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亮自延安来——淮南抗日根据地 盱眙古城洪山剧团纪略

颜洁-不忘初心

【颜洁按语】当年这些穷小子土丫头以文艺为枪投身抗战，青春已逝如歌去！原文于34年前的1989年完成，后于2015年再次刊登于《盱眙县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书。本文亲历者颜敏（颜秉元）和撰稿人颜秉栋系同胞兄弟，早年均就读于新四军淮南中学，分别为本人大伯和父亲。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见文如晤。今特转发——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1周年，纪念已逝去20多年的我的两位亲人，以及文中出现的所有的革命先辈、先烈！同时，感谢江苏省盱眙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热情提供原文电子档。（2023.5.23）

延安文艺座谈会

　　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由毛泽东和凯丰主持，出席者共1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引言”指出：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文艺要很好地“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会议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十位作家发言。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作的结论中，针对讨论的问题，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会议期间，《解放日报》特开辟专栏，介绍与此会有关的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此次会议，对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确立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根本方针，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2年，毛泽东与参加延安

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本文主人公，我的伯父颜敏

“群星”亮自延安来

——淮南抗日根据地

古城洪山剧团纪略

颜敏亲历 颜秉栋代撰

本文为纪念淮南抗日根据地开辟五十周年、“古城洪山剧团”建团四十七周年，亦为缅怀古城地区革命先烈梁化农、黄浩同志的业绩而作。

一九四二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五个年头，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处在最复杂、最激烈的历史关头，这年五月，中共中央在革命圣地一一延安，邀集党内和非中共的一些文学艺术工作者开了一次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先后两次亲临讲话。他的讲话，指明了革命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说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乃至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同年秋天，新四军二师文工团派出了两名文艺战士，带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来到中共古城区委(当时隶属于来安县)，协助地方组织群众性的文艺宣传队。这两位文艺战士一男一女，男的叫葛明，是二师文工团的副团长；女的叫于峰，上海人，颇有文艺专长。

那时，古城、半塔、旧铺、竹镇、铜城一带已成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根据地内，农业连年丰收，商业繁荣茂盛，兵强马壮，军民欢腾。但由于国内外敌人的重重封锁，交通阻塞，根据地的人民大众迫切需要通过报纸、刊物和文艺宣传等形式，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了解抗战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借以拓宽眼界，提高觉悟。同时，广大军民的文化生活，也亟待充实。

鉴于上述内因外势，梁化农、蔡波、黄浩等区委、区公所的领导同志，对文艺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葛明、于峰两位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古城洪山剧团很快就在抗战烽火中诞生了。

古城洪山剧团之所以组建得如此顺利，之所以取名为“洪山剧团”，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在淮南路东的盱眙、六合、来安、嘉山、天长一带，民间流传着一种源远流长的《淮洪小调》，后来逐渐升华为比较规范的《洪山调》，它有七言和十言两个唱法，每唱完一句就伴之一阵有节奏的铿锵锣鼓，无须其它丝竹乐器伴奏。

本文作者颜秉栋和他的部分纪念章

　　

此调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一听就会，可以随时随地清唱，历代民间艺人也常用来表演传统的古装小戏，如《哪叱闹海》《狸猫换太子》《猪八戒招亲》《秦雪梅吊孝》《刺全进瓜》等等，故《洪山调》又被称为《洪山戏》。因为它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便被古城洪山剧团定为主要唱腔，免得费时用功地现去学习其它剧种。



第二、古城洪山剧团的组建，是以一批从三十年代起就活跃在民间的艺人为基础的，主要成员男的有郭宏、王彬、张少青、蒋栋才、王乃义，女的有叶华、贺玉、陈兰、张玉英等人。建团之前，他们之间互称“玩友”，情谊甚笃；年年春节、岁岁上元之时，或是遇上了丰收年景，便凑合一起，到街头、村头、场头去玩花灯，唱洪山戏。他们艺出多门，各有千秋，有耍狮子、龙灯的，有玩早船、花挑的，有唱多种曲牌小调的，还有跳加官和手拿简板挨门逐户说《门头词》的......

所到之处，围观者、尾随者成百上千，夜半而不散，把个年节气氛烘托得更加热闹喧腾。虽然，他们的存在形式时聚时散，演出活动断断续续，但这一批民间艺人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在古城人民的心目中，“洪山剧团”雏形早就萌生了。这就是古城洪山剧团顺利诞生及其名称由来的历史渊源。

古城洪山剧团组建时，又吸收了一些平素喜欢玩灯、唱戏的青年。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溶老中青为一体的群众性业余文艺团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开始就有三十多人。那时，我正在淮南联合中学(后改为淮南公学，校址在古城镇北街)学习，是学校的文艺委员，又是古城街镇上的人。因此，在校长郑伯川，副校长王昭铨、高景平等同志的鼓励下，我常利用课余时间或晚间到洪山剧团去，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有时也经过请假去剧团参加演出。这样，我就成了一名不在册的洪山剧团团员。

该团组建伊始，团长是由中共古城区委委派区大队长徐联山同志兼任的，后因他军务太忙，又改由古域镇民兵队长陈国民同志兼任。一九四三年夏，我在淮南公学结业，古城区委到学校提出要求，把我分配在本地工作。学校答应了。某日，区委、区署的领导人梁化农、蔡波、黄浩、那阳春等同志，当着古城洪山剧团全体成员的面，宣布我是这个剧团的副团长兼戏剧股股长。

革命老区盱眙古城与

新四军淮南中学旧址

 那一年我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深感这副担子比千斤还重。

参加洪山剧团的同志无一脱产，各有各的职业活计。白天，大家在自家忙生产；晚间，一个个从不同方位来到区公所。区公所，为剧团腾出了两间房子；星、月、灯，给演员带来了“三光照明”。我们不分春秋寒暑，不辞风雨雪阻，天天都坚持在这里排戏练功。每逢农历三、六、九集市，我们就扛着红底白字的“抗日文艺宣传队”横幅，拿上四样锣鼓家什，走上街头去演出。春节期间，区委、区署的领导同志也抽空到我们的行列中来，现身献艺，带头演唱，与民同乐。

副区长那阳春同志有武术功底，碰上舞龙灯，他就情不自禁地争着耍火球；副区长黄浩同志善踩高跷，他的身材本来就高大魁梧，踩起高跷来简直象个活“罗汉”，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区委副书记蔡波同志急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可他肚子里的民间小调比谁都多，唱起来既流畅又动听，博得观众阵阵喝采，要他“再来一个！”区大队长徐联山同志会敲大锣，又兼剧团团长，常跟随我们自始至终地参加演出。

我们的街头宣传，小型多样，丰富多采。开场，以抗战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为先导，大唱《八路军军歌》《新四军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现为《国歌》)《亡国奴当不得》《大刀进行曲》《延安颂》《我们在太行山上》和《游击队员之歌》……几首气壮山河的革命歌曲唱完之后，我们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围在当中。这时，稍事安顿一下场地，请少年儿童和挤在前面的人席地而坐，构成一个说圆不圆、说方不方的平地“舞台”，便一个接着一个地，上演小型戏目。

我们的演出节目，一部份是从《新路东报》(后改名为《淮南日报》)《路东农民》和《淮南大众》等报刊上选用的；一部份是在古城区委、区署领导同志指导下自编的，大家“开动机器”，尔后由我执笔写成剧本。从此，古老的《洪山戏》有了新的内容。

何士德与新四军军歌

　　这些新剧本，有歌颂，有暴露，爱憎分明，紧扣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其中，有宣传中共主张和政策的，如《三七分租、二五减息就是好》《农会做主当家，不怕地陷天塌》《十劝我郎上前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之类；有宣传抗日前线和根据地内好消息的，如《罗司令三打来安城》《金牛山活捉鬼子兵》《锄奸反霸记》《恶霸袁大头，上了“望乡台”》......；有表扬好人好事的，如《精干区长梁化农》等等；还有劝人勤奋学好的，如《赌钱鬼哭五更》《二流子不要脸》《浪子回头金不换》。

表演形式，除了《洪山戏》之外，还有小戏，相声，双簧，对口词，也有秧歌，腰鼓、快板、活报剧……赶集的农民喜欢看，街面作坊的手工业工人和生意人也乐意听。场场演出，人如潮涌。有时老天下了雨，观众也不让我们收场。

剧团的演出活动多了，艺术水平也逐渐提高了；工农大众看的戏多了，对剧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于是，我们自一九四三年开始，便从单一的街头宣传形式，登上泥巴堆起来的抑或门板搭起来的“戏台”。区里、镇里给剧团凑钱添置了一点必需的道具和幕布，开始上演陕甘宁，淮南和其它解放区的《白毛女》《生产大互助》等大型多幕剧目；有时，也演一些推动社会进步的《梁祝姻缘》之类的传统古装戏。更多的演出剧目，还是区委指导我们自编的反映并促进当时抗战的中小型戏剧，如《蒋、日、伪三丑媾和记》《重见天日》《小鬼子是兔子尾巴一一长不了》《汉奸的可耻下场》《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民兵参战大支前》《军民团结战春荒》……

每台戏，以一出大戏或一两出中、小型剧目为主，再安排一些活报剧、曲艺之类的节目，不拘一格，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他们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很多台词、曲调就被大姑娘、小伙子们一段一节地学会，走也唱、坐也唱，一边干活一边唱，有的小学生，吃饭时候还在唱。不出几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的秋天，先后来古城参观并访问淮南公学的奥地利医学博士罗生特（新四军中的白求恩），以及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总队的飞行员，都说我们根据地——“是一块看不见忧伤的人间乐土。”

刘少奇、罗生特（中）、陈毅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活动

　　

当剧团上演大型剧目时，我们的人数已发展到四十好几，他们都是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志愿来宣传抗日的爱国主义者和热血青、少年。每个人的心坎里，充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爱，对新四军、八路军和解放区的爱，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渴望着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早日出现。说到底，谁也没想来剧团捞什么个人好处。家里的活计再忙再多，也要把剧团的活动排在第一，剧团缺少这样那样的道具、服装，就去家里拿，到亲邻家要或借。

一句话：只有奉献，不要俸禄，只有吃亏、吃苦，没有个人享受。惟有大年大节之时，洪山剧团的狮子、龙灯、秧歌队，旱船、腰鼓、活报剧，一齐出动，从古城街镇走进乡村，从烈、抗属光荣人家走向贫、雇农基本群众，整天数日地归不了家，才由乡、村干部或是农民抗日理事会，安排我们到群众家吃“派饭”，这就算工农大众给我们的最大报酬了。

洪山剧团的女同志，几乎个个都要同家庭的封建束缚作一番斗争，有的还要挨打受骂，才能得到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权。她们的爱国事迹和奉献精神，更是令人感动，十分难能可贵。

那时，我也给洪山剧团诌了一首打油诗，仍依稀记得，现抄录于下：

粗幕一块挂正中，

台前三盏素油灯。

“洪山”平平不出名，

戏文句句牵民心。

从艺报国何须酬?

演员陶然无怨声。

劳苦大众争相看，

土台乡人唱乾坤。



日往月来，古城洪山剧团家喻户晓，几乎蜚声淮南路东。于是，来古城邀请洪山剧团的兄弟地区和单位，一年比一年多起来。我们除要在本区坚持演出活动之外，还要走出古城，到穆店、土只(zhuai)桥去，到旧铺、半塔去……；新四军光复了来安、盱眙，我们还要到县城去。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剧团每次到外地演出，区里或镇里只能派来一位民夫，牵上一头毛驴，给我们驼运戏装和道具。

《放下你的鞭子》

　　

那时候，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我们全凭两条腿(演员们乐观地称之为“11”号汽车)在几十里、上百里的阡陌小道上巡行；在一道道、一条条的山岗溪水中往还。

有些同志两条腿走肿了，脚底板磨出血泡了，仍咬着牙关往前挪；力单体弱的女同志走不动，就手拉手地走，扶着他人肩头走。当时没有保健医生随团，大家只能靠带点土制的中药丹丸，或是到路过的村庄人家要点生姜、大蒜、葱须之类，以应急需。一声到了演出地，我们就顾不上这里疼那里累，立刻布置戏台，化妆着服，全神贯注地进入角色，刻意求工。

每次在外地出演，总是人山人海，即使剧团收了戏，仍有许多观众流连忘返。他们或跑上戏台，帮助我们收拾场地；或跟到驻地，请演员教唱词曲。也有来表示钦佩和慰问的，他们说：“看你们刚来到的时候，不少人病病歪歪，一上台都象个“活猴子”，你们哪来这么大精神?”我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唤起全体民众，争取抗战早日胜利!”

正是这一坚定的信念，激励我们一场一场、年复一年地演下去。四十年代初，新四军二师卫生部和一所后方医院，曾驻在古城西山里面的谢家港。只要二师的部队在前线打了仗，就有一批负了伤的指战员被抬到那里去治疗。那么，古城区、镇的领导人，也必然要带领洪山剧团的部分演员和若干慰问物资前去看望。那里的伤病员不能走动，无法集中，我们就分散到各个病房去演出，有的演员还到伤病员的床边去演唱。

我们的表演，使伤病员同志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

瞧，躺卧者坐了起来；

听，剧痛者止住了呻吟。

 轻伤员和快要康复的同志还给演员端茶倒水，拍手相和。

每次简短的慰问演出，都使军政、军民之间结下了没齿难忘的鱼水深情。告别时，依依难舍，他们手拄拐仗一送再送，直到我们走出山庄。

不知何时，军部和师部的首长也知道古城区有个洪山剧团，便邀请我们去演出。消息传来，区委大院沸腾了。书记、区长们兴高采烈，剧团的同志更是欣喜若狂，却又甚感紧张。

那是一九四三年秋收之后，我们第一次来到大刘郢(二师师部驻地)，在容纳数千军民的操场上演出了《蒋、日、伪三丑媾和记》等几出拿手戏。

张云逸 罗炳辉 谭震林

　　

戏罢，罗炳辉师长、谭震林政委等好几位首长，同我们握手言欢，侃侃而谈。他们亲切地慰问道：“很累吧?”“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不累，首长辛苦!”

首长们称赞我们“剧本编得好，戏也演得好。”接着说：“打鬼子需要有拿枪杆子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需要你们不拿枪杆子的文艺宣传队去广泛地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有了这文武两支队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运动才能胜利。”还说：“象你们这样一不脱离生产，二不要人民薪饷的群众性剧团，在淮南还嫌太少，今后尚需多多发展，争取每个区都能有一个。”最后，嘱咐我们再接再厉，多编多演，做好榜样……当天晚上，尽管师部主管后勤工作的薛磊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尚好的住宿地，可大家还是感奋得睡不着觉。

一九四三年二月古城区划归盱嘉县管辖之后，中共盱嘉县委和盱嘉办事处，经常在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期间，要古城洪山剧团去演出，这或许是我们靠近领导机关的缘由吧?所以，我们多次到过山芤乡高家港(县领导机关的驻地)。

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在山芤港演出《英勇杀敌，大报亲仇》一剧，当演到日寇用刺刀杀害中国妇孺同胞时，台下观众发出一片愤怒的吼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受难同胞报仇！”有个老奶奶伤心得痛哭流涕，良久方止；当演到新四军战士击毙了鬼子、汉奸时，台下又响起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人心为之大快。

坐在戏台一侧的盱嘉县委书记朱云谦同志，看到这起伏跌宕的剧情和场面，感慨地按着身旁的古城区委书记梁化农同志的肩头着力拍了几下，大声称赞：“老梁，真管！你们古城什么工作都干得好，连戏也叫你们演到大家的心里咯。”梁化农同志谦逊地摆摆手说：“哪里，哪里，政委过奖了”。他们一边说，一边会心地笑着。

从日本无条件投降到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的十个多月当中。中共盱眙县委、县政府、县总队驻进了盱眙城，梁化农同志早也调到县总队担任了政治委员。

　　这段时间，古城洪山剧团先后七次奉调或应邀进盱城演出。有一次，我们在盱城上演《重见天日》，被新四军二纵队(群众称为“新二师”)首长看到了，连声叫好，硬留着我们不给走。结果又连续给广大军民公演了五场，还加演了一些小节目。司令部专门为我们杀了一头猪，由两名战士抬到剧团驻地，表示犒赏。

还有一次奉调进城会演，县领导点我团演古装戏《三气周瑜芦花荡》，结果荣获演出一等奖。发奖的时候，县长王养吾握着我的手问道，“你是哪个戏剧学校出来的?”我局促地含笑答道：“我是梁政委办的‘洪山戏校’的学员。还没有毕业哩。”一句话，说得王养吾县长和坐在主席台上的陈舜仪、余纪一、朱友群、梁化农等领导同志，一齐大笑起来。古城洪山剧团七次到盱城演出，每次都获得了县里的奖励，计优秀剧团奖五次，二等奖两次；我个人也先后五次获得一等创作奖和演出奖。

古城洪山剧团，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在淮南成长起来的第一批群众性革命文艺团体。俯仰之间，她建团已四十七个春秋了。虽然她存在的时间不算长(一九四二年秋至一九四六年夏)，活动的区域也不算广，但看过古城洪山剧团的戏的人次，当以数十万而计之。这个数字的主体是工农兵，还有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广大干部。

今天，一些健在的耆老翁妪谈起当年洪山剧团的演出情景、阵容和精神，还是那样地激动，那样地称道。古城人民，盱眙、来安、嘉山一带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她。

朴实无华的古城洪山剧团，之所以深受工农兵大众的喜爱，屡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首长的褒奖，绝不是因为在我们四十多位穷小子、土丫头身上，有什么天才的文学艺术细胞，而是因为她一片至诚地置身于中国共产党周围，活跃在工农兵大众中间，演唱着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因为她一往无前地沿着光辉的毛泽东文艺路线前进。

荣誉属于党，属于革命先烈，属于光前裕后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史!（全文完）



毛泽东主席当年说过：干革命需要“二杆子”，即“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打天下需要，建天下也需要。

关于洪山戏的新生时期：

洪山戏得以新生，并蓬勃发展的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并成为全国地方戏曲演现代戏、演革命戏的全国最早剧种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新四军领导的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壮大，根据地的抗日文艺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洪山戏艺人，时在来安县抗协工作的王永泉，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首次将反映民兵抗日斗争的《三字经》，改编成清唱洪山戏。这是淮南路东一带第一次以唱本形式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剧本。

接着又把传统唱本《刘文龙赶考》改编为《从军记》，受到了新四军二师师长罗炳辉、方毅及范长江等人的赞赏和支持。

不久，洪山戏在以半塔为中心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十六个县普及开来，时任二师政治部主任的张劲夫，还在“大众剧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前身）内设洪山戏实验剧团，时任嘉山县县委书记的汪道涵亲自参加洪山戏剧目的改编和演出指导，时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特别喜爱观看洪山戏。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还经常组织汇演，以此普及洪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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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制作/ 颜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