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我成长的青岛火车站（之二）

迟守卫（池清）

1954年，我们全家随我父亲工作调动从烟台来到青岛，住在了湖南路51号楼院，那年我才4岁，我不知道我们是乘坐火车还是乘坐汽车到的青岛，后来我想想可能是坐火车到青岛来的吧，因为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我们家的家具，大到一张床小到一个痰盂，都是我父亲单位省外贸局给配的，好像是只从烟台带过来一个雕花梳妆台和一个座钟，我们从烟台到青岛来应该是“轻装上阵”。 1956年时的青岛火车站，图左露出一角的是站前花园。这个花园在四周的中间各留有一个开口以供游人进出。我童年时代，这个花园是我和院里的小孩经常来玩的地方。我记得在花园的正中有一棵很大的法国梧桐树，它的树干好像要我们两个小孩才能合抱过来。它的树冠也很大，夏天有很多人坐在这棵树下的长条椅上乘凉，候车的旅客也在这里休息，车站塔楼上的大钟会提醒他们而不致于耽误上车。大树的旁边有一块卧马状的石头，我们小孩轮流坐在这匹“马”上，两腿蹬地，右手向上扬着，嘴里还不停地叫着“驾！驾！”，状似“扬鞭飞马”，不亦乐乎。园内的四周栽着花木，围着大树铺设的红砖甬道向四个开口放射。 20世纪60年代的青岛火车站 1966年文革后，随即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为了应对串联，青岛火车站的空地上临时搭起了帐篷，用来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上面这张照片中广西路自泰安路至郯城路这一段搭建了一座长长的帐篷，在泰安路和郯城路两头以及帐篷的中间位置各留出一个出入口。为了保证这些串联红卫兵喝水，辖区的泰安路街道办事处在我们家门口的马路沿上又临时搭建了一间砖房，在里面砌了一个锅炉用来烧水。那时我父亲刚退休（后改为离休）不久，他作为一名老党员按照办事处党组织的安排，与其他的几位退休老党员一起在这里负责烧水。那时我和我哥的学校都已经停课了，每天上午我父亲他们把水烧开后，就叫我和我哥一趟一趟地担着把开水送到广西路上的那个帐篷里，我哥个头比我高，担水时他在后头我在前头。在帐篷的泰安路这头门里边，有一口大缸，缸上有盖子，盖子上有一把大勺子，那个年代那么乱，可缸盖和大勺子没有丢过。我们哥俩就这样担着开水把这个大缸灌满，上午和下午都要干，我也不记得干了几天，后来好像是办事处安排了专人来干这件事，我们哥俩就没再担水，也就是偶尔帮我父亲干点运运煤烧烧水的活。看到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我也按捺不住了，一开始我母亲不让我串联，她和我父亲都是传统本分的共产党员，怕我外出串联学坏了，又怕我出事，因我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还没出过远门。架不住我的央求，后来我哥提出要到西安去看望当年青岛国棉支援三线建设的我四爹一家，我母亲要我和我哥同行，这样可以做个伴，可我极想去南京，因为那里有我的小姨和姨夫。在文革刚开始时，我曾写信向我姨要过军装，我小姨当过兵，我姨夫一直在南京军区的一个文化部门任职，后来我小姨从军人服务社给买的黄军布寄到青岛我家，我母亲找裁缝给做了军装，那年月能穿一件军装是很长脸的事，还是干部制式。我跟我母亲说，我已经联系好了同学，一个是赵复生，他是六六届高中生，比我大两岁，一个是徐宣胜，他比我小点儿，我们三个人结伴不会有问题的，我母亲这才同意了。我们在南京玩了几天后该回青岛了，那时我的大表弟姜苏刚上初中，也就13岁吧，他也一直想找机会串联，也是因为我姨和姨夫的不放心，我的到来，使我大表弟找到了救星，他央求着我姨要跟我一块串联到青岛看大姨，我小姨见有我带着他，还有两位同学同行也就欣然答应了。我们走的那天，在南京浦口车站与赵复生和徐宣胜走散了，广场上到处是人，我们在人缝中钻来钻去地转了好几圈，我的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找到这两位同学。正当我一筹莫展时，看见一群人在动，我赶紧跑上前问一个学生样的人，他说有火车要北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往北走就能回青岛，拉着我表弟就随着人流跑。这股人流越来越大，我和表弟夹在其中，脚不用动身子就会随着往前移，我表弟紧紧地拉着我的上衣后襟，我也时不时地招呼他注意脚下不要被绊倒，我知道，如果一被绊倒那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当时我的心里也有一种惧怕，可是，看到身边的表弟在跟着我，我就得装作像个大人似地镇定无惧。通过了剪票口，拥挤的人流就像是开了闸似地一下子散开了，我拽着表弟的手不顾一切地朝着站台停着的那列车厢跑去，到了车跟前，狭小的车门前已经被争着上车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正当我想办法怎么上车时，我表弟在一个窗口里大声地叫我，我快速地一跃跳上车窗，我表弟和窗前的几个学生帮着把我拽进了车厢。等我定下神来，才发现车厢里也是没有了一点儿容积的空间，座位上、行李架上坐满了人，通道上也是人挨人。此时，我看了看我和表弟身上的黄挎包都还在，这里面有我们路上吃的干粮，还有斜背在表弟身上的那只军用水壶。我庆幸姨夫这位老军人提醒我们带着这只水壶，我也庆幸我们没有从我姨家带更多的东西，不然，这跟逃难似地扒抢火车，恐怕不是累赘也不一定能稳稳当当地跟随在我们身边。我和表弟正好站一个座椅的靠背旁边，我悄悄地跟表弟耳语：咱就占据这个位置不要动，累了就倚在靠背上歇一会儿，困了就趴在靠背上迷糊一会儿。不管车厢里的人怎么来回地动，我们把着靠背死死不放，只要有这块“ 根据地 ”，无论这个车到什么地方，我们哥俩怎么也能挨下来。 反映串联的油画作品车窗外的光线渐渐地暗淡了下来，车厢内的喧嚣声也渐渐地弱了，整个一下午的折腾，可能大家都累了，坐在位子上的人有的已经倚着靠背闭着眼睛，有的趴在了小桌上，还有坐在行李架上的拿着军用水壶在喝水。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干脆就坐到了地上，把自己的腿插着别人的脚缝伸到了座位底下。这时我才感觉到已经又累又渴，看到人家喝水，似乎自己的嗓子也在冒烟，可是那只军用水壶的水暂时还不能动，那是我们哥俩“长征”的水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喝，旅途这才刚刚开始，还不知道后面的路途会怎么样。我想到了“望梅止渴”，嘴巴动了几下，咽了一口唾沫，还真有点解渴。我用手戳了一下木然地站在那里的表弟，跟他说要是渴了可以喝口水润润嗓子，我表弟摇摇头。看到表弟如此懂事，我的心中有极大的安慰，我就俯在表弟耳边把我这个“咽唾沫的窍门”告诉他，我还鼓励他坚持一下，只要车开出去就好了。说完以后我又看了一眼我这位瘦小的表弟，真没想到，我们这从来没有见面的表兄弟竟然是用这种方式来相识的，我想像着把表弟带回家我爸妈的那股高兴劲儿，这可是我的一大功劳。虽然我用两只脚交替着站了一下午，可心中的兴奋使我忘记了苦和累，回想着刚才扒火车的情景，一切都感觉是那么的好玩和刺激。在天擦黑的时候，火车“咣当”一声动了起来，车厢里一下子欢呼起来，而且还传说着是到北京去的，车厢里的那种欢呼真不亚于毛主席接见。火车的开动，又给车厢带来了生气，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旅程，使大家很快就熟识了，相互询问着各自的城市各自的学校。我表弟倚着的座位旁一个大一点的学生，看我表弟长得瘦弱，便往里挤了挤，让我表弟也坐下，还示意他要站起来让我坐一会。我摆摆手，也像我旁边的那位一样，紧缩着身子，在我两只脚大小的位置上席地而坐，把两条腿也扭扭捏捏地穿过人家的脚缝，稍为舒展一点地伸到对面的座位底下。站了整整的一下午，它已经全然麻木了。这列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我们也是一路上站站坐坐，睡睡醒醒，跟着这列火车磕磕绊绊地走了一天两夜，在第三天的清晨我们随着人流走出了北京车站。一下火车，我就感觉到有些冷，一打听，已经是11月10号，在北京也算是深秋了，虽然我们身上穿着军装，但是清晨的低温还是让我们感到浑身瑟瑟发冷。车站对面一个红色横幅上写着“ 欢迎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 ”几个大字，横幅下摆了一张桌子，旁边坐了几个人，我猜测那是红卫兵接待站，便领着表弟走过去。在登记的过程中需要学生证，我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青岛出发的时候，有三样东西我记得必须要带好：钱、粮票、学生证。在查验我表弟的学生证时，他没有拿出来，我这才想起他刚上初中，可能还没发学生证，我把这个情况向接待站的同志做了说明，他们先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我再次重申，他们可能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我的真诚，便给我俩登了记，让我们上了旁边的一辆卡车等候。等卡车上满了人后就开动了，三拐两拐地在一条僻静巷子的一个大门前停下来，门口的那块牌子告诉我：“北京市西城建筑队”。我们下了车，从传达室里走出来的一个人把我们领进院子里的一个仓库样的一间大屋子里，整个屋子中间是用木头钉起来的一个大通铺，上面铺着席子，我们哥俩就在这个接待单位住下了。晚上我们到这个接待单位的食堂领饭时，还是白天领我们进来的那个人说，明天都不要外出，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个消息不啻是一针兴奋剂，整个食堂都沸腾了，鼓掌的，拍桌子的，还有的干脆就跳到饭桌上高呼：“ 毛主席万岁！ ”我们也顾不得打饭了，我表弟高兴得直蹦高，从食堂回来后，一个劲地跟我说：“三哥，这次跟着你出来，真是跟对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都起来了，这回儿大通屋里安静极了，一个个或是坐在或是躺在自己睡觉的位置上都没有动，大概是喜极而静吧。我也是闭目坐在那里，想像着今天受毛主席接见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我猛然想应该记住今天这个日子，便问表弟：“今天是11月11号吧？”这时听见院子里有人在招呼：“集合了！出来领着饭到大门口排队！”我表弟一听，“嗖”地跳下“床”跑了出去，我想招呼他背着黄挎包还没来得及呢。还是送我们来的那辆卡车拉着我们，又是在一些小巷里左拐右拐，后来停下来，我们下车又三拐两拐地走了一段路，来到一条比较宽阔的大马路，这条马路两边已经站满了人，在最前面还站着扎着腰带的解放军战士，后来才知道这是长安街的东边，离天安门还好远呢。正当我纳闷时，听带队的那位师傅说才知道今天毛主席是坐车来接见我们，他还再三嘱咐我们等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车过来时，一定不要拥挤，为了保证大家都能看到，他又按高矮个重新做了编队，我表弟的个子小被安排在前排，我被安排在最后排。尽管我担心着表弟的安全，可无奈于这种安排。看到我表弟紧挨着维持秩序的解放军，再说，那样他可以看得清楚，我的心里也觉得踏实了。 我们一直坐在地上耐心地等待着那一刻，说来也怪，或许是因为心里一直装着一个幸福的梦想，我们这样静静地坐着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也不觉得渴，人人都很自觉，没有一个人在原地走动，也没有一个人在大声喧哗，一切是那样的有秩序，就像是经过了训练似的。太阳都升起老高，也不知道已经是几点了，我微微地欠起身来向左前方即天安门的方向看去，远方也是一片安静。我又坐下来低着头在沉思，独自一人享受着内心那种漫无边际的遐想。突然，我们的左前方骚动了起来，紧接着“ 毛主席万岁 ”的欢呼声像排浪似地一阵阵地涌过来：“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像是有人指挥似地，大家在原地一齐站起来，眼睛也一齐转向左边。我远远地看见毛主席站在吉普车上向两边的红卫兵频频挥手，因为还有些远，只能看到他老人家的身影。我身不由己地跳跃着，挥着双臂呼喊着，尽量地睁大眼睛想把毛主席的形象看个仔细，可是无数只高呼的胳膊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得借助于跳跃，一眼一眼地看着站在吉普车上缓缓向我们驶来的毛主席。毛主席的车开过来了！伟大领袖已经跟我们近在咫尺！他那魁梧的身材在绿军装的映衬下，更加显出了他老人家那伟岸的形象。看着他那向我们招手致意的宽厚手掌，我真想跑上前去紧紧地握住这双手，也想饱尝一下这双手的温暖，更想从这双写下了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的手中汲取一些智慧和力量。我知道这是一种奢望，能见到毛主席，这已经很幸福了，更何况还是这么近距离地……没容我多想，周总理已经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就在毛主席后面的一辆车上。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周总理吗？看到总理那亲切的微笑，看到他那只向我们挥舞的手臂是那样的有力……不知怎么的，我的视线模糊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我的心中翻卷着。我一下一下地擦着被模糊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总理乘坐的吉普车从我眼前缓缓地经过…… 图左的二层楼临街正中是站前邮电局，图右的二层楼下（被挡住了）是火车站饭店。（摄于1966年） 1972年8月13日，青岛市民在火车站前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问青岛的场景。 20世纪70年代的青岛火车站。见到这个检票口很亲切，从1970年到1973年在建设兵团的三年时间里，我两次按首长的嘱托到青岛日报社送稿件，一次随首长到青岛带兵，一次随师政治部刘干事到青岛天真照相馆为团政治处新闻报道组买照相机，还有1978年作为青岛港史写作组成员为写港史到上海、大连、沈阳等地查资料，等等，每次都是从这个检票口进出车站。 1973年3月12日中午，我从兵团驻地莱阳乘坐火车回到了青岛，我回城了，是根据青岛市有关知青的政策回城的，即父母年老体弱，身边无子女照顾的，可以有一名下乡知青或到兵团的子女返城。我下了火车，背着黄挎包，手提着一个装有脸盆和牙具的网兜，还是从这个检票口出的站。按说回城是件高兴的事，但我却是心事忡忡地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离开兵团时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我从兵团返城时，已经是团部政治处的新闻报道员了，也于1972年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听我的入党介绍人陈明干事跟我谈话说，我是经团党委讨论才批准我返城的。团部离莱阳火车站挺远，大约有几十里地，县城的公共汽车从长途汽车站每隔半个小时往火车站发一趟，从我们团部到汽车站步行也得半个小时，为了撵火车我起了个早，我们一起在政治处工作的青岛战友、也是我的同学加同院邻居史洪琢，还有我的几个要好的青岛战友张纪文、张强，王全盛、钱景福一起送我到火车站。走时团部大院很安静，只有司令部前篮球场南边的小树林里有几只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好像是在为我送行。我望着伴我度过三年兵团生活的那个篮球场，心中一阵惆怅：三年前我来兵团时，从外面一进大门弯过毛主席语录墙看到了这个篮球场，心里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我觉得有篮球场就跟在家里一样。在这里，有我的快乐，有我的戏闹。疲劳了，打个篮球放松一下；烦闷了，打个篮球舒畅一些。我们还在这里与县城的那些强队打过比赛，也打出了我们兵团战士的风格和水平，篮球队也算是给兵团战士争了光彩。想着想着我那留恋的目光越过篮球场又下意识地看到了南边的招待所。我知道团宣传队的队员们正在招待所按团首长的要求集训，准备到周边的工厂农村巡回演出以密切军民关系，这么早不便过去与这些战友告别，再说临走时我们报道组的组长许干事也嘱咐我说，我的返城可能会在战士中带来一些波动，建议我尽量不要到处与战友告别，免得带来副作用，我是一名党员，应该听从首长的话。在团部大门口碰见了警卫班的魏班长，他特意在门口等着为我送行，我俩握手道别。在车窗口，我望着眼前为我送行的这几位战友，我们是坐着一趟火车来的而现在我却先回去了，本来回家是个令战友们羡慕的事，可我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总觉得自己象是个逃兵似的。我们曾一起说好要在兵团扎根，我却离开了，我很难直面我的这些亲密的战友。临走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六，到火车站托运完行李后，我们这几个要好的战友中午又相约去了县城那个我们经常去的小酒店。喝酒的时候好像那个酒杯特别地沉，谁也端不起来，一个个都闷着头不说话，应该我来敬大家。在敬到张纪文时，他拿着酒杯站起来没说一句话，跟我碰了一下，可送到嘴边酒没喝反而趴在桌子上哭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哭。我们不是一个街道来的，来兵团前他是观海路街道的，我是泰安路街道的，到了二连也就是果园连才开始交往，在连里我帮助他入了团，他挺信服我这个当哥的，要不我们俩能有“熬鸡蛋”那回事儿。我到了团政治处他随后不久也调到司令部当了警卫员。他有什么事就愿意跟我说说，我这一走他可能觉得有话也没人说了。我拍着他的肩头，算是安慰他。我端着酒杯跟战友表态说，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去看望各位的老人，跟老人汇报汇报各位在这里的情况。我这样说着算是自己的心里也有了一点安慰……火车开动了，离站台越来越远，我已经看不到战友们的身影了，便把身子缩回了车厢。在我关上车窗的一刹那，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又怕同行的旅伴笑话，便假装迷了眼睛，拿出手绢挡着脸，让眼泪尽情地流吧，我觉得哭出来也好象是能对得起我的这些战友。我就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情结离开兵团回到了青岛。 青岛的少先队员在火车站广场上进行宣传活动（摄于1978年） 20世纪70年代的青岛火车站内景 20世纪70年代末的青岛火车站及周边建筑鸟瞰（张秉山摄）。从照片上可以看到青岛火车站、火车站饭店、火车站邮电局所在的位置，以及湖南路51号楼院。1978年8月31日，我与青岛港史写作组的两位同事寿杨宾和秦治新，在青岛档案馆查完资料后，从青岛火车站乘车到济南继续查阅资料并与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老张同志，以及山东大学的两位教授胡老师和罗老师见面，商定关于写作港史的有关事宜，为此我写了一则日记： （1978）8、31日星期四（下午）2：15分，列车离开了青岛，旅途生活开始了。……在不知不觉当中度过了五个小时，电灯也不知什么时候亮了，天也下起雨来。透过窗户，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不知这雨下得多大，从雨打窗户的情形看，不会小的。再有4站就到济南了。这雨不知能下到什么时候，但愿老天保佑。 20世纪70年代的青岛火车站20世纪80年代的青岛火车站—— 20世纪80年代火车站泰安路上停放的出租车（逄淑才摄），图右的3辆是被称为“兔子蹦”的三轮车。出租车站旁就是泰安路理发店，进理发站得上几蹬台阶，里面挺大，靠门口有一长条椅，椅子上散放着发型画报、报纸什么的，都已经被翻得起了褶，我们就在这个长条椅上坐着排队理发。店内大约有七八位理发员，还有一位长得挺瘦头发有点鬈鼻子有点勾年龄有点大的人，他不穿白工作服，也不知道他是店里的什么人，有时见他拿着扫帚打扫每个理发椅子旁的发渣，有时他会应声给理发员递上给顾客刮脸用的热毛巾。 停靠在车站广场上的“拉达”出租车1982年，我姨与姨夫在我小表弟姜军的陪同下从烟台到青岛来。那时我已经结婚成家住到了远离火车站的邱县路，我想请二位老人到我家来做客，也尽我的一点孝心。从我们家住的广西路（我们家于1973年搬到了广西路54号楼——池清注）到我住的邱县路，乘坐公交不方便，我便到火车站前花10元钱定了一辆“拉达”出租车，把我姨、姨父还有我父亲，以及小表弟一道接到我家，因一辆出租车坐不了那么多人，我则跟出租车司机交待好了行车的目的地后乘坐公交车回到家门口等着迎接他们，那时的10元钱相当于我工资的五分之一，但是看到老人们高兴，我也高兴。 20世纪90年代的青岛火车站，站名是由著名书法家武中奇题写。 1990年的青岛火车站俯看，旁边是铁道大厦。1988年2月1日至1994年8月8日青岛火车站进行整体改造；2006年11月，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火车站再次改造，于2008年投入使用。原先的车站建筑被拆除并按原样建设，站前的那个花园永远地消失了。 2007年1月7日24层的青岛铁道大厦被爆破拆除 改造后的青岛火车站（摄于1991年） 改造后的青岛火车站站前广场 青岛火车站广场正在修建地铁车站的场景 青岛火车站全景鸟瞰 青岛火车站现貌 嵌在车站钟楼墙上的“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铭牌据青岛媒体报道，青岛火车站钟表楼改造建成“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于2021年12月底开馆，是一座反映胶济铁路诞生和发展的专题性展馆，共分为五个展区，分别为起点、联接、抗争、铸魂、腾飞。该馆与胶济铁路终点的济南胶济铁路博物馆形成“一体两翼、首尾呼应”的新格局，串联起胶济铁路沿线文化资源，成为山东省铁路文化的新坐标。青岛火车站钟楼被改造了，但，我心中还是那座老钟楼的形象，还有那站前的花园、铁路合作社、泰安路理发店，站前邮局，火车站饭店，那些已经沉淀到心底的往事，会随着岁月的前行而时不时地泛起在我的心头，让我怀想，让我回味，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和甜蜜…… （全文完） （本文照片除有水印日期由本人拍摄外，其余的均选自网络，不一一注明，敬请原谅。） 2022年1-2月于青岛，天福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