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活的片段记忆

晖姐

作者沈正华 小学六年（1958.9-1964.7）我是在北大附小渡过的，那是一段幸福而难忘的时光。对于诞生在新中国的五零后而言，快乐的童年意味着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生活的忧愁；课上快乐地汲取知识，课下自由地奔跑游戏。“少年不知愁滋味”是我们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家长们大都忙于工作，孩子只要上了学，学习上的事尽可放心地交给老师，放学后总有同学或兄弟姐妹的陪伴，从未感觉孤独与寂寞。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我才逐渐悟出：过度的呵护和物质的极大满足并不一定能带来快乐，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在某个年龄段或许才更为重要。 图注：1971年北大图书馆尚未动工，一教前还保留着北大附小的一排平房。 1958年9月，我成为北大附小的一年级新生。那时附小位于燕园的中心位置，如今北大的图书馆的所在地。上图中主席塑像和大屋顶的第一教室楼之间那排五间平房就是附小的老房子。从中关园沟西的家走到附小，15分钟即可抵达。途中路过一片桃园（在路左侧），右侧有一片空地，秋冬季节那里有很多菜窖，北大食堂的冬储大白菜就存放于此。过菜窖不远就是东校门外的小饭馆，里面的烤白薯和烧饼我曾经吃过，留下了美好的味蕾记忆。北大东门和喜洋胡同近在咫尺，进校门往西走300多米，登上一块高地就是北大附小了，那时学校既无校门也无院墙。时隔25年，我与这片土地再次结缘，1983年3月大学毕业后入职北大图书馆，直至2011年退休。在校内上学时，一度我和姐姐可以到未名湖北岸的员工食堂用餐。我们手里捏着家长给的饭票，一路盘算着食堂今天能有什么好吃的菜。冬天的燕园万木萧疏，但也有让我们兴奋的地方----结冰的未名湖、天然的滑冰场。我们从附小出发去湖北岸的教工食堂只需翻过一教后的小山坡，从湖南岸的花神庙上冰，横穿未名湖直达北岸，不仅路程近了200米左右，一路在冰上连跑带出溜，平添了许多乐趣。打饭在食堂的二层，窗口的小黑板上明码标价，一般不会超过五种选项。在我的记忆中“栗子烧鸡”是道美食，那时是一水儿的走地鸡，机械化养殖压根儿没听说的。鸡块味道鲜美，浸满了鸡汁的栗子软糯香甜。就是这道菜，让我爱上了吃食堂，回家和外婆说了几次，让她在家也烧给我们吃。父亲在西校门内的物理北楼上班，有时能在饭点赶到食堂，三个人一起吃午饭，菜肴往往更丰盛些，只可惜这样的时候寥寥可数，他那时担任物理系副系主任，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往往无法正点下班。1959年暑假，北大附小迁至毗邻燕东园的王家花园，校内空间大大拓展，不仅教室增加了很多，更重要的是活动空间得以改善。教室南面有松林间的跑道，校长办公室后面有大转盘，还有数个水泥乒乓球台散落在校园中。更重要的是，王家花园的北大附小四周有围墙，为我们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才能称之为“校园“。 一、辛勤的园丁—老师篇回想起小学六年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至今不能忘怀的有很多位。作文、书法课老师傅琰傅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左右，她瘦瘦的身躯、慈祥的面容、优雅的穿戴十分符合教授夫人的身份。傅老师的先生齐良骥（1915-1990）教授，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执教，是著名的西方哲学史家和康德哲学专家，对于当代中国的康德研究和教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图注：左起杨淑姜，彭彰任(教导主任)，刘婉然，邓翠枝，郝素梅(校长)，徐萱萱，傅琰。 傅老师教过我们作文课和写字课，她讲话声音不高，但课堂秩序井然。对于她教的写字课（那时我们称之为大字课）我印象犹深。大约是四、五年级时，北大附小开始开设书法课，练习写毛笔字。课上不做统一规定，字帖可以自己选。同学们有人选颜真卿的多宝塔碑，也有选柳公权玄秘塔碑的，还有少数人临欧阳询的九成宫碑帖。上书法课，有带墨汁和墨盒的，也有带砚台自己研墨的。我带墨盒和墨汁，那个四方形的黄铜墨盒是家里的旧藏，墨盒底部需要铺放吸墨的蚕丝垫，这取材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用家养的蚕宝宝吐出的丝片剪迭而成；墨汁买一得阁的，那是名牌，倒出来浓浓的，不仅没有酸臭气，还散发出一股松香的气味，用它写的字墨迹不会湮纸，干了之后漆黑发亮，泛着微光。在家写字我会研墨，家中有一个很厚很重的砚台，砚台额首刻有盘龙图案。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华夏文明精髓的代表。中国书法史上的四大名家：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和赵孟頫，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有幸临摹其中三位的名帖，从小植根于此，若能几十年坚持下来，那该如何了得！可惜傅老师种下的这粒种子，几年之后就失去了成长的土壤，直到退休之后若干年，我想起重操旧业，但发现自己与初学者已无二异。 记得傅老师在上大字课时告诉我们，写字如做人，横平竖直很重要，这样才能立的稳。间架（专业术语叫“结体“）是写字的基础，如同树干，笔划体现的是细部，如同树叶。为了鼓励大家写好每一笔，每个字，傅老师批改作业有单圈和双圈之分，间架、笔划俱佳，可得到朱笔双圈，局部好则获得相应部位的单圈朱批。大字本发下来，我先看看能得到几个双圈，还要再端详一下获得双圈的字好在哪里。 印象中在班上经常获得傅老师表扬的同学有冯棠和陈其。冯棠写欧体，字的每笔都很细，但颇有筋骨，有一种仙风道骨的飘逸美。 陈其写柳体，笔锋如刀刻般有力道，该顿该压都有一定章法，整体架构庄重大气，超过一半的双圈是老师对他们最大的鼓励，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陈其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历史课程教材研发中心的编审。退休后潜心写作，先后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和《回望美国》三部力作问世，记录自己辗转求学、事业打拼和游学随想的足迹和思考，无论是书中的书法作品插页还是赠书的题款，均显出他不凡的书法功底。可见童子功的厉害！ 冯棠同学日后成为北大历史系的教授，若不是英年早逝，在史学及书法方面的造诣也肯定不容小窥！ 多年后和闺蜜罗曙（周晖）聊起此事，她说自己当年能得个傅老师朱批的单圈都美得直冒鼻涕泡。闺蜜回京后进了新华书店，后来又去了出版社，直至退休都与书打交道，有不解之缘。她退休后成为旅游达人，国内外走了不少地方，写的游记已有上百万字，从写博客开始，最后出版了《塞外十年记》一书，这本自传记录了自己上山下乡在村里及参加工作在公社卫生院的那段蹉跎岁月，文笔流畅、文风幽默、感情真挚，书到手后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虽然插队的地域不同，但知青的命运是相连相通的。 教体育的韩化南老师韩老师是教体育的，他在海淀区小教界颇有些名气。我们的体育课曾不止一次作为区里的观摩课，每次前来学习的老师至少有几十人。每逢观摩课，我们都格外认真，也为韩老师感到骄傲。 图注：前排左起：邓若平，石富英，彭主任，冈崎君代，董振平，杨淑姜，邓翠枝，史寿华，孙菊离；后排左起：？，罗正清，？，徐萱萱，韩化南，傅琰，侯一伯 我在小学时个子矮，体育是我的弱项，但我特别羡慕体育好的同学，且不论男女。班里个子小的男生也有跑得快的，苏敏、董迈就是其中的代表，董迈为此还得了个“兔爷”的外号。 那时海淀区还组织过跳皮筋比赛，既有个人项目、也有集体项目，这是一项综合体育和舞蹈、专门为女同学设计的比赛项目。我曾去海淀区一中心小学观看比赛，集体项目极富观赏性。皮筋被皱纹纸装饰得五彩缤纷，多根皮筋围成各种几何形状，同学们在每根皮筋前后左右轮番表演各种动作，不时变换着队形，随着脚下的复杂动作和音乐伴奏的节奏，头上的蝴蝶结不断飞舞跳跃，活泼而灵动。体育课印象深刻的是“跳山羊”项目，这是“跳马”的初级训练，运动器械就是自己的身体。老师将两个同学分为一组，一个同学弯腰双手抱膝扮作“山羊”，另一个同学助跑一段距离后双手撑住“山羊”的背部起跳，双腿分开越过他/她的身体完成跳跃。说实话，对两位同学而言，他们的角色都不好扮演。“山羊”不仅要承受瞬间一位同学的全身重量，而且要保证双脚不能位移，双膝不能弯曲，身体不能倾倒；跳跃的同学首先要克服心理障碍，预测好助跑距离，在腾空的一瞬间完成分腿、松开双手、身体向前跃的连贯动作，其中对弹跳力和手脚协调性都是考验。开始练习时，很多女生不敢起跳，把同学推倒或骑坐在同学背上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人双腿分开的角度有限，被老师特许可跳竖“山羊” ，这样一来，对前跃的要求相应提高。初级训练基本过关后，老师搬来了梯形跳箱，跳箱的高度可以通过增减箱体的数量调节，横摆和竖摆可以变换。与跳人肉“山羊”最大的不同是，跳箱前放置了起跳的踏板，这样可以增加腾空的高度和前跃的冲力。我因个头矮小（小学毕业时身高只有1.49米），对这项运动一直有畏难情绪，经过训练终于战胜了自己，最终通过测试。但那些失败的起跳，一度成为我梦魇的内容之一，可见当年印象之深刻。 注：一般情况下，扮作“山羊”的同学是身体的一侧对着跳山羊的同学，起跳后两腿分开时，两脚分别要越过“山羊”的头部和臀部；竖“山羊”则是头部或臀部对着起跳者，这样两腿分开的角度只要超过腰身的宽度就成。 同样是练习弹跳的项目，跳高和跳远没有跳山羊那样害怕。跳高开始是用一根皮筋或松紧带代替竹竿，过不去也没有关系，那时我们都是采用跨越式。后来看到有参加比赛的同学采用俯卧式或剪式感觉很新鲜；现在的国际比赛一律是背越式了。为了摆脱地球引力，在弹跳力相同的情况下，身体重心瞬间抬高的程度直接关系到跳高的成绩，只有背越式才是最优的选择。 赵小贻的体育强项是跳高，和体育老师课堂上教的方法不同，他会跳俯卧式，曾代表学校去海淀区参加比赛并获得冠军。 女生中华丽的运动天赋很突出，曾跻身海淀区体育比赛的行列且获得名次。参加的项目我印象是跳远，几十年之后再询问，她本人竟然也记不清了。那时体育好的同学学习成绩往往也名列前茅，成为同学们崇拜的对象。几十年后再相聚，小贻同学曾在“海里“工作十来年，而后跳出体制，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华丽（华立）则成为清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先在中国人民大学，后在东瀛日本的大学中执教。跳远最大的危险在于不能落在沙坑中，那样容易导致足部受伤，好在那时起跳板距离沙坑比较近，只要能塔板起跳，就没有问题。 1961年4月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那时电视机还是百姓家中的稀罕物，尽管如此，丝毫不影响我们观看比赛的热情。当时曾去隔壁77号庞礼先生家和二公寓黄昆先生家看过世乒赛，削球手张燮琳大战匈牙利老将西多，小老虎庄则栋过关斩将夺得冠军，此后举国上下掀起了乒球热，小学生也不例外。北大附小在院子里因陋就简砌了几个乒乓球案子，砖头底座、水泥铺面，没有规范的球网，有时就用一排砖头替代。在这种设备上练习打乒乓，最大的问题是水泥台面没有木头案子的那种弹性，对控球有较大影响，但这丝毫不影响同学们的热情。球拍的低配是光板，标配是单面海绵胶粒，双面海绵胶粒绝对是高配，能拥有的人不多。下课铃声一响，冲出教室的同学们就在球案边自觉排起了长队，有时还没轮上摸球拍上节课的铃声又响了。这种简陋的台案在中关园沟西电话亭的北面也有2个，那里是放学后练球的去处。在这股乒球热中很快就涌现出不错的苗子，他们被选进校队，课后有机会在木制的正规乒乓球案子上练习，甚至送到体校接受专业训练。北大附小的乒乓球校队曾在海淀区的比赛中荣膺冠军。 北大附小还有一个在海淀区能叫得响的体育项目----垒球。比赛分攻守方，攻方的任务是在击球手将球打出的一刻尽快地按顺序跑到各垒，从出发到跑回本垒，中间没有被对方杀死即可为本队赢得一分。守方一人为掷球手，球经他的手抛出，对高度和角度都有要求。击球手把球击中后，守方分布在垒球场各个位置的队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球接住，然后传到各垒以追杀正在跑垒的攻方队员。打垒球具有一定的对抗性，也有一定的风险，如垒球打到身上，或失手垒球棒伤到击球手身后的接球员等，再加上对场地的要求，因此不是每所小学都能开展这项体育运动的。垒球运动不仅要求奔跑的速度，击球的力度和手眼的准确配合，对团队意识的培养也有很好的助力作用，是同学们普遍热爱的一项体育运动。受到朋友启发，特在此增加一分钟小科普的信息，因为这也是我一直没搞不明白的。“垒球是女生打，投球是下投，球大软些。棒球是男生打，投球是上投，球小且硬”。 教自然的侯一伯老师自然课是五年级才有的，那时我迷上了《十万个为什么》和《自然科学小丛书》等科普作品，自然课的讲授内容特别符合我的兴趣。这里要讲的是一件与教学内容毫不相干、但却留下深刻印象的轶闻趣事。一次自然课本该外出观察，因下雨无法外出，侯老师临时决定在教室给我们讲故事。该故事是鲁迅的作品，取材于干宝《搜神记》中的《三王墓》，主人翁因面相得名“眉间尺”，故事的中心内容是“眉间尺”为父复仇。奇怪的是几十年中我的脑海中仅存的记忆就是“眉间尺”津津有味地观看一只猫戏弄被自己抓住的老鼠（故事情节原本是他观察并戏弄落入水缸中的老鼠，侯老师讲的版本略有修改）。故事中出现的老鼠只是对眉间尺性情懦弱的一个附加描述，在我的记忆中猫戏老鼠则成了故事的全部。故事情节的简述只是铺垫，有趣的事发生在次日。侯老师讲故事的次日，班上的男生严康华（外号“严大头”，大头说明脑容量大，本是智慧的象征）一走进教室，大家就发现他有些异样，却一时说不上究竟是哪处不对劲。突然有位同学发现了诡异之处，原来他把眉毛全剃光了！康华同学本来肤色就白，眉毛没有了，脸部仅有的黑白对比参照物一消失，更显滑稽，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我心里暗自琢磨，难道他是为发誓实现什么远大目标吗？肯定不会是替父报仇，那又会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在心中萦绕，真不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儿时的荒唐并没有影响他智慧的大脑，高考恢复后，他成为北大地球物理系77级空间物理专业的学生（和我弟弟同系不同专业），毕业后到美国发展，事业有成。 教美术的孙菊离老师美术课是副科，全校只由一位老师承担，那就是脾气超级好、永远面带微笑的孙老师。美术课我们从铅笔画起步到水彩画收尾，一连开了好几年都没换老师。上课时孙老师先在黑板上做示范（如果是水彩画，则支起一个画架），教大家作画的步骤、方法和用笔的技巧，最后他会拿出一张事先画好的成品作为范本供同学们临摹。图画课上教景物写生，也教风景画，记忆深刻的是画花边图案，这应该是工艺美术的基本功。孙老师带我们在校园中找寻素材，作为构成花边图案的主体。我相中了紫藤花，花的形状很有特色，颜色由浅入深特别漂亮。选中了花型还要设计枝蔓和叶片，使之成为一个可以复制的单元，而后就是重复这一图案。为避免死板，可通过上下左右的颠倒或一定角度的旋转使图案更加活泼灵动。这个感觉让一个小学生品尝了作为一名设计师的骄傲与自豪，令我时隔五十多年都不曾忘记。孙老师的好脾气，有时竟然会被淘气的同学认为是好欺负。一次在水彩画的课堂上，老师边讲要点，边背过身子在画板上做示范。这时班里最调皮的男生郗国栋悄悄地离开座椅，拿着一支毛笔，蘸满了玻璃瓶里的涮笔水在孙老师的头顶上画圈。正在专心作画的老师被这场恶作剧搞得十分狼狈，水顺着脸往下淌，顺着后脖颈流到后背上，班里的同学有人发呆有人笑，一时间难以收场。孙老师转过身来，气的青筋暴突满脸通红，当即愤然离场。最后是班主任把郗同学请出教室，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向老师道歉。文革之前师道尊严还是被普遍接受的，郗国栋这个玩笑开的实在太大了！孙老师的儿子后来子承父业，虽然没有做专职的美术老师，但绘画功底也很了得。他曾是我的同事，每年图书馆里举办新年联欢会，漂亮的布景都是他的杰作；一些在图书馆举办的各式展览，也少不了他的设计和参与。 班主任杨淑姜老师小学的班主任负责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的教学，一般由经验丰富或年富力强的老师担任。除教学之外，班主任还有负责班会、家长会和组织班集体各项活动等许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三年级杨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她的大儿子王建原本在我们班，但自打她担任班主任，就把王建调到二班了（一年之后杨老师又去担任二班的班主任，王建重新回到三班，直至毕业）。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杨老师快人快语，十分干练，对同学们要求也极其严格。接下我们班，她首先抓课堂纪律，从上课说话和做小动作入手。为治理这个顽疾，她想出一个绝招，郑重向全班宣布“谁在课堂上随便讲话，我就用缝衣针在他嘴上扎一下，等凑够一定的针数（忘记具体数字了），再穿针引线把说话人的嘴巴缝上”。那时毕竟年纪小，这招还真把大家唬住了，大多数人都不敢再说话，有调皮捣蛋的最多被扎上两针（其实就是拿根针比划一下）也就不敢再触雷了，课堂纪律得以彻底整肃。 在杨老师的课堂上，我曾有一次十分尴尬的经历。那时我还不会自己梳辫子，早上起床后是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洗漱吃饭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完成，梳辫子要靠外婆帮忙，无形中又要多耽搁几分钟时间。终于有一天妈妈下了最后通牒：三天内不学会自己梳辫子，就给你剪成短头发。那时的女孩子都想留辫子，剪短发犹如遭受严厉的惩罚，不亚于脸上刺字，最后通牒给我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可想而知。第一天练习自己梳辫子，尽管特地早起了二十分钟，一连练了三遍还是不行，麻花辫编得松松垮垮，还总是一正一反。眼看上学就要迟到，只能顶着自己的“杰作”往学校赶。还没等到课间操，我这副狼狈相就被同学们发现了。轮到杨老师上课了，坐在我后边的王兰看见我这一正一反的两条辫子实在别扭，决定给我改编一下，她悄悄说：“你别动，我给你重新编一下小辫儿”。从早上就感觉“自惭形秽”的我决定积极配合，抬头挺胸身子尽量往后靠，以便让她的双手能够到我的头发。我端正的坐姿和王兰双手的动作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杨老师面前，她不动声色依旧继续着自己的讲课。我的辫子刚刚被全部拆散，老师突然提问了，并点名让我回答。听到老师提问，我和王兰都慌了神，她的手下意识地缩了回去，我则面红耳赤颤抖着站了起来。听不到我回答问题的声音，同学们纷纷投来注目礼，我当时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杨老师并没有当场批评我，但这个无声的亮相与当众出丑没有两样，这副窘态让我秒懂“自尊“二字，足以让我铭记终身。 妙趣横生的手工课说起附小的手工课，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因陋就简、寓教于乐”是手工课的最大特点，对我们的动手能力有很好的培养，教我们手工课的好像是刘婉然老师。学期开始时手工课所用的原材料就发到同学们手中了，这些材料不少是来自边角废料，但丝毫不影响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下面两件手工课的作品足以证明。1) 杆秤。所用材料：一根细木棍，一截小线，一把刻刀，一个秤盘（硬纸片做的）。使用这些原材料要制成一杆真正的秤，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首先，需要用小线将秤盘和秤杆连接起来：将小线分成等长的三根，一头穿入秤盘边沿的窟窿（这三个小洞必须打在同一个圆周、120度角的等分点上），另一端与秤杆相连，两端各自固定后要确保三根线依旧等长，这样秤盘才不会倾斜；第二步，在秤杆上两个提绳的位置分别穿进两根短线，上端挽扣儿，方便手提；第三步，配上秤砣，找到定盘星，就算大功告成。课堂上老师只讲授了制作方法，实际操作留待课后完成。我家有根真正的杆秤，于是也想自己制作一杆也可充当度量衡工具的“秤“，这使手工作业的难度大大提高！因为要根据秤杆上的刻度（秤星）为秤砣精准配重。我以旧式铜锁/铁锁充当的秤砣为基础，找来其他一些重量不一的小物件作为配重物，将它们串在秤砣上，用标准重量的物体放在秤盘中反复测量，并通过增减这些配重物，直至秤砣的重量与秤星的刻度完全匹配。找材料、反复测，挑战一个接一个，时间没少花，我却乐此不疲，直至最终收获成功的喜悦。 2) 图章。手工课发给每人一枚印章料，当时不懂是什么石料，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种价格便宜、质地较软的石头。石料颜色不一，色彩斑斓挺好看，拿在手中就有一种立刻想为自己刻章的冲动。首先，老师告诉我们刻章有阴阳文的区别，初学者比较好刻的是阴文；接着老师教我们怎么写反字：用一张与印章大小一样的纸把自己的名字写上，用笔色要深，而后翻过来把它贴在印章上，按照笔迹用刻刀把有字的部分刻出凹槽即可。此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枚小小的印章，笔划的粗细深浅要尽可能统一，字的间架布局要尽可能美观，不经过反复练习是不可能做到的。幸而老师教给了我们纠正错误的秘籍：字刻的不满意，先用粗糙的砂纸把凹槽大致磨平，然后再用细砂纸沾水打磨光滑，二次创作又可以开始了。至于阳文印章，要将文字变成突出的线条，对雕刻技巧要求更高，下刀稍有不慎，刻断一笔则前功尽弃。刻章可真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儿的工作！由于我们没有学过书法中的篆体和隶书，所以都是按幼稚的手写体（更接近仿宋字）镌刻。直到退休后参加书法班，才知道这里的学问太深了。当初的启蒙课虽然浅显也不专业，但适合那个年龄段孩子的认知和动手能力，给我们带来了无穷乐趣。遗憾的是这些寓教于乐的素质教育如今却很难见到了。 二、多彩的生活—学校篇做值日儿童时期的视力保护让人终身受益，我们这代人对此深有体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班里没有一个同学戴眼镜。除了客观环境的不同（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甚至连电视都很少有机会看），主观的努力也功不可没。为了保护大家的视力健康，同学们每天都跟着学校的广播做眼保健操，至今我还记得许多按摩的穴位，如：攒竹、睛明、四白、太阳、风池、合谷等。除了做眼保健操，定期老师还会按纵向的平移调换大家的座位，为的是避免斜视。这种周期性的座位调整并未打散原有的编组，做值日是按组轮流的。班级座位的每个纵队为一组，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组长除了负责每天早上收家庭作业本，还要领导每周一次的做值日。轮到值日的那天，组员们负责课间擦黑板、打水和课后打扫教室卫生，重头戏是最后一项。放学后，组内的男女生通常是先分工，然后各司其职擦桌子、扫地、倒垃圾。卫生打扫完，年级老师带着值周小组的同学到各班检查，得到“优”则顺利过关，“良”及以下的评分被罚次日继续值日，直到成绩达优。检查卫生后评分结果写在黑板右上角。同学们往往要等查完卫生才肯离去，万一被发现有卫生不达标的地方，大家立马合演苦情戏，有人央告、有人补救，生怕被惩罚次日重做值日，这招碰上仁慈的老师偶尔也奏效。万一有的组被罚，排在其后的那组人暗中偷着乐，庆幸自己明天可逃过值日。 每个月或节假日之前学校会安排班级大扫除，这时劳动委员赵德有成了总指挥。班主任总能发现每个同学身上的闪光点，并深谙调动每位同学积极性的要领。赵德有同学是从上一届转到我们班的，学习成绩欠佳，但个子高大的他劳动积极肯干、从不怕苦。受命担任班里的“劳动委员”后，对这份工作他认真负责、处处发挥带头作用，同学们也都服他。 除日常值日的打扫范围外，大扫除还包括擦玻璃和室外包干区域的卫生清扫。做值日不仅锻炼了同学们的劳动能力，也增强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暑假即将结束时的返校日，同学们重新回到校园，除了上交假期作业，还要参加公益劳动，拔掉那些经过夏季丰沛雨水浇灌后在操场及空地上疯长的杂草。除了班级值日，全校范围内还有“值周”的制度，以班级为单位轮换。值周只有高年级同学参加，而且往往是班干部才有份。轮到值周时，早上需要早到校，站在学校门口检查同学们的文明礼仪情况。如：红领巾佩戴是否合规，见到老师是否敬礼问好等；放学后值周生也有任务，和老师一起检查卫生，站在校门口检查各班的路队是否整齐。只要右臂别上“值周生”的布牌牌，立马感觉神圣无比，倒不是因为大权在握，而是感觉“执法”的重任在肩。 校园内外的植物王家花园的校园中有多种树木，除了长青的松柏，高大的杨树，在校园东侧还有片果树林，那里的柿子树、核桃树和黑枣树每年秋天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暑假前，学校要组织护校队，一方面保护校园内的公共设施，另一方面也为守护这些果树，还有校园东墙外同学们种的那些蓖麻。六十年代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学校号召大家利用路边的空地种植蓖麻，老师说蓖麻籽是榨取飞机润滑油的原料。劳动课上，我们扛着铁锹、提着水桶、拿着蓖麻籽在东墙外播下了希望。隔三岔五，大家会到那里观察自己种下的蓖麻，小苗何时出土，植株长高多少，是否需要施肥，在其后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些蓖麻成了我们不时观察、时刻惦念的对象。金秋是收获的季节，校园里的核桃、柿子、黑枣也陆续成熟了，学校统一采摘后，会按班级分配这些丰收的果实。虽然每个人分到的数量不多，但感觉意义非凡，我总要带回去和家人分享。 兴趣小组北大附小的课外活动小组很多，有些是需要通过考试选拔才能进入的，如：合唱队、田径队、乒乓球队等，有些则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这些活动都安排在下午放学后，偶尔也会占用周末时间，如：田径队及乒乓球队的训练及比赛等。别看是教学外的工作，老师们都特别认真，在没有一分钱额外报酬的情况下，他们比课上教学付出的精力更多。对这些有一技之长的孩子，教授内容超出常规教学，一对一的纠正和辅导更是不可缺少。2021年国家下令大规模取缔课外辅导班，尽管从上到下一直呼吁“素质教育”，但我知道，当年从来不喊口号的校园教育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我们的快乐童年即植根于此。我参加的课外活动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已记不清，“科技小组”还是什么？这已无关紧要。在这里我们学会了亲手制作矿石收音机，做出的收音机还能收听节目，且不止一个台。做矿石收音机所需零件不多：一个可变电容器，几个二极管和接线柱，一个耳机和几米缠线圈用的漆包线，还有一块底板（因陋就简找块三合板就行）。老师讲解后，大家先学着绕线圈，准确把握铜线缠绕的总圈数及均匀度是关键，这不算太难，但也检验操作者的细心和耐心。往线路板上安装零件需按照线路图一步步操作，布局完毕要靠一个个焊点将零件固定。焊枪、焊条和松香学校都提供，大家可以共享。自己点焊有一定技术含量，手不能抖，焊锡的多少要把握好，太多太少都不行；焊接时最好一次将其焊牢，万一焊接质量有问题可将焊锡熔化重新再来；最重要的是按照图纸的说明做，电路一定不能接错。做个矿石收音机成本不高，做成后大家也不会随身携带，但当年为何乐此不疲？一方面它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案例，同时也埋下探索未知的种子。一些高年级的同学之后举一反三，攒出了三极管收音机，能收听到的频道更多。 红领巾班小学二年级，班里就开始建立少先队组织了。当时加入少先队要达到一定年龄，更重要的是要看表现，德智体美劳五方面都在考察范围之内。遵守学校各项纪律被作为“德”的主要体现，所以班里几个比较淘气的男生总是入不了少先队。时间一晃来到六年级，争当红领巾班当时成为全班共同的奋斗目标，临毕业前这个目标总算实现了。李兵和邓卓是班上比较淘气的男生，他们总会想些坏点子，搞个恶作剧，吓唬一下女同学等。长大之后我才明白，淘气是聪明孩子剩余精力的一种释放渠道，也是探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手段。当年小升初考语文、数学两门，在同学眼中不被看好的淘气包李兵和邓卓双双考入北大附中，可见关键时刻他们是拎得清的，潜能立马能调动起来。恢复高考后，两位凭籍自己的实力都重新走进高校，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李兵还念了研究生。邓卓在英国工作多年，自由行跑遍了欧洲，对大英博物馆的艺术品收藏如数家珍，义务讲解不输专业人士；李兵定居海南，和夫人自驾深度游，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记得我是班里第一批入队的，倒不是因为表现多突出，而是年龄在班里偏大，比那些年龄小的先达标。其实只要没有特殊的“劣迹“，各方面在老师和同学们眼中还过得去就能入队。入队宣誓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个有仪式感的活动，辅导员汪老师带领全体新入队的同学在少先队旗下举起握拳的右手庄严宣誓；之后在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先队队歌》声中，由高年级的同学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然后双方互敬队礼。我们升班后，在低年级同学的入队仪式上也曾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那种神圣感及自豪感顷刻爆棚。 三、多彩的生活——校外篇打苍蝇在1958年的除四害运动中，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惨遭迫害。在中关园男女老少（主要是妇女儿童）白天黑夜震耳欲聋的各种噪音干扰下，无法降落喘息片刻的麻雀终于累得一头栽倒在地，成为人们的战利品。可没过多久，科学家为麻雀平反了，他们解剖死去的麻雀，发现胃里不光有粮食还有各种害虫，在城市中，树上的害虫才是麻雀的主要食物。经过一番锣鼓喧天的大围剿，生物链被人为地破坏，一时间树上的害虫大面积泛滥，叶落枝枯、惨不忍睹，这才对“四害”重新定义。老鼠、苍蝇和蚊子对人类没有任何益处，相反还会引发各种传染病，重定 “四害”它们的铁案也无法翻。在全面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小学生是主力军。为了更多地消灭苍蝇，我动了不少脑筋，四处寻找战场。我发现中关园合作社后院放置了不少酱缸、醋缸和咸菜缸，夏季的中午，成群的苍蝇围着这些大缸低空徘徊，不时会落在缸沿儿或缸盖儿上歇歇脚。午饭后，带上苍蝇拍和玻璃瓶，我悄悄来到合作社后院。顾不得天上骄阳似火，环境中弥漫的酸臭气味，两只眼睛紧紧盯着这几口大缸，苍蝇只要一落脚，蝇拍立马落下，拍无虚发。为将打死的苍蝇作为除四害战果上缴，需要一只只把它们装进火柴盒或玻璃瓶中。比起拍苍蝇，这活儿有点恶心，特别是肚子被拍烂的，往往会粘在缸沿儿或缸盖儿上，“收尸”难度更大。除了合作社后院，不久之后我又开辟了第二主战场----家门口的砖头甬道。艳阳高照的时候，把外婆收拾带鱼丢掉的鱼头鱼尾和内脏放在一块废纸板上，苍蝇一会儿就嗡嗡地组团来访。严阵以待的我不停地挥舞蝇拍，鸣金收兵打扫战场时，“收尸”改为批处理，比随拍随捡效率更高。一个夏天过去了，学校评比爱国卫生小标兵，我榜上有名，还得了奖状，是用一张写大字报的粉红色纸打印的。获得这份荣誉，我打坏了好几个蝇拍，也牺牲了不少业余时间，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本来是提倡讲卫生，可为了上缴战利品，将那一只只死苍蝇往容器里装，尽管是用手捏住翅膀的，这操作明显与讲卫生背道而驰。现在想想，当年居然无一人质疑学校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 一家人放学后，老师会按照同学们回家行走的不同路线分成几队，每支队伍指定一个队长负责途中大家的安全，记得沟西、沟东、校内朗润园和承泽园各自成队。或许是因为放学后的路队，我们五个同学（魏梅、黄净、王兰、罗曙、沈正华）组成了一个特殊五人小同盟，并且有了自己的口号“魏黄王罗沈，亲密一家人”，五人中2人住科学院23楼，2人住中关园沟西，1人住在3公寓。 图注：左起：魏梅、黄净、王兰、罗曙、沈正华在这个小家庭中，我得了个外号“娃子”，这个称谓一直被从小学带到初中，它背后也有个故事。罗曙的奶奶来自四川成都，不仅是大家闺秀，还是名人之妻，爷爷罗文谟（1902~1951）是四川著名的书画家和美术活动家。他才艺出众，作品功力深厚，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已蜚声书画界。他不仅同诸多大师有密切往来，还培养了众多有成就的弟子，对地方教育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许多贡献，解放初期不幸蒙冤。寡居的奶奶文革前曾来北京随长子一家生活过一段。奶奶识文断字、眉清目秀、穿戴得体，操一口地道的乡音。一次我去罗曙家，奶奶随口询问这个女娃儿叫什么名字。我听到娃儿的称呼挺亲切，知道是四川人对小孩子的通称。我们一家人虽然是五个女生，但在家庭中是有角色分工的，分别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我的角色就是那个孩子。此后不久，奶奶口中的“娃子”成了我在这个特殊家庭中的称谓，继而迅速传遍全班。说来也怪，按年龄排序，黄净、魏梅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比我大一天，王兰的月份比我们稍大一点儿，五人中罗曙岁数最小（比我小了将近一岁，她当年先入保福寺小学，那里对入学年龄卡的不像北大附小严格，然后才转学过来），为啥我就成了家里的“娃子”，是因为个头矮小还是过于幼稚？时至今日也未有人揭晓答案。小学毕业，我们五人分别去了四所中学，之后五人再没有团聚过。随着岁月的流逝，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同学聚会，听到有人喊我“娃子”，都感到无比亲切。这个绰号与儿时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承载着同学间的深情厚谊，称谓虽然没改，童真却再也回不去了！ 学习小组到了高年级，老师为同学们组织了学习小组，号召大家在课余时间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学习小组本着就近的原则组成，我和黄净是前后门的邻居，自然被编在一组，家住三公寓的刘志宁也是我们小组的成员。刘志宁很聪明，绘画方面极有天赋，黄净是班里的学霸，还是中队干部，是学习小组组长的不二人选。小组活动可安排在组员的家里，无论到谁家，家长都热情欢迎。我们一起做作业，完成后还习惯性地对一遍答案。升中学时，我们学习小组的组员去了不同的学校。黄净去了十九中，这出乎大家的意料，她可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啊！我如愿考上北大附中；刘志宁去了清华园中学。 初二时发生的一件事，震惊了附小的全班同学，刘志宁在三公寓的家中自缢身亡！这桩谜案至今无人破解。有传闻说头天晚上他和邻居小朋友去东操场看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当晚情绪方面没有显示出任何异常。从他脸上的刀痕和手中的刀子，人们猜测或许是出于好奇，他想亲自尝试濒死的感觉，在最后的时刻还设计了自救的方式---用刀子割断绳索。可他哪里知道，人一旦发生窒息，大脑因缺氧已无法指挥手臂正常的操作。一个花季少年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给家人、给同学留下了永久的悲痛与遗憾。 课余生活五十年代对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憧憬曾经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我家的生活环境后半句已然达标，前半段对我们而言并无吸引力。中关园的平房十分接地气，房前不大的院子里，各家各户都拥有一片“自留地”，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这是难能可贵的，当下已然成为一种奢侈。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住户栽树养花、种瓜点豆、喂鸡养兔……，任由各家自行规划。那时到同学家串门比较普遍，虽然住房并不十分宽裕，但家长大多欢迎孩子们带小伙伴来玩。室内活动主要是看书、下棋，偶尔也有看“藏品”的。所谓藏品，从邮票、糖纸、火花到烟标都有人收集，文革后又增加了收藏纪念章。那时集邮才真正体现了“集”字。在没有财务自主权的时代，家长买回的新邮票，都要经历寄信再回收的过程，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信必须是寄给家人或熟悉的朋友，而且对方也一定要信守承诺，那是一个漫长的、甚至有些煎熬的等待过程，这使我对每枚邮票的来历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收集渠道有限，于是有机会大家会互通有无，采取交换的方式补缺，年纪大些的会去找北大的留学生要信销票。文革前出过几套很漂亮的邮票，每套中都含高面值票。如：纪94梅兰芳舞台艺术（1套8枚），纪116第二届全运会（1套11枚），特44菊花（1套18枚），特61牡丹（1套15枚+1小型张）等。那时的邮资平信本市4分、国内8分；航空10分，挂号20分，超过20分面值的邮票很少能用到，获取更加困难，一些高值票到现在我都没有集齐。我也从集邮公司买过一些成套的外国邮票，都是盖过戳的，以苏联、匈牙利、朝鲜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出品的为主。集邮为我打开了一扇窗，不仅知道了发行邮票的国家，认识了邮票上的各界人物、各项运动、植物花卉、以及各种纪念日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 我曾一度迷上了收集糖纸。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一次妈妈去上海出差，买回一袋上海什锦奶糖，包装纸花色各异，让我一下增加了许多新的花色品种。收集的糖纸一律夹在一本较厚的书中，为的是压平整，也便于翻看。女生聚在一起常常互相展示自己的藏品，双方达成意愿也可互换。一度家长看我过于痴迷，提出要没收这些糖纸，无奈之下，我把它藏在了黄净家的小煤屋里，后来却不知影踪。刘慧是班里唯一的独生子女，她的父亲刘麟瑞曾留学埃及，是国内阿语专业的著名学者。除了在东语系教书，他在外交界也很活跃，多次为国家领导人担任阿语翻译。小学毕业后，刘慧考进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文革虽然中断了学业，但父亲助她继续学习，最终在外文出版社担任阿语翻译，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多部译著。退休后我接受沙特分馆的返聘，工作中接触到阿拉伯语，才深刻体会它为何与中文并称世界上最难的两种语言。阿拉伯语有28个辅音字母，每个字母有多个音调；词汇有阴阳性之分；字母书写时，印刷体和手写体差异挺大，同一个字母在单词中出现的前、中、尾位置不同，书写的形式也不同；此外，分写和连写的变化也挺复杂；语法中的时态和句子的语序等也有许多特殊规定。略知阿语的皮毛后，我更加敬佩一辈子献身此项事业的前辈。父亲去世后，刘慧花了几年时间编写了《刘麟瑞传：一位北大教授的人生写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不仅细述父亲一生的教书育人和参与新中国外交活动的贡献，而且收录了同事及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父亲的学术论文和年谱。因为是独生女，家中没有兄弟姐妹一起戏耍的刘慧特别欢迎同学到自己家玩，我受邀去过几次。刘妈妈是家庭主妇，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次我去她家玩欻拐，那是女生喜欢的一种游戏。四个动物的脚踝骨就可凑成一副拐，再用布缝个沙包就OK了。把沙包抛到空中的同时，手下要按游戏规则（扳动的先后顺序和拐的朝向）扳拐，最后和沙包一起将全部拐抓入手中。做拐最好的材料来自羊骨，大小合适、形制规整。我们玩得正起劲，刘慧被妈妈叫到一边，我听到了她们母女的悄声对话。问：“玩的是什么骨头？”答：“羊拐”；又问“肯定吗？”，答“错不了”。刘慧家是回民，刘伯母显然对此十分重视，生怕有违宗教信仰。 回民家庭特别讲卫生。记得刘慧家养了一只猫，个子很大毛很长。闲暇时烫着卷发的刘妈妈总爱把猫抱在身上，猫的毛梳理得干净整齐。我小时候经常淌鼻涕，玩得高兴顾不上擤，用衣袖随便抹一下，或是干脆就吸溜回去，因此一度还得了个不雅的绰号“鼻涕大将“。那天在刘慧家玩，又是故伎重演，刘妈妈在另一间屋子听见我吸溜鼻子，说“这是谁啊？快去厕所把鼻涕擤掉！“。自那之后我改了许多，手绢带在身边不再是应付”晨检“（每日例行的个人卫生检查）的摆设，关键时刻不忘掏出来用。 春游小学时很少组织外出游览，在记忆中搜寻半天也找不出一、两次，其中一次是到万安公墓给李大钊烈士扫墓，算是春游与接受革命教育相结合；另一次春游颐和园令我此生难忘，那是大邓老师担任班主任时。颐和园尽管去了很多次，和班里的同学一同游园却是头一遭。除了常规的游览，不知是谁的提议，老师居然恩准大家下午在昆明湖划小船。坐龙船从排云殿驶往龙王庙这没啥新鲜，听说能自己划船，同学们兴奋得直蹦高。老师先在同学中统计有多少人会划船，虽然和家长坐过几次小船，也练习过划桨，但自知技术不佳，我没敢举手。眼看举手的同学不少，按要求每条船至少配备两位划桨的同学很快就凑够了，在自愿结合、适当分配的情况下各自有了归属，大家分组登船。 老师公布了集合时间和地点，各个小组就分头出发了，刚离开码头一度还展开了竞赛。我们组的一位操浆手是苏和，另一位是谁已经记不得了。大家本想着到龙王庙附近就折返，谁知此刻湖面起风了，风越刮越大，估摸有四至五级。我们的船随即偏离了航向，一直往西堤那边漂去。最要命的是原来报名会划船的同学技术并不咋的，她新鲜劲儿一过，加之手上磨起了泡、胳膊也酸的不行，索性罢工了！只剩下苏和一人划，根本无法抵挡风力的作用。眼看着小船一路向西漂，快驶进岸边的芦苇丛了！这时大家都急了，有人脱下上衣当企图当帆，想利用风力帮小船脱困，可压根不管用（一件衣服要能代替帆，帆船还卖给谁啊？）。只听得大喇叭里不停地广播，大风天气为保证游客的安全，请大家尽快交船上岸。闻听这道金牌令，危机感骤然笼罩每个人的心头。看到不远处有一对情侣的一艘船，大家决定集体呼救。在一片“救命”的呼叫声中，那艘小船向我们驶来，很快那位女士将船尾的绳子递到我们手中，而后他们合力向岸边划去，脱困有望了！眼看着拉上我们的船逆风而行，两位划得挺吃力，大家挺过意不去，于是千恩万谢后放他们先走了。我们船上的水手经过休整，元气略有恢复，两人开始继续划，无奈配合总是失衡，免不了还是打转，但此刻谁也不敢抱怨，唯恐动摇军心。同舟共济的道理大家都懂，不会划船的人不断地给两位操浆手鼓劲儿，谢天谢地，船终于靠岸了。只见邓老师在岸边焦急地踱步，同学们都已平安抵达，我们是最后交船的。这次经历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应不为过，估计今后邓老师再也不敢组织这样的活动了，这帮不靠谱的熊孩子真让人捏把汗啊！万一有人落水，后果不堪想象。 结语时隔六十多年，很多记忆都已淡忘，有些记忆难免有误。当我把这些片段付诸文字时，心中仍充满幸福与甜蜜。庆幸我们曾拥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曾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同学结下深厚的友谊。我由衷地感谢北大附小，感恩一路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也感谢亲如手足的同学们。毕业后同学们升入不同的中学，文革后受到上山下乡洪流的裹挟，又各奔东西；十年动乱结束后已是人到中年，除了恶补知识的空白，还要挑起生活的重担；直到步入老年，才想起小学同窗的聚会，那时距离的阻隔已不仅是京城内外，早已扩展到国内外了。正因为如此，大家更加珍惜每次难得的相聚。仅以几张聚会合影作为本文的结尾。 2011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博物馆附小64级同学聚会。 图注：左起赵小贻、陈其、刘慧、李兵、沈正华、蒋五一、赵晴 图注：2011年？北京大学蔚秀园餐馆 图注：2012年北大附小60年校庆六三班同学合影。左起赵晴、王建、蒋五一、谭宝印、马淑苗、沈正华、刘慧、罗曙、王应云。 图注：董迈回国时的合影。左起陈其、董迈、沈正华、李兵、李建华 图注：2019年4月北京大学沙特国王分馆六三班部分同学聚会。 图注：2019年华丽回国时聚会合影。<div>左起罗曙、梁守方、沈正华、华丽、张玲华</div> 图注：北大附小1964年毕业班全体同学与老师合影照片名单： 第一排学生右起：⒈贾颖贤（六一），⒉曲启亮（六一），⒊沈逾（六一），⒋黄惠群（六一），5.刘淑叶（六三），⒍崔荣华（六一），⒎张平（六一），⒏李廷浩（六一），⒐莫伟屏（六二）?，⒑（），⒒郭琴（六二），⒓马博信（六一），⒔闵燕（六一），⒕白丽荣（六二），⒖郭建？（六三），⒗梁守芳（六三），⒘马翠英（六一），⒙苏军（六三），⒚（）,⒛ 张守萍(六二)。共计女生20名。 第二排学生右起：⒈左定威（六二），⒉苏敏（六三），⒊唐大雄（六一），⒋堵德山（六一），⒌（），⒍田廼华（六一），⒎（），⒏力航（六二），⒐董迈（六三），⒑邓卓（六三），⒒郗国东（六三），⒓王振冀（六三），⒔甘中贤（六一），⒕王建军（六一），⒖（），⒗曹友鲜（六一），⒘（），⒙李卫群（六二），⒚谭宝印（六三）,⒛李士雨（六三），21陈蕾华（六一），22庄桂云（六三）。共计女生2名，男生20名。 第三排老师右起：⒈赵大爷，⒉那老师, ⒊杨淑姜，⒋刘淑兰(文革)，⒌武淑萍，⒍吴淑珍，⒎张大白，⒏李铮，⒐邓翠枝，⒑韩德全，⒒董振平，⒓罗正清副校长，⒔郝素梅校长，⒕夏静宜副校长，⒖彭章任主任，⒗傅琰，⒘史寿华，⒙石富英，⒚王了珠,⒛王培英，21.费敬文，22. 钱中英，23刘婉然，24邓若平。 第四排老师：1.马美珍体育老师⒉孙煊音乐老师；女生右起⒈徐渝（六一），⒉石玉琴（六三），⒊（），⒋（），⒌（），⒍罗曙（六三），⒎金木婴（六一），⒏侯晓枫（六一），⒐张朝阳（六二），⒑舒铁琴（六二），⒒聂桂云（六一），⒓（），⒔徐甸（六二），⒕刘淑珍（六一），⒖（），⒗（），⒘刘新新（六二），⒙孔桂荣（六一），⒚张华媊（六一）,⒛赵美茹（六一），21马纪还（六一），22李秀芝（六三），23詹秀英（六一），24董可珍（六二），25马淑苗（六三），26（），27（），28侯一伯老师。共计女生27名。 第五排：孙菊离老师，布正平老师，学生右起：女生⒈沈正华（六三），⒉甘中英（六三），⒊男生，⒋沈因立（六二），⒌李建华（六三），⒍（荣欣），⒎王建（六三），⒏蒋五一（六三），⒐齐立纲（六一），⒑刘志宁（六三），⒒任兆琳（六一），⒓张启疆（六二），⒔范进（六一），⒕魏小敏（六二），⒖陈子刚（六一），⒗徐保立（六一），⒘林燕辉（六二），⒙（六二），⒚冯棠（六三）,⒛卞正旺（六一），21张小平（六一），22（六二），23闵乐泉（六二），24寻纪凤老师，25汪惠莲老师，26张俊英老师。共计女生2名，男生21名。 第六排：⒈徐萱萱老师，⒉夏志勤老师，女生右起：⒈黄净（六三），⒉范伯玲（六一），⒊冯保宝（六三），⒋何桂枝（六一），⒌高永和（六二），⒍胡艳荣（六三），⒎周瑛（六二），⒏（），⒐李淑玲（六一），⒑魏梅（六三），⒒魏宝萍（六一），⒓王兰（六三），⒔蒋惠卿（六三），⒕王应云（六三），⒖刘慧（六三），⒗黄丹（六一），⒘汪愉（六一），⒙华丽（六三），⒚付祖惠（六二）,⒛商孟可（六二），21焦小俊（六一），22张玲华（六三），23徐庄（六三），24苏和（六三）。女生24名。（12） 第七排：韩化南体育老师，男生右起：⒈李兵（六三），⒉吴煜（六二），⒊苗荣华（六二），⒋赵小贻（六三），⒌赵晴（六三），⒍严康华（六三），⒎伊跃华（六一），⒏申彤（六二），⒐朱兴（六二），⒑徐浩（六三），⒒廖福和（六二），⒓王士迎（六一），⒔赵德友（六三），⒕程为平（六一），⒖马英民（六二），⒗李文津（六一），⒘陈其（六三），⒙邵中安（六二）, ⒚赵小军（六一），⒛张元培（六二？），21刘琨（六一），22苏连奎（六一），23（六二），24白桂林（六二）。男生共计24名。 <div> </div><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