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六章，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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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设国家（中篇）

书接上文。

不要小看这些基础课教员们，他们可是一个医学院得以存在的基石。

学医，并不是像很多老百姓想象的那样、直接学习看病和开刀这么简单的事。一个医学生在准备接触临床知识之前，必须要具备扎实而严密的基础医学功底。比如说，内科的基础是生理学这些学科；外科的基础是解剖学这些科目……此外还有药理、影像、微生物、检验等必不可少的课，它们共同构成了医学工作者的专业基石——而这些学科，恰恰都是战争年代的红色军医学校所无法传授的。

在1949年7月2日这天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前国民党国防医学院员工注意》的军管会启事。上面说：“前国民党国防医学院员工自本日至7日到南京西路962号登记处登记，以便量才录用”。

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召回原国防医学院教职员工的启事

启事发布后，那些四散到社会上的国防医学院教员们纷纷回来了。对于他们，解放军这边的政策非常灵活：穿不穿军装，什么时候参军，一切都好说。

这些回归校园的国防医学院教员们，与联勤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共同构成了新学校的第一批师资力量。

与此同时，学校还从社会上聘请了一批颇有声望的专家，并招募了一批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入伍，以充实师资力量。这些毕业生里，就有我们熟悉的吴孟超院士（刚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拿到文凭）。

这是日后领衔“三人小组”、为中国人攻克肝脏手术禁区的吴孟超院士。1949年刚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被郑宝琦教授破格录用了，如愿地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当时中国知名的生药学家李承祜教授，原本是中央军医学校和国防医学院的教官。在林可胜折腾停办药科那会儿，李承祜教授一气之下去了同济大学。当他一看到“华东人民医学院”成立的消息后，就主动前来，要求加入。

不仅如此，他还把同济大学的知名大学者嵇联晋（留日，生物学和细胞学泰斗）也给鼓动了过来。

早在抗战时代，担任中央军医学校药科教官的李承祜，在1949年时候已是当时名满全国的著名学者，麾下弟子众多。他回到了江湾的校园，成为第二军医大学的首批一级教授。

一级教授嵇联晋（1900~1991），是近现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对中国的蜘蛛、毒蛇分类分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林可胜在二十年代的协和学生侯祥川，当时已经是全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和营养学家了，被校领导特地请来主持生化这门学科。

毕业于哈佛、曾担任北平协和医院和南京中央医院眼科主任的林文秉教授，在国内是与汤飞凡教授齐名的沙眼领域巨擘。对于他，向进等人登门求贤，请他来校任教。

他们俩，都是建国后的首批高教一级教授。

林文秉（1893~1969）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眼科病理学家，毕业于美国哈佛、以及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曾是协和医院的第一位华人眼科主任。

至于生理学科，除了留用的国防医学院教官卢振东等人以外，学校还专门从江苏医学院请来了朱鹤年坐镇。朱在抗战前，就已经是湘雅医学院的教授了，后来十年里更是蜚声全国。

朱鹤年教授欣然应允，并穿上了军装，还把自己当年从美国带回来的宝贝仪器，慷慨地交给人民医学院的学员使用。

在全新的军医舞台上，他将继续探索生理世界的奥秘，并为新中国培养出第一位基础医学博士。

朱鹤年（1906~1993），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生理学家，高教一级教授。这是他和自己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位医学博士路长林在一起。

学校的新任内科掌门人，则更是一位重量级人物。本来，当时的上海滩各大医院也算是名家如云了，学校可选的邀请对象是不少的。但吴之理、向进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位教授——应元岳。

应元岳这个人，属于旧中国医学界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级影响力的一位学者。早在1928年，他就在中国第一个发现了肺吸虫病的存在。而且这个成果，还是他在地方上的一家小医院里取得的。

应元岳当时正在绍兴的一家很小的教会医院——福康医院——做内科医生。他来这儿上班，并不是因为学历或是出身不好，没资格进大城市里的大医院。相反，他是金陵大学早年的高材生，又从湘雅医学院第一期毕业，还拥有美国耶鲁的医学博士学位。

应元岳教授（1896~1991）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内科教育家、内科学和热带病学家，也是老一辈学者们心目中的一位人品高贵、师德厚重的导师。在淞沪抗战期间，他还曾经担任过上海红十字医院的院长。

早年，应元岳在北平协和医院进修放射医学时，美国籍主任Hodges对他非常赏识，一心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但是应元岳觉得：相比于放射医学，当时苦难的中国更需要的还是内科医生，尤其是在寄生虫病这个领域。

于是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只身来到了浙江绍兴，到了这家小医院里，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在这里，他可以近距离地为饱受疫病折磨的底层百姓服务。

在福康医院工作了几年后，应元岳拿到了全额资助，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内科，第二年又到全世界最顶级的寄生虫病研究机构——伦敦热带医学和卫生学学院——攻读热带医学。

回国后，应元岳依然推掉了各大医学院的盛情邀请，回到绍兴水乡的这家福康医院，依旧做他的内科大夫。这里没有什么达官显贵，也接触不到什么学术大咖，日夜服务不完的就是劳苦大众。

这是应元岳教授在他1951年编写的军医大学教材《热带病学》中，关于“血吸虫病”一章的开篇概述。今天的教科书，我们大概已经看不到这样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那种让人感动的东西了。

这样的文字，也许可以揭示出应元岳教授在旧中国，毅然前往小城市的基层医院为民众服务的初心。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这里水网密布、河汊纵横，河里长有一种石蟹，当地人素来喜欢生着吃……这其实是浙东一带的习俗——鲜虾鲜蟹，加点酒醋一泡，味道美的很——我自己从小到大，也没少吃这个……

应元岳的故乡与我家相距不远，应该也是深谙个中门道。

应元岳工作的医院在绍兴兰亭一带，他的日常病人中，以血吸虫病居多。然而，在1927~1928年期间，他发现有一些被诊断为“血吸虫病”的患者身上，却出现了胸痛、咳嗽、低热、咳血这些本不应该属于血吸虫感染的症状。

刚开始，他以为是伴发的肺结核导致的，但痰检之下，根本找不到抗酸杆菌。况且，在当地的医院里，血吸虫病也素来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因此，这些病人基本上就被糊里糊涂地放回家了。


但是应元岳不甘心，他翻遍了病人的痰液、粪便标本，并回忆起自己在求学生涯中学到的寄生虫病知识。然后，他敏锐地注意到了病人生食虾蟹的这个习惯。

再贴一段应元岳教授《热带病学》一书中“血吸虫病”一章的结语。

这是久违了的、半个多世纪前的医学教科书。

应元岳觉得，这些临床表现，很像是以前在书上看到的那个什么“肺吸虫”病。但以他当时手边的条件，实在是做不了进一步的验证了。他心想：“错就错了吧。”于是硬着头皮，给中华医学会的杂志投了篇稿件。

这篇报道是用英文写的，在1930年的《中华医学杂志》第十六卷上刊登后，居然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是因为：早在几十年前，西方医学界就已经下了结论：中国并不存在“肺吸虫”病。


肺吸虫病是一种由并殖吸虫引发的寄生虫病，流行于亚洲、非洲、美洲的众多地区，最早是由西方人在1850年发现的。在列强的全球殖民过程中，他们的热带病学家深入世界的各个角落，调查各种寄生虫病的流行，对中国也不例外。但他们始终就没有找到过肺吸虫感染的任何证据。

更何况，这个首创性的发现，居然还是在中国绍兴一个小医院里的年轻中国医生报道的！

卫氏并殖吸虫（肺吸虫）和它的中间宿主溪蟹。1930年，应元岳在中国率先发现了这种寄生虫病的存在。此后，肺吸虫流行在中国广大地区被陆续识别发现。

此后，应元岳名声大振，年仅36岁就出任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热带病学、寄生虫学和实验诊断学科主任。1933年，他获得英国皇家热带病研究院的热带医学博士学位，并摘得英联邦每年只颁发一枚的金质奖章。

应元岳后来编撰过《内科学》巨著，也写过不少寄生虫病的专著。由于他渊博的中英文阅读量、以及深厚的文学功底，使得他撰写的专业著作，有着一种特殊的轻盈感、艺术感。他的学生和同事，甚至是把他的《热带病学》，当成长篇散文来读的。

1949年，应元岳推掉了赴英、赴美、以及去台的各种劝说，静静地在上海的家中，等待新时代的到来。

转过来年，在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里，向进在北京协和医院见到了自己昔日的老师张孝骞教授。张孝骞对他说了一句：“你们的人民医学院请Y. Y. YINGLIN （应元岳的英文名），很好。”

这是应元岳教授《热带病学》中关于“疟疾”的开篇概述。这本书的很多章节，带有一种特殊的文学美感。从这些医学文字里，你又能感觉到一种作者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爱。

1949年的8月15日，新学校正式开学了。

这期间，校园里还陆陆续续来了一些原国防医学院的学员，也要求加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到了台北之后，难舍故土。他们偷偷收听“敌台”广播中陈毅的讲话，得知在国防医学院旧址上新办了医学院，再加上国防医学院内部一些地下党员的鼓动，于是他们从各种渠道逃回了大陆，又回到熟悉的校园里。

这批学员中，就有后来与吴孟超院士一同攻克中国人肝脏手术禁区的胡宏楷。在十年动乱时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当做敌特对待，酿成历史悲剧，那是后话了。

但在1949年的那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新政权和解放军，实实在在是以极大的宽阔胸怀，来对待这些回归的学子们的——这些从台湾返回的国防医学院学员，被欣然收下，并在日后的培养和工作安排上一视同仁。

这是从中央军医学校、国防医学院一路执教下来、并加入新中国的新学校的徐印坎教授。

这样的收纳与留用，在当时全国范围解放军接收旧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处处可见。1949年4月南京解放了，恰在此时，有一位中央大学的年轻医生，收到了赴美深造的录取通知书，茫然不知所措。

请求出国学习？在那样的一种形势下，任何人可能都会觉得：你一个伪中央医院的大夫，能在新政权手底下得以保全，混口饭吃就不错了，居然还奢望什么出国留学？而且还是去万恶的美帝国主义那里？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令这位年轻医生大大意外——刘伯承听到了这件事，让军管会给年轻人放行，并托人带话给他：学好了，最好能回来。

一代名将刘伯承的胸襟，换来的是这位年轻人的一生承诺。七年后，在美国完成学业的这位中国医生苏鸿熙（后就职于解放军总医院），突破重重阻挠，辗转六国十万余里，回到了祖国怀抱，并为中国人实现了体外循环手术和心脏搭桥手术领域零的突破。

这是中国现代胸心外科的巨匠苏鸿熙教授，1949年南京解放的时候，刘伯承送他去美国按计划完成深造。苏鸿熙学成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国，还把自己的美国夫人也带了回来。

在这种宽阔胸襟的背后，沉淀的是共产党武装力量在前二十多年里修炼出的耐心和自信。

古往今来，但凡不同阶级、不同阵营间的人员交流，就不可能不伴随着猜忌、龃寤、乃至敌对。早在红军时代，我军在使用白区医务人员的过程中，不信任的空气就始终弥漫在军营之中——“万一这些医生暗中伤害我们的战士和首长，怎么办？”

到了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里面有了更多的来自国统区的医务人员，而他们的学历、背景差异甚大，从城市来到革命队伍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一开始的时候，共产党的队伍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在物质和生活上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优待。

然而渐渐地，出于阶级差异、业务歧视、新老矛盾等种种原因，再加上少数医务人员吃不了部队的苦，法牢骚、开小差等事件，主客双方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误解、摩擦，甚至矛盾冲突。

据第二军医大学老校长吴之理回忆：新四军“建军之初，我们遇到一个麻烦问题乃是部队对我们的信任问题”。

建国前的我军高级医务人员大量来自国统区，例如吴之理、钱信忠、傅连璋等开国将校。涂通今将军则是其中为数稀少的、由我军自己在战争年代完成完整培养的医学专家。后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

当时很多新四军的指战员，长期在敌后作战，对国民党的仇恨很深，别说是对这帮白区知识分子了，就连他们的军长叶挺，很多部队将士都信不过。他从国统区带过来的沈其震、吴之理这些人，当然也不在话下。

因为对外来医生和护士的不信任，导致有的战士在做手术的时候拒绝上麻药；有的则因为伤口化脓这些普通的医学并发症，也联系到“医生搞鬼故意残害”这些指控上来。

1938年，有一位新四军战士在扔手榴弹时发生了上臂骨折，吴之理给他上了夹板，嘱咐他不能乱动，否则胳膊会出问题，严重的话甚至要截肢。

结果这话被以讹传讹，传成了“吴医生要锯战士的胳膊”，部队的基层干部于是怀疑吴之理是国民党特务，要对他采取行动。最后还是谭震林紧急召集了干部开会，才把这一风波平息了下去。

吴之理是第二军医大学在1950年代的老校长，也是老一代专家教授心目中历任校长中最优秀的一位。在他的任上，大批名家被邀请回到了军医大学校园，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提到。

干部大会后，吴之理闷闷不乐地走回军部，结果在路上又遇到了几名医生被五花大绑，押往保卫部门。一问，说是基层部队认为这些医生“有好药不拿出来用”。后来，是军长叶挺亲自干涉，部队才把几位医生放回去。

当时共产党部队的大多数人，都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些外来医务工作者，只是我军不得不高薪聘请的技术人员、是统战对象而已，而非革命队伍中的“自己人”。在新四军有的部队里，医生给伤病员开刀，甚至需要政工人员批准。

1939年周恩来到新四军视察，一下子就察觉出了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他对项英说：你们的医生都是好医生，要信得过。

这是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与新四军军医处的一批学员们的合影。史沫特莱来新四军采访，是林可胜介绍过来的。当时这些医务人员与国统区的联系之密切，在革命队伍中是引起了一些猜忌的。

194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中吸收和对待专门家的政策指示》，要求对外来技术人员给予充分信任，不许强迫他们搞政治学习，也不强迫他们上政治课等；对于非党员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

《指示》对那些“不懂技术”、“自作聪明”的政工人员们做出了严厉批评。并规定：专业人士的工作一律由最高长官负责，政委无权干涉。

皖南事变之后重建的新四军里面，陈毅和刘少奇坚定地将外来医务人员视作革命队伍的一员，不但经常性地表彰模范医务工作者，还和他们一起庆祝“护士节”，努力发展医护人员入党。

1949~1950年，学员们在接收后的国防医学院校舍内做医学实验。

与此同时，党的高级将领们以身作则，在普通士兵的医学观念方面加强了教育。战士的个人卫生、刷牙、洗脚、换衣服、不喝生水、不随地大小便这些事，也都被纳入了团、营、连的军政一把手主抓的范围。

通过这些点点滴滴，去潜移默化地树立部队对医务人员专业权威的尊重。


到了1942年以后，共产党部队对外来医务人员的态度、信任和团结，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1949年，解放军接收国防医学院后，在这方面也发生过小小的风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