵，人手一个单兵掩体，睡在里面，既暖和又安全。我注意观察了一下，除了武器、防毒面具和碗筷之外，步兵比我们多带一样东西，就是小军铲，短柄的，别在背囊上，一到宿营地，三下五除二挖好一个掩体。你看，一支进攻的枪，一把防御的铲，战争攻防矛盾的两个方面，就这样具体地体现在一个单兵身上。

晚上我被冷醒，一摸毯子不在了，侧身一看，旁边睡着师部炮兵科的一个参谋，把毯子全卷了去，我只好拽过来一个角，在枪炮声和凉风中迷迷糊糊地睡去。

凌晨5时，我们提前进入观察位置，做好了射击准备工作。进攻柑塘的战斗在2月23日7时打响，这次不搞偷袭了，先是炮火急袭25分钟。

火力急袭开始，500多门各式火炮发射的近万发炮弹，瞬时在柑塘外围的外约姆河南岸越军阵地开花，分布的炸点像一个巨大的花圈，紧紧地套在越军的脖子上。

密集的炮声中，我听得出我团152加榴炮沉重的发射声和威力无比的爆炸声，论弹丸口径和装药量来说，我们是最大的，杀伤力也是最猛烈的，38师首长很欢迎我们这样的大口径火炮支援他们，对我们前观人员青睐有加，叫我们一直跟在身边，我们部队训练素质也很高，完全做到了步兵指哪打哪。

我们前进观察所设在高地上的一个“A”字型工事里，是越军留下来的，用原木搭成“A”字型，上面覆盖泥土，还算坚固，就是太狭小，抬不起头来，我们干脆跳出工事，在露天观察战场、指挥射击。突然，听到“嘘——”的一声，很近、很急促……

“炮弹！——”

我们听惯了这声音，只不过以前都是听到它“嘘嘘”地飞向远处，这回是听到它呼啸着直奔我们而来。我立刻明白了，想要躲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炮弹的飞行速度接近音速，当你极其清晰地听到炮弹的啸声时，它瞬间就要落地爆炸了。不过我们还是本能地跳进了工事，李排长连滚带爬跃进工事，枪都丢在了地面……，没有听到爆炸声，过了半天我们出来查看，十几米开外有一堆松土，炮弹钻进去了，是哑弹，我靠！不知这发炮弹是美国造？苏联造？还是中国造？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有个情节：“小北京”肩扛82无后坐力炮射击，却是一发哑弹，没有击中敌人，反被敌人的火力击中牺牲。连长梁三喜拿起炮弹一看，“1972年制造”，怒吼了一句：“批林批孔！”

我不太相信这个情节，哑弹的概率极低，我当炮兵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我想也就万分之一吧，可能是弹药受潮，可能是引信失效，可能是操作不当，但绝不会与“批林批孔”有关！——不管怎样，我们得感谢越军这发哑弹的制造商和射手的失误，让我们获得了万分之一的生机。

我们都没有笑话李排长把枪丢了，其实大家一样狼狈。何营长定了定神，把我们分成两组，分散到另一个“A”型工事里，外面只剩下王刚辉排长和张亚军，他们必须要留在视界开阔、同时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观察战场，报告弹着点，然后用电话报告我们进行修正，我们的修正口令通过报话机传到炮阵地进行射击。何营长还和38师炮指保持着联系，随时根据合成军首长的指令实施炮火支援。指挥所还有两个军人行动有些奇怪，抱着个大黑皮包，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后来一问是空军派来的联络官，可以和云南砚山平远街机场直接通话，那里停满了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可随时根据战场需要突袭越军。

“空军？空军干嘛穿着陆军的军装？”我小声嘀咕。

不用说，这也是保密的需要。整个越战期间，空军没有实战，越南飞机不敢起飞，我军也犯不着动用空军，飞机只沿边境线巡航。一次不知哪位飞行员竟然驾着“米格-19”歼击机飞进越南绕了一圈（我们亲眼所见），不知来干什么。数年之后，听说这位飞行员叫候书军，当时是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后来当了成都空军司令员兼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传闻，未经证实）

白天的战斗结束，黄昏时分，师部向前转移，路过一片洼地，看见越军丢弃的几门美式105榴弹炮，旁边堆满了炮弹壳。

“小子发射了不少啊，说不定打我们的那发就是它”，大家议论纷纷。

一支步兵连队在做动员，连长挽着袖，拄着根棍子，挎着冲锋枪，枪身上有两个绑在一起的弹匣，这是步兵的小发明，第一个弹匣打完，单手一翻，另一个实弹匣就上膛，节省了从子弹带里取弹匣的时间，连长声音很大：“第一，散开要快！第二，冲击要快！第三，出枪要快！——出发！”

这是我历次所见战斗动员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只记住了连长的几个字：“快！快！快！”多年后慢慢地悟出了连长的道理：在射手的眼中，目标快速的移动，会妨碍射手的瞄准和击发，而目标慢一拍的动作，将很容易被锁定，成为对方射手的靶子。老电影中我军战士身材瘦削，个个身手矫健，战斗动作极为干练，一见可知是上过战场、训练有素的。再看现在的影视剧，我军官兵高大有形，动作却做不到位，腰弯不下，腿迈不开，慢吞吞的，根本不像兵。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臃肿的身材，笨拙的动作，不被敌人的机枪火力打成筛子才怪呢。

战场上快速勇猛的动作，还能对敌人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当你面对一个像饿狼一样猛扑过来的敌兵时，你也许会变成一只发抖的兔子；而当你瞄准一个缩头缩脑的乌龟时，你就会成为一个凶残的猎手，这就是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队列中的战士臂上都戴着白毛巾，表情肃然，个子都不高，一看就是四川兵居多。此刻我忽然明白了步兵与炮兵的区别：炮兵远在十几公里以外，安全系数比步兵高出百倍；而步兵则是在枪林弹雨中浴血玩命，分分秒秒都有被击中牺牲的危险。炮兵上战场，想的是如何立功受奖；而步兵上战场，想得最多的是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平时在公路上，炮兵乘着车，隆隆而过，留下漫漫尘土，笼罩着路边背负重装、艰难前行的徒步步兵，——最辛苦、最危险的就是他们，我祝愿他们胜利而归！

当然，现代战争早已立体化，打击的重点将转向对方的炮兵阵地、通信枢纽、指挥机关等，导弹和飞机突袭将成为主要手段，说不上谁比谁更安全，甚至平民的伤亡都会超过军人，但冲锋陷阵的步兵是明知要死而去赴死，这与被炸死在家中的平民是完全不同的。

几天后，我们进入了柑塘市区，有点像鬼子进村，端着枪，一脚踹开门，四处搜寻，没找着什么东西，出门的时候骂骂咧咧。越南柑塘磷矿职工家里都很简陋，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墙上挂着年画，竟然都是中国的样板戏，李铁梅“高举红灯闪闪亮”，杨子荣“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所有家庭墙上的日历都翻到：“1979年2月17日，农历己未年，正月廿一”。

街上的百货商店一片狼藉，我找到一只不锈钢小勺，替换了发霉的筷子，王排长找到一圈松紧带，昆明话叫“缩经带”，他戏谑地称之为“月经带”——“越南缩经带”。满城没见着一个越南人，都跑光了，我知道越南的香蕉、菠萝很多，早就垂涎三尺。可转了半天，一个也没见着，好容易从地窖里拖出一串香蕉，却完全是生的，根本不能吃，我靠，先来的部队早把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战斗部队已经前出，剩下的人员都在忙着搬运东西，磷矿的设备、铁轨、木材；商店的食品、水果、布料；包括老百姓家中的摩托车都成了战利品。何营长好不容易找到一堆木制沙发，马上通知团里来车拉走了，顺便还拉走了旁边一个养鸡场的几百只鸡，鸡他们回去就分着吃了，这堆沙发以后一直放在团里的党委会议室，用了好多年。

步兵缴获了一个水果罐头厂，里面有大量的菠萝汁罐头，这可是好东西！越南气候炎热，每天行军，汗流浃背，每个人衣服上都是一圈白色的汗渍，最需要的就是水，能喝上这样甜美清凉的纯天然菠萝汁，不是神仙、胜似神仙！我们每个人分了两个，何营长不准我们喝完，要留下以备急需，我捡了个步兵丢弃的背囊，上面还有些血迹，把这个罐头和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塞在里面，一身轻松地继续前进了。

攻占柑塘后，当面越军退缩到外波河南岸，沿河组织防御。我们跟随38师师部继续前进。步兵行进速度很快，师团首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我们是炮兵观察所人员，平时爬山越岭也习惯了，还勉强跟得上步兵的队伍，可两位空军老弟爬山有点吃力，拄着拐棍，空着手，几个战士帮他们背着装备。山上的路边有个陷坑，埋着锋利的竹桩，有一人多深，小时候我们就看过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故事，都知道这是对付美国兵的。我走过去看了看，不禁咂舌，这人要是掉进去，恐怕穿着钢板鞋也挡不住，这些土玩意，说不定就是中国教官教给他们的，徒弟竟然打师傅了！

队伍中有很多支前民工，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肩扛着担架，手提着桶装压缩饼干，背上背着迫击炮弹，有的还赶着骡马驮着大米、蔬菜，默默无闻地跟着部队前行。休息的时候，点起廉价的香烟，喝着军用水壶里的凉水，嚼着干粮，全体都是安安静静的，从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怨言。实际上，在炎热的山岳从林地中完成运输保障任务，有时比打仗还辛苦。当地政府动员了几万民工支前。当年陈毅元帅在评价淮海战役时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

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支前民工用肩膀扛出来的！”

民工（包括带路的华侨）也有牺牲和被俘的，战后都受到了和军人一样的待遇。

出山后我们来到一个叫边大的地方，此地离国境线直线距离只有20公里，但现地坡高沟深，道路弯弯曲曲，实际距离远远超过图上距离，也已超出了我团1、3营还留在境内火炮的射程。

我们住在一个小学校里，里面有竹子盖的教室，还有个小操场，教室里有几本散落的课本，里面的插图有越南人民军，胡志明主席，还有美国兵的漫画，我们看了都苦笑，不知道以后的课本中会不会有中国兵的漫画。学校里也有一些“A”字型工事，我想肯定是驻扎在这里的越军部队留下来的，学生们是不会在战争期间守着工事在这里上课的。

旁边有个村子，住满了部队，村里竟然还有十几个越南村民，都是老人、儿童，还有几个年轻的女子，他们一点不害怕，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军队是文明之师，攻入敌国后，最多不过是把战利品拉走，把鱼塘的水放干，把没人管的鱼啊，猪啊，牛啊，狗啊，鸡啊弄来吃了，但绝不会烧杀奸淫。这些越南平民尽可以放心地呆在家里，没有人去骚扰他们和他们的财物，但前提必须是要安分守己，如果有什么敌对行动的话那就只好另当别论啦。

由于越军后撤甚远，炮袭的威胁大大减轻，大家都从洞里跑出来住在民房里，要防备的主要是越军特工队的袭扰。到了晚上，地处黑灯瞎火的异国他乡，能让人放心睡觉吗？何营长安排我们两个人一班，昼夜站岗。当兵以来站夜岗多少次了，只有这几天带着敌情观念。不过物极必反，神经太紧张了也会出事，一天凌晨步兵部队的一个炊事员起来做饭，竟被哨兵误认为是特工队开枪打死了，而且是连开数枪，那位哨兵肯定精神有问题，太紧张了。出国时间走火的比较多，这也难免，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嘛。

我们的大炮没有跟上来，这边就没有什么任务，合成军首长也不太管我们了。我们天天呆在家里，外波河前线也没去看过，整天睡觉、闲聊、听听收音机的战报，谈得比较多的是我军的伤亡情况，38师阵亡人数在400人左右。师部炮兵参谋给我们讲到步兵一次最惨痛的损失：前几天攻打柑塘时，一个步兵连发现了越军一所野战医院，有一个排的兵力在掩护，步兵连长呼叫炮火压制，在报告目标坐标的时候弄错了，炮弹落在己方的战斗队形里，那是一次107火箭炮齐射，几十发炮弹覆盖过来，该连队伤亡过半，连长牺牲，即刻丧失了战斗力，直看得对面的越军伤兵和女护士，拍手大笑。

地图定点是炮兵和步兵指挥员的基本技术，那位连长能出这样的差错实属罕见，我估计也许是地图有误，或者是情况紧急慌乱所致。

留在国内的我团首长天天来电询问有无战斗任务，何营长也天天往步兵师部跑，是啊，刚打出点劲来，忽然又停下来，滋味是不大好受。

我们是在收音机中听到撤军的消息的，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谁也没想要在越南打持久战，但我军迅速撤军的真正原因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一是当时我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仅有朝鲜、柬埔寨支持我军攻打越南，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默许但没有公开支持。二是中国顾虑背后的苏联。三是战略企图已暴露。我军意在围歼增援的越军主力，由于苏联挚肘，中国被迫暴露战略企图，未能达成战略目标，不能不令人遗憾。

越军没有组织大规模的追击和袭扰，用他们的话说是“礼送出门”，但东线我军撤退过程中发生了150师448团一个加强营另两个支援连被越军围歼的重大失利。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此事，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只觉得撤退很简单，几十公里的路，哼着小曲，看着风景，几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了。

我们接到了掩护部队回撤的命令，何营长组织我们在地图上作业，把回撤路上的各处要点作为拦截射击的目标，计划好了火力，越军一旦追袭我军，将遭到迎头痛击。

各部队交替掩护撤退，我们跟随13军后卫营行动，沿着进攻的路线回撤，沿途经过柑塘、369高地、无名高地，想起进攻时的艰辛和牺牲的战友，心中有点忿忿不平，我对旁边的人说：“花这么大的代价打下来的山头，白白丢了太可惜，为什么不让敌人也花点代价来争夺呢？”

西线这个方向的敌人还算客气，没有追击、没有骚扰、也没有进行炮袭。

3月12日中午，我们很顺利地撤到了离边境只有5公里处的238高地。后卫营沿红河沿岸组织最后的防御阵地，我们留在了位于全营最后面、离国境最远的后卫连。祖国的山水已历历在目，群山巍峨、郁郁葱葱，可我们还不能回家，友邻部队正在撤退，我们还要保障他们的侧翼安全，完成最后的掩护任务。

这一天我们遇到了点麻烦，可这麻烦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

下午4点左右，在我们回撤后，来路上的一个山垭口，突然出现了一支队伍，有一个排的兵力，急匆匆地走来。何营长和后卫连长碰头后确认不是我们的人，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命令后卫连做好战斗准备，同时炮兵实施拦截。炮3营打出一个全营齐射，弹群稍有偏差，修正后转为全营6发急促射，当即覆盖了目标，爆烟散后看见残余人员退逃，翻过山垭口不见了，再也不出来。步兵后卫连长在旁边看得高兴，说这最后的一场阻击战步兵也不用再打了，要杀猪庆贺。他果然张罗杀猪去了，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猪。

到了晚上，猪肉还没有炖好，麻烦来了。团里来电询问下午拦截越军的事，我们如实做了汇报。不一会又来电查问，语气越来越严厉。开始我们还不清楚意图，后来才知道有人状告我们打了自己人。

这还了得！何营长急出了汗，马上核对所有的侦察记录和收发报记录，当时我们使用的是报话机密语通话，王方先和那个江川报话兵都是昆明军区大比武尖子，业务精湛，根本不用看密码本就能翻译，只听到两人对着报话机“1234、5678、9000……”不停地呼叫，忙了半天，那边就是一口咬定打了他们的人，何营长又把步兵后卫连连长拉过来作证，那位连长又请示他的营长、团长、师长，最后军部那边说是他们搞错了，我们拦截的的确是越军，表扬我们果断开炮，阻击了敌人。（后来听说是13军39师告的状）

我不明白这个误会是怎么造成的，司令部的参谋会对战场上的一支部队身份不明？太可怕了！

我们半夜才吃上饭，连长的炖猪肉很香，我吃得很多很多……半夜起来拉肚子，看见步兵全蹲在战壕里，根本没有睡觉。

第二天，3月13日清晨，我们和后卫连一路，撤离238高地，步行过舟桥回国。侯副连长开车等在路边。登车以后，舟桥兵开始拆桥。回头望去，远方一片雾霭，寂静无声，还有些诡异。

新华社消息：“我西线部队于3月13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东线部队将敌人工事全部破坏，是为惩罚。3月15日22点20分，最后一辆军车回到中国领土，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告一段落”。

3月16日，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

我经常对朋友说：“参加对越作战，我不是第一个出国，但我是最后一个回国”，言辞中颇有些自豪。

我回到国内看到的第一位熟人是3营指挥连侦察排长刘建平，看到我满脸疲惫、全副武装的样子，他轻轻地笑笑说：“快把这些东西脱了吧”，好啊，终于可以解除武装了！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因为不时地还有枪炮声传来，虽然我国宣布撤军完毕，但并没有签订什么停战协定啊（当然也没有什么宣战书），越军报复性地向我境内开枪开炮是免不了的。我生怕在这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出点意外，那才是冤枉呢。就像在1949年9月加入国民党，1945年5月当上了希特勒的卫兵！

第二天我们完成了撤离战场准备。次日凌晨2点从河口出发，好多人都是睡眼朦胧的。开通信车的驾驶员开着开着车竟然睡着了，要不是团通信股长吴加奇吼醒了他，车就撞到南溪河里去了。因为实在太困，部队远离边境后，中途宿营，打开背包，就睡在野地里，感觉不错，毕竟这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啊。

当天下午回到了德厚街。我们司令部还住在那栋粮站的木板楼里，我也回到了保密员的岗位。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大部分是作战简报，看到许多熟悉的地名：老街、柑塘、边大、外波河、369高地、沙巴……，心里还想着在那里的日日夜夜。

在进行战后人员装备实力统计时，我看到这一仗打下来，我团仅牺牲2人，轻伤1人。2营5连战士易天明挖火炮掩体时塌方牺牲；1营指挥连电话兵潘修根查线时遇敌炮袭，躲进猫耳洞后竟然被落在洞口的炮弹炸死；管理股驾驶员马瑞堂看见我方的火箭炮打得热闹，跑出来观光，被随后而来的越军炮弹炸伤小腿。两名烈士都立了功。

在司令部的总结会上，我简要汇报了参加前进观察所出国作战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我表现不错，为我报请三等功。

6月份，全团撤回了昆明营区。

1980：驻守河口

1979年下半年，边境又开始紧张。越军趁我军战后后撤之际，竟然大摇大摆地占领了边境上许多骑线点。不断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扬言要报复上次作战的一箭之仇，把河口轰平！迫使中国边民离开家园，穴居岩洞，土地难以耕种，橡胶无法收割，学校被迫停课。

10月份，我团1、2营奉命再次开赴河口，其他炮兵部队也有行动。军区派遣有限的部队加强边防，主要是炮兵部队，专门对付越军可能的火力袭扰，炮兵部队上去后一直驻守到1981年底才撤回，史称“反炮袭作战”。

我于1980年3月由司令部保密员调任3营7连指挥排长。连长曹蒙、指导员邓奕元。

1980年3月，传来消息，我们3营也要开赴河口。一天傍晚，连里突然通知我到团值班室去，留守营房的戚务堂副团长在这里向我宣布两件事：一、任命我为3营9连副连长，即刻到任。二、派我到河口打前站，明天早上出发，3营全营5天后赶到河口。

我匆匆地回到7连交接了工作，到9连报了到，第二天坐上火车赶赴河口。昆明到河口要乘两次火车，先乘准轨火车到开远，然后转乘小火车到河口蚂蟥堡下车。米轨小火车车厢小、车速慢，摇摇晃晃地又跑了一天，沿途停了很多小站，很不舒服。

团里派车接我到了设在三家寨的团部，我晋见了李希明团长，向他报告了3营的行程计划，他点点头。旁边作训参谋冯黎伟见我来了很高兴，说晚上正好要和驻地农场打篮球，已经输给他们几回了，我来了胜利有望了。李团长将信将疑地说：“他冯向峰来了就能扭转乾坤啦？……”

晚饭后篮球比赛我没能扭转乾坤，球又输了，我在火车上摇晃了一天一夜，还因为晕车呕吐了一回，有点疲乏，发挥不是太好。河口农场那些人体力特好，满场飞，可能是海拔低，氧气充足的原因吧。昆明海拔1900米，算是高原；河口海拔100米，到处是青山绿树，绝对是天然的大氧吧，我在团部住了几天，感觉到精力充沛多了，冯参谋又召集我们去比赛，终于赢了那个老冤家，扭转了乾坤。

几天当中，我跟随着李团长、作训股长宋朝玉和团指挥连长周进新，到处为3营选择炮阵地和观察所。李团长工作很细致，看好位置后都要叫我们记录好行车公里数，遇到急弯陡坡时更要详细勘测，以确定火炮能否通过。在预选的阵地察看时，李团长特别注意查看有无干净的水源。还不错，河口这地方水量充足，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不仅在炮阵地，就连在位置很高的观察所也都找到了现成的水源，我都一一记好了各点的位置，以后好带3营的部队进来。阵地选择好以后，团长轻松多了，坐在车上听着录音机里播放的港台流行歌曲养神。万事俱备，就等3营部队来啦。

第五天下午，李团长带着一大群机关人员和我，很早就到水果农场去迎接3营的到来，快4点的时候，3营的车队到了，带队的戚副团长先过来向团长报告情况，脸色不太好，说是途中9连出了车祸，一门火炮撞到路边的大树上，身管变形，恐怕要报废了。李团长紧绷着脸，很不高兴。这时后面的3营车队突然喇叭声大作，可能是停车久了不耐烦吧。李团长一声怒喝：“扯淡！叫李告春跑步过来！”

壮实的李营长和曾宪忠教导员扎着腰带跑了过来，免不了挨了团长一顿臭骂。这中间有对9连车祸的气恼，有对个别驾驶员没有教养的愤怒，还有一个原因我能隐隐感觉到：这几天四处奔波、满怀希望的李团长，感到了一丝的失落。

李营长跑步回去了，一会儿他的咆哮声在3营车队那边炸起来，他是湖南人，嗓门更大，他把火气全都又撒在营里干部和驾驶员身上。我没有过去，我还要继续完成为全营引路带路的任务。我很幸运，如果我没有接受打前站的任务，就必定会坐在那辆出事故的炮车上，即使不在事故车上，我也难辞其咎，因为我是分管9连炮分队的副连长。

后来那门撞在树干上的火炮被鉴定为身管报废，只好拉回去大修，加上在营房时9连已经有一门炮因翻车损坏正在抢修，3营9连的战斗力只剩下二分之一！这两辆车的带车干部都受了处分，那段时间，3营9连真是倒霉透了！

忙活了好几天，我把3营各连和营部带到了各自的位置，回到了9连上任。因为连长周石刚还在军区炮兵教导队学习没出来，我便代理连长，先带着指挥排上了观察所486高地。

486高地在中越边境线上我方一侧，视界开阔，可观察到越南境内几十公里远，山上植被茂密，清泉长流，住有边防团的一个班。山头有一块平地，正好给我们盖房子用，我们就开车下山到处去砍竹子。河口地区山林茂密，其中有大片大片的竹林，就在公路两边，一眼望去，翠绿欲滴、无边无际。砍下的竹子，就顺着山坡往公路上扔，一会儿就是满满一车。盖房子最好用的是楠竹，又长又直，用来做柱子和房梁最好。另外再砍一些荆竹、毛竹，用来做墙壁和房顶。盖房子不用木料，木料是用来修火炮工事和弹药库的。河口最讨厌的是旱蚂蝗，吸在身上甩都甩不掉。有一回我坐在驾驶室，下车的时候看见座位上有血迹，扭头一看，半个屁股都浸透了鲜血，一只旱蚂蝗叮在屁股上，我狠狠地一掌把它打掉，又用力把它踩进泥中。

忙了好几天，盖了一间很宽敞的竹子房。曹蒙连长指挥7连指挥排，别出心裁地盖了一栋几层高的“八角楼”，既可以住人，又可以当观察哨。看看对面的越军，也没见住进什么房子，都是从树丛中、窝棚中跑出来的。相比之下，我们这边宽敞的大竹房、高耸如云的“八角楼”，太显眼了，战事一开，恐怕第一个成为人家的靶子。

团里給每位官兵配发了竹床板，架在离地几十公分的高度，防潮防虫，透风凉快，还真不错！

李营长和8连连长张德刚也都住在486高地，那段时间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每天就是值班观察对面越军的情况，“某时某分，越军十余人在某高地加修工事”；“某时某分，越军两辆卡车开上某地”等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时间久了，司令部的参谋都懒得听汇报，他们好像对女兵活动更感兴趣（越军长期打仗，男子消耗很多，女当男用，一线连队都编制了女兵班，也叫洗衣班）。某参谋有一天通报说：“1营1连观察所发现几名越军女兵在洗澡！”兴奋之情，比发现越共总书记黎笋来视察还激动。

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女兵出来活动，不要说是洗澡的女兵，连洗衣送饭的也没见过。1连那边肯定是在吹牛，再说，报告敌情也不能这么报吧，应该是这样报告：“发现几名越军女兵在水边活动，脱衣下水，意图不明”。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夜以继日地值班、间隔不断地侦察、按时按点地报告，战争嘛，就是这样，说不定哪时哪刻就打起来了，上次我军不就是半夜三更，打枪的不要，悄悄地偷袭过去的吗？

山头上还有个边防班的观察哨，他们住在比较隐蔽的几间平房里，整个486高地由他们负责警戒，不过李营长不放心，还是叫我们各连晚上派出夜岗。我很担心哨兵走火，因为前不久9连的司务长罗天明就拿着手枪在被子里鼓捣走了火，好在没伤人。我专门把手下的士兵训练了一番：上弹匣——上子弹——关保险：退子弹——下弹匣，主要不是训练他们如何射击，而是如何防止走火。当时没人想到用空枪站岗，万一要是越军偷袭怎么办？拿着空枪站岗，在当时是天大的笑话！可到了80年代以后却成了部队的常态。

边防班隶属于云南省军区边防13团，常年驻守边境，想法和我们不太一样。和他们聊天时，听得出他们不太欢迎我们来，本来他们和对面的越军相安无事的，我们野战军一来就要惹事，野战军一走，又把弄得紧紧张张的烂摊子留给他们去守卫。

我们全营4个观察所加起来有四五十人，统一在营部开伙，顿顿有肉；山上有一股飞泉，喝水不愁；晚上就在飞泉下冲凉，煞是惬意！

河口素有“头顶香蕉，脚踩菠萝”之美名。上次打进越南没有吃到香蕉和菠萝，这次可算是吃够了。解馋之后，7连副连长贝国军、营部炮技师欧才黔们又有了形容眼睛长得小、不太漂亮的女人的新词：“无眼菠萝”。

其实河口美女很多，突出的特点就是皮肤白嫩、身材苗条、语调轻柔。听说河口新华书店有一个美女叫“黑牡丹”，惹得许多干部常往那里跑。我是从来没逛过河口，也没见过什么“黑牡丹”和什么“无眼菠萝”。

不久听说团直一位排长看上了驻地一朵“牡丹”，是农场的女卫生员。有一天他们竟然在四面透风的竹房里偷情，急切的偷欢声被隔壁的人听得清清楚楚，告到团里，其结局可想而知。那时候对这类事处理极严，这也是有道理的，要都像这位排长那样，河口的男人们早把我们赶走了。

不久，周石刚连长归队，到观察所接替了我，我回到了炮阵地。我们连所在地是河口农场洞坪7队。我连的炮阵地设在山脊上，人员都住在橡胶林里，开始是搭着帐篷，实在是闷热难当，于是自己盖房子。

农场的橡胶林都在山坡上，一层一层地围绕着山头，像梯田一样，每一层都有好几米宽，很平坦，我们的房子就一层层地盖在这些小平台上。于是又是砍竹子、盖房子。河口没有冬季，不冷，房子不用盖得太密实。橡胶林里有大树遮阴，很凉快，也不怕热。刚开始盖一间房子要五六天，后来熟练了，两天就盖好。

我们9连住在沟底，水源在半山坡，大家就用竹子做成水管引水。一棵竹子剖成两半，架起来，连接起来，水就引来了，清清的，还带有竹子的清香。但是一到下雨，水就浑了；风雨一来，架子也冲跨了，连队就得停水，经常要派人维修引水管。

8连住在山头上，居高临下，视界开阔，就是爬坡上山费劲，遇到雨天车子打滑上不去，他们就得下山来背米背菜。7连住在路边橡胶林里，四面是高山，上面是树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炮口所指方向能看见一点蓝天。日子一久，所有东西都是发霉的，有位班长要带回家去相亲的两条香烟，潮湿得水都滴出来，气得他大骂越南人误了他的好事。

每天清晨，旭日东升，割胶工就在林里忙碌，用小刀顺着胶树周围切割成一条有坡度的小沟，胶汁就顺着滴下来，下面放一个小碗。下午的时候工人就来收胶，把小碗的胶汁倒进桶里挑回去。一个割胶工要管好大一片林子。负责我们这片的是个中年男子，从来不和我们交往。管8连那边林子的是个女孩，每天割胶时就在他们住的竹棚外转悠，惹得好多兵心猿意马，她自己也有意觅情，弄出来不少是非。8连首长费了不少劲想防患于未然。可还是没能管住。退伍的时候，那个女孩跟着报话班班长，一个叫刘万金的清镇九化有机厂的兵走了。这类事团里发生了好几起，也难怪那些女孩，有这么好的机会离开偏僻多事的边境，有这么帅的兵哥可以追随，有谁不愿意呢？可她们不知道，这件事对她们来说是自由恋爱，无可非议，可是在部队，士兵和驻地女青年谈恋爱却是严重违纪。不知道她们到了内地现在生活得怎样？还会怀念当初那风景如画、柔情如蜜的橡胶林吗？

为了加强对连队的管理，营首长都分别下到了连里。李告春营长去了7连，曾宪忠教导员去了8连，到我们9连蹲点的是王惠民副营长。王副营长生性豪爽，最擅长侃大山，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没有他不知道的，有时聊得高兴，“哈哈哈”地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真痛快！

我连1炮炮位边有棵树碍事，他说要来一次定向爆破，把这棵树从山脊上直接炸到下面的炊事班当柴烧。7连的曹蒙连长、贝国军副连长闻讯都来观摩。“轰”的一声，炮位上树枝泥巴乱飞，有如天女散花，幸好我们提前用竹笆盖住了火炮。树没有炸断，炊事班也没有得到柴烧，我还得派人把这棵树和七零八落的泥块、石块清理掉，定向爆破没成功。

从此贝副连长私下里叫他“王牛”，直到现在，已经成了他正式的称谓。曾宪忠教导员也有外号，叫“老钩”，是营部炮技师欧才黔起的，说是有一次上课，他把“钓鱼岛”说成“钩鱼岛”，别人纠正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就是钩嘛，没钩怎么钓？”

营部住在河口农场洞坪7队队部，有个灯光球场，我们经常和队里赛球。队里的男女老少，营里的干部战士，都来观战。曹连长、贝副连长和我，都是长期配合的主力队员，次次跑全场。那时候体力真好，跑动、跳跃、投篮、抢断、上篮，轻松而熟练，毫不费力，输赢是其次，就图个痛痛快快。赛完球满身大汗，就在球场边的竹水管下面冲凉。河口地区非常闷热，平时男人基本上都是光着膀子，女人都是短衣短裤，到了晚上冲凉，不分男女，都脱得半裸，挤在一个水龙头下嬉水，开始我们还不习惯，后来也无所谓了。

“人家女人都不怕，你怕什么？”冲澡的兵们个个这样说。

哎，红军时期就有条军纪叫“洗澡避女人”，看看现在，跟洗鸳鸯浴都差不多了。

7队的王队长喜欢跟我们交往，王队长的爱人刘老师是个北京知青，70年代初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留下来的，几年的风吹雨淋、摸爬滚打，完全没有了北京知青的娇气，每天晚上照例半裸着和营部的兵们挤在竹龙头下冲凉，一点没有城里女人的矜持，但是一口标准的京腔，一副北方姑娘的高挑身材和俊俏五官，还是跟当地人不一样。

和刘老师同来的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了，像刘老师这样已经结婚生子的外来知青，就自愿长期留下来，成为农场的正式职工。

有天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电闪雷鸣。我非常担心炮阵地的弹药库漏雨，要是漏雨，一个基数的炮弹就完了，我是负责阵地的副连长，当负首责。我爬起来穿上雨衣，打起电筒，摸上山去。山脊上炸雷一个接一个，很近，很震撼，我几次想作罢回去，但还是坚持到了阵地炮位，逐一检查过后，情况良好。弹药库覆盖很好，用木料、泥土、油沫毡一层一层地防护，滴水不漏，就是门口有点积水，但炮弹箱都垫高了十几公分，水也不会淹到。查看完毕后我回屋睡觉，意外的是，连部帐篷里的王副营长和其他人都坐在床上等我，报了平安之后大家便放心地倒头大睡。

我们就在这闭塞的橡胶林里，“躲进竹屋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除了友邻营部、7连、8连之外，我团的1营在哪儿，不知道；2营在哪儿，不知道。只知道团部在三家寨，我打前站时去过一次，以后再也没去过。

进我们3营的阵地，要下一个很陡的坡，同时还要拐一个很急的弯，差不多刚好满足炮车的转弯半径，要知道一辆炮车连车带炮有十五六米长耶。驾驶炮车最难的是倒车，要想火炮向右退，方向盘得往左打，正好相反。曹连长曾开玩笑说，“谁要能把炮车倒过这大弯，我给他1000元钱”，没人敢接招。

部队就绪完毕，开始进行训练。到处都是坡坡坎坎的，队列训练只能在屋子周围搞，也只能搞停止间的单兵动作，不然多走两步就掉下坎去了。轻武器训练这里的条件倒是得天独厚，实弹射击根本不怕伤着老百姓——这儿根本就见不着人。手榴弹投掷更简单，找一个山沟，拉开弦往下面一扔就行了，“噗”的一声，连弹片和爆音都被茂密的植被挡住了，既安全又省事。可有一点我们忽视了，那就是“哑弹”。

其实“哑弹”并不哑，是因为有的兵心慌没有拉弦就扔出去了。按要领投掷之前应该把拉环挂在小指头上，手榴弹出手的瞬间就拉火了，4秒之后爆炸。可有的兵生怕套在手上扔不出去，根本不挂拉环就丢出去，自然是颗“哑弹”。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不管它吗？——那不是留下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吗？说不定哪天老乡捡到了，引爆了怎么办？拣回来——下到坡底去有几十米深，也不知手榴弹挂在何处，不小心弄爆了怎么办？我这还在犹豫着呢，就见那边陈凤林副指导员“蹭蹭”地溜了下去，我只能喊一声：“老陈，小心！”

不一会儿他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提着那颗要命的手榴弹，又“蹭蹭”地爬了上来。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看着老陈那灵活的身姿，我心想，“还是步兵厉害啊！”——老陈以前是浙江军区舟山守备师的步兵，战前调到我团的。

总算是有惊无险，我有点后怕，干脆叫部队带回去了，就剩我、陈副指导员和文书蒋红武。我们把手榴弹箱打开，一枚一枚地往山沟里扔。其实那感觉很爽，沉甸甸的手榴弹握在手中，冰凉的铁坨，手感很不错的木柄，有点防护油的香味，拉环套在指头上，扬手一扔，“噗嗤”，手里一下子轻松了。一会儿，沟里听到爆炸，冒起青烟，手上多了一个白黄白黄的拉环，比放炮仗刺激多了。我们把剩下的几箱手榴弹处理完，意犹未尽地回家，并向营里报告：“炮9连手榴弹实弹投掷完毕，安全无事故！”

训练中还有一个科目：防特工偷袭。按照分工，我负责总指挥，副指导员负责驻地周边清剿，这又是老陈的强项，只见他提着手枪，叫一声“4班跟我来！”于是领着七八个兵，飞快地冲上阵地旁边的制高点。

演练完毕，他精神抖擞地跑到我前面，啪的一个敬礼：“副连长同志：阵地清剿完毕，残敌肃清，请指示！副指导员陈凤林。”

我晕！我俩可是同级干部啊，有这么报告的吗？不过我还算沉稳，跟着对戏吧，也还礼说；“很好，部队撤回！”这语气完全是上级的身份了。

5年以后，我晋升到了营长，陈凤林当了宣传股正连职干事，在军队经商风盛行的时候，他承包了团里的酒厂，也不知赚没赚钱，后来原职务转业了。我一直很挂念他，凭他的素质，要在步兵团干个营长也不错，可惜到了炮兵，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后竟然去烤酒。

野外驻防最担心出事故，我们最怕的事故一是车祸；二是走火；三是枪支被盗；四是食物中毒；五是和驻地女青年乱拉关系。团、营、连制定了许多“不准”，如：不准非驾驶员开车；不准枪口对人；不准枪支离身；不准吃生冷腐败食物；不准私自外出等等，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几个重点。我是副连长，管生活，特别对第4条要负责，我叫司务长买回来几条活鱼和乌龟，养在厨房的水池里，只要它们活得好，这水源就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饮用。

天气越来越热，橡胶林里虽然能挡住炙热的阳光，但也是热浪滚滚，特别是蚊虫叮咬特别让人受不了，团里下发了大量的清凉油，官兵们全靠这个止痒消毒。连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军容风纪了，除了集合时间，平时都是清一色的赤身裸背，穿一条短裤而已。各种各样自制的扇子到处都是，有的兵宁肯睡在潮湿的地面上也不睡在滚烫的木板床上，听说团汽车连的兵，用空汽油桶装满清泉，成天泡在里面，真特么羡慕嫉妒恨！

不久团里对部署进行了调整，团部移到蚂蝗堡车站附近，3营向西转移了几公里，我们的炮阵地转移到了蚂蝗堡农场的一所小学校。各连的观察所也撤回，改为全营统一指挥，观察所由各连轮流派遣。

小学校有几间宽敞明亮的教室，连部占用了最靠外的一间。4个连队干部，加上文书、通信员、卫生员住在里面。水泥地面，青砖红瓦，电灯，自来水，再没有了简陋竹屋的漏雨和潮湿，比营部、团部的条件还好。

其他的班排还得自己建房，于是又是砍竹子、盖房子、修工事、挖弹药库，为了防止火炮遭雨淋，每个炮位上还盖了竹棚，车辆盖了车棚，一副要长期坚守下去的样子。我们转入了正常的训练，从单兵教练开始，到班教练、连教练，和以前在团里训练一样，只是炮拉不出来，炮分队只能在原地操演。

有一段时间，周连长休假，正好又轮到9连上观察所，于是我再次代理连长，来到新开设的361.3高地观察所。这个观察所车开不上去，从山下爬上去要40分钟，也没有地方盖房子，就傍着崖壁边搭了个棚子，极其狭小，根本没有人员活动的场所。最大的问题是山上没有水源，我们每周要下山取一次水，把一棵竹子中间的竹节打穿，可以装几十公斤水，装好水扛上山来慢慢用。夏季酷热难当，我下山只穿一条裤衩，在泉水边上洗够、喝够后扛水上山，到山上已是大汗淋漓。更要命的是一路被蚊虫叮咬，又腾不出手来驱赶，叮得疤痕累累，我数过一次，竟有70余处。以后下山扛水的时候，再热也要穿上长衣长裤。取水如此艰辛，大家都很珍惜水。侦察班长秦建乐对我说，“冯副连长，你菜可以多吃，蜡烛可以多用，可这水不能多用啊！”每天所有人员用水都要定量。下雨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用脸盆接下来，一天的水就够用了。

山上竹林茂盛，竹笋很多，开始吃还可以，吃多了太苦涩，这个东西必须要多放油才好吃，我们没有那么多油。挖竹笋也只敢在近处挖，远点的地方边防部队布有地雷，不敢去。

这次我们的观察位置很隐蔽，不像在486高地上那么张扬。每天留一个战士守着观测器材，其他的人就在棚里坐着、躺着、闷着。团里很理解我们，送来一些报刊杂志，天天没事就看吧。

那时《中国青年》杂志正在进行“人生价值”大讨论，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署名潘晓，提出了“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其实真实的潘晓是两个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大学生潘炜和女工黄晓菊。《中国青年》的“潘晓”中各取了他们名字中的一个字。这次讨论争论很激烈，闹得沸沸扬扬，直到惊动了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他几次亲笔批示。这次讨论不管是非如何，能在全国性杂志上公开潘晓的消极观点，也算是开了先河。

侦察班有个新兵江晓，父亲是昆明军区情报部的，很不适应前沿的艰苦生活，情绪不高，我给他推荐看了我带上山的一本《联共（布）党史》，他很受教育，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冯副连长给我看的这本书，是纯粹的正能量教育，所以我后来加入了共产党！”

年底，团里在老范寨地区进行了炮兵连实弹射击考核，这是我唯一一次在炮阵地上指挥。这次实弹射击成绩不太好，估计也就是及格吧。不过大家都不太在乎，在如此复杂的地形、艰苦的训练条件下，能顺利地完成实弹射击演习就很不错了！

每天我们在外面训练、忙碌，又热又累。回到连里，人就整个放松了。连部文书蒋红武，是指导员李砚智和我同年入伍的贵阳老乡。他倒不在乎我们都成了他的领导，每天在家里给我们泡上一大缸白糖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好凉了，端起来一饮而尽，其感觉只有那回打下柑塘畅饮菠萝汁的时候能比。

小学校里有两个女老师，一个叫潘金花，个子高挑，水灵水灵的，眼睛会说话。还有一个叫朱新华，个子矮点，文文静静的，还有场部一个叫白老三的女孩经常来玩。我们休息时都只穿件军绿大裤衩——就是游泳时鱼都能钻进去的那种，几近赤裸地和女士们聊天，她们也不在意。在河口当地都这样，女人也不过多穿了一件短衫而已。我们只穿短裤衩还有一个原因：由于炎热潮湿，大部分干部战士都患上了阴囊炎，痒痒得难受，越痒越抓，越抓越烂，根本不愿意穿那不透气的长裤。听说有个边防连队干脆每人发一条女兵穿的裙子，很受战士欢迎。后来团卫生队发了大量的维生素B2给大家吃，叫多洗洗澡，慢慢就好了。

炮1班的火炮就在操场边，离教室很近，我生怕开炮的时候把教室的瓦掀起了。有时候看见在大炮旁边嘻戏的小学生们，心里很欣慰，我们驻守在这里，不就是让他们能这样无忧无虑地上课、欢天喜地地游戏吗！

一段时间，情况突然紧张，接到团里通知，所有炮位擦拭好了6发炮弹，装好了射击诸元，随时可以发射出去。我们还在周边公路上选择了游动炮发射阵地，可随时拉炮进入预设阵地进行射击。我们加强了射击操作演练，特别是夜间，重点演练了灯光瞄准点的设置和标定。

一天，云南省军区刘思祥副政委来连队视察，看了我们的操作。全连动作迅速，通信、旗号完善，部队士气高昂。刘副政委兴致很高，和我闲聊了几句，问我加农炮和榴弹炮有什么区别。还好，这问题我听师部徐建新参谋说过，不慌不忙地回答了首长的提问：“加农炮是指身管长度超过火炮口径40倍以上的火炮，其特点是初速快、弹道低伸，适应于对敌运动目标、装甲目标、点状目标和远距离目标射击；榴弹炮身管较短，弹道弯曲，适应于对敌反斜面目标和面积目标射击；我连的加农榴弹炮介于两者之间，适应于对各类目标的射击。”

刘副政委的儿子就是团里的作训参谋刘一兵，他应该早就知道这些知识，看来他是有意考我的。

过后不久，我们才知道省军区部队在罗家坪大山打了一仗，我们是为此而备战。不过我们还是没有开火，擦拭好的炮弹又重新油封放进了炮弹箱。一切又归于正常。

炮4班房门前有块花生地，有位大嫂常来照料，不时还送我们些花生尝尝。欧才黔、蒋红武叫她“花生大嫂”，她和潘、朱、白几位女士性格不太一样，本本分分、勤快淳朴，看见战士们就嫣然一笑，我从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可老是记得她在地里弯着腰忙碌的身影。其实，潘老师、朱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白老三、“花生大嫂”也好，她们都对子弟兵充满了关爱和信任，都是那样的热情好客、那样的热爱生活，就是她们如此的身姿靓影、言谈举止，构成了我对河口劳动妇女最深刻的印像。

新兵要来了，我们又是照例地上山砍竹子、盖房子；还得为团机关盖房子备料，又要砍竹子、送竹子。在河口驻守期间最大量的工作就是干这个，以至于不久之后我对成都的同学说：“当兵最大的收获——嗯，就是学会了砍竹子、盖房子。”

年终总结，我在河口“反炮袭作战”中荣立三等功。1981年3月，我被任命为2营6连连长，我的位置由贵阳老乡赵忠义接替。

2营营长徐建新、教导员范大禹，副营长张建成。6连指导员张明鑫，副连长张成林，副指导员孙忠良。我来之前6连刚出了一次事故：指挥排长王书富的手枪丢失了，找了半天才查出来，是排里侦察班一个战士把枪藏到山上准备去卖，听说可以卖500元钱，好在手枪及时找到。

6连比我们早半年先到河口，基本建设早已完成，房子、工事、车棚、炮棚、水源、猪圈应有尽有，不用再上山砍竹子、盖房子了。但柴火还得砍，周围的部队很多，柴火都被砍光了，只好越跑越远。竹子、树枝不经烧，我们主要是砍树径几十公分的大树来烧。河口公路两边山坡上、深沟里都有大树，砍树容易，但搬运起来非常困难，特别是沟里的树，全靠肩扛人拉弄上来，在陡坡的荆棘中慢慢挪动，弄得满身是血印子。干这些活，来自山区的农村兵最厉害，我出去砍柴就带这些兵，干活肯出力。有些干部想趁机砍点木料带回去做家具，我非常反对，不愿意让战士无谓地辛劳，所以6连没有人私带木料。其他单位或多或少有一些，主要是看连队干部原则性强不强。

满载着柴火回来，乘车沿着南溪河行驶，南溪河两岸的风光尽收眼底。南溪河水长年不断，篮幽幽的，清澈见底；岸边高山上热带雨林古树参天，鸟语花香，景色十分壮观，美不胜收。在河口县城西南端，清澈的南溪河与混浊的红河交汇，一清一浊，一蓝一红，形成径渭分明、一水两色的自然奇观。二河交汇处海拔仅76.4米，为云南省最低处。路边有很多野芭蕉树，又粗又壮，我们也顺便砍回来喂猪。

6连驻地旁边有一支工程兵连队，天天施工打山洞，又累又脏，但士气很高，上工、收工都是队列整齐、歌声嘹亮，我经常有点自愧不如的感觉。逐步认识到：一个连队要的就是士气，要的就是这种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一往无前的气概，作为连队主官，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养成和发扬连队的这股子气势。

河口地区多雨潮湿，武器容易生锈，我每天都要检查枪支火炮，时常发现有生锈的现象。于是我集合全连讲话：

“我上小学的时候听老红军做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红军时期，武器十分宝贵，甚至比生命还重要。一天，连长检查枪支，发现一个战士的枪管生锈，他拔出马刀立马就那个战士砍了……’

今天我当然砍不了谁，但武器重于生命的道理你们要知道。今后再有谁枪支生锈，就取消他带枪的资格！”

6连没有单独开设观察所，2营全营只在四连山开设了营观，由营部指挥分队驻守，张建成副营长负责，各连连长轮流上山协助张副营长工作，轮到6连值班的时候，我上了四连山。

1979年作战的时候我到过四连山，这是第二次到这里。山下炸毁的铁路大桥依然坠落在波涛中，依稀可见老街的街景；山上依然郁郁苍苍，参天的大树下隐蔽着连绵的战壕。工兵部队在四连山修筑了永久性的地下工事，看来对越南的战争还得长期进行下去。山上道路宽阔、四通八达。边防13团的2连驻守在山凹里，很大的一个院子。我们观察所住在山头，红色的砖瓦平房，也是边防部队的营房，有自来水、电灯，门外有个操场，和以前的486高地、361.3高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张副营长不知从哪里找了一副排球网，晚上就拉起来打排球，有时也到边防连去看电影。山上部队很多，步兵、炮兵、高炮、工兵，通信兵，完全就是一座大兵营。

我们依然是每天观察、报告，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

1979年中越战争的主战场河口方向相对平静的原因有二：一是有我军重炮部队驻守，对其威慑较大，越军不敢轻举妄动。二是有红河、南溪河作为两国自然边界，领土争议不大，而其它方向边境线比较复杂，骑线点多，双方的争夺也就不免剧烈。1981年5月，扣林山又打了一仗。

1981年9月，反炮袭任务圆满完成，我团奉命回撤。大家都很兴奋，出来一两年了，都想早点回去。

第一天我们从河口到开远，将近200公里，大部分地段是山路，太难走，看见有些村落孤零零地坐落在大山上，真不知这些村民是怎么活过来的。天气热，又是爬坡，车上温度极高，沿途全是抛锚的车辆。

晚上团里突然召集开会，传达了上午5团4连发生的车祸事故。

5团4连（130加农炮）本来配属我团，由我团指挥。回撤命令下达后，他们归心似箭，不和我们一起走，单独行军，提前一天出发，跑得飞快。昨晚住宿开远，今天上午从开远出发，1炮车在一个下坡拐急弯处翻车，掉进路边的一个小水沟，车厢上7名战士被炮弹箱又砸又压，扣在半米深的水沟里全部牺牲。4连连长是师里的训练尖子熊新文，指导员徐高原，是军区徐其孝副司令员的儿子，带车干部是副连长陈宪堂。

听人讲，那天徐其孝副司令员正在开会，在电话里听到儿子所在连队的噩耗时，手直发抖。当然，老将军并不是怕死，他16岁参军红军，身经百战，身上有30多处伤疤，可以说是开国将帅中最多的（元帅刘伯承受伤9次，大将徐海东受伤9次，中将梁兴初受伤9次，少将颜文斌身上有18处伤疤），他是怕自己当指导员的儿子受事故的牵连。

出事之后师、团都很紧张，师参谋长丁华宁亲自跑到开远组织开会，命令我们把行军的速度减慢下来，说：开得快不是本事，开得慢、不出事就是胜利！

于是我们第二天开始就像蜗牛一样地行军了，第一天从河口到开远跑了200公里；第二天从开远到弥勒100公里；第三天从弥勒到大板桥120公里，两天的路程拖成3天，哪里还有什么兵贵神速、快速机动哦！途中经过5团4连出事的地段，还看见红岩炮车扣在水沟里，一些士兵在打捞东西。熊连长、陈副连长挽着裤腿，站在水沟里，看见我们经过，还咧着嘴和我打招呼，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我们终于平安回到离别已久的营房，大家不约而同舒了口气。炮5团4连的7位烈士就地火化，可以说是此次反炮袭作战的最大牺牲。

1984：鏖战老山

1979年越军在我边防部队回师后，抢占了中越边境交界处的老山主峰及边界线我方一侧的有利地形，建立了4个军事据点区。越军还占领了者阴山5个高地，并在高地上修筑了永备工事和半永备工事。越军以“两山”为基地，不断进行挑衅，对我境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我边防部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夺取老山、者阴山地区，即“两山”作战。

“两山”作战的前两个阶段（炮击和拔点），我团没有参加。当时炮49团已整编为简编团，每营只有2个连，战斗力受影响。而炮5团一直是军区战备值班团，该团1、3营首轮参加“两山”作战，老山一仗，炮5团打出了名。

7月中旬的一天，我在昆明家里休假，突然侦察股长余和德叫我立刻回团有任务。我马上和他回到团里，到招待所的党委会议室开会。

团里常委全部在场，师政委傅体贤坐在正中，他传达了军区命令：炮49团立即开赴老山前线。全团编为两个满编营，3营8连、9连分别编入1、2营，3天后部队出发。

部队紧急出动，我作为作训股长，要拟制全团的行军计划、下发作战物资、准备作战地图、资料以及团指挥所所需的器材用品，一件也不能少啊。当天夜里我就带车到师里请领了大量作战物资，特别是构筑工事的工兵器材，团里库存不多，全靠师里的补充。有些东西发放不及，就在行军途中发，例如作战地图，就是在行军途经弥勒宿营地时下发的。

后来到了战区，听说有的团作训股匆忙出发连铅笔都没带一支。

和上次作战不一样，这次我们没有集结地，没有临战训练，直接就拉上了战场。其实这几年在营区的训练也好，集训也好，考核竞赛也好，哪一项不都是临战训练呢？如果真把平时当战时，真把操场当战场，就不存在什么战前准备、临战训练，就不会慌慌张张地迎战以至连铅笔都没带吧。

和我们一起紧急出动的还有师部、5团2营、213团、18团1、3营。

我军把老山战区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

东区，以八里河东山为核心。峰峦叠嶂，山势呈南北走向，平均海拔1600米，国境线为由东北向西南穿过，由中越双方军队分别控制着各自的疆域。

西区，以老山主峰为核心。山势北陡南缓，大小27个山头，全部由我军控制。

在东区和西区的中间地带是中区。区内有一条长4公里的山梁，叫松毛岭（662.6高地）。以松毛岭为界，以南为越南，以北为中国。

著名的“7.12”大战，在我步兵英勇顽强地抗击下，在我炮兵狂风暴雨般的打击下，越军的意志彻底崩溃，加强师级规模的进攻至12日夜就被我军彻底打垮，松毛岭真正成了越军的“伤心岭”。指挥14军40师119团打垮越军的张又侠团长，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7月25日，我团行军到达麻栗坡后，部队停止前进。朱长能团长、袁孟琪参谋长带着我和侦察股长余和德，乘两张北京吉普车继续沿麻（麻栗坡）船（船头）路前行，经豆豉店到落水洞11军前指，晋见马秉臣军长并受领了任务：我团编为步兵第123团炮兵群，下辖本团1、2营和41师炮团122榴弹炮1营，配属步兵123团接替122团担负八里河东山防御作战任务。

马军长住在落水洞的一段坑道里，因为地面太潮湿，坑道里铺满了床板，走起来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马军长坐在行军桌边上，敞着怀，摇着大蒲扇向我们交待了任务，我们又“咣当咣当”地离开。记得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开始就是德军军官到地下室参加开会部署“劳费尔行动计划”的镜头：军官穿着军靴“咔嚓咔嚓”地行走，两旁卫兵全副武装，笔挺站立，门口卫兵礼貌地收走军官的武器，会议室里将校们军容严整，正襟危坐。再看看我军指挥部和将军这种潇洒随便的样子，或许只有一个解释——根本没把越军放在眼里。

在军前指坑道外面的房子里，我们见到了我师师长丁华林和作训科副科长马继忠，他们在军区炮指指挥作战。据丁师长介绍，此次“4.28”收复老山和“7.12”打敌大反扑，炮兵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我们离开落水洞11军前指后带领部队继续南行，过了交趾城就算进入了战场，不过我们都很淡然，一点不紧张，都是参过战的，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过了交趾城便是夭六，这一带路边有好几处炮阵地，一打听有边防15团的152加农炮连（6门），还有炮9师16团的130加农炮阵地。车到三转弯，前方豁然开朗，可见十多公里外的越南境内山峦起伏，云雾弥漫。这一片地域开阔暴露，弯道多，车速较慢，是越军炮火重点封锁区，路边坡下有不少车辆残骸。我们司令部的几台小车、解放牌运输车拉开距离很快通过了，但两个营的几十台车、炮却不敢通过，只能等到夜幕降临后再往前开进。

再往前走是通向越南的船头方向，我们没往前走，过了夭六向左拐，开始爬山。车子在弯弯曲曲的石渣路上行驶，微风过处，云飘雾散，远处老山忽隐忽现，时而点点亮光，还有沉闷的轰鸣声，那是对面山上越军炮击时发出的动静。山下，盘龙江断断续续、银光闪闪，像一条巨蟒蜿蜒在青山的脚下，向南延伸，经那拉口子进入越南。

山路旁边有130火箭炮阵地，应该是41师炮团的，面对越南一边拉起了几米高的伪装网，从敌方看过来还是比较隐蔽的。过了吊竹山，途径白石岩大桥，一挂银炼从天而降，瀑布“哗哗哗”自30多米的山顶砸落下来，水珠飞溅，雨雾蒙蒙，上下翻飞，轰然作响。

过了白石岩大桥，通过几个弯道，再走几里路，车队在一个坑坑洼洼的水泥操场停了下来，这里，就是边防15团18连的营房，现在是41师123团的基指所在地——芭蕉坪。

我们匆匆停下车，在一个步兵军官的带领下，走出操场，向左行，见到一个硕大的石岩，下面是一个钢筋水泥坑道，洞口黑黢黢的，里面点着烛火，电话声忙碌地呼叫着。走进去一看，坑道有两米多高，一二百米长，正好从北向南贯穿了这座山，听说是工兵部队60年代抗美援越时修建的。坑道的中间段很潮湿，地上有没过脚背的积水，故人员都呆在两头，中间基本上是空的。步兵123团指挥所和我炮兵群指挥所就开设在靠北边洞口的一段。

所谓指挥所，就是在坑道里摆几张行军桌，上面安放几部电话、墙上挂几张军用地图、摆几把折叠椅、一张行军床而已。坑道里潮湿憋闷，大家都不愿意住在里面，除了战斗值班的时间，都在坑道外面搭的帐篷里住宿活动。坑道外面的地面是斜坡，满地都是修坑道留下来是碎石，帐篷搭在这里歪歪斜斜的，也好，用不着挖排水沟了，下雨的时候外面的雨水就顺着斜坡从帐篷地下流走。麻烦的是帐篷漏雨，只能在不漏雨的地方摆床板，床也是一头高一头低。没办法，战争时期，将就点吧，漏雨算什么，只要越军的炮弹别掉进来就行。好在这会儿没有人要求我们搞正规化的帐篷营区，打仗期间的好处就在这里，没人来检查内务卫生，没人来检查军容风纪，所以你看凡是从前线下来的兵，都要稀稀拉拉好一阵子。

在坑道的进口外边，步兵开出一块稍为平坦的地面，123团和我团首长住的小竹棚就搭在这里，还盖了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里面放了一台电视机，可收视效果太差，没什么人去看。坑道的另一端（南端）出口，是我团1营指挥所，一半在洞里，一半在洞外，又安全、又敞亮，马迁营长还真选了个好地方。2营指挥所也开设在坑道外面的帐篷里，离我们不远，电话机放就在床头桌子上，刘一兵营长躺在床上就可以指挥射击。

我们旁边还有41师炮团的帐篷指挥所，该团参谋长熊佐明是马营长在炮兵学院的同学，两人经常凑在一起喝酒聊天。这位熊参谋长后来当到炮4师师长、14集团军副军长、军区联勤部副部长，少将军衔。在这些帐篷里面还住过朱启，当时的41师副师长，战后任41师师长、贵州省军区司令员、14集团军军长、成都军区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军衔。

另外还有不少帐篷搭在我们的周围，有步兵的、炮兵的、工兵的；还有炊事班的、卫生队的、通信班的、驾驶员的；后来外区轮战部队又插了进来，大家都往人多的地方挤，谁也不愿意跑到一边去清清静静地支个帐篷独处——还是怕越军的特工队嘛。步兵团指挥所不会与敌人正面交锋，只怕两件事：炮袭和特工偷袭。在六七十年代的越战中，越军特工就名声鹊起，炸美国使馆、炸美军俱乐部、偷袭美军机场，曾被少时的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非常崇拜，现在成了我们的头号敌人。不过，尽管越军特工被吹得神乎其神，我还是相信：堂堂一个野战步兵团的司令部，这点警戒自卫的能力还是有的吧。至于炮袭，我们所处的位置在山坡的反斜面，理论上炮弹是打不到的，可以放心睡觉。

只有一回，一发炮弹落到芭蕉坪的停车场上，那里是最乱的，横七竖八地停了很多车，都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边防连的院子里面，录音机中嗲嗲的港台歌曲声、吉他的弹唱声，通宵达旦。这发炮弹引起了步兵团首长的重视，他们牵头对芭蕉坪地域进行了整顿，限制人员和车辆，加强警戒和管理，秩序好了一点。我估计那发炮弹是越军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芭蕉坪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太张扬了！甩一颗过来警告警告我们吧。

我们炮兵群指挥所在坑道的北段。从洞口进来，先经过123团的总机班和电台，野战部队团以下单位没有女兵，总机班守机员是个男兵，可老学着女人的声音嗲嗲地说话，听得人麻酥酥的。电台兵整天就是“呼呼啦啦”地摇发电机，很辛苦。洞里没电，点蜡烛。没人的地方漆黑一片，得打着手电走。再进去就是步兵团的作战室，这里的繁忙程度与战场的热度成正比，有时候狭小的空间挤满了人，个个吞云吐雾，乌烟瘴气；有时候清风雅静，就一个值班参谋歪在桌上打瞌睡。再过来就是我们炮兵群的指挥位置，没什么事的时候这里就留一个人守电话，有事的时候团长、参谋长都要过来，坐在后面指挥。步炮协同时步兵团的王佐明团长也过来，他下达命令很潇洒，用手往地图上一挥：“你们炮兵把这一片给我扫一扫！”

怎么扫？炮兵是对定点目标的精确打击，不是“B-52”军机的地毯式轰炸，况且，王团长挥手没准，他要挥手的幅度再大点，我们是不是要扫到河内去？当然，合成军首长的指令是意向性的，和我们具体协同的是团里的炮兵股。

王团长战后历任41师副师长、武警41师师长、武警云南省总队总队长、武警四川省总队总队长、武警森林指挥部主任。这时候他的手一挥，的确可以扫遍全国的深山老林了。

再往里面走，是漆黑的一段，这一段工程质量不好，地上全是积水，顶上也滴滴答答地漏水，我团的电台和机要股设在这里，他们睡觉的床板下面都是水，又黑又潮，但很安全。电台和机要战时非常重要，要保证绝对不能出事。

坑道的墙壁上、墙角下全是电话线、电缆线，根本分不清哪条线是哪个单位的。外面公路上的线路更乱，几十条电话线缠在一起，足有碗口粗。我们分不清，电话兵分得清，他们都贴有不同颜色的胶带作记号，一查就准。

继续前进，“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到了马营长“一半是黑洞、一半是蓝天”的1营指挥所。

出了洞口，视界豁然开阔，1175.4高地、老山、小青山都映入眼帘，只是距离稍远，但对于雷达侦测来说，这里是绝好的地方。十几天前部署在白石岩那部被越军特工偷袭炸坏的辛伯林雷达，修好后已重新开设在我们坑道上面的山顶，我们的群观察所也开设在上面。

在指挥所参加作战值班的有我和股里的参谋刘建平、尹刚峰、侦察股的参谋李金富，每人12小时连续值班。任务就是接听电话、记录情况、下达射击命令、汇报当日战况、统计弹药消耗量。股里另两位参谋张明强和蒋朝亮跟随张克信副团长在团后指。

行军桌上摆着七八部电话，都贴着胶布，上面写着各单位的代号：“文山”是1营，“曲靖”是2营，“大理”是配属我团的41师炮团1营，“西山”是群观、“龙门”是1175.4高地群前观，“长沙”是41师炮指，我们自己（123团炮兵群）的代号是“昆明”。

射击目标来源于两方面，一是上级通报的，如敌炮阵地坐标基本来自辛伯林雷达探测；二是我们自己的前观侦察到的。目标坐标一到，我们就把它标在1：10000的地图上，确认目标位置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又看是在哪个营的射击区域，然后下达射击命令：如“曲靖射击，201号目标集结步兵，1个炮标准，压制！”不一会就听到2营阵地那边“咚咚咚”的发射声。打仗的时候大家都不敢马虎，电话一摇就通，哪像在和平时期的营房，有时把电话机摇烂了都没人接。

时间一久，地图上的目标点越标越多，有的重要地段基本上全部覆盖了。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标定目标点，以便区分不同的射击单位，如绿色的代表1营，棕色的代表2营，一看就知道某个目标是哪个营射击的，这样越打越熟悉、越打越简单。营里也一样，射击的目标越多，射击准备速度越快，有的目标出来后，在原先射击过的目标诸元上加减几个表尺方向就可以了。炮阵地也有了经验，平时都把火炮瞄准诸元装定在以往射击频率高的区段，射击口令一来，只做小幅度的修正即可开炮，射击速度大大提高。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师长表扬高营长的那样，“仗拿给你们越打越精了”。

最头痛的统计弹药消耗量，上级的要求是一发也不能误差，我们要和营里核对，和团军械股核对，和师炮指核对，有时为一两发炮弹的误差要折腾几个小时。

这也是作战的需要，炮弹多了要积压在阵地，少了完不成任务，必须精确。

夜间值班比较辛苦，点蜡烛熏得眼睛红肿。刚来两天我的右眼就肿了，跑到边防连找卫生员用清水洗了洗，很快也就好了。后来换了烧煤油的汽灯。汽灯是汽化燃烧后点亮的，照射出来的灯光是白晃晃的，亮度非常高，一盏汽灯可以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照得通明。

值夜班时有夜班补助，每人每天8毛钱，可管理股长余国顺只发给一个人一个鸡蛋，还是全老山地区最小的那种，我们找到袁参谋长提意见，要求把值班费发给我们自己开夜餐（8毛钱能买5个鸡蛋呢），他也不想管，叫我们自己找余股长协调。余国顺有个外号叫“小地主”，简直是绝称。多年后我在四川洪雅遇到他，还有在芭蕉坪和我们同住一个帐篷的军务参谋罗伟，他俩是洪雅老乡，请我吃红烧鸡、喝五粮液，再不像“小地主”，像大老板了。

芭蕉坪海拔较高，与山下的盘龙江高差在七八百米，气候温润潮热。站在这里环视一周，满山翠绿，烟雨迷蒙。芭蕉坪所在这匹山向南绵延直至八里河东山一带，成为一个天然的屏障。左前方有一个豁垭口，旁边有高机连的一个阵地，架着几门37高炮和几挺12.7高机。再往前走有一处泉水，可以洗衣服、冲凉。不过这里是暴露地段，看得见10多公里外的越军，越军也看得见我们。以前不敢去，因为在暴露地段，怕越军冷枪冷炮打过来，大白天赤身裸体地就挂了太冤枉。后来趁大雾的时候去洗浴，没事；再后来就直接在蓝天白云红日里现身洗浴了。别说，还真刺激！远处青山绿水中白雾飘渺，隐隐的枪炮声替代了本应有的鸟鸣莺歌；近旁有37高、12.7高机、100迫严阵以待，怕特么的什么呀！其实越军也没那么多炮弹，用来炮击我们几个冲凉的兵纯属浪费资源，不像我军炮多弹多，足够炮击那些出来洗澡的越军女兵。

麻栗坡地区只分旱季雨季，我们去的时候正是雨季（5月至11月），雨特别多，雾特别浓，湿热难耐，令人透不过气来。8月份下了一场大雨，据当地人说，百年不遇。雨季最怕雷击，一打雷指挥所的电话机就带上了电，根本不敢去握话机，但恰恰这时电话铃响了怎么办？还得去接，看运气吧。有几回我接电话时都被突然响起的炸雷击得手臂发麻、头昏脑胀。野外的电话线有时会被雷击烧毁好几公里，造成通信中断，白石岩附近有一个107火箭炮阵地。107火箭炮很小巧，是电动发射的，有一天打雷触发了点火开关，一枚火箭弹自动飞出去了，这要在平时算重大事故，在战场上小事一桩。

雨越下越大，十来天连续不停，我们住的帐篷下面成了小溪，炮阵地和前沿观察所更艰难，所有东西（包括人）都在发霉。战场上的敌人不止是越军，还包括这些恶劣的环境和气候，只有经得起生死考验和艰苦磨练的军队，才能取得战斗的完胜。

李金福参谋受不了帐篷里的漏雨，干脆搬进坑道里去，就睡在行军桌边上。这也好，我们值班时要临时离开，就交给他守着电话了。

8、9月份以后，战况相对平稳，双方进入对峙阶段。战场上忙时忙死，闲时闲死。团里有不少干部参加了自学考试，闲暇时正好学习。那几年地方为了照顾参战部队的自学考试，还专门在麻栗坡县城开设了考场。

其他的人无所事事，打牌的打牌，睡觉的睡觉，溜达的溜达，反正走不出芭蕉坪这块地方。我看见几位步兵首长最多的休闲方式就是“呼噜呼噜”地抽水烟筒，朱启副师长、王佐明团长、李政委等，坐在竹椅子上轮流交换着抽，看他们那副享受的样子，好像是几个正在田间歇气的农民，有谁会想到他们是八里河东山战场我军的最高指挥官呢？后来我想，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朱启上将，还会在京畿重地抱着个大烟筒“呼噜呼噜”地抽吗？

战时的炮阵地的设置与平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战时我们要对付的目标，可不是什么只挨打、不还手的“尖头树”、“圆头松”之类，而是和我们一样的大口径远程火炮、“冰雹”火箭弹和空中强击机。当时越军炮兵虽占劣势，但其312、313、316、345师所属炮兵加上军区168、368炮旅、150炮团，也有300多门重炮，而且都对我方重要地段标定了诸元，一旦发现我军目标即可行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中越双方在老山作战中炮伤的比例分别达到了伤亡人数的67%和84%。

我团2营炮阵地部署在夭六地域正对清水口子的公路边，距边境线不到10公里，是块三面环山的洼地，前方无遮蔽物，全营12门火炮成“○”型配置，正面极其狭小，不足百米，应该说是犯了炮兵阵地配置的大忌，一旦被敌发现遭炮火压制，后果不堪设想

2营进入阵地的必经之路三转弯是敌炮火封锁区，他们只能在夜间进入阵地，车辆不能开灯，战士们裹着白床单在前面引导炮车。奋战一夜，火炮和人员全部进入半地下掩体，天亮之前，一切准备就绪，把伪装网放到掩体上一盖，远远望去，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营阵地和2营截然不同，全营沿公路成“︵”型排列，公路前面是深沟，后面是绝壁，12门火炮炮位只能见缝插针设置，全营阵地正面达2.7公里，冯黎伟副营长检查一次火炮要跑一个上午。阵地配置正面过大，将影响全营火炮的集火。为此，袁参谋长派我和余股长前往1营阵地协助赋予射向。1营阵地火炮之间不能通视，传统的赋予射向办法根本无法使用，我们采用了现地赋予射向的办法：即计算出每门火炮的坐标，解析出至现地明显地物的方向分化，然后向该地物标定以赋予射向，这种办法精度极高，第二天我们对2营阵地也采用此法赋予了射向。

作战期间，炮4师的5、18、49、213团全部配属给了步兵，师里只剩个空架子。丁师长一直在军前指，战后顺势调入军区任炮兵部长。其他师首长就下到各团督战，也没什么具体的职权，部队都交给步兵去指挥了，自己调不动了。就像傅体贤政委说的“部队我们训练，用兵交给别人，没劲。”

当时的11军蒙进喜副参谋长分管炮兵，脾气比较暴，下面都有点怕他。有一次马副科长说了一段趣事：蒙副参谋长有急事打电话到总机，女话务员老说占线，他急了，吼道：“草！小姑奶奶，你马上把他的拔出来，把我的插进去！ ”马副科长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一楞，也都跟着笑起来。

团机关除司令部人员在指挥所外，政治处的干部都下到营连去了，宣传股长邹延岭和团政委曹南文一直住在2营阵地；政治处主任罗春林带着干部股长潘兴龙住在1营阵地，具体落实把政治工作做到炮位上。后勤处的干部送炮弹的送炮弹、拉大米的拉大米，也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充分体现了机关为连队服务的原则，哪像在营区，机关老爷坐在办公室，下面的干部跑断了腿也办不成事。战后团机关有3个人立功，我、邹延岭、陈显发，分别是司令部作训股长、政治处宣传股长、后勤处军械股长，恰恰是作战中事情最多的部门。

在芭蕉坪群指挥所看不到战场的情况，必须要开设前沿观察所。我团的部署是：团指挥连观察所开设在1175.4高地，1营各连观开设在八里河东山34、副34、43号高地，2营各连观开设在偏马。各连观察所都在步兵一线，发现情况即报告给群、营指挥所实施射击。

1175.4高地主峰是整个老山战区最佳的观察点。有一天，我和袁参谋长爬上1175.4高地。团指挥连连长董金保守在这里，旁边的战壕、工事、观察所、猫耳洞，都是现成的，他们用了一种“∩”型波纹钢工事，往地上一架就是防炮工事，很方便。上山的路上我看见好些民工在往山上运送这种波纹钢。炮5团2营4连观察所也在里，连长是郑德华。（5团2营也是“7.12”大战之后上来的）

在山顶上我看见一座钢筋水泥工事，顶上被炮弹炸开一个洞。1984年6月13日，5团2连连长宋强正在洞里观察战场，一发炮弹击中工事当场牺牲，那天他女儿思昆正好满100天。宋强是贵阳兵，牺牲后荣立二等功。和他一起参军的贵阳老乡，1营部医助闫诗跃，牺牲在7月12日炮战中，荣立一等功，两名贵阳兵的事迹在贵阳市家喻户晓。

1175.4高地有“八十年代上甘岭”的美誉，但美誉是美誉，跟上甘岭比还是有差距的。我不得不承认宣传工作的威力（能想出“八十年代上甘岭”这种美誉的一定是宣传干部，军事干部只习惯于称呼“某某”高地），正是这一美誉，使全体参战官兵感受到我军的传统荣光，从而更加坚定了保卫边疆的决心和斗志。　

山下打来电话，丁师长送苹果来了！叫几个连长下去拿。董金保一身戎装，下山去见师长。郑德华只穿件背心，踢啦着拖鞋就下去了。我们一起下了山，见过丁师长。师长很客气，解释说下雨路太滑了，他上不去，只好辛苦大家下来一趟。的确如此，我上下山都几次差点摔跤，路太难走了，而且摔到路边就有触雷的危险，不知道他老郑穿着拖鞋是怎么下来的。他和师长很随便，拿起苹果一咬大半边。这使我想起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师长派人千辛万苦送了两个苹果到坑道中的8连，全连官兵谁都舍不得吃的镜头，看来“八十年代的上甘岭”后勤保障能力远比当年强啊。

回来的路上才想起，今天是八一建军节！

几天之后，我、余股长、尹参谋前往1营前观所在的八里河东山。我们带着压缩饼干和水壶早上出发，中午到达8连的30号高地；顺着山脊上的战壕又到了2连所在的31号高地，连长杨朝康，指给我们看阵地前沿的越军尸骸，有10多具，“7.12”越军大反扑时留下的。2连不久刚参加拍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回来，在江川那边冒着导演组的设置的“枪林弹雨”战斗了一回，现在真到了战场，可枪林弹雨还没来，阵地上铺天盖地的蚂蝗、飞蚊和苍蝇先来了。

我们沿着台阶上去，交通壕把几个山头连接起来，每个山头都修了各种掩体、碉堡、机枪阵地，工事设计得很完美，能充分发挥火力，没有射击死角。

最难上的是34号高地的3连观察所，根本没有路，要拉着树藤攀登陡崖才上得去，攀登的时候我感觉到身体有点笨拙，余股长笑着说我该减肥了。观察所主要由侦察股负责，这地方他来过几次，没有他带路，我们来不了，因为到处是雷区，分不清是我军还是越军的。

爬到34号高地上早已是大汗淋漓，看见3连连长赵忠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感到很亲切。他拿出水壶叫我们喝水，我们坚决不喝。那地方就十几个平方米，观察哨开在树上，没有水源，没有波纹钢工事，一旦越军袭击，也没有退路，几个人天天吃压缩饼干和罐头，下雨接雨水喝，我直后悔为什么没给他们带点饮水和食品上来。

前沿静悄悄的，只有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的一股腐臭味，让人记起十几天前这里还是生死相拼的战场。山上古树参天呈原始森林状态，树高都在三四十米，能见度很差。越军一旦冒头，肯定就到了阵地脚下，所以在这里的步兵、炮兵全都是枕戈待旦，丝毫不敢麻痹松懈。

离高地主峰东南30米处的一个原越军掩蔽部里，听说埋葬着十几名战死在这里的越军士兵，其中有一名女兵。我炮兵前观人员的配置很精干，一个指挥员，一个侦察兵，一个报话兵，一个电话兵。我最担心的电话线断了怎么办，在这样的地形、敌情下查线，可得好好地组织啊。

回来的路上下起小雨，我的胶鞋太滑了，下坡的时候要使劲蹬住地面，两腿肌肉紧绷，非常费劲。就这样一步一滑，到最后我简直迈不开腿了，拣了根树干拄着，快到家的时候只好叫余股长他们先走，把饭给我留着，我慢慢挪回来。余股长一溜烟就不见了，他体力不错，每顿吃八两饭，一点不长肉。回来以后我双腿和两臀酸痛了好几天，当时就下了决心要加强锻炼

去2营前观所在的偏马阵地，路要好走得多。偏马与旁边的1175.4高地相比互有优劣，1175.4高地有更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但它受到越军的火力打击不算严重，相反偏马获得了越军的“厚爱”，那里成了越军炮火的重灾区。我们来的前一天，这里就遭到一次炮袭，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越军这次炮袭的目标是炊事班，把个炊事班的瓶瓶罐罐全部摧毁，损失倒是不大，可耽误开饭啊。

偏马几个高地的山腹中也有钢筋水泥坑道工事，9连连长潘公俭、 5连连长张宝红、6连连长胡英禄带人分散驻守在这里。我们没上他们的观察位置去看，怕成为越军炮袭的目标。实际上敌人不开炮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只有当他开炮的时候，我们的观察哨就会利用肉眼和侦测器材去捕捉目标。

几天以后马营长和刘营长也去了前观，回来后听说马营长根本没有爬得上去，而刘营长也累得够呛。这两位营长比我还重，都有85公斤以上。听说美军的要求很严格，他们的条令规定军官超过标准体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减肥，二是免职。

顺便说一句，美国男军人的体重上限是身高减90。参照美军标准，中国男军人体重上限应为身高减95，你达标了吗？

中秋、国庆快到了，大家相互请客。我们到1营喝酒，马营长能喝，副营长杨兴举不大喝酒。杨兴举是云南腾冲人，黑瘦黑瘦的，我当6连连长时，他是5连连长，脾气暴躁，但极能吃苦。就是他带着1营的电话兵，跨越大山和深沟、横渡盘龙江把电话线架通，保障了炮观之间的联系。他也参加过敌后侦察队，出境执行任务，在生死线上走了一遭，并数次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战后荣立二等功。但他闯过了“生死关”，却没能闯过“金钱关”，回撤后，他因贩毒被判刑，曾越狱逃跑，抓回后继续服刑，听说刑满释放后再度贩毒获死罪，成为炮49团的轰动人物。

2营刘营长喝酒不多，副营长周进新更是滴酒不沾。2营帐篷床板下堆满了罐头和压缩饼干，“午餐肉”、“红烧猪肉”、“五香豆腐干”“麻辣茄子”等等，应有尽有，叫我们随便吃。我最喜欢吃一种叫“辣白菜”的罐头，里面有白菜、红辣椒和黄豆，酸辣中带点甜味，一打开就香味扑鼻，胃口大开。那个压缩饼干太难吃了，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吃。

“哟，这么多！东西哪来的？”我问老乡周进新。

“后勤发的呀，各单位都有，你们没发吗？”周副营长又从床底拖出一箱“红烧排骨”。

情况很清楚了，我们肯定发了，而且肯定发得不少，不过我们的管家叫“小地主”，抠得要命，有点好东西肯定都被他留下来重点保障团首长了，有他在还可能有我们的“红烧猪肉”、“辣白菜”和“红烧排骨”吗？

我们也请两个营的首长到我们的帐篷里吃饭喝酒，不过要寒碜多了，炊事班不在我们手里，不能点啥做啥，也没有罐头，连碗筷都要客人自带。只能包饺子、下面条，喝的酒还是从朱团长宿舍里抄来的。

配屬我们的41师炮团榴炮1营也叫我们去喝酒，是为了赔罪。前几天，袁参谋长和军务股长侯保国去榴炮营阵地检查工作，因为是第一次去，都不认识，非但没人接待，反而受到岗哨的盘问。这事我们有责任，事先没有通知榴炮营，而当榴炮营营长打电话来核实的时候，朱团长也不知道袁参谋长去了那里，回答说没有此事。这下他们立刻被当作特工嫌疑扣押起来，把袁参谋长的警卫员小张和侯股长的枪都下了，对方言行极其粗暴，但也不敢跟他们争吵，弄不好这些家伙真会动武。后来终于弄清是场误会，谢营长一再道歉，表示要亲自送群首长回来，袁参谋长也还大度，没有训斥他们，带上随从人员怏怏地回来了。

所以这次喝“道歉酒”时双方都有点尴尬，席上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侯股长历来心高气大，训斥别人是他的专利（军务干部都这样），这次反被几个小连长奚落了一回，郁闷了几天，今天有点借酒发泄的意思。可我心知肚明这是人家的地盘，我们势单力薄，处境不利啊。

那边谢营长和教导员陪着袁参谋长，满脸堆笑，频频敬酒。这边侯股长和几个连长较劲，我陪着侯股长应付局面。几个连长配合很默契，打头炮的，敲边鼓的，还有一位自称不会喝酒，我们敬他时都是自己喝满杯，他只沾沾嘴唇，并许诺说他敬酒的时候我们也表示一下即可。可酒过三旬，大家都微醉了，这位老弟开始发狠，他先前的承诺一概不认，硬是要和我们对饮三大杯，我挺了下来，侯股长再饮三杯酒下去，话就说不清了，站起来又坐下去，再站不起来。酒席结束，双方各倒一人，侯股长虽败犹荣，几个连长认为侯哥爽快，够朋友，那位后发制人的老弟亲自把他背上了车。

我很奇怪，榴炮营的阵地经常有外单位的人去，怎么不被怀疑成越南特工呢？侯股长给我解释了理由：袁参谋长，高颧骨，瘦瘦的，倒是有点像越南人，说的湖南土话结结巴巴，很难听懂，被那些哨兵想当然地误会了。这是理由吗？好像有点道理，如果袁参谋长长得白白胖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恐怕谁也不会误认为他是越南特工。

内地的慰问品也不断地送来，多数是学生寄来的慰问信和书籍、大嫂大娘们绣制的图案精美的鞋垫，我曾分到过一副鞋垫，上面绣着几个红字：“军民鱼水，保家卫国！”我当然舍不得把这么好的艺术品穿在脚下，收藏了起来，可惜后来几次搬家弄丢了。

团里到昆明订做了一批手枪子弹皮带，特轻便的那种，斜扎在腰上，挂着手枪，腰间排着一圈黄锃锃的子弹，活脱脱一副国军军官的样子。

这套装备很受欢迎，比整天右肩左挎着那个笨重的54手枪套方便多了，干部们人人想要。可团里财力有限，限量制作，只配发给副营以上和机关干部，连排干部们纷纷不平，但没办法呀，想要就赶快提升吧。

有了简便枪带，身上轻松多了，枪带当腰带，手枪别在腰上，外面看不见，干什么都方便，有的人用红绸布把枪包裹起来，我没包，带着裸枪多方便啊，遇见越南特工你还要把绸布解开再开枪？来得及吗？！但是裸枪也有不好的地方，时间久了，我的军装后面全被磨破。

有一天，朱团长、袁参谋长带我一起到边防团参加了一次作战协同会，会议由11军副军长何其宗主持，他一上来就批评边防团的一些官兵军容不整、稀稀拉拉，在座的边防团长、营长们好像也无所谓——他们早就习惯了，习惯了这种表面稀稀拉拉的作风，习惯了领导喋喋不休的批评。何副军长讲了半天我也没听出点道道来，口才比那位儒将风度的14军王祖训副军长差多了，可没想到没多久他就接替刘子波任14军军长。

有一天，坑道里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廖锡龙，他指挥31师攻占者阴山后，很快提升为11军副军长，9月份，又接替马秉臣任11军军长，成为老山前线的最高指挥官。可惜那天我没值班，没见着这位传奇人物。后来听值班的李金富讲，廖军长很和蔼，还同李参谋握了手。李参谋不愧为侦察兵出生，马上发现廖军长右手食指少了一截！

我在团指挥连当兵时的同班老战友梁芝刚也来过坑道，他所在的省军区独立师已于1979年5月5日改编为11军33师，这次参战他在军炮指工作，算是我们的上级的上级了。看看，当年我们一个班的计算兵，班长董金保（连长）在1174.5高地群观观察所，副班长梁芝刚（正连职参谋）在落水洞军炮指，战士冯向峰（股长）在芭蕉坪团炮群，上下级关系全然不同，但战友情没有变！也充分地诠释了那句话——练为战！如果没有我们当年的刻苦训练，哪有今天大家都成为战地基层指挥员的结果呢？

中秋之夜（9月10日），老山战场月色如洗，数万名将士仰望明月，思念家乡，问一声“妻儿可好，父母可安？”一年后那首风靡华夏大地的歌曲《十五的月亮》，唱出来了我们此刻的心情。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守在婴儿的摇篮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昆明军区慰问的月饼盒上，印有一轮精致的月亮，还配有一句不错的诗文：“身披硝烟赏明月，御敌守边度佳节。中秋月饼犒将士，既表慰问又祝捷”。

马营长提着月饼、花生和桂圆来喝酒了，他夫人大刘，在昆明57野战医院，在老山开设了救护站，时不时托人带来一些香肠、腊肉、水果、点心慰问老公，我们经常分享。大刘是医院检验科的，没派到前线来，如果能来的话，马营长夫妻双双参战，也算是一段佳话。

刚刚坐下，炮指来电，说越军有异动，炮兵立刻做好射击准备，马营长匆匆回去了，我们也进入指挥所。果然不久，34号高地方向发现越军小分队袭扰，遭我炮火拦截后退缩回去。中秋节也是越南人的节日，他们不好好在家里呆着，跑出来捣什么乱？！

国庆节那天，我们挤在会议室里看建国35周年阅兵实况，信号不好，画面断断续续。我军新时期共举行过4次大阅兵，我都看过，就参阅官兵的气势来说，最好的是1981年华北阅兵，可惜以后是每况愈下，总觉得少了点军人特有的杀气！

10月份以后，有消息传来，部队要换防回撤，大家都很高兴，盼望着早日离开这打又不打、走又不走的地方。

11月份，前线来了一些衣着清爽、肌白肤净的官兵，是南京军区第1军的部队，前来勘察阵地，准备接防。初上阵地的第1军军容、军纪都很好，指战员脸刮得干干净净，军装、武备整整齐齐，利利落落，绑腿也打得扎扎实实，第1军的前身是贺龙草创的湘鄂西苏区红3军，贺老总向来以注重军容著称，看来这个光荣传统也在第1军中保持了下来。在老山地区这样自然环境恶劣的战场上，原来守备阵地的14军、11军部队都很快顺应环境，不再顾忌军容形象，留长须，打赤膊，蓬头垢面，反正怎么容易生存怎么来。而1军一上阵地就显出了很突出的特点，甚至引起了当面越军的注意，感觉出了对面的中国军队突然面貌大变，显然是又有新部队上来了。

从1979年开始，昆明军区所属11军、14军、炮4师等部队已连续参加自卫还击作战、反炮袭作战、收复罗家坪大山、扣林山战斗以及“两山”战役，部队需要休整，而全军大多数部队，自抗美援朝之后30多年没打过仗，为在实战中锻炼部队，中央军委决定全军部队轮流赴老山参战。

第一批参加轮战的主要是南京军区的部队，由第1军率1师、第12军36师、炮兵第9师3、14、16团、福州军区炮兵第3师13团等部，于7月底集结于文山、砚山驻训，雨季过后，轮战部队开始向战区机动，准备接防。

炮9师的人来前沿勘察了，全副武装，戴着钢盔，挂着相机，扎着腰带，大热天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的，瞥见我们这些敞着领口，连军帽都没戴的“滇军”，嘴角边挂着一丝不屑的笑意。傍晚，他们从八里河东山诸高地回来了，提着钢盔，拄着拐棍，光着头，敞着怀，和我们“滇军”别无二致。

“辛苦了！”我们说。“辛苦了！”他们也说。大家相视一笑，笑容中充满了理解和友好。

一天我在芭蕉坪的泉水边上，碰见老战友张一，他随炮9师参战，是炮3团的一名连长，当年他是炮4师18团的计算兵，在赛场上力压群雄，1978年获得全师、全昆明军区计算兵竞赛第一名，我曾两次输给了他（那两次竞赛我都是第三名），以他的能力和成绩，如果继续留在炮4师，至少也应该是副营职了。现在我们共同面对着敌人。战场上比的是技能、体能、意志诸方面的高低强弱，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较量，与赛场不同的是，战场上胜利者只有一个，没有第二，胜则生，败则亡！

1984年12月9日，1军正式接替11军的防务，1师、炮3师负责老山方向；36师、炮9师负责八里河东山方向，我们的炮兵群指挥所交给了炮3团，36师开来了发电车，坑道里拉起了电灯，亮堂堂的，还弄了些气垫床来睡觉，看人家想得多周到。

那几天我忙于起草作战总结，改了好几稿，第一稿标题为《步兵第123团炮兵群作战总结》，朱团长说不妥，改成了《炮兵第49团八里河东山防御作战总结》，团长的意见是对的，“步兵第123团炮兵群”只是个临时编组，我们有自己的番号——炮兵第49团！

我起草了群里的《撤出战场指示》，这是我起草的诸多战斗文书中感觉最轻松的一份。12月1日夜晚，我们撤出了阵地，全团严格按照撤出的时间、地点、要求执行，最要紧的还是隐蔽，不能开车灯，不能鸣笛，拉大距离，通过敌人炮火封锁区三转弯的时候，我正在担心，突然火光大作，炮响了，我吓了一跳，再一看，是炮9师的130加农炮在对敌射击，他们是在掩护我们撤退，谢谢了！战友，祝你们马到成功！

车队通过三转弯、交址城、落水洞、烈士陵园，越走越远，轰鸣的炮声越来越弱，最后消失在沉寂的夜空……，别了，芭蕉坪！别了，老山！

2019年3月8日至12日，我参加了《炮兵49团河口老山边关行》活动，重返了当年的河口、麻栗坡战场，见到了我的老连长陆进涛、老营长何纯高、李告春、教导员曾宪忠、副营长王惠民、老连长曹蒙以及众多当年同战斗、同生活、同生死的战友。再一次到了四连山炮兵群、营指挥所、洞坪7队和蚂蟥堡小学校炮兵连阵地、芭蕉坪炮兵群坑道指挥所、八里河东山诸高地炮兵连观察所、老山主峰，下水头和麻栗坡烈士陵园，如今这些地方已经开辟为旅游景点，成为万千参战老兵魂牵梦萦的地方……

归来的路上，触景生情、思绪汹涌，遂有感而发：

昨日战场今日景，举目峰壑满目青。

红河南溪轻波涌，天保曼拉薄雾行。

英勇将士曾伏虎，手足官兵再聚情。

相拥互叹悲白发，廉颇虽老志未泯。

冯向峰 完稿于2019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