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未来解难的下一个先知是谁？ 原创 祖慰 我思故我在 2022-02-07 12:41

祖慰

祖慰 2021-2022年冬我们到海南岛“候鸟居”来避寒躲霾，最值得记下一笔的是在这里见到了知交老友陈家琪。

同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哲学家陈家琪 在海南候鸟居里的笑谈。左起：陈家琪、家琪夫人朱克珍、祖慰、企业家徐晓楣、萧帆博士。 女主人江霞与老朋友萧帆博士神聊 2006年我从法国回来在同济大学教书时，才知道老朋友家琪也在同济哲学系当系主任。在那里，我听了他的课，读了他写的上个世纪中国学人心理史诗的书《三十年间有与无》，对我的思维极具冲击力和激活力。

我很喜欢听他讲话。那时，他说了一句让我一直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的话语。他说：“我这个教了几十年哲学的人，从柏拉图一直讲到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齐泽克……复述了他们的种种爱智慧问题，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学着他审问自己：我的问题是什么？忽然我感到惊恐，只能老实回答说“没有”。如果没有“我的问题”，一生不就是拾人牙慧、一辈子至多不过是个罩着虚荣光圈的“学问二道贩子”？后来，我就不断地折腾着“众里寻他千百度”，咀嚼着寻寻觅觅“我的问题是什么”之苦。

这回相聚，他又说了一句让我转辗反侧琢磨不透的话。他说：对未来不必那么忧心忡忡，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在遇到大麻烦时，只要有如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存在，那里总会涌出百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极少数‘先知’，他们总能即时拿出一套有效的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治理体系来。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们，全人类不过就那么几个人。你看当代的乔布斯、马斯克这些个人，都在应运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如今面临着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大危机之时，也会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应许之地”出现思想者先知。 家琪说：只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宝地，就可能有解危的先知出现（拍摄于餐厅）

你信不信？反正作为哲学家的他信。

我生肖属牛，是个反刍动物，生性就爱反刍一时消化不了的话语，于是就日夜反刍起家琪的“先知论”来：

——在以色列民族处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夹缝之中时，不断降临灭族之灾。这时出现了传说中的名为摩西的先知。当全部智人都在信仰“万物有灵”且没有精神凝聚力的多神教时，唯独摩西等先知，无中生有地开创了“一神教”——犹太教。这个犹太教把以色列人定义为上帝的唯一选民，上帝承诺，不管以色列人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上帝都会来拯救襄助。就是这个伟大的一神教，这个伟大的自定义，凝聚起了以色列人的12个部族，不屈不挠地抗争，亡国几千年、流亡全世界照样坚持下来不被同化，直到1948年复国。看看诺贝尔奖金获奖人中犹太人占的超级比例人数就知道，他们真的不愧是“上帝的选民”，是人类中最具创造活力的族群。——咦？似乎家琪真的言出有据。

——公元前6世纪，在古希腊又出现过一位人类的“先知”——发明无中生有的民主制，解除了雅典城邦差点崩塌的危机。当时雅典城邦出现三派。居住在山地的农耕公民被贵族盘剥得一批批转成为奴隶，这是“山地派”。居住在海边的在地中海做生意的人，也是受到贵族的变本加厉的盘剥而苦不堪言，他们被称为“海岸派”。凭执掌大权而寄生的贵族们住在平原，所以称“平原派”。由于贵族横征暴敛，在外族入侵时没人跟随他们去打仗，不断丧失领土，城邦岌岌可危。这三派谁也吃不了谁，不断内斗内耗将遭至城邦毁灭。这时出现了一位诗人、商人“先知”梭伦。他不仅能领兵打仗夺回了失去的岛屿而当上了执政官，而且还无中生有地发明了人类第一个民主制度挽救了雅典城邦。他引用“中庸平衡”的观念，设计了一套制度，使得三派都各有收益而平衡合作，他还发明了公民大会和法庭陪审团来管束权力，开启了功及千秋的民主政体。——啊哈，又为家琪的“先知论”增加了一个实例。

——在中国的周制走向尽头的过程中，出现了500年的春秋战国混战时代，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这时，诸子百家都争相拿出解危的治理方案来，但只有一家——法家独步天下。法家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法是指健全维护王权的法律；势是指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势，独掌军政大权，乾纲独断；术是指驾御群臣、庶民推行法令的“帝王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其显赫的政绩是结束了混战、完成了向秦制大一统的历史大转变（此处我没有、似乎也没有必要对法家治国方略以及对统一中国作价值判断，因为这是属于摆脱伦理学的独立的政治学问题）。法家的主要“先知”是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而韩非是法家治国之道的集大成者。——呵，我又为家琪找到了中国的法家“先知”发明有效治国之道的例证。

——13世纪初叶的英国，出了一个金雀花王朝的权力越界的约翰国王，侵犯贵族与教士所界定的权利，而且穷兵黩武与法国人打仗而遭惨败。1215年6月5日，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联合一起，逼迫国王约翰签署了著称于世的一个63条的《自由大宪章》。这就是在英国诞生的由贵族议会管束王权的现代民主制的发端。《大宪章》，成了后来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石，甚至美国的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也都包含有《大宪章》的思想。国王、主教、贵族分权而治几百年，直到17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使现代民主更上一层楼的“光荣革命”。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因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从此，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君主立宪制政体即起源于这次“光荣革命”。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后来的几百年，逐步扩大选民的阶层，最后是全体公民有同等选举的权利。从《大宪章》运动到“光荣革命”，首先是因为文艺复兴打开了中世纪的精神桎梏，思想者获得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条件，涌现了英国的米·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其伦理观与法律观，为自由民主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影响了《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接着诞生约翰·洛克的《论自由》与《论代议制政府》，指导了代议制的建立。再接着由参加美国革命的托马斯·潘恩的《论人权》，推进了英国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同时期法国启蒙运动思想者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工业革命社会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治理体系，提供了先知的方略。——哈哈，我此刻闻到家琪的“先知论”也散发着“先知”味儿了。

这两年我曾遵循着家琪早年的“我的问题是什么”，居然对我曾坚信不疑的民主宪政治理体系开始生疑了。我一口气提出了八个困惑（问题）：

1、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宪政民主的根基。然而，民粹主义把“社会契约”给颠覆了。被称为民主宪政世界灯塔的美国，在2020年大选中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川普败选了，总统带头颠覆“社会契约”不认输，领着7千多万拥护他的选民（近一半的美国选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硬说选举是民主党作弊，鼓动拥护者冲击国会强行阻止国会宣布选举结果并导致5人在暴力中死亡。在川普总统任期四年内，不遵守国际契约，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之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公约、万国邮政联盟、武器贸易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把国际契约当作可以任意撕毁的废纸。除了美国，法国持续很长时间的极具破坏性的黄马甲运动，不再是以往有组织的合法（合契约）的抗议，政府想妥协谈判都无法找到有权威的代表者订立妥协契约，“社会契约”被去中心化的网络动员抗议方式消解了。

2、我曾在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民主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其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可享受到免于饥饿、免于匮乏等保障，应该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设计。然而，当它与民主选举结合，就变成了一个灾厄、一剂毒药。因为，每次选举的候选人，必须承诺他的社会福利政策一定比前任提升得更高，这样才可能当选。那么，这个“一次比一次逐浪高”的 “乌托邦正反馈竞选机制”，一定会把经济系统拖垮。由于人性的贪婪无限，其幸福感来自“获得的加法原则”，这就使得这个美丽的乌托邦灾厄无救。

3、本以为光速传播的国际互联网能让每个人获得更大的知情权而“洞明世事”，而现实恰恰相反。自媒体使每个人都获得同等的话语权和全球传播力，于是不仅出现“罗生门”式的各自表述，而且有意无意地纵情制造谎言、谣言争取流量盈利，使得所有“真相死了”。譬如地球气候变暖的科学问题，居然连总统川普都敢理直气壮地宣称是科学骗局。原来的追求客观公正的主流媒体为了生存而媚众，也跟着把真相弄死了，居然也跟着说，北极熊在薄冰上挣扎的照片是人工制作的。真相死了，意味着选民选举的判断力死了，民主选举的理性根柢就被拔除了，成了乌合之众非理性的狂欢。

4、当代民主国家还发明了两个无懈可击的“政治正确”观念：一个是提倡价值观的多元、包容与并存；一个是由人权衍生并泛化的人道主义，即要以人道善待罪犯，包括改善监狱条件、对死刑犯给予（注射）安乐死甚至干脆取消死刑。当两个无懈可击的观念兑现成国家管理政策后却瑕疵毕露了。多元价值的价值等效与并存，把社会共识解构了。诚如一句哲言所说：“如果不能给最坏的事情找到一百条最神圣的理由证明它是正确的，那他就不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的人。”例如，新冠大难来临后，人类本该遵从医学专家的指导进行隔离、戴口罩、注射疫苗等，这本是属于流行病科学防疫措施，但相当多的人却高扬“自由”的价值观作神圣抵抗，其结果是被病毒夺走几百万人的生命。其实，卢梭早就认识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是有边界的。当群体遇到大的灾难需要合作救灾时，当军队打仗时，个人的一些自由必须让渡出去。此外，人类之所以能孵化并演进文明的社会，恰恰就是在不同阶段建构起了不同的共识而能凝聚全体。另一个泛化到对待罪犯的“人道主义”，就解构了法治。倘若监狱外的穷人都不如监狱内的犯人生活得好，倘若好人都还不能享受安乐死而死刑犯却有了这个待遇等等，社会会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人类的一部法治史对罪犯进行各种生理性惩罚，就是为了威慑和遏制犯罪；倘若把这都“人道”了，法治将如何“治”？

5、当代网民们的自媒体自由结盟，建造朋友圈，只接受自己认同的信息，像人体排异反应一样，发着高烧抗拒非我族类的信息。再加上同伴和大数据后台不停地“喂”着只有“我点赞的信息”，就把每个人封闭在“信息茧房”之中。当代“信息茧房人”更蠢、更撕裂、更反智反科学，甚至连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要戴口罩的常识公理都遭蔑视，而铸成了相互咒骂或拔拳相向的高频事件。

6、倘若未来机器人把我们人类的70-80%的工作替代了，那些靠着社会给予基本的可能是优裕的生存资金的无业者，他们不再是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有获得民主选票的合法性吗？若没有，当下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否会遭到颠覆？

7、现在的大数据技术都能知道每个人的消费意愿或阅读兴趣，那么它完全能够随时而且准确地了解公民们对各项政策的意见以及欲求，那么，当下民主制度下的议会、国会中的民意代表还要它干什么？这些活人代表被选民选出，因为他们都有人性私欲，完全可能被利益收买而违背民意。而大数据算法，却绝对不会被贿赂。

8、物联网的共享经济越来越发达，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租房、共享美食送派、共享贵重女包、共享贵重首饰……这一切都意味着对于每个人来说，使用权高于拥有权。当人的所有的生活需求都共享化了，虽然支付共享费用的动产部分仍属私有，但原来包括重要的不动产在内的“神圣私有制”还会神圣吗？

即兴说了上面8条，让我沮丧地发出“天问”：“看来曾成功运行几百年的民主宪政、社会契约等治疗工业时代合作性对抗的灵方，而对于初露端倪的数字化时代的合作性对抗症是否不灵了？或者说起码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了？”当然我要声明，对于阿伦特、哈耶克、波普尔等剖析过并被百年历史检验是失败的极权主义，肯定不是治理未来社会的有效药。

奈何？奈何？

思想者们，该不该求索而能讲点管用的人类治理的新故事了？

我当然不属于家琪说的极少数先知，只是提出几个问题而已。但愿这些问题不很愚蠢，那么就可能是在呼唤先知出现的呼号声中加了几个分贝。阿门！



且慢。我这生性好疑的人，此刻忽然变卦，怀疑起我在上面多次实证过的由家琪提出的“先知论”来了。如果他的判断是一个“概率判断”，可能还可说“所言极是”；但如果是个全称肯定判断，我开始狐疑了。我的思维虚拟地跳回到最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宝地古希腊雅典城邦。那里出了灿若群星的思想者，可是恰恰被没有独立之精神的马其顿一举给灭了。在被毁灭之前，没有出现一位古希腊先知预先拿出救亡的治理体系来。还有，野蛮的西哥特人把高一个数量级的古罗马文明给灭了，当时罗马也没有出现救亡的先知。忽然，我又跳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书堆里去了。记得他说过，大意是，文明需要外在的压力才能升级，然而，如果外在的入侵过于强大，那就在外在强压下被粉碎了。

那么当下如果气候的向恶变迁超过了不断内斗的人类治理速度；如果有位核大国疯狂政治家在国际权斗中不肯服输按下了核战的按钮；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的无度发展而成为人类的自杀机制；那么，在这些快速毁灭人类的机制发生之前，解难的先知晚来了一步，当下人类社会会不会像古希腊文明一样毁于一旦？

家琪啊家琪，请原谅，吾爱吾兄，吾更爱生疑……


2022．1.于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