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60

东方博毅

　　自恢复高考以来，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那一座座曾经被读书无用论浸染，遭遇过造反的中学校，都变得门庭若市，开办了场场爆满，一位难求的高考复习班，那一间间硕大的教室里，一时人满为患，成了无数追梦者心中的殿堂。我跟杨长远去某些学校，听过补习班课程后，总觉得效率较低，不如自学来得爽快，加上自感在城里很难静下心来，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一九七八年

三月中下旬，我俩结伴离开重庆，回到了丰都双路场上，住进人去楼空的知青点，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环境中，不食人间烟火般，夜以继日，埋头于书堆，互帮互学；在理想与信念的支撑下，在类似于全封闭复习的单调生活中，度过了整整四个月。那段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每天都被计划安排左右，总让人感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得实在太快，从早到晚我们都在刻苦钻研，解惑答题，归总纳结，非常勤奋努力，根本无睱顾及其它。长远回忆说：吃饭问题最让我俩恼火，除了要占用很多时间，去生火做饭收拾洗涮之外，经常还要步行好几公里，到双路区粮站去买米，对惜时如金的我们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浪费；平时我们只有粗茶淡饭咸菜果腹，隔许久才会去供销社，买一个不需票证供应的红烧猪肉或午餐肉罐头，加进大量土豆或其它蔬菜里来改善伙食，往往做一次饭要吃好几顿。

偷斩一只鸡

　　记得那是六月底或者七月初的某一天下午，我和杨长远发现，晚上除了还有些米和打碎的干包谷粒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弄来吃的东西了，看看天色还早，我建议去我队上自留地里看看，或许还能从那里弄点蔬菜回来。我俩一人背着一个背篼，来到前进二队我的自留地时，太阳已经快要落下西山，看着不知谁帮忙种的各种蔬菜，着实让我俩高兴了一阵子，在漫天彩霞中，我们一人摘了满满一背篼茄子、豇豆、四季豆、黄瓜、西红柿、毛豆、莴笋、藤菜、葱蒜、苦瓜、丝瓜等时令蔬菜，收获满满地回到双路知青

点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进屋打开电灯，第一时间我就发现，在正对大门的方桌阴影下，躲藏着一只不知何时，自已送上门来的大公鸡，我跟长远会心一笑，放下背篼，关上大门，做了一个别出声的动作，悄悄来到桌子旁，一把抓住因夜盲，而一动不动的鸡脖子，将其按在莱板上，杨长远配合默契地手起刀落，没容它发出任何叫声，就干净利落地，将其宰杀。第二天早上，养鸡邻居发现了粪坑里漂浮起来的鸡毛，肯定猜到了是谁干的，她的指桑骂槐，把我和长远从睡梦中吵醒，我俩闻之捂着嘴捧着腹大笑不止，却不敢发出一点声响。这是我当知青以来唯一的一次偷鸡，为减轻负债感，我在心里自我安慰说：是它自己找上门来的，与我和长远毫无关系。对那一顿有鸡肉锦上添花的丰盛晚餐，我和长远至今记忆犹新，我一直觉得这是上苍的恩赐，让我们在最需要补充营养时，送给我俩的特殊礼物。今天我必须对它的主人说：当年对不住了，感恩！

第二次高考

　　一九七八年的高考，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考试，无论天南地北，城市乡村，全中国的高考时间和考试科目安排，试卷和试题都实现了完全统一，并事先公布了全国重点和非重点大学名录，以及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名额，让所有考生都知道了按重点、非重点、大专的排列，分批次录取的考录程序；最大的改进是：各地要在公布了录取分数线，以及考试成绩以后，考生们方能根据自己取得的成绩和正确判断，填写报考学校及专业志愿；避免了无的放矢，眼高手低，盲目选择，甚至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弊端。文科和理科考生除外语成绩仍作参考外，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语文、政治、数学这三门基础课程的考试，文科生需分别加试历史和地理，理科生需分别增考物理和化学；还将一九七七年冬季第一次考试时，按四科计分的方式，改成了五门课程，均按百分制计分，让整个考录过程一目了然，公平公正公开，完全处于阳光下运行，令所有人心悦诚服。

　　经过几个月较为充分的复习准备，我和杨长远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八日凌晨，早早起床，去乡场上的小食店吃过早餐后，怀揣户口簿，带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和笔记本等资料，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迎着江风吹送过来的阵阵稻谷清香，提前两天，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再次应考的征程。终于走出这关闭了数月的小屋，举头天高云淡，放眼豁然开朗，沿途四野金黄，处处生机盎然，让我俩重新感受到了自然的活力，以及体内血脉仍在蓬蓬勃勃地奔涌，不由得从心灵深处，生发出了洞中仅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感慨；越过山丘，渡过龙河，跨过长江，仿佛修行闭关之人，重新返回到俗世人间。数月未进的丰都县城，洒满灿烂阳光，县委招待所里住满了前来应试的知识青年；我俩安顿好后，先到县教育局排队领取了准考证，再去设在丰都中学的城关镇考场，按编号找到了自已准考证上的座位，我的编号是涪丰4008。

　　从七月二十日早上七点半政治考试开始，到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结束，在三天时间里，我们分上下午，考完了包括英语在内的六门课程，我发现自己除在时事政治和数学答题中，因复习时有遗漏，没能完整做完试题以外，其余几科考试，都发挥得比较正常，及格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以前常听同学说：几何几何，叉叉角角，老师难教，学生难学，但在这次复习考试中，我对平面解析几何，以及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掌握得还比较好，几乎没有出现太大的失误，自我感觉几个月来的努力，应该没有白费，但最终结果究竟如何，心里仍有些忐忑。长远兄在考试那几天，显得有些紧张，考试结束后就告诉我，可能整体发挥得不太好，心里完全没底；依几个月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努力和付出，一点也不比我少，在我俩互帮互学中，我发现他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得也比较全面，如果发挥正常，他一定不会比我考得差，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只能安慰他：不能失去信心，一切皆有可能。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考完英语以后，我和长远就去了周明家，几个月后再次重逢，大家都显得非常兴奋，得知他发挥正常，亦为他感到高兴，但遗憾的是：不管他的考试结果怎样，按规定也只能报考师范院校的体育专业；家里二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给了我们充分肯定和赞扬，衷心祝愿我们心想事成。

　　回乡去等待的那些日子比较难熬，每天都要到公社去打探消息，加上刘国强等大部分知青，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农村，因此只有我跟长远，常在双路场上碰面闲聊，在无所事事中，期盼着那不知究竟如何的结果，耐心等待着那不知何时才会到来的通知。由于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去掉了紧箍咒的知青们，变得万事不求人，与当地干部、农民和场镇居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从公社到大队生产队，再无人来管知青，至于他们干不干农活，呆在什么地方，也没见有人来过问。八月下旬，我们终于在公社告示栏中，看到了高考上榜人员的喜报，整个双路公社，只有我和万德蓉榜上有名。记得当年四川省的大学最低录取分数线，理科为二百六十分，文科为二百七十五分，不算外语我总分考了三百二十八分，上重点大学应该不是问题。当天抑制不住内心喜悦的我，在双路邮电所，给家里拍了一封加急电报，再到知青点找到杨长远，给沮丧的他说了一番安慰和鼓励的话，就赶去县城参加体检，得知周明也上了榜。

　　第二天我去县教育局填报高考自愿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在可选择五个学校十个专业的自愿表格里，只重复填写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这一所大学，专业志愿也只填报了建筑系的两个专业：建筑学与七八年才恢复的城市规划；随后又按通知，参加了建筑系特别要求的美术加试，没想到周明的父亲周邦达和向亚仙老师，居然都是监考官。九月中下旬的某一天，当我在双路公社邮电所，终于盼来了在信封上，印有红色字体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用牛皮纸做成的专用信件时，以为自己的所有愿望都得以实现，欣喜之际不觉已热泪盈眶，打开信封才知道，录取我的并非建筑系，而是志愿中没有填报的道桥系公路工程专业，当时的我真的有些泄气，打算放弃不去，来年再考，后来去县教育局了解到，七七级弃考不追究，如果七八年不服从学校分配，将取消五年考试资格，在万般无奈中，只好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决定去学与美术关系不大的道桥专业。多年以后我才庆幸和明白，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当今这个时代，中国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与艺术和美术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

　　一九七七年和七八年两次高考，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三年，它留在我们这代人，特别是下乡知青心中的记忆是永恒的。七八年川汉公路宣传队的好友周明，被西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录取，还没收到正式录取通知书，就被学校电报通知提前入校，代表重庆市北碚区参加了市运会，获得重庆市田径运动会十项全能比赛冠军，然后又代表重庆市，参加省运会，获得全能比赛第三名；余晓灵放弃数学考试，以缺一科的文科总分，仍然被涪陵师范学院中文专业录取；陈志平七七年考文科，本已得到涪陵师范录取通知书，七八年改考理工科，数理化考得不夠理想，总分距录取线，少了三十分，而未被录取，让人抱憾不已；余勤参加七七年高考后，接到丰都师范数化大专班录取通知书，开学时没去报到，打算七八年重考，但其在丰都中学任教的父亲，却接到县教育局电话，要他协助解决本县中学师资短缺问题，督促余勤前去就读，否则五年之内不准他再考，并停发了他父亲的工资，两个多月的对峙，其父拿不到钱养家，为了生活只得屈从。余勤在丰都师范寒窗苦读三年，毕业时却因学校办学条件不达标，最后只获得了中师的学历。

　　我重庆二十一中高中班同学，除七七年已经去学医的黄萍和李红外，又有孔若飞考上了重庆大学电机系，毛果考上了重庆大学数学师资班，杨平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水港系，初中班同学宋小元考上了重庆医科大学；与我同公社打篮球的万德蓉，被成都体育学院运动系录取；重庆四十二中江老师的大儿子江渝被四川大学中文系录取，二儿子江潮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水港系录取，小女儿江汀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录取，成就了一家三兄妹同时上大学的传奇；綦江古剑山上的知青朱敏，文科考了二百六十八分，数学考了一分，虽然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都及格了，但总分被数学彻底拉垮，最终以七分的差距，改写了人生轨迹，一九七八年底，他当兵离开农村，上越南前线打仗，在尖刀班的五天五夜里九死一生，转业后回到了山城重庆，后来陪朋友去北京考中央戏剧学院，没想到朋友没考上，他却被导演系录取；与朱敏是中学同学的我堂弟周长春，那时已在亨达利钟表行工作，第一天考试进场时才发现，准考证被忘在了家里，缺考一科的他，从此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当年其父是重庆招办主任的陈费加，参加了一九七八年高考，差三分上录取分数线，数学也只考了一分，不得不与大学梦擦肩而过。

　　一九七八年我离开双路公社后，杨长远到公社完中做了一学期代课老师，同时和学校的李韦力老师，一起继续复习，一九七九年再考，虽然上线了，但最后依然落榜，后来与在校生越来越难的竞争中，又考了两次，上线了一次，然而命中注定，依然又再次落榜；一九八一年，他回到重庆，先去五一技校读了两年书，后分配到重庆三十中教导处工作，一九八五年，他开始自修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至一九八八年毕业，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如今虽已从三十中退休，却接受反聘，还在为教育事业发展努力工作。那些年，有无数像杨长远那样的知青和城市待业青年，通过职大、夜大、电大、自修等各种途径，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铸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一九七六年，双路公社推荐去西农上大学的秦华生，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九年元月毕业后，按社来社去政策，回到了丰都县，在双路区农机站任机务长，主持安装了镇上的自来水。同年六月，他在没时间复习的情况下，参加了一九七九年文科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一九八三年毕业留校教授中文系写作课，一九八五年考入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一九八八年毕业后留京工作，成就斐然。回首往事，我们那一代人中有无数的求索者，当年他们那些充满艰辛的求索之路，以及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和动人故事，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离开前进二队那天早上，我煮了十几个从自留地里，刚摘下的新鲜玉米作早餐和路上的零食；离开那间呆了一年多的土房时，大院里的几位邻居，前来给我送行，我除了把那张从四九三队带来的柏木床，拆卸带走了以外，其余的家当和衣物用品等等，都留给了对我关爱有加，用手扶拖拉机，送我去县城的秦大队长和邻居们。那天傍晚，在绚丽多姿的彩霞中，我碰巧又登上了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第一次下乡时乘坐的那艘东方红三十八号客轮，告别了把我从不识愁滋味的懵懂少年，变成历尽艰辛，饱尝疾苦青年的第二故乡；当暮色中的名山和那灯火阑珊的小城，在我视线中渐渐消失的时候，我满是喜悦的心中，却莫名地陡增了一丝惆怅，那刚过去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恍然如梦似幻，带着伤痛与酸楚，随风飘散在大江的暗夜中，只留下无尽的乡愁，永存心间。

　　一九七八年十月，正当秋叶撒满校园时，我与考上重庆大学的高中同学孔若飞相约，一起来到沙坪坝，先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新生报名处，办完了我的入学手续以后，在先到同学的带领下，来到学生宿舍，放下行李，参观校园，然后再陪他到一路之隔的重庆大学去，完成了他的入学程序。从那一天起，我和他与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走进了神圣如殿堂的大学校园，从终点重新回到起点，开始了三年前，我们就应该拥有的大学生活。一九七八年，全国有六百一十万人参加高考，原计划招收二十九点三万，经扩招十一万总共录取了四十万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六点六。有人说：这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炼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机会的幸运群体，是一个经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脱颖而出的群体，是大浪淘沙后，一个特色鲜明的群体。

　　在那个所有梦想都可能成真的特殊年代，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入校加入校文工团后，文工团里建筑系的老师偶然看到我的画后，充满疑惑的问我为什么不报考建筑学，并主动到系里去争取，想把我从道桥系转到建筑系去学习，但此时教育部刚有文件规定，禁止在校生转专业的行为再次发生，让我又一次失去了实现理想的时机；更没料到的是：我大学毕业后，在重庆市设计院市政室已安心工作时，因单位需要，竟又重新获得了带薪学习建筑学的机会，命运带我绕了一个大圈后，又重新让建筑学和建筑师，这与我有不解之缘的专业和称呼，成了伴随我终身的职业，还让我在建筑学院教书育人，甚至成为了建筑学院院长。当年邓小平曾经说过：再过二十年，中国社会的臂膀和脊梁，就会是这一批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诚如斯言，我们正当其时，有幸成为了这个大时代，最为幸运的弄潮儿。

2022年2月11日于重庆

（文中图片除本人旧照以外，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本文作者】笔名博毅，越人后代，祖籍宁波，生于重庆，理工男，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道桥系和建筑系；现任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理事，地域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山地建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名誉院长；重庆交通大学客座教授；重庆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委员会委员；曾担任过重庆市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海南分院副院长，第二建筑设计所所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重庆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西部设计院)总经理、总建筑师，周毅工作室主任；重庆建筑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副院长，执行总建筑师，董事，兼三分院院长，其间兼任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建筑学院院长近八年；退休前任重庆同和建筑设计事务所董事长，总建筑师。从业三十多年来，担任总设计师和项目设计主持人，亲自完成过近两百来项复杂且具有重大影响的重点项目设计，曾获得过詹天佑奖、鲁班奖、城市标志性建筑设计奖、世界华人建筑师设计奖等奖项，撰写和发表了《吊脚楼，一座城市的故事》、《大型国际会展中心设计初探》、《关于加快调整和完善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思考》、《感悟山水文化》等学术论文。退休后加入重庆某合唱团，除了唱歌、排练、比赛以外，旅行、摄影、写作、做家务、从零开始学弹钢琴…，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