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我的求学之路。

天空

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后期，国家终止了十年文革动乱后，为了培养人才，教育制度慢慢的走入了正轨，先是在全国恢复了正常的高考，之后又陆续推出了电大，委培，自考等多种成人高等教育形式，这就为一些无缘走进大学校门的人提供了很多学习的机会，我也有幸成为这众多的受益者之一。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我所在的企业为了培养人才，鼓励职工参加各种学习，专门设置了一个“教育科”，专管全厂的教育培训工作，组织职工参加自考就是他们的业务之一。所谓的自考就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简称，即职工自愿报名后，按照主考院校编的教材和要求，利用工余时间学习，然后参加由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考合格一科就发一张结业证书，等到考完主考院校规定的全部科目后就发一张主考院校毕业证书，这个证书可以是专科的，也可以是本科的，当然学习的内容和科目也就不一样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已成家生子，在车间当工人，看到身边有很多人都在陆续报名参加自考，我也心痒痒想参加学习，可是学什么？我又拿不定主意，因为我的文化基础实在是太差。我的小学应该是1967年的夏天毕业，可是1966年上半年就开始了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所在的小学自然也卷入了这场莫名堂的政治运动，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那一代人哪里还有机会读书学习呢？所以我参工之前实际上小学都没有毕业。这样的文化基础现在要想来学习大学课程，其困难可想而知。经过认真思考后我决定避开数理化这些弱项，选择文科类，文科类中有法律专业，它的主考院校是西南政法学院（也就是后来的西南政法大学），我决定报考法律专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当时的这一决定非常正确。在这一过程中，在教育科工作的好友黄幼云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因为他当时本身也在参加自学考试。1987年初，看到教育科发出了报名通知后我就报了两科（具体是哪两科已经记不得了），随后就是买书学习。由于是自学性质，当然不能影响上班工作，也不能影响到带小孩和做家务，只能是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看书，也许是我努力的原因，第一次报的两科在达川地区（后来的达州市）自考办考试时居然都考过了，拿到结业证书时得到了教育科长李泽饶的表杨，同时还得到了60元奖金（每及格一科就发给30元钱，以示鼓励）。

有了这个好的开头，我当然要坚持下去了，每年两次的报名都会积极参与，根据自己情况有时报一科两科，有时报三科，最多时我报过五科，当然也不是每次都能全部考过，没考过时下次又重考。在那三年的学习中我铭记了“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非常刻苦认真，三年里几乎从不看电影电视，很少在十二点之前睡觉，就连带小孩，做饭，吃饭时也在背题背概念，在墙上贴些字条，利用抄菜洗脸刷牙时反复看默记。这期间我还悟到了一个办法，买个低档录音机，将要背的东西先朗读用录音机录下来，再在做家务和吃饭时反复播放，反复听，加深记忆，我感觉这一方法效果很好。后来这事被好友黄幼云知道了，他肯定了我的做法并且讲出了他的理论依据，他说:人接受知识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视觉，比如说看书看电影。二是触觉，比如说摸东西是硬是软，是凉是热。三就是听觉，比如说听人说话，听人唱歌。我听录音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了听觉，也节约了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得到的有关学习的理论知识。

我感觉最难学的还是大学语文这门课，里面有很多古汉语很深奥，难以理解，我用了半年时间专攻这一科，很花了些精力，还好考试时一次通过了。

那些年我所在的企业学习气氛浓厚，上至厂长刘成荣（刘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下至我这样的普通工人在企业的鼓励下，成群结队的参加自考学习，有人学法律，有人学财会，有人学汉语言文学，也有人学习工程技术，每当去地区自考办参加考试时，队伍很是壮观，当时的黄幼云是教育科的干事，既是自考的组织者，也是考试的参与者，他学的是汉语言文学。那些年的自考活动客观上为企业积蓄了大量的人才。

经过三年的努力学习考试，我拿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证书。后来经过再次努力，又考取了国家人事部和国家司法部的《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书》，这是一个中级职称，这个职称当时在我的生活中没起什么作用，只是多年后我凭这个中级职称很轻易地将全家户口迁移到了省城，算是起了点作用。

经过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在毕业后的工作中用所学的法律知识为企业做了很多实事，追回了很多呆帐坏帐，挽回了企业很多经济损失。参与全民普法教育，为职工免费解答法律咨询，代理诉讼等等，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学习让我增长了知识，也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知识丰富了我的视野，法律使我能用有效的手段坚定地维护企业利益，享受每次出庭胜诉后给我带来的无限愉悦。这些愉悦不是花钱能买得到的。

2022年1月5日夜写于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