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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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稼祥（1906-1974年），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蔷，安徽宣城泾县厚岸村人，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解放后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出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

1922年到安徽南陵县乐育学校求学。

1924年春就读于安徽芜湖圣雅阁中学。

1925年5月领导同学参加反帝爱国运动，8月进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同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总编辑。

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负重伤。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参加长征。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9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1937年6月，由于伤情恶化，去莫斯科治伤。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9年1月，兼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

1941年任中央研究组副组长。

1942年6月，同陈云负责领导中央军委直属系统的整风。

1943年7月，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

1944年伤病复发，脱离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6年再次去苏联治病。

1947年5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

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外交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并在对外工作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看法。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8至9月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是第三、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7年1月参加周恩来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

1958年11月至12月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9年3月，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会见外宾。同月作为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成员，赴华沙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4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委员，7至8月参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1962年2月，和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后被指责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直至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

1965年1月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常委会委员。



王稼祥

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

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

1972年5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1]

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

主要思想



王稼祥

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人物事迹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同志诞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厚岸柳溪小学就读期间，王稼祥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胸怀远大抱负，立志做个有学问有作为的人。1922年，王稼祥到安徽南陵县乐育中学求学。1924年转入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在圣雅阁中学，他把强烈的求知欲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联系在一起，开始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彻底改造中国，他参加了进步社团“协社”，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狮声》月刊，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传播社会新思潮、唤起民众觉悟、推动芜湖学生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5月，芜湖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生运动，王稼祥成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年8月，王稼祥离开故土，毅然奔赴上海寻求革命真理。9月，进入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便怀抱“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抱负，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1925年冬，王稼祥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被批准为联共(布)候补党员，《红旗》报-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回国后第一个战斗的地方。早在1930年春，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担任主笔。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春，他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红军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制定军事计划，协助指挥部队作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改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成功地参与指挥宁都起义。因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王稼祥同志也执行过一些错误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反对将毛泽东同志调离前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稼祥同志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对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军作战，逐步改变红军被动局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同志带着伤病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1937年7月，王稼祥赴苏联治疗伤病，参加并一度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我们党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至1945年，王稼祥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他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延安整风初期，王稼祥同志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参加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被列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1943年7月，王稼祥撰写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发表在7月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成为我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其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苏联治病。1947年5月，他回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并曾代理宣传部部长，对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至8月，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问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经验、智慧和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初，根据中央决定，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59、1965年，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66年3月，担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在这期间，王稼祥同志参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际交往准则的思想，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2年初，王稼祥同志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就如何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却被指责为犯了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稼祥同志受到迫害。因毛泽东同志多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同志因病与世长辞，时年68岁。1979年，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推倒了强加在王稼祥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1981年，王稼祥同志被中共中央列为建党以来38名卓越领导人之一。[2]

故居纪念

泾县故居

王稼祥故居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出生和少年生活的地方，位于泾县厚岸乡，距县城45公里。

纪念园



王稼祥纪念园内塑像

王稼祥纪念园坐落在安徽省芜湖市十一中（现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校）校园内风景秀丽的狮子山上，西临长江，东望赭山。这里是王稼祥毕业的芜湖圣雅阁中学旧址。

纪念园始建于1986年，占地6000余平方米。纪念园由王稼祥铜像、纪念碑、事迹陈列室、藏书室等组成，其中王稼祥事迹陈列室分五个展厅，详细介绍了他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贡献和丰功伟绩。纪念园收集并陈列了王稼祥的信件和文章96件，照片189帧，珍贵遗物43件，书籍1000余册和“吉姆”轿车1辆。

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

1968年4月被隔离审查。

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

1970年年底回到北京治病。

1972年5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1]

1979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得到平反。

主要思想

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人物事迹

1906年8月15日，王稼祥同志诞生在安徽省泾县厚岸村，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厚岸柳溪小学就读期间，王稼祥不仅品学兼优，而且胸怀远大抱负，立志做个有学问有作为的人。1922年，王稼祥到安徽南陵县乐育中学求学。1924年转入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在圣雅阁中学，他把强烈的求知欲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联系在一起，开始接触《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彻底改造中国，他参加了进步社团“协社”，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狮声》月刊，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传播社会新思潮、唤起民众觉悟、推动芜湖学生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5月，芜湖掀起了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生运动，王稼祥成为这次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同年8月，王稼祥离开故土，毅然奔赴上海寻求革命真理。9月，进入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便怀抱“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抱负，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1925年冬，王稼祥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被批准为联共(布)候补党员，《红旗》报-是王稼祥同志从国际回国后第一个战斗的地方。早在1930年春，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国，在中央机关报《红旗》报担任主笔。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春，他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红军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参与制定军事计划，协助指挥部队作战，并为加强党的建设、建立和改进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成功地参与指挥宁都起义。因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王稼祥同志也执行过一些错误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他的思想逐步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反对将毛泽东同志调离前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稼祥同志重伤未愈，躺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交流和研究反“围剿”斗争失败的教训，参与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批评“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对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担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指挥红军作战，逐步改变红军被动局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与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斗争中，他坚决维护党中央的决策和团结，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到达陕北后，王稼祥同志带着伤病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1937年7月，王稼祥赴苏联治疗伤病，参加并一度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为我们党取得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全力支持毛泽东，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和路线，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至1945年，王稼祥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他协助毛泽东同志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直接参与了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延安整风初期，王稼祥同志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他参加起草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被列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1943年7月，王稼祥撰写了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发表在7月8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成为我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第一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及其伟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其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同志再次赴苏联治病。1947年5月，他回到哈尔滨，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并曾代理宣传部部长，对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1949年3月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至8月，随刘少奇同志赴苏联，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重要问题。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经验、智慧和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初，根据中央决定，王稼祥负责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并出任部长。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59、1965年，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66年3月，担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在这期间，王稼祥同志参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国家外交工作的许多重大决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党际交往准则的思想，为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2年初，王稼祥同志冷静思考、科学分析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就如何改进我们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但在当时“左倾”错误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却被指责为犯了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稼祥同志受到迫害。因毛泽东同志多次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同志因病与世长辞，时年68岁。1979年，中央批准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推倒了强加在王稼祥同志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1981年，王稼祥同志被中共中央列为建党以来38名卓越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