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那时候

竹林空语

　　上小学二年级时，家乡的农村人民公社还是在搞“大食堂”，这时的食堂伙食不如前一年了。喝稀粥时多，高粱米干饭、玉米面儿饼子很少见了。社员们家有老人小孩儿的不再去食堂吃饭，都是把饭端回家来吃。每人每天的定量也越来越少。春夏季节，老人孩子们就上山边地头挖些野菜来充饥，人们还勉强过得去。但是到了60年，饥饿的情形就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了。

记得那年五六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的一个女孩子在挖野菜的中午突然死在地里了。还有一位苏姓的才五十多岁也饿死了。曾有一天，周边附近的村子一天总共饿死了七八口人。一家里的亲人间因争食物打架的事天天发生。

一天，二大抓到一只老鼠立即烧吃了。二妈饿了，烧蓖麻子吃，结果吐得翻肠倒胃。邻居李大婶吃野菜浮肿，顺着裂开的脸皮渗出黄水。这样的事太多了，时间长了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连讲也懒得讲了，饥饿让人们麻木了。

那时我也曾与小朋友们挖过野菜，大地里的野菜被社员挖光了，只能去山边地头去找，有时挖的菜到家一看妈说没有几根是能吃的，我知道自己不是熟悉各种野菜，也没力气走很多路去寻找野菜。记得是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一个人在村南山坡地边儿上发现一片野菜，用刀铲用手薅忙活小半天儿，小筐都装满了兴奋地跑回家。妈将能吃的野菜挑出来泡在盆子里，第二天早上把从食堂领回的三四块儿玉米面饼子揉碎，再把剁碎的野菜参在一起烙了吃。那顿饭才觉得是少有的吃饱了一顿，剩下一小块儿妈还让我带着上学做午饭。

爹不在家吃饭。那时的矿务局职工户口都迁到了杨家杖子，工人们都在矿山职工食堂吃饭。偶尔逢星期天，我跟爹去他工作单位，中午去食堂吃过一顿饭。两个馒头我和爹各吃一个；那白面馒头太好吃了。爹的徒弟还把自己的馒头掰了小块儿给了我。

夹山屯到下边村河边那好大一片榆树。初春的时候（应该是1961年春天），几天时间那些树主干的皮全都被人们扒光了。妈也曾去扒树皮，我也吃过加了榆树皮面儿的玉米面饼子。过些天了，可怜那些榆树冒了几天绿芽儿，不久就都枯死了。再过几个月，那片光秃秃的枯树也不见了，从此多年那河滩上没有一棵树。

后来的一件事才让我明白老人对子女的关爱。那是爹见妈烧火做饭不扶锅台都站不起来了，埋怨妈不顾自己命只顾孩子，我才知道妈在饭桌上是故意少吃，好让我和姐妹三人多吃些。妹妹才两三岁，没有奶吃妈就喂她面糊汤的。那次我看到爹都掉眼泪了。听爹妈说话我才知道爹每月工资都贴补口粮了。一次爹用一百元钱，偷偷摸摸地从村里陆姓人家买回些高粱，回家发现有虫子，那是几年的陈高粱。那时能买到一点儿粮食也很不容易的。我看到妈找来一个小破缸底儿，再拿一块砖把高粱捣成米的。一家人吃了好多天。

那时矿务局工人也抱怨物价的飞涨。曾有个流行几年的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如一筐萝卜一筐葱。可见那时食品匮乏物价飞涨。

二年级下学期，因为饥饿我不愿上学了。每天上课坐在凳子上，腰也直不起来。那时老师也心疼学生，让大家大家趴在桌子上听课。可能大家都一样，上课就盼着下课，盼着早点放学回家吃饭。上午连着的四节课太那难熬啊，我为了减少上午难熬得的时间，就故意每天都迟到，这样到校一会儿就下第一节课了，好像能快一些到中午。回家吃点什么，下午两节课就好过了。

人们每天的定量太低，食堂终于解散了。好像是每月生产队分一次粮食，每人每天平均三两，那可要数着米粒儿去计划着吃啊。无论冬夏，大人只吃两顿，我们上学的孩子盼着中午回家，大人不吃也要给孩子弄点儿吃的。暑假放假在家，我天天不出屋，一到午后就靠在水缸边坐着，过一会儿起来喝口水，然后又坐下，连一句话也懒得说。爹下班儿见我这个样子的次数多了，就说：林子傻了，林子傻了……不知爹妈那时淌了多少眼泪。

到了三年级我饿的不愿上学了。起因是我气喘病犯了只好请假休息。不上学在家里可以一天总躺着，饿了就下地喝口水，比上学坐在长板凳上好受多了。请过一次假后，我就经常说走不动路，上学半途中返回，让妈也很伤脑筋。

有一天，我上学半路又回来了，还说不读书了。妈问为啥，我也说不出理由。妈说，“林子，你体格不好，不念书长大就没出息，大了你会后悔的！” 我说不后悔！妈气急了拿炉钩子顺手打在我腿上。太疼了，我坐在地上。妈从来没这样打过我，我只好上学去了。晚上放学到家，妈看我的腿青了一大块，非常后悔打重了。

从那以后我天天上学了。秋天了，能吃的东西也多了，饥饿也缓解些了，我的学习兴趣才渐渐高起来。放寒假了，转眼过年了，春节期间父亲病故了，我从那时起更主动地去学习了。

三年级下学期觉得过得很快， 那也是我沉默的半年。上课了我认真听讲，认真写作业，下课了也几乎不和同学去院子里玩儿。期末考试后，李德贵老师问大家是否愿意继续留在甸子小学读四年级，他让大家举手表决，结果还是愿意去佟屯学校的人多。 因为夹山屯学生多，大家说去佟屯小学可以天天过大桥，不用天天踩着石头过村前小河担心掉到水里了。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在甸子小学读书的那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