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抚顺26：对千金寨搬迁中“名场面”的解读

作家李想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虽然人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不行，“住”显然得排在第三位，可是关于“住”的学问最大，因为其他生活需要都是多次循环每次短暂的，唯有“住”具有稳定性。普通人每天都需要睡眠，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家中度过，家庭条件和环境对人的影响至关重要。所以人类从进入封建社会就关注自身的住所。

古代帝王修造宫殿，如秦始皇活着时建劳民伤财的阿房宫，死后由其后人建奢华的陵寝，官吏和乡绅也建造属于自己的官邸御府。当代人们生活条件普遍提高，黎民百姓有机会获得法定的私有房产，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为了在房产证上看见自己的名字甘愿背上二三十年才能还净的贷款，以求得安全感。根本上说，人们对房屋的渴望是对占有空间的渴望，是对空间支配权的追求。

由于我常年在城市里拍摄照片，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小区，有的二层红砖楼窗户漏风，有的三层洋房楼下带车库，更多的则是平层和高层电梯房。特别是我就读大学后，见过太多原本生活在农村世代种田为生一跃而起开办乡镇企业的富裕户，而我作为一个祖辈就生活在城市里却不穷不富勉强能买得起研究史料的穷书生实在令人唏嘘，其原因和房产有很大关系。如今的房主好似旧社会的地主，那些虽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不动产无法改变人的命，却可以转变人的运，即便富不过三代，也可一世潇洒。想到这时我又想起一百年前那些来到千金寨后把行李换成麻袋最后住在“大桥旅馆”的“瘾君子”们，心里倒也感到释然，不求得靠征地拆迁的补贴一夜暴富，一身正气问心无愧行走在人世间也吃的香甜睡得安稳。

俗话讲：“树挪死，人挪活”，我认为前半句准确，后半句还有另一面，并非人的流动和迁移全部会带来富裕，而是贫富的大洗牌，经济总量的增加虽说可以通过创造价值来实现，总体上是守恒的，只是变换的形式不同，经济实力有长必然有消。

在抚顺的历史上，有过几次大搬迁及经济中心的转移，抚顺历史专家们研究近代抚顺历史最多的课题是日本掠夺抚顺煤炭使得千金寨向新抚顺的迁移一事，其研究重心必然是得利者和失利者的拉锯。由于日本掠夺抚顺煤炭是通过战争的方式继承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成果，而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的目的是海外殖民，比俄国的侵略力度更大和目的性更强，是举一国之力对抚顺煤炭的掠夺，是一个强劲的获利者，哪怕千金寨当地有钱有势的财主商人也不是对手，能做到的只是态度上的反抗。那么，失利者在对自己的利益做最后的抵抗之前就显得高尚而悲壮。这还要从抚顺煤矿的诞生简单说起。

抚顺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古代由于技术水平低和需求量小未能进行大规模开采，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世界近代工业起步，而在清廷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未进行工业革命，对煤炭需求量依然很小，又因抚顺地处新宾清王朝发祥之地，是“龙脉”，清廷怕大兴工矿影响风水，对抚顺煤炭实行封禁，直到清末朝野内外混乱无法顾及“龙脉”才允许知县王承尧等人开采。当抚顺的煤矿开采后俄国人参与进来购买股票，变相占领煤炭，随后在中国土地上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以战败告终与日本签订了抚顺铁路及煤矿经营的继承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抚顺煤矿并强买了铁路及煤矿附近的土地，用来建设居民区，就是千金寨新市街。几年后，随着大露天计划实施，日本人探明了千金寨地下埋藏着丰富煤炭，决定弃城采煤，将初见端倪的新市街和原有的村落旧市街一同搬迁，才引发了中国人反抗搬迁，并与当时负责搬迁事项的抚顺炭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原因是这样的：日本抚顺炭矿建千金寨露天矿抚顺炭矿为进一步加快执行露天开采计划,于1917年11月在千金寨西建于金寨露天矿，1919年11月抚顺炭矿决定迁移市区，1920年3月召开新闻发布会，抚顺炭矿庶物长小山发表了露天开采煤炭的计划和市街迁移事宜。1922年1月抚顺炭矿当局于本月14日向千金寨日本居民宣布大露天开采计划已调查完毕,2月8日,抚顺炭矿对千金寨日本居民的要求作出答复,旧市街不属于露天开采的必用地,不存在搬迁回题。

其中，千金寨最大的房主邵葆廉之子邵文纯在县街转移大会上的发言堪称千金寨搬迁历史中的“名场面”。关于这段“名场面”在研究日本掠夺抚顺煤炭的文章中屡见不鲜，却少有人追踪源头，县街转移大会对于整个千金寨来说是一件头等大事，对于当时动荡的中国如沧海一粟，留下了多少原始的记录已经无从考证，特别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当事人均已故去，这段“名场面”作为文史资料被写史人传来传去，对其解读、质疑、肯定不在少数。

这段“名场面”在抚顺文史资料中有三处记载，第一处记载于1982年编的《抚顺文史资料第一辑》里刘汉宗文章《千金寨的变迁》，也是最早的记载，第二处记载于1988年编的《抚顺文史资料第十一辑》里《千金寨历史考》一文中，第三处记载于1993年编的《抚顺大事记》中，第四处记载于1995年《抚顺通史》中，第五处记载于2001年编的《抚顺地方史概览》里傅波文章《繁华都市千金寨》中，第六处记载于2004年编的《抚顺编年史》中，此外在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和地方史志里或许也有提到，这里没有查证。不过，关于这个“名场面“的公开记载不早于1982年，其中最详细的莫过于1988年《千金寨历史考》一文的记载。

引文如下：

”1935年(伪康德2年)5月,日伪抚顺县公署抚顺炭矿当局,为千金寨中国市街的迅速搬迁事宜,于县图书馆内,召开干金赛县街移转大会。参加会议的除日伪抚顺县公署有关人员外,尚有千金寨商会、农会、街公所、商民代表,及部分房地产所有者代表。日本方面除抚顺炭矿的有关入员外,日本宪兵队队长与翻译官等,均全副武装列席参加大会。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大会宣布开会,首先由日伪县长赵仲达致开会词,阐明召开大会意义“希与会诸公,即席讨论,如何组织搬迁机构?如何制订规划?如何具体进行……”

县长报告完毕,会场一片寂静,与会者面面相观。片刻后,与会者之中,突然站立起来一人,此人即是千金赛最大房产主邵让之(字葆廉)之长子邵文纯氏,向大会发言。邵氏大义凛烈,所言均在乎理,摘要如下

①所云千金寨房屋地产塌陷者,应究其原因何在?此纯系大山坑井下采煤所造成者,抚顺炭矿理应对此负责,如能以“日满亲善”对待之,应即迅速停止大山坑采煤之举,唯此方能确保千金寨市街之安全。

②所谓满人街预定地之“安全地带”,无非浑河南岸沙沱田亩涝洼处,以油母页岩所填之地耳。不仅易于氧化发火,且不能绿化造林,更不适宜高层建筑,如今该处油母页岩,仍在燃烧之中,“安全地带”有何安全?

③满人街预定地南侧,即为东亚驰名之大官屯发电所,西制油工厂,乌烟瘴气,白日昏黑,黑灰扑面,严重污染,焉能做为商民之地耶?

④所谓“安全地带”者,向荒凉,香无人烟,而千金寨者,乃历史悠久之繁华名城,人口集中,商业繁茂,矿方竟以荒凉之地,换取繁华市街,声称“等量交换”,公理安在?

⑤千金寨商业居民,拥有五、六万之众,生命财产附斯土,居此乃易为生,舍此无异待毙。况固定资产与动产何止数万?如不予合理之赔偿,定当万难承诺。

⑥商会者乃商业之团体,设置何处均不为不妥,会者乃农民之团体,均与千金寨市街转移毫无瓜葛,个别之商户房主则为少数,焉能代表千金寨全体居民之意乎?真正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者,乃房产主与千金寨全体居民也。因此自愿申请转移之单位与个人,均无权代表千金寨全体房产主与全体居民,故不应视为有效。以上所陈之理由,予等坚不同意将于金寨向他处转赔偿所有损失,并确保今后之安全。

邵文纯发言完毕,附议氏发言者寥寥,多数与会者摄于法西斯暴政,未敢据理陈言,只得寄希望于县街转移之“优厚条件”,幻想炭矿能给予某些“恩赐”。抚顺炭矿日本宪兵队出会议人员,显然对邵氏发言,很不满意,对那氏怒目而视,表情凶恶。日伪县长赵仲达,明知邵氏发言理由充分,但为迎合主子欢心,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他说:“千金寨市街搬迁一事,系根据一些团体和商民的律，复经省署签批同意,所以召开这次大会,如与会者大多数设有异议,便不能因少数人异议而停止。”赵仲达并在大会总结时说:“按多数与会者意愿,千金寨市街决定转移。”并组成千金寨市街转移委员会任命王烈斌(千金寨地方士绰)为主任委员,高绍忱(商会会长,天合金店老板),黄毅(千金寨街街长,日本留学生)、朱海珊(农会会长,唐力电乡之大地主,‘九·一八·事变前曾任黑龙江省双城县公安局长)为委员。

邵文纯氏愤懑之极,再次发言:“按新满洲国保障私人财产之法律,余等享有房地产所有权,绝不容他人所侵犯,尔等无论组织任何会体,所做任何决议,余等均不受其约束”。邵文纯氏的发言,尽管义正词严,而抚顺炭矿当局丝毫不为之所动,伙同日本宪兵队,当众宣布“千金寨县街移转大会的决议生效”,并决定照此执行。

关于此“名场面”的来源，书中特别标明，“这是根据1947年,邵文纯在抚顺竞选“国大代表”活动中,对往事的回忆。”这一条出处至关重要，说明邵文纯的发言并非当场记载的，而是他在12年后的回忆，还不是一般的回忆，是在竞选大会上的发言。因此我认识的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对此“名场面”中这六条的真伪性产生了怀疑。

首先，按照我的理解对邵文纯的这六条做个解读。邵文纯的这六条发言是什么意思？第一条，邵本意上不想搬迁。邵反问抚顺炭矿人员千金寨塌陷的原因，这有怨恨的成分。毕竟邵家在这片土地上经营几十年，付出了大量心血，是当事人内心都有的本能。邵氏一家及千百个居民世代生活在千金寨，祖屋和祖坟都在千金寨，突然间来了一群外国人掘地三丈要求“土著”搬走，非常不合理。同时邵提出条件，如果日方遵循“日满亲善”原则就不应该挖掉“土著”们的家园，显然在“刚”日本人，说明邵对“日满亲善”还抱有希望。第二条到第四条，邵从环境、安全、地价三个方面表明对抚顺炭矿给选择的搬迁地不满。他对日人街搬迁地与满人街搬迁地巨大差异感到不公，邵指出新抚顺地区距离火力发电厂近产生的环境问题，他作为一个商人也认识到商业用地应具备的条件，新抚顺地区低价与原千金寨低价不对等，一比一面积的补偿表面公平，实际商户受到了隐形损失，不利于经商，如果搬迁后对本家利益损失极大。第五条，邵站在全体村民的高度强调村民财产的重要性。其实这里财产最多的人莫过于邵家，保住财产最大的获益者是自家，此条有意拉拢其他村民站在邵家一方。第六条，邵质疑商会的合法性，强调不能被少数居民代表。俗话说“穷搬家，富挪坟”，搬迁速度最快的是穷人，他们想改变穷困的现状，却不论到哪里都受穷，由于抚顺炭矿的蛊惑和收买，令一些穷人获得一些利益，他们由于贫穷，许多人丧尸掉了骨气，便同意搬迁。像邵家家大业大的人不愿意搬，一方面搬迁令他们的资产缩水，对未来生意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当时抚顺县公署利益相关，日人的介入导致国家利益受损失，他们的利益连带受损失，并且邵家作为当地大户，文化水平和思想高度都高于普通穷人，因此面对列强来袭，原有的富裕大户显得更爱国。

书中记载，在邵文纯发言后发言者极少，更多人将希望寄托于抚顺炭矿给的“优厚待遇”上。我觉得这一段写得很真实。为什么抚顺炭矿能够通过千金寨市街搬迁？书中又载：1936年(康德三年),千金寨居民,开始陆续向“满人街预定地”搬迁。千金寨市街的旧有房屋,各自设法拆除,时隔不久,便拆运一空。我认为除了满铁抚顺炭矿企图掠夺抚顺煤炭是大势所趋，还有同意搬迁的居民也起了作用，并且不会在少数。如果当场签字的人像发言的人一样寥寥无几，尽管千金寨搬迁一事不会取消，但也不会在次年就搬迁完。

什么原因？其一，普通百姓无力与抚顺炭矿抗衡。根据《抚顺县势一览》可知，1933年的千金寨旧市街中国人有六万人左右，做生意的占比很大，可是这些人都是做小买卖，家里只有几间房，商品也是零星小作坊的产品，由于没有地被迫经商，属于维持温饱水平，这些人既没有官僚作为背景，也没有殷实的资产，如果抚顺炭矿强行他们搬迁，他们束手无策。其二，他们无意与抚顺炭矿抗衡。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文化程度和思想境界普遍不高，对生活没有高要求，他们只想衣食所安有些余钱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度过余生，并不关心谁管他们，沉默是他们的常态，他们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棱角。邵文纯慷慨激昂的演讲甚至令这些人反感，他们唯恐惹得抚顺炭矿不满，影响自身利益，他们对抚顺炭矿和邵文纯两方都敢怒不敢言，所以发言者很少。其三，大多数居民幻想成为受益者。邵家是千金寨大户，为一家独大旁门无法企及的状况，可是大部分小门小户虽然搬迁会令其受损失，但损失并不大，这些人的要求无非是生存，并且由于抚顺炭矿打着“日满亲善”的幌子，给予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很大希望，其实他们在封建专制下也是被压迫的一方，他们幻想着从搬迁中获得蝇头小利。

最后文中载：所剩余之未迁户,仅有邵让之(邵文纯之父)房产主一家,及其几十年苦心经营之第一商场二层高楼建筑,悄然矗立于千金寨地面之上。说明有骨气的邵家人成了少数人，显示出了旧社会的悲哀。

那么关于邵文纯的六条发言的真伪，我分析真实性比较大，他的发言在千金寨搬迁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因为他在面对不公时敢于为维护自身利益抗争，像国歌中的第一句那样，这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精神所在。还有出席搬迁大会上的邵家并非他一人，唯独他慷慨激昂地提出了要求，揭露了抚顺炭矿的嘴脸。但他绝没有后人塑造得那样高大，他之所以慷慨陈词更多是源于商人的本分，而非共产主义者，由于他处于利益损失的一方，加之他有勇气，才出人意料地创造了千金寨搬迁中的“名场面”。

当时光荏苒，这段振聋发聩的陈词已成八十几年前的历史，在场的所有人已经远去，后人学者不断地引用和描述这段往事，更多的应该是思考，从中看出了什么。

202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