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回忆与怀念——先父母生平散记

戎州老渔翁

撰文 ∶ 老渔翁

图片 ∶ 除第一张外

都来自网络

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岁月——1941年，我出生在一个黄埔军人家庭。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我，才提笔回忆父亲母亲的往昔，深感愧疚，也实属无奈。前些年就想写一些我所知道的父亲的经历 ，特别是抗日战争中那几则故事——虽说没有炮火硝烟、金戈铁马的描述，但于父亲而言则确实是死里逃生、大难不死的真实写照——很想写出来，留给我辈看看。我们的父亲是为国家民族，为抵御日本侵略者有过血与火炼狱般经历的抗日将士！但不敢写，不能写。现在能写了，因为历史已经承认了国军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主力。至于后来他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就让历史去评说吧。

上面这段文字，姑且作为这篇短文的序吧。

　　父亲李光荣，别号明春，字嘉州，四川乐山县福禄场人氏。听父亲说，他在乐山嘉定高中求学时曾参与反政府的“学潮”，遂被校方开除。后辗转来到成都完成高中学业考取了重庆中法大学物理系原子能物理专业。在网上查阅有关资料得知，重庆中法大学是由革命先驱吴玉章、杨闇公创办于1925年初，教师多为留日、留法归来的进步知识分子。父亲所在的第一批300余名学生中有很多为重庆及各地学校中因从事学运而被开除的学生。在中法大学期间，正值中国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受大革命思潮及进步老师影响，父亲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决定投笔从戎，于是到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五期炮科。在网上查阅黄埔军校同学录，同学录显示，父亲于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时年21岁，由此可以推算出父亲出生于1905年。父亲毕业后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抗日战争。

从父亲中学、大学以及毅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的经历，可以知道当年的父亲定然是一名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

　　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父亲。父亲一生，初时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继而历经坎坷，苦难无边，直至身陷囹圄，殁于他乡。

　　听母亲说，父亲因是黄埔五期毕业生，凭这样的资历，早年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任参谋职务，一处主任是国民党元老之一、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曾经任黄埔教官的钱大均。查阅史料方才知道，“侍从室”地位显赫，虽然规模不大，地位却凌驾于政府各部门之上，是当时中国最高政治中心，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的“内廷”，功能甚至比清朝的“军机处”还要强大。就像小说里说的，能在“军机处”行走，是何等荣耀，此时的父亲一定是踌躇满志的。后来，父亲从侍从室外放到了野战部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外放的原因，据幺兄弟回忆，他听母亲说过，一日中午父亲和几个年轻军官喧嚣吵闹，惊扰了正在午休的蒋公。蒋公一怒之下，就将几人外放到野战部队去了。此说可信度较高，蒋介石信奉基督教，提倡新生活运动，生活极有规律，惊扰了他午休，岂有不受罚之理？

　　小时侯，常常听外婆和母亲讲起父亲的抗日故事。这些故事中至今还记得的有两则。一则是，父亲曾参加过著名的长城古北口战役。后来父亲还亲口对我回忆过这段经历。抗战初期（后来查了有关史料，才弄清了是1933年初，父亲时年28岁），他是中央军17军25师关麟征师长麾下的一名团长（在网上查有关资料得知，从侍从室外放到野战部队的副官或参谋人员一般都是挂职团级军官）。25师将士以简陋武器和血肉之躯扼守长城古北口，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场殊死血战。战斗异常惨烈，父亲负了伤，躲在一个弹坑中，背上趴着几个死去的士兵，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侥幸活了下来。当时父亲左臂负伤，伤愈后却留下终生残疾，负伤的左臂不能伸直，比右臂短了许多。

（网络长城古北口保卫战图片）

（网络图片 长城古北口保卫战）

　　父亲还说，就在那次战斗中，

一个小山头上七名士兵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死守阵地，消灭了100多鬼子兵，最后全部壮烈殉国。鬼子兵攻上山后，面对如此惨烈的场景，面对如此顽强的中国勇士，他们也不得不肃然起敬。敌人集体面对七勇士遗体鞠躬致敬，并把他们合葬在一处，立了一块简陋的木质墓碑，题款“支那七勇士之墓”。为了弄清这段历史的真像，我上网查阅了“长城抗战”的史料，方知父亲讲的故事是真的。

（网络图片 七勇士之墓）

另一则故事是说父亲参加过著名的长沙会战。1939年至1942年间，日军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针锋相对痛击日军，史称“长沙会战”。

“长沙会战”一共有三次，其中第三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而结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经典战役，二战后被多国军事院校写入教材。

　　长沙会战期间，因为军务，父亲多次往返于集团军司令部和前线之间。一次，在去前线途中，他乘坐的吉普车突然遭遇日军飞机空袭扫射，司机和勤务兵双双中弹牺牲，唯有父亲又一次从日寇枪炮下奇迹般生还！

　　每次外婆讲完这个故事后，总不忘叨叨几句：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这时候，外婆总是双手合十，神情虔诚。外婆信奉佛教，是成都近慈寺居士，常常去近慈寺敬香、唸经。外婆从近慈寺轮海法师处请回一尊纯金小佛像，在父亲去长沙前挂在父亲胸前，说是护身。果真就护了身，为此，外婆常常感叹，菩萨灵验啊，要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保佑，你父亲怕是躲不过这场劫难啊。记得，小时侯我还看见过这尊佛像——一个精致的小匣子，里面装了一个金灿灿的佛像，小匣子上还系了一条明黄色丝带。明黄色是佛教信众常用的色调。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利后，父亲还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任职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国军队在总司令唐生智指挥下进行了殊死拼杀，但最后还是失利，撤出了南京。日冦为报复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进城后进行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也许是由于南京保卫战和继后的“南京大屠杀”过于惨烈，也许是保卫首都的“南京保卫战”最终以中国军队失利而告终，作为总司令部的一名军人深感内疚，不忍回首，父亲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他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细节。我和二弟宗杰是从父亲写的自传中获知他这一段经历的。

　　父亲还亲口对我讲过另一则故事。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时年41岁的他从部队退役了。退役的原因，父亲没有细说，只是说退役后以少将军衔的身份被调往南京“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中央训练团”400多名将校级军官中大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他们参加过北伐，又曾浴血奋战在抗日战场上。父亲说，当时受训的军官中弥散着一股悲观的情绪——对自身前途的悲观，对党国上层贪污腐败的悲观。终于在1947年酿成了一起震惊国民党上层的大事件——中山陵祭灵哭灵事件。这批将校军官是以祭拜先总理中山先生陵寝为由，并用哭灵的形式发泄对当局上层的不满。

父亲还说，当时他们这批参加哭灵的军官中流传着一句话叫“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另外还有一句话“跟校长走，还是跟主任走？”（“校长”当指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主任”当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在这批军人中流传，可见父亲和他的黄埔同学们是何等地困惑、迷茫！父亲也曾萌生过去延安的想法，但终因妻儿老小一大家子都在成都，遂作罢。

对这句既敏感又异类的话，我印象太深刻了！由于在中学所受的教育，更由于脑子里被灌输的那些“革命”思想，那时候对父亲讲的这则“哭灵祭灵”的故事，特别是“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这句话，始终是将信将疑。

（上图中第二排右一为先父）

（上图为参加哭灵的三百多名将校级军官）

　　记得，几年前曾看过一部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其中竟然就有对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发生的“哭灵祭灵”事件的描写。我开始有些相信父亲讲的这则故事了。

近日又查阅了有关史料，方才知道确有其事。事件的起因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4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会后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整编，撤消了各战区司令长官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当时父亲是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作战课课长，少将军衔）。于是，数百名将校级军官成为了编余人员，其中有400多名编余将校级军官从各战区陆续集中到南京“中央训练团”，名为“受训”，实则是等候退役、除役，重新安置工作。编余人员待遇很差，其中有的人伤病缠身，大多数人要养家糊口。大家深感前途渺茫，对当局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终于酿成了这起事件。据有关史料记载：“1947年3月19日上午九时许，除因故不能到场外，编余军官陆续前往参加谒陵的有300多人。他们全部身着黄色将校呢制服，胸前挂着勋表，站成方阵队形，肃立于灵堂前的石坪上。大家公推黄埔一期同学、第34集团军副司令丁德隆主祭……其余按期别、年龄依次排列。丁德隆等献花圈后即读祭文……几位将领相继发言，均对现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尤其恨当局措施失当。同是中山信徒，为什么有的高官厚禄，有的却衣食不周？尤可恨者，对曾经北伐、抗日流血流汗的未死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过于残酷。沉痛的发言，使得众人含着热泪，相对唏嘘……将官班里有个陆军少将陈天民，抗战时在长沙会战中立过战功。从部队编余出来时，他已是肺病晚期，五个孩子……终日啼饥号寒，哪里还有钱治病？1947年2月的一天……吃安眠药自尽……尸体在家里放了四天，最后还是将官班和警政班的同学凑钱为他买了一口薄皮棺材……那天，陈妻带着孩子们也来参加祭拜。她领着孩子们向伯伯叔叔们叩头，感谢大家为死者帮忙。陈大嫂想到孤儿寡母，前途茫茫，不禁放声大哭。在场的人忙上前劝慰……联想到各人自己的家庭，以后还不知落到何种境地，一时个个悲愤难抑，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顿时声震陵园上空……这场震惊中外的哭灵事件，引起了当局的极大不安。陈诚在蒋介石一顿训斥后，慌忙召集了黄杰（中训团教育长）、陈立夫、何应钦、顾祝同等共商对策。最后决定了几项措施：一、凡是在抗战中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任职……四、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照应……”

　　可能因为这第一条措施，父亲退役后被派往四川省政府任少将参议，这应该是一个闲职。 父亲在任职省政府少将参议后不久又奉调到泸州任职水上警察局局长。我记得从成都到泸州我和父母亲是乘坐的水上飞机去的。这种飞机很小，在水面上起飞、降落，当时感觉很新奇，所以就记住了。

（上世界四十年代的水上飞机）

　　父亲后来又被调往沐川县担任过一段时间税捐处处长。于是全家带着保姆“周周”一同前往沐川县小住了大概半年。至今还记得两件事：一是每天早上小妹明英都在保姆“周周”肩膀上骑“马马肩”，后面跟着我和二弟，带我们去一家“粑粑醪糟”店买“附油泡粑”。那附油泡粑香甜软糯，面上还嵌着一棵蜜枣，至今难忘。二是公务之余父亲去应酬，常被同僚拉上桌子打麻将，父亲牌技太差总是输，有时只好由母亲去顶替，常常就扳回几局。说句题外话，我可能遗传了父亲的牌技，退休后学会了打麻将，但输多赢少，哈哈。

父亲从沐川卸任回成都后，赋闲在家，时不时的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计。记忆中有做银元生意一事，就是银元和纸币在两地互换，以此赚取差价。这多少有点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投机倒把”，不过朝代不同，那时是公开的，不会有人管你。银元市场在“中山公园”，就是现在的文化宫。父母亲带我去过几次，所以有印象。

　　1949年12初，蒋介石从重庆飞到成都，住进成都北较场（现在成都军区所在地）黄埔军校中的黄埔楼，在这里他召见了家住成都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将校级军官，父亲在被召见之列。召见后，只因父亲是乐山人，蒋拟委任父亲为“川南游击纵队总司令”，要父亲在乐山川南一带收罗国民党军队旧部（实则是残部）打游击和解放军对抗。国民党此时已兵败如山倒，蒋也准备从成都飞往台湾，父亲心知肚明国民党大势已去，便虚以委蛇，并没有明确接受委任。父亲回家后便把此事告诉给母亲和五舅父，他们分析了形势，都认为绝不能接受委任书，否则是死路一条。所幸，蒋几天后便从新津机场直接飞往台湾，此委任一说便不了了之。

父亲后来说，如果他真的接受了这个委任，自己必死无疑，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死在刑场上！想想都十分后怕！

　　尽管如此，新政权建立后，父亲还是没有逃过牢狱之灾。

1949年底，解放大军进驻成都，新政权正式建立。 新政府通告全市，所有国民党军政人员限期去所在地公安机关登记。父亲一生忠厚、老实，心想自己参加过北伐，参加过抗日战争，又没有参加过国共内战，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就去登记了，并如实填写了自己的履历。

可事情并非如父亲所想。1951年春，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3月27日成都全城戒严，对登记在册的国民党反革命份子、反动会道门份子等等实行逮捕，这便是著名的成都“3.27”大逮捕。

　　那时我家住在江汉路37号，斜对面便是“北较场”。37号是一个复式院落，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露天通道，通道左、右两侧分佈着两个独立的小院子，通道尽头又是一个小院子，我们家和七姨妈家两家人住在这里。这天早上，我正准备去上学，刚打开院落临街的大门，就看见街上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急匆匆走过，却看不见一个普通老百姓。好清静啊！那时人小胆子也小，赶紧关上大门。由于好奇，还是从门缝缝里悄悄往街上看“稀奇”。不一会儿，便有几个军人向大门走来，我立刻在大门后面躲起来。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见父亲身上捆绑着绳子被那几个军人带走了。我眼睁睁的看着父亲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他什么也没有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长长的通道上跑回去问母亲，母亲眼圈红红的，抹着眼泪说“你们爸爸’出事’了”，声音颤抖。究竟出了什么事？小小的心里也闹不明白。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我从铁箍井街小学（新政权建立后，黄埔小学停办，我转学到铁箍井街小学）放学回家，见江汉路街口上贴有几张法院的佈告，一串长长的名单，是“3.27”大逮捕的部分“反革命”的名单，名单后对应着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和对其的判刑。凡判死刑的，名字上都画了一个大红的叉叉。我赶紧凑上去仔细看，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名字，他的“罪行”是“国民党反动军官”、“造谣惑众”等几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路小跑回家，告诉母亲“爸爸只判了七年”，还特别强调了那个“只”字。全家人都松了口气，七年有期徒刑，算是很轻的啊！

初时，父亲被关押在宁夏街“四大监”，母亲曾带着我去探监，给父亲送去衣服和一些食物。

随后，父亲便被押送到雅安芦山苗溪茶场服刑劳改。

　　大约是1953年夏，父亲因罹患肺结核保外就医回到成都。那时母亲独自一人要抚养四个子女，生活太艰难，父亲便拖着病体去租了一辆架架车，帮人运载货物挣点运费，或去东郊八里庄火车站批发南瓜等蔬菜回城贩卖，最远的去过五凤溪贩猪油。这期间，我会利用星期天或寒暑假去帮父亲拉车，父亲拉“中杠”，我当“飞娃儿”（在边上用一条绳子搭肩上帮车），还在上小学的二弟宗杰有时也帮着拉“飞娃儿”。 我兄弟二人一左一右拉“飞娃儿”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

印象深刻的是，1953年秋我考上初一中后，父亲送我去报名，所缴学费是前一天他帮人用架架车运送酱油挣到的几块钱。

初一中坐落在成都西郊农村，从城里到学校要经过一条乡间小路“那家巷”，那家巷从一片竹林中穿过，一侧是一条小河，另一侧是一片乱坟岗。晩上走在这条小路上，阴风惨惨的，十分吓人。我是住校生，星期六放归宿假，星期天在家里吃过晚饭后已是黄昏时分，父亲担心我一个人在乡坝头田坎上走几里路，还要经过那阴风慘惨的“那家巷”会害怕，就会送我返回学校。父亲在成都那段时间，每个周末都是如此送我返回学校。

这段时间，父亲还辅导过我的英文课。父亲的字写得很漂亮，还教我练过写毛笔字。

　　父亲从苗溪茶场回成都时还带回一份“交待书”，这应该就是一份自传。自传是用毛笔从右至左竖行书写的。我和二弟都看过，除了他的履历外，还有“罪行”交待。其中有两条“罪行”还记得：一是，在长城古北口保卫战中，为阻止日军，曾经指挥部队“ 烧毁民房数间”；二是，早年在重庆行营任参谋时，在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下，草拟过围堵“通南巴”的计划。“通南巴”即通江、南江、巴中三县，是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的根据地。

此外，自传中还特意写道，他和母亲在重庆结婚典礼上的主婚人是顾祝同。这大概也算一条“罪行”吧？

　　与父亲这份自传有关的还有一件事，应该记下来。初三下学期，因为我品学兼优，班主任老师动员我写一份入团申请书。入团申请书上有关家庭情况部分，我就是根据父亲的自传老老实实地作了交待。申请书交上去后，犹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直到高中毕业，我也没被团组织接纳。这份申请书放在我的档案里，大概跟了我一辈子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初中毕业这一年，父亲又回到苗溪茶场去了。直到1961年，母亲接到茶场一纸通知，说是父亲已于一年前的1960年去世。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连患什么病死的，埋在何处也只字未提，就宣布了一个人的死亡。

据此推算，父亲生于1905年，殁于1960年，时年55岁。

前些年，小弟宗壁曾去过苗溪茶场，想要弄清楚父亲去世的原因，埋葬在何处。到当地后一打听才知道，茶场已撤消多年了，小弟此行只好抱憾而归。

对于父亲的依稀记忆，也就是这些了。

悲乎！作为抗日将士的我们的父亲，你的英灵至今还在天涯海角四处飘荡，何处才是归程？儿女们想为你燃一支蜡，烧一柱香，却不知道该跪拜何方！此刻的你一定在某一处沉重的泥土下哭泣吧？

父亲的黄埔同学，多数和父亲命运相似，但也有几位熬过了苦难活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一位名关大忠的世伯是黄埔三期的，是父亲的至交，在八十年代初还到泡桐树街家中看望过母亲。摆谈中才得知，关世伯被关押劳改十几年后出狱，被安排在省文史馆作馆员，晩年生活算是有了保障。另一位萧烈世伯是父亲的同班同学，官至少将师长，劳改二十年后出狱，出于统战需要，被安排在省政协当了一名常委。萧世伯家住红牌楼“成都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安排类似的统战人士的住所）。八十年代初我去萧家拜望，看到偌大一个客厅却是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萧世伯很歉然地告诉我，他才出狱不久，来不及也无能力去添制家具，大家俱感怅然。

我想，如果父亲能像关世伯、萧世伯那样熬过苦难，活到八十年代，又会是怎样一番境况呢？遗憾的是人的命运不能假设，也没有如果！

　　母亲许卉灵，原名许芝芳，1911年出生，1996年谢世，享年85岁。

母亲前半生应该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外公许小泉元配夫人去世后，续弦了一位夫人。这第二任夫人去世后，外公又迎娶了第三任夫人。这第三任夫人就是我们的外婆梁定泰。外婆一共养育了一女四子。旧时人家，儿女是按男女分开排行的，外公和三任夫人共育有八男九女，母亲虽是外婆所生的长女，但在外公女儿排行中却是最小的一个。许家平辈人称她为九妹，晚辈则称她九孃。

　　在寻常百姓家，幺女历来是受到宠爱的。听几个姨妈讲，母亲幼时漂亮乖巧，外公视为掌上明珠。旧时人家对女儿的教育一般都是不重视的，但外公却不然，不但供母亲读完了新式中学堂，还由着她的绘画爱好考上了当时的“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所以母亲受教育的程度在外公的九个女儿中是最高的。

　　当时，著名川籍画家张大千、张采芹等都在“省艺专”授课。听母亲说，她原名许芝芳，张采芹老师认为“芝芳”二字不配她的气质和容貌，有些俗气，遂给她改名为“卉灵”，意为“花之灵”。“许卉灵”这个名字便伴随了母亲一生。原来我还珍藏着数幅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容貌姣好，衣着华丽。“文革”中我家被抄，这些照片悉数被毁。

（下图为川藉著名画家张采芹）

（徐悲鸿为张采芹所画素描像）

　　母亲在“省艺专”尚未毕业，宠爱她的外公因年事已高撒手人寰，许家从此家道中落。外公去世后，许家就由大舅许九成和大舅妈当家。大舅一人仅靠德阳县长的薪俸难以供养众多弟弟妹妹生活读书。这样，由大舅和大舅妈作主，在省艺专读书的母亲便中断了学业与父亲结婚了。

结婚后的母亲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听母亲说，她23岁那年，我们的大哥出生了，取名李宗英。宗英大哥三岁时突患急性痢疾，外婆坚持请中医诊治，结果贻误了救治时机，不治夭折。此后几年，母亲一直郁郁寡欢，沉浸在丧失长子之痛中。

　　直到母亲30岁那年，才有了我。我出生后，母亲和外婆就格外小心，害怕再有什么闪失。我一旦生病，哪怕是小伤小病，母亲和外婆都会立刻带我去请陈叙宾伯伯诊治。陈叙宾是那时成都著名的儿科专家，在东城根街开了一间私人诊所（现在已发展成“成都儿童专科医院”）。后来，我们兄弟姐妹就成了陈伯伯诊所的常客，陈伯伯连我们每个人的小名都知道。“文革”中的1968年，我们的长子李帆出生在成都，有一次小李帆生病，母亲便帶着我们去请陈伯伯诊治。陈伯伯叫出了我的小名，感叹“苹儿”都当父亲了。还问起了二弟“小毛弟”的近况。大家唏嘘不已。

有一年，成都动物园的老虎“越狱”逃跑了，弄得市民人心惶惶。母亲说，那几天白天院门紧闭，晩上她和外婆各手持一根木棒守在我床边，通宵不敢合眼，生怕老虎闯进来会伤害到我。

　　就在这样平静平淡的生活中，母亲度过了前半生。直到1951年春，父亲“出事”后，母亲的人生被彻底改变。

　　那一年，我十岁，读小学四年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宗壁尚不满一岁。艰难的生活从此开始了。为了分担母亲的困难，七舅把我接到灌县（今都江堰市）生活读书（七舅毕业于光华大学即现在的西南财大，民国时期在成都中央银行任职，新政权建立后作为留用人员分配到灌县人民银行任职）。于是我转学到灌县北街小学，一直到1953年秋小学毕业才回成都进入初一中读初中。从1951年秋到1953年秋这两年我和外婆都住在灌县七舅家中。

　　母亲四处求职无果，后经人介绍进了教师培训班，又被集中到青神县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要填写自己的履历，这自然就涉及到父亲的问题。这样一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像母亲这样的家庭背景，在那个年代能当“人民教师”吗？母亲被遣散回家了。

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抚养我们四兄妹，母亲不得不放下身段，帮人家洗衣洗被挣几个辛苦钱，还当过保姆挣点低廉的工资。有时又从街道领回一些手工活，记忆中，有一段时间母亲从街道领回一包包的中药原材。要把中药原材切割成饮片，正规的中药铺是用铡刀切割，但母亲哪里有钱去买这专业工具铡刀呢？母亲只好用菜刀去切那又硬又纫的中药原材，手掌打起血泡了，虎口开裂了，但是还得用力切啊！这时母亲感叹的一句话使我终身难忘，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话——“工欲善其事必，必先利其器”。有时又帮街道剥花生，糊纸盒，反正什么活都干过。后来，母亲还和人合伙养奶牛。喂牛、挤奶、送奶、洗奶瓶等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成都的冬天阴冷潮湿，洗奶瓶就成了最苦的活路，母亲和二弟的手冻裂了，冻成冻疮了，但是为了生活还是得洗啊！

　　后来，母亲被街道安排到一个叫“新星针织社”的集体单位去织毛衣，算是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有了一个“单位”。织毛衣是计件结算工钱，懂事的小妹明英就会帮母亲织衣袖，这样就可以多织几件，多挣点工钱。

新星针织社在词堂街有一个门市部，那时我在成都七中住校读高中，有时星期天返校路过那间门市部时，母亲会叫住我给我一、两角钱，我不要，母亲会硬塞到我衣袋里。

　　后来母亲又被安排到煤建公司上班，开始时是在三洞桥一个煤场打蜂窝煤。那时没有机器，打蜂窝煤完全是体力活。除了打蜂窝煤，母亲还得要蹬三轮车运煤，运煤到门市部，或直接运到用户家中。 母亲瘦弱的身躯，吃力地挥锤打蜂窝煤，费力地脚蹬三轮车的情境，至今还留存在心中，至今想起还心恸，还心酸。

后来，大概是由于母亲年岁大了，公司不再安排她从事体力活，改让她在煤场作会计工作，直到退休。

就是这样，在没有父亲的岁月里，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抚养成人。

晚年的母亲，床头上常年放着一本佛经和一套《红楼梦》。这些书已经卷角了，不知被母亲翻了多少遍！我想，佛经一定会使母亲忘却红尘烦扰、人世苦难，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吧！而《红楼梦》又一定会使母亲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悲苦和凄凉。母亲一定是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心境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吧？

　　对于父亲母亲的这些间断的、碎片的记述，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终于用文字表达了对先父先母的怀念——尽管这些文字也许是粗陋的、苍白的。令子女们感慨的是，先父先母的人生之路随着时代更迭、世事变迁，是何其坎坷艰难啊！但这哪由得他们啊，诚如一位作家所言“时代的一粒尘，压在个人头山就是一座山”！

　　安息吧，戎马半生，囹圄半生，血洒疆场矢志抗日的我的父亲！

安息吧，半世书画，半世辛劳，泪湿衣衫抚育子女的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