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母亲诞辰一百周年

梧桐静听雨

（上） 我们兄妹七个不叫爸爸叫满爷（ya），也还好理解，因为父亲在五兄妹中排行老满；可为什么不叫妈妈叫孃孃（niang)，可真有点费解了。（我们那地方叫父亲的姐姐或妹妹叫孃孃或姑姑）。 外公是中医世家，读过几年私塾，年轻时从江西迁往武冈，开一中药铺——《元和堂》行医，医术精湛，远近闻名。娶家境殷实的朱氏为妻。于壬戊年（1922年）正月初八子时生下母亲，取名为张智云，外公取这名，也许来自唐.岑参的：“渺渺云智远，幽幽海怀长。”的诗句吧！ 母亲诞辰一百周年，早就想写点什么了，写什么呢？母亲是很平凡的一个人，那么，平凡人就写点平凡事吧！ 母亲闺中十五年，没念过书，花一样的年华，带着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十六岁便嫁给同样没进过学堂的父亲，从此便踏上了有喜有乐、有苦有涩、有笑有泪的漫漫人生之旅。 母亲十七岁生下老大，初为人母，可以想象当年她那欣喜的眼神，幸福的模样。 十三年间一连生下我们七姊妹，（六男一女），且全部带大成人。取名也很讲究，尾字都以“煊”字共之，中间分别为：瑞、金、盈、聚、美、端排列，唯一女儿（排行第六），生在腊月雪花飘舞、梅花盛开、溢满梅香且月圆的日子，便取名为月梅。看这一串名字，哪像没读过书的人给取的，每个名字，平仄协调，朗朗上口，含义深邃。 母亲生我们七个就带成七个，那年代，生孩子全部在家里，没一个在医院出生，七里八乡，啧啧称奇。也因为母亲的聪明、善良，故很多生孩干贵（生后难带成）的，生下孩子后就来拜认亲孃，凡正式拜认的干崽，其名与我六兄弟一样，尾字多以“煊”字贯之。有定煊、立煊、华煊、义煊、绍强等。说来也怪，自拜认母亲为亲孃后就真的易养成人，顺风顺水了。 从佛教的观点看，母亲是有善缘，有人缘，也很有佛缘的人。 十七岁的母亲带着老大跟着父亲到了新宁，租住在新宁南门张家巷。在一朋友的担保下，在城里一布庄赊几匹布，然后挑到乡下去卖，过几天回来再付清前面赊的账，就这样周而复始。母亲带着大崽，在家里摆个小摊，卖些针头线脑、荸荠、米花、爆米糖之类，以添补家用。 那时的母亲是快乐的，嘴角含着笑，心里有希望！ 母亲生老二的那天，父亲在乡下，母亲痛苦地挣扎了一个晚上，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真是“儿身将欲生，母身如在狱。”，终于在晨曦初露时分娩了。脸色就如同一张白纸，可看到二崽那粉嘟嘟的小脸会心地笑了。 母亲是坚强而有韧劲的人。 第二天，父亲回来了，带着一脸的疲惫与沮丧。原来就在母亲痛苦分娩的那天晚上，父亲也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父亲投宿在一家客栈，与老板是熟人，把几匹布寄存在客栈里，便在附近一桥下洗脚，忽然看到一个人戴着斗笠，鬼鬼祟祟，便起了疑心——可能被土匪盯上了！当天晚上就没回客栈，到村公所一朋友处借宿一晚。 不出所料，那晚深夜，来了一群土匪，冲进客栈，老板惊醒，正欠身起床，啪地一声，枪响人倒——死了。土匪知道这老板会武功，本想吓住他，土匪看到死了人，随便捞了些东西便逃之夭夭了。 事后，客栈老板家人找到父亲，要求父亲承担喪事的所有费用。最后，在朋友的斡旋下，父亲也为了息事宁人，把存在客栈的几匹布以及身上的钱全部给了那老板的家人，才算完事。 父亲说完，摇摇头，愁苦着脸，唉声叹气着。 “阿弥陀佛，吓出我一身冷汗，人没事就好。”母亲疲惫而坚强地劝慰父亲说，“布丢了就丢了，欠了债慢慢还，退财行安乐，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大不了从头再来”。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心胸豁达、受挫折后能挺直腰杆继续前行的人。 民国三十三年，母亲生下老三后的秋天，听闻日本鬼子快到新宁了，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上面发了难民证，满城的人来去匆匆，人心惶惶。有从东安过来的朋友告诉父亲，日本鬼子快来了，还不走就来不及了。父母商量决定，明天早上就走。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挑一担箩筐，里面塞些衣服，一头坐着刚满二岁的二崽，一头坐着四个多月大的三崽；而母亲则背一包袱，拉着还不到五岁的大崽，跟着父亲往西边逃难去。 走了没几步，依依不舍的母亲，回头凝望着她生活了六年的地方，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再见了，我要好的邻居；再见了，我的要好的朋友；再见了，我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水井。眼神里有些许眷恋…… 还没走出几里地，就走不动了。母亲毕竟是一柔弱女子，还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大崽。“走得这么慢非坏事不可。要不，雇顶轿子吧？”父亲说。“行！钱花了再赚，逃命要紧。”母亲果断地说。就这样，在傍晚到达石门，住宿一晚，第二天接着赶路，千辛万苦，举步维艰，终于到了麻林洞。 他俩为什么选择麻林洞避难，那是有考虑的：因为麻林瑶族乡地处雪峰山和越城岭山脉的交汇处。全境被高山陡坡包围，群山密集，溪沟纵横，峡谷交错，非常偏僻。估计鬼子不会到这里来，就是来了也好逃，钻进密林里也就万事大吉了！ 你看看，这俩没进过学堂的脑瓜子也够灵光的。在麻林洞避了好些天，等风声过后，才辗转回到武冈。 事后才知道，好险啊！就在他们走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号，日本鬼子自东安走小道，越雷劈岭，进入新宁县境，进城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尸橫遍衢，血流成河！母亲常用的那口井，井里井外都是尸体，真是惨不忍睹。 父母租住的南门张家巷基本被烧光，说来也巧，只剩下父母住的那房子与两隔壁没烧。那些家具，都是父母日积月攒慢慢置办的，据说后来都送给了邻居及朋友。 回武冈后，于日升街租熊老板一临街房子，门脸可做生意，这南门外一条街，叫六合街，南乡的人几乎都从三里亭进六合街过梯云桥城，那时的六合街可热闹啦！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简直就是一小香港。 母亲脑子灵，看到了商机，便要父亲开一布桩，匾额为——《光云福》，因为父亲在唐氏族谱里是光字辈，母亲名里有“云”字，各取一字连着“福”，母亲又在门前摆个摊，什么好卖就卖什么。母亲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母亲在这几年中，陆陆续续生下老四、老五。母亲不心甘，想要个女儿，咬牙再生一个，果然有女儿缘，真是欣喜若狂。过二年，还想要一女儿，结果出来一个我，还是一带把的。母亲虽有点小失望，抱起我说：“小家伙，带把就带把吧！你就是我的满崽了”。至此，大的十三岁，小的襁褓中，一溜七个站成一线，就如马路边一排杨柳延伸至地平线…… 每天天一亮，这个哭，那个闹，家里就是一花果山，亏了母亲，挑水碾米，洗衣做饭，饿了的给块红薯，哭了的抱着哄哄，打架的屁股上给二巴掌。 每天忙忙碌碌，走路带风，脸上带笑，母亲就是一带电的陀螺，晚上我们都进入梦乡了，她还在不停地转…… 母亲每天不知疲倦地追着太阳跑，因为我们七姊妹就是她捧在手里的太阳！母亲是追着太阳跑的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租住在半边街一朱姓的房子。到一九五六年，房东要将房子卖给别人，母亲一听到这消息可急了，与父亲找到朱老板说，你要卖房子也得先问问我们吧！你卖给别人，我这一大家子住哪里去？最后朱老板答应说，你给90元，房子就是你的了。 母亲赶紧想办法，起了个一月五元的“会”（这“会”就是参加的人每人每月出五元，起会者拿第一个月，其余拿的顺序由抓阄来决定，如果其中一个某月拿不出来，就由起会者负责，一般起会者邀请参会的都是那些讲诚信的），母亲真有人缘，邀了十来个邻居朋友亲戚参加，拿了头一会，再加上家里的所有积蓄，可还差十元，最后向小舅，小姨各借了五元，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子是买下了，可这么多人张口吃饭，还要还债，母亲想办法，找门路。父亲豆腐社上班，老大带着老二去给供销社送货，远的地方送城步西岩，有四十多里路呢！可怜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挑上几十斤货，那得吃多少苦遭多少罪啊！ 而老四、老五还小，清早去城里走街串巷卖豆豉饼，晚上去电影院、祁剧院门口卖瓜子、花生、盐豆子之类。 就这样，全家还是处在半饥饿状态。如果不是母亲的执着，这么一大家子哪有落脚的地方？！如果不是母亲绞尽脑汁想法子赚点钱，一大家子怎么活？！ 母亲真是一个能干、有头脑、有办法的人！ 五十年代末，老四、老五也能帮上忙了。拾煤渣，捡菜叶；上山挖笋、取蕨子；下河抓鱼、捞虾子；经常跟着父亲去栗山挑煤炭。把生活的苦尝了个遍，小小年纪承受着一种怎样的磨难？！可日子还是过得好艰难！ 那还不算，真正的饥饿来了。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那三年才是真正的苦日子！ 每天二餐饭，那饭，其实就是红薯里面放点大米，还只能半饱。红薯没了，米也没了，就煮雪里蕻吃（连猪都不爱吃）。家里的米桶在我的记忆中经常是空的，可怜那些老鼠啊，也是饿疯了，整晚整晚地啃米桶，吵得你睡不着觉，我在床上曾多次说它们真傻，你们就是把米桶底咬穿了，里面也是空的呀！ 在我饿的时候啊！特别是听到“野菜粑粑喔～～野菜粑粑喔～～”那就更饿！那是三里亭一个叫“花椒”的人来卖野菜粑粑了，其原料大概就是野菜米糠之类吧，加点糖精，好吃极了。想买吧，可兜里比脸还干净，就只有谗的份。 春天来了，和煦的阳光下，母亲就带着我们去挖野菜：那水牛花昂起头，戴一顶鹅黄色的小帽子，是那样的诱人，放点米糠之类熬成糊，那叫一个享受；还有那马齿苋（俗称马屎汗），绿色的身子匍匐在山坡上，肉肉的，放少许盐，酸酸的，能吃一大碗。可怜母亲吃什么都让着我们，一听到我吃了还喊饿，又从碗里拨些给我，亏了母亲还不到四十岁，脸上没一点红润，额头上早早就爬上了皱纹。 尤其记得那年秋天，家里煮了一大锅冬瓜藤，切得挺细，放点盐，煮一煮，好吃，我吃了二碗，肚子胀得鼓鼓囊囊的，挺满足，终于吃饱了一回。 可到第二天就惨了，想拉拉不出，肚子胀得圆鼓鼓，疼得哇哇大哭。母亲闻讯跑来，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安慰我，别怕，你把屁股撅起来，娘给你弄出来。用棍子吧，又怕弄伤我，就用手一点点往外抠，抠出来一大堆，我回头一看，母亲边抠边无声地流泪…… 日子再难也得过，为了我和姐二个最小的能活下去，父母就定了一规矩：凡父母不在家，不管家里煮什么吃的，大的分好后要让老满先挑，然后是姐选。说实话，那几年饿死的不少，我们却活过来了。 记得那年的春天，离我家十多间铺子的李大娘（资江二队）死了，因为她晚上在生产队的地里偷了二个红薯。这红薯是前一天刚种在地里的，为了防止有人偷，还在红薯上淋了大粪水，可她扛不住饿啊！挖出二个，刚吃了几口就被抓住了，生产队连夜开会批斗。不知道什么情况，第二天早上李大娘的尸体便浮在雷打桥下的南门河里了…… 唉！为了二个红薯掉了一条命，那真叫一个惨！说真的，我们一家大小能逃过这一劫，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父母夙夜操劳，宁可吃苦受累也要护儿女周全，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怀？！尤其是母亲，爱我们，爱得是那样深沉，爱得那样光芒四射！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几个关键的节点，把握不好会影响人的一生。 那年老二报名参军，谁都知道当兵的苦，平日里训练是冬练三九，夏练酷暑，可一旦爆发战争，上了前线就是生死未卜了。这些母亲都知道，可还是全力支持他。老天不负有心人，老二在部队吃苦耐劳，滚爬六年后转业到了铁路局工作。 老三是几个哥哥中最想读书也是最能读书的一个。从小到大从不到外面玩，放学回家后写完作业就看书，被大家称为“三妹子”。一九六零年，他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并且是考上了全省都有名气的学校——武冈二中。可读了一个学期后读不下去了。因为家里穷，哪有钱交学费啊！况且不读书还可以挣口吃的。 新学期开学第二天，他的班主任成思雨老师来家访了，成老师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第二天又来了，说学校可以给他免学费，让他来读书吧！别耽误了他的前途。母亲当即语气坚定地说，读，一定读。非常感谢成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