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忆：重走红25军长征路（一）

张有安

《导读》

2021年岁末，学兵战友袁志刚送了我一本由他主编的题名《民间记忆：重走红25军长征路》的书。这是他随同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重走红25军长征路》采编组、历时13个月，沿着红25军长征路线，登临旧战场、祭扫烈士陵、拜谒革命遗址、采访沿途民众后將影像资料和采访笔记汇总而成的一部图文并茂的大作。

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苏区红军战略转移，国民党匪军及还乡团对红军家属进行了灭绝式屠杀。红军子弟们为了活命，这群“平均年龄不足十六岁，十二三岁的娃娃兵有数百人之多，最小的娃娃兵只有八岁，”的这枝三千人的队伍，竞在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惨烈搏杀、浴血鏖战，纵横鄂、豫、陕、甘、宁，历时十个月到达陕北，演义出了一场极具传奇色彩的长征。

这枝三千人的队伍，最终有近一半人战死在了征途，成为了埋骨它乡的“无名烈士”。在鄂豫皖苏区烈士陵园，有十三万名烈士永远躺在那里。在全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算起,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仁人志士共有2100万人。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是的，新中国来之不易， 忘记了为建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政权而英勇牺牲和为之奋斗过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们，就是背叛共和国，背叛人民！

“英雄不怕牺牲，就怕被遗忘。”

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历史，从《重走红25军长征路》这曲荡气回肠、慷慨激昂的生命壮歌中，在精神上来一次洗礼。在思想上来一次升华吧！

张有安于壬寅大年初二日

袁志刚，男，汉族，天津人，67岁。曾在铁道兵13师修理营当兵，复员后，在西安、郑州公安、检察系统工作近20年，后转入西安铁路局旅游集团任总经理。退休后，在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任秘书长。八年的摄影实践，参与了《百年陕西》《古文化村落》《宝成铁路图鉴》《抗战七十周年》《陕西非遗文化系列图册》的拍摄和编辑；主编撰写了《重走红25军长征路》《晋陕大峡谷》图书。



这是一次洗涤心灵的红色之旅，也是一次探寻长征传奇故事的征程。许多朋友在问，你们找到红军了吗？找到了当年那些红军妈妈了吗？一路走来，红军真的还在。红军的故事还口口相传，老百姓的记忆满满的，百姓温暖的情怀都融化在长征精神里。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不要忘记那些英雄。

1934年11月16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支部队，从罗山何家冲悄悄出发，踏上了生死未卜的“战略转移”之路。

这支部队就是红25军。十个月后，一个奇迹诞生。

红25军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先锋；

红25军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增员800多人的部队；

红25军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部队；

红25军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支组建了红74师，播下了革命火种的部队。红25军在大革命时期，是红军的一支特殊部队，而后来更成为一支重要的“战略机动部队”。

举世闻名的长征共四支力量：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前三支力量的长征，人们早已熟知，唯有红25军的长征，却鲜为人知或知之不多。

应该说，红25军长征，对于改变中国革命的命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长征后的红25军，处境异常艰难。当时的中央红军还未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主力部队还在风雨飘摇中彷徨。红25军又无法联系到中央，只有完全凭自己的判断做事了。

事物总是物极必反。正因为如此，也就使得红25军的行动有了很大的自主权，而未受制于左、右倾军事主义的干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造就了红25军在艰难的历程中寻求到最佳的生存环境。红25军的主要领导吴焕先、徐海东又是一对懂军事、会打仗、英勇无畏的将帅。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经历了鄂豫皖苏区的建立，又经历了两次反“围剿”重大失败，有着刻骨铭心的经验和教训。血的洗礼让他们懂得了如何生存如何打仗。

红25军，从何家冲到桐柏山，又到伏牛山，从鄂豫皖到鄂豫陕，从陕南绕道甘肃到陕北，进行了大范围的战略机动。在运动战、游击战中寻找歼敌的战机，寻找发展新根据地机遇。最后，红25军选择了连当时中央红军也未考虑过的陕北苏区，而且早先到达，为中共中央和整个红军开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八年抗战的根据地。

毛泽东曾说：“徐海东同志对革命是有大功的人”。为什么对他评价这么高？我们理解：一是“偶然做了中央红军之向导”。这个“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虽然它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一支劲旅，但它的指挥者善于从血的教训中，懂得了如何打仗，如何建立革命根据地，如何留下革命火种。说明这是一支非常理性又有战略远见的部队。

二是有大局意识。吴焕先、徐海东坚持建立陕南根据地，伺机抓住机遇创建新区。从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佯攻西安、攻打天水、翻越六盘山、威逼平凉，切断西兰公路，红25军一直在策应中央红军。以最大力量减少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从这一点，有着全局性战略意识。

三是军领导身先士卒。从河南到陕西再绕道甘肃，国民党军以数十倍的兵力，前堵后追。紧急关头，军领导总是挥舞大刀，冲在最前面。这是一支全军将士打仗不要命的队伍，靠的是一股狠劲，一次次虎口脱险。

红25军没爬雪山、过草地，但在长征中，却牺牲了省委书记、军政委；军长、副军长均身负重伤。这些，在红军所有长征队伍中，是仅有的情况。所有军领导在打仗时,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视死如归，这就是红25军克敌胜敌的法宝。难怪张学良带领数十倍的国民党军，从河南追击红25军到陕西，却从未打过胜仗。以至于“西安事变”时，主动向周恩来提出，请红25军驻扎潼关，抵挡南京征讨大军，以确保东北军、西北军的安全。

虽然这支部队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孤军苦战，命悬一线，但却每战必拼，绝处逢生，就因为他们的非凡战法和搏命精神，于古今中外皆罕见。

但就是这么一支传奇军队，这么一批传奇的人，传奇的故事，却长期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80年过去了，中国如雄狮醒来，在列强帝国面前站起来了。我们是否会想到，在那个年代的红25军——这群扛枪拼命的孩子们。是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红25军这段光辉历史，吸引着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组成采访分队，行走一年零三个月，重走了红25军当年的长征路。我们的故事就从头说起......

《战略转移:何家冲 — 铁锁关》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大肆“清乡、清剿、围剿”。随着敌重兵蚕食，鄂豫皖苏区日益缩小，红25军处境非常艰难。为保存革命力量，在接到中央指示后，被迫踏上长征之路。

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罗山县何家冲银杏树下举旗出发。

一路上，红25军穿行于敌人防御甚严的桐柏山区，血战独树镇，进入伏牛山区 。历经光山县、罗山县、桐柏县、泌阳县、方城县、鲁山县、栾川县进入豫陕交界处的卢氏县。即将进入陕南时，在朱阳镇、五里川遇到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危难时机一个货郎的出现，让红25军沿着山区一条罕为人知的“油盐小道”，突围进入陕南商洛山区。

1934年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开的省委会议和在七里荫岭的战斗，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这是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第一个阶段。

《斛山寨——长征前的最后一仗》

1934年初冬，坚持在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生存环境。数年后，徐海东曾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倾诉：“1933年12月为止，鄂豫皖约一半地区变成荒地。整个一度富庶的地方，只剩下稀稀落落几所房屋。牛全被赶走，田地荒废，几乎每个被白军占领的村子都有成堆的尸体。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省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在东西四百里、南北三千里之内全部人口或被杀，或被迁走。经过一年的战斗，我们从白军手里收复了某些地区，但是当我们返回时，发现肥沃的田地已变得荒芜了，仅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幸存下来，他们告诉我们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我们不能相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1933年11月，我们从天台山和老君山苏区撤退时，那里有六万人。两个月后，我们返回，发现那里的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他们的房屋被烧掉和炸毁了，整个地区只有不到三百个老人，几个病弱的小孩。”

红25军从成立约7000人，此时仅剩3000人，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消耗殆尽，危在旦夕。因而，“战略转移”迫在眉睫。1934年11月4日，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来信说：“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25军到鄂东来找我们。”

自从张国焘于1932年10月带主力部队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孤军奋战如同脱线的风筝。此刻，终于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政委吴焕先、军长徐海东当即率红25军出发。

红25军从葛藤山出发，且战且走，连续行军200多公里，接连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终于到达光山县的斛山寨。

11月8日，斛山寨，迎来一场恶战。

原来紧追不放的国民党东北军107师、117师各一部，敌64师三个团，65师三个团共10个团的兵力跟踪而至，将斛山寨的红25军紧紧包围，轮番进攻，甚至出动了飞机轰炸。长途跋涉，异常疲劳的红25军面临危情。徐海东、吴焕先当即决定，以第74师占领和坚守斛山寨阵地，箝制消耗敌之主力。以第223团迂回到敌侧翼实施反击，使红25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此战大获全胜，击毙、俘敌约四千人，还缴获大批物资。

这场胜仗，换取了一段难得的安定。为之后召开“花山寨会议”创造了可贵的条件。这也是红25军长征前的最后一战。

花山寨会议 —— “小遵义会议”

红25军在斛山寨稍作休整，11月9日经砖桥、椿树店继续西进，于10日傍晚来到花山寨脚下，与早几天就到此的程子华、郑位三和戴季英等人汇合。

当晚，徐海东登上花山寨顶，察看了周围地形。然后将会址选择在南周洼村一户较为隐蔽的农家里。花山寨西有花山湖作天然屏障，东面是平坦的农田，唯有一条田埂通入村子。尤其是村南面的“犁铧山”与净居寺的“牛头山”相连，攻能进，退能守，是个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

新中国成立后，百姓为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从这里出发，将犁铧山和神磨石岭分别更名为“红军山”和“长征岭”。

会址确定后，徐海东立即布置红军警戒、宿营和搞粮草。花山寨周围2公里内的大小路口均设哨卡，与花山寨遥相呼应的扇子塝、犁铧山、神磨石岭、九龙山等高地均挖战壕、筑工事、架起了机枪……红军战士全天候守卫在阵地上。

会议期间，除了山地战壕外，在周洼、梅洼、潘湾、寨店、兰湾等几个村庄内，还有近3000名红军担当警卫，防御敌人突袭。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当时的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25军主要负责同志：鄂豫皖代理省委书记徐宝珊、红25军政委吴焕先、红25军军长徐海东、代理省苏维埃主席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鄂东北游击司令戴季英。

会议分为两阶段进行。第一次由郑位三向省委书记徐宝珊转交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部长、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对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口头指示。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具体意见。

当晚，进行第二次会议，由徐宝珊主持。吴焕先首先进一步讲解、分析党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战略决策和人事调整，没有请程子华参加，因为他当时不是鄂豫皖省委负责人。

最后，会议形成四项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省委成员的补充、红25军整编及红军领导人职务变动等问题。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

据程子华的回忆：“会议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郑位三同志告诉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25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作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以后告我，省委已经作了决定，不改变了”。就这样，改任徐海东为副军长，程子华任军长，增补为省委常委。1934年12月11日在陕南蔡川整编时，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三兼任政治部主任。

会议还确定部队整编方案：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当时，高敬亭在皖西，未能参加花山寨会议，他也不知道省委已率领红25军出发长征了。由特委书记罗陂孝、副书记徐诚基和何耀榜组织一支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传达省委指示。留下的小部队及干部组建了红28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

会后，红25军积极进行了战略转移准备，首先将进驻花山寨附近的鄂东北道委西路军（光山游击队和独立第六师）补入红25军，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光西独立团亦旋即补充编入红25军。部队开拔，迅速转移至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落实整编。

郑位三后来同程子华说过：“过去，中央一再指示我们走出去建立新根据地，省委对25军的战略转移，也有过充分的酝酿。但是，我们不敢走远，没有脱离鄂豫皖的思想，只是在根据地周围搞了几次。经过半年的实践，省委已经认识到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是不行了。但是，走出去又觉得没把握。再说，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往哪儿走呢？”中央这次派程子华来“和红25军一见面，在花山寨一夜就决定。可见焕先、宝珊他们已酝酿成熟。”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花山寨会议是红25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是红25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长征；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8军的重建与壮大。它就像遵义会议一样，成为决定红25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后来有人将此次会议称作“小遵义会议”。

我们寻访红25军长征踪迹的活动，也是从花山寨开始的。

2015年4月15日，采访小分队从西安出发，穿秦岭、过商洛、进南阳，直奔信阳市光山县的文殊乡。快到时，见县道上方横着大标牌，上用鲜红大字写着：“花山寨是二十五军长征决策地”。路边灯箱上指示着《花山寨会议旧址》的位置。继续前行就来到周洼村，这个坐落在山洼里的小村庄，就是当年的花山寨会议旧址。

在村民的引荐下，我们找到已经80岁的原村支书陈天成。听陈支书讲才知道，村口的竹林也是有故事的。当年红25军74师政委姚志修和团政委胡柱先在斛山寨战斗中负重伤并牺牲在此。为了纪念他们，徐海东军长派人在坟前栽了几棵翠竹。解放后，当地人把它叫做“海东竹园”。一是纪念斛山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官兵；二是纪念徐海东将军。

我们随着老支书来到墓前。老支书指着墓碑说：“这９块墓碑是有真实姓名的红军官兵，实际上当时牺牲的红军官兵远不止这几个人。这9个人中，职位最高的是姚志修，当时是师政委。还有一个是文殊乡匡湾人，叫匡占华，当时是红军的炊事班长。”

是啊，仅斛山寨一仗，我军歼敌4000多人，但自己也伤亡600多人，他们中很多都成了无名英雄。

清明节刚过，石碑前给烈士的花圈还在，碑前碑后松柏低吟，细雨飘落，让人无不默默哀思，肃然起敬。从土丘边下望，低洼处静卧着几处破旧的土坯房。老支书说：那就是当时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等首长的临时住所和红25军医院。如果不是从土丘往下看，谁也不会知晓这低洼处还有这几处房子，可见当时开会时特别注意隐蔽性。

我们下坡来到了土坯房前，看见大门边上挂着一块黑色的牌子，写着“红25军保卫处”。这座房子在村南边的入口处，适合保卫与警戒。再往村里走，又见到一座门牌为“花山村405”的土屋悬挂着“红25军军部指挥部”的牌子。绕过“指挥部”再往里走，才见到挂着“花山寨会议会址”牌子的小院。这就是绕过山包才能看到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南周洼村。

会议旧址房屋的主人叫王茂连，已经快60岁了，他曾当过炮兵，是个老党员。受伤后复员回家种田，现已是儿孙满堂。他告诉我们：到他这一代，已有五代人居住在此，一直都舍不得搬出去住或是再盖新屋，因为总有一份红军情结。最近，政府补贴了一点钱，把他的房屋和村里住过红军的房屋都修缮了。王茂连还告诉我们：政府准备为他们置换搬迁，把这座房子作红色教育基地用。进到房间，我们看到当年会议用过的桌子、板凳、茶具、脸盆等物品都陈列着，尽量保留着当年的场景。

从会议旧址出来，便见村后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包。老支书告诉我们，这就是红军岭。当年开会的时候，山上布满了士兵站岗放哨。村子不远处有一片很宽的水域，现在叫“红军湖”，是花山寨一道天然屏障。

就是这个小山村，20年后，成就了共和国的百名将军。

红25军长征路线图

花山寨地形图

新中国成立后，百姓为纪念红二十五军长征从这里出发，将犁铧山和神磨石岭分别更名为“红军山”和“长征岭”。

会址确定后，徐海东立即布置红军警戒、宿营和搞粮草。花山寨周围2公里内的大小路口均设哨卡，与花山寨遥相呼应的扇子塝、犁铧山、神磨石岭、九龙山等高地均挖战壕、筑工事、架起了机枪……红军战士全天候守卫在阵地上。

会议期间，除了山地战壕外，在周洼、梅洼、潘湾、寨店、兰湾等几个村庄内，还有近3000名红军担当警卫，防御敌人突袭。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当时的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红25军主要负责同志：鄂豫皖代理省委书记徐宝珊、红25军政委吴焕先、红25军军长徐海东、代理省苏维埃主席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鄂东北游击司令戴季英。

会议分为两阶段进行。第一次由郑位三向省委书记徐宝珊转交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共中央文件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军事部长、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对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口头指示。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具体意见。

当晚，进行第二次会议，由徐宝珊主持。吴焕先首先进一步讲解、分析党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战略决策和人事调整，没有请程子华参加，因为他当时不是鄂豫皖省委负责人。

最后，会议形成四项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28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会议还讨论了省委成员的补充、红25军整编及红军领导人职务变动等问题。徐海东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

据程子华的回忆：“会议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郑位三同志告诉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25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作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以后告我，省委已经作了决定，不改变了”。就这样，改任徐海东为副军长，程子华任军长，增补为省委常委。1934年12月11日在陕南蔡川整编时，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三兼任政治部主任。

会议还确定部队整编方案：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当时，高敬亭在皖西，未能参加花山寨会议，他也不知道省委已率领红25军出发长征了。由特委书记罗陂孝、副书记徐诚基和何耀榜组织一支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传达省委指示。留下的小部队及干部组建了红28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

会后，红25军积极进行了战略转移准备，首先将进驻花山寨附近的鄂东北道委西路军（光山游击队和独立第六师）补入红25军，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光西独立团亦旋即补充编入红25军。部队开拔，迅速转移至殷家湾、何家冲一带落实整编。

郑位三后来同程子华说过：“过去，中央一再指示我们走出去建立新根据地，省委对25军的战略转移，也有过充分的酝酿。但是，我们不敢走远，没有脱离鄂豫皖的思想，只是在根据地周围搞了几次。经过半年的实践，省委已经认识到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是不行了。但是，走出去又觉得没把握。再说，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往哪儿走呢？”中央这次派程子华来“和红25军一见面，在花山寨一夜就决定。可见焕先、宝珊他们已酝酿成熟。”

有党史研究者认为，花山寨会议是红25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是红25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长征；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8军的重建与壮大。它就像遵义会议一样，成为决定红25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后来有人将此次会议称作“小遵义会议”。

我们寻访红25军长征踪迹的活动，也是从花山寨开始的。

2015年4月15日，采访小分队从西安出发，穿秦岭、过商洛、进南阳，直奔信阳市光山县的文殊乡。快到时，见县道上方横着大标牌，上用鲜红大字写着：“花山寨是二十五军长征决策地”。路边灯箱上指示着《花山寨会议旧址》的位置。继续前行就来到周洼村，这个坐落在山洼里的小村

花山寨南周洼村——红25军会议旧址 马向群 摄

据说当年开会的时候，林中拴着很多战马，当地人称之为“红军林” 。 王杰 摄

吴焕先和徐海东

花山寨路边的灯箱指示牌 袁志刚 摄

在花山寨寻访知情人 向群 摄

在竹林的南边，有一个不高的小山丘，丘顶之上并排竖立着９块墓碑。

花山寨会议旧址 马向群 摄

王茂连家 王杰 摄

1955年授衔的将领像 王杰 摄

《新县 —— 鄂豫皖革命老区》

离开光山县文珠乡，约一个小时车程，我们来到河南省新县。

新县当年是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是红25军诞生的摇篮，也是许世友、李德生、郑位三等93位开国将军和省部级领导的故乡。

新县曾经叫新集镇，1931年2月，新集镇被红军攻克后，鄂豫皖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相继迁入或在此建立。

我们在新县的首府路看到鄂豫皖省委，红四方面军军部的旧址。前后有5进大院，七栋老式阁楼，共有50多间房屋。大门上方悬挂着徐向前题写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匾额。据说：这些清末阁楼式砖木结构房屋，曾是新县大地主刘彝武的私人住宅。红军攻克新集后，就成了红军的办公场所。现在的院落，是按照旧址重建的。

1931年5月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在新集正式成立。分局直隶中央政治局，其职权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中央指定张国焘为书记。

鄂豫皖分局即是中央代表机关，同时又是鄂豫皖地区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鉴于这种作法不便于工作，遂根据《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又组成了鄂豫皖省委，任命沈泽民为书记，高敬亭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这两个机构都在这里办公。

历经一年多时间，由于张国焘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1932年9月9日新集沦陷。

我们在展馆内，见到一份中央分局的文件：《夺取的工业用品、军用品一律送交上级处理》。颁发时间为1931年6月18日，是中央分局成立一个月后发布的。当时红军缴获敌人的物资装备，如电话、电线、汽车、汽油等，不是破坏了，就是扔掉了。

鄂豫皖根据地统一了，当时的红军发展到45000人。摊子一大，财政出现问题，一度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在此情况下，于1931年7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办公地址与鄂豫皖分局正对门。

成立初期，根据地进行“五抗”斗争，打破旧的捐税制度，切断旧政权的财政来源。红军新政权的财政来源，除了靠打土豪，没收财产筹款外，也建立了新的税收政策。红军在这里最早实行了农业、商业累进税。这与国民党财政收入，十分之九靠税收，十分之一靠罚款形成了鲜明对比。

税务总局主要职责是积累资金，保证前线供给。这在当时全国苏维埃根据地中是最早成立，体系健全，制度完善，收入规模较大的财务保障系统。为当时鄂豫皖苏区的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那个时期红军领导人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节约资金。革命时期，打江山时恐怕都是如此。

红25军在鄂豫陕建立根据地后，沿袭了鄂豫皖根据地的财政税收办法。

鄂豫皖苏维埃税务总局旧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县里有一位老人，叫罗明榜，曾是当年红军的团长。他19岁参加红军，三次过草地，走完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于1955年退伍回到新县。他有许多传奇故事。可惜老人今年刚刚过世，享年105岁，我们未能见到。

接下来，我们去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两大特点，给人印象深刻。一是将帅厅的将帅雕塑群像让人震撼。在新集这块红色土地上，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铁血劲旅。根据地鼎盛时期，发展到26个县；人口350万；主力红军45000余人。鄂豫皖苏区共走出了两位元帅、3位大将，21位上将，43位中将和280

二是英雄广场。站在广场上，右手就是英雄山，山顶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红旗塑像。山下竖着群雕，基座上镌刻红色大字：“永远的红军”。从我们踏入老区开始，满眼都是红色纪念馆、纪念碑，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

有一首红歌：“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这首影响几代人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在1929年由桂花盛开的英雄山首唱起来的

博物馆对面就是新县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墓碑密密麻麻占据半山。“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据说，这是全国建园时间早、烈士资料齐全、知名度高的烈士陵园之一。园内安葬着百余位革命烈士和红军首长遗骨，陈列着鄂豫皖55位革命先烈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陵园巨大的花岗岩大门上，镶嵌着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亲笔题写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11个大字，背面用金色大字写着：“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13万名”。

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前后有200万人参加了战争，有近100万人为革命牺牲。据记载，登记在册的烈士为十三万零三百多人，仅不足十万人的新县，就牺牲了五万多人。这里有一个比刘胡兰早前牺牲的女共产党员，她叫肖国清，新县箭厂河乡人。10岁参加革命，十四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乡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团委书记。为掩护群众撤离，不幸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威逼她供出党组织，严刑拷打，拔掉了她的头发，剥去头皮，她宁死不屈。后被活埋在箭厂河乡西侧山洼里，年仅十六岁。十四年后，也就是1947年，毛泽东听闻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成了家喻户晓的革命女烈士。在鄂豫皖苏区，这样感人的烈士故事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堂。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黄麻起义的领导人、红25军军魂吴焕先烈士的许多遗物。

新县革命纪念馆 马向群 摄

新县革命纪念馆内为革命牺牲的英烈简介

马向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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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的将军厅 袁志刚 摄

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马向群 摄

鄂豫皖苏区烈士陵园 袁志刚 摄

烈士陵园的广场上晨练的人们 马向群 摄

新县革命纪念馆里的吴焕先雕像

王杰 摄

吴焕先的遗物

《箭厂河乡 —— 吴焕先故居》

离开纪念馆，沿着河南213省道，我们驱车前往吴焕先的家乡。

从新县县城出发，行约20分钟，就来到四角曹门的村口。村口有一汪不大的水塘，塘边竖着一块刻有“焕先塘”的石碑。据说吴焕先年轻时就在这个水塘边讲文化，讲马列，播下了革命火种。

吴焕先故居面朝池塘，是典型的豫南建筑。正门上方悬挂着“吴焕先故居”匾额。这几年，参观的人多了，政府对旧址前排的几间房屋进行了修复，办成了烈士生平事迹陈列馆。馆里树立着吴焕先的塑像。吴焕先故居现由侄子吴世治和妻子肖荣华照管。1926年，因为吴焕先在家乡闹革命，全家六口人被反动民团杀害。其弟吴先书跑到山里才躲过一劫。侄子吴世治就是他唯一亲人。

吴焕先，1907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村（今属河南新县）颇为殷实的地主家。兄弟五人，吴焕先排行第三。1923年，吴焕先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在这里接受了先进思想，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在上学期间，一次他回家，把马克思的像贴到供奉“祖宗昭穆神位”的地方。他对父母解释说：“这个洋人是为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大救星，所以，我们以后要供奉马克思”。

吴焕先1926年加入共产党。然后弃学，回到家乡开办了“三堂讲会”，宣传马列，启蒙革命。村里许多青年在他的鼓动下参加农民运动。例如共和国第一代中将吴先恩就是其中一位。

那时的大别山区，经常有土匪出没。地主们纷纷组建民间武装，守护村寨。吴焕先便以此为由头，在箭厂河乡的四角曹门、郑家边、詹湾等村公然发展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红枪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吴焕先率先在家乡发起“九月暴动”。之后，又率领“红枪会”参加“黄麻起义”。这支由吴焕先组建、领导的队伍，后来发展壮大，成为红四方面军的前身。黄麻起义后，吴焕先先后担任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红73师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25军军长、政委，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

参观完吴焕先纪念馆，我们和吴焕先的侄子吴世治一家聊天。老人端来一簸箕炒花生，我们边吃边聊起来。

我们想起在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听讲解员说的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在1927年冬，为给党组织筹集经费，吴焕先探听一户地主家的情况，然后化装成算命先生，手持罗盘，在地主家的门外喊道：“新修的门楼逆水流，栽秧时节死耕牛，小儿媳妇难产死，看家的黄狗肿了头”。地主听到后，赶紧请吴到家，求他给算命，看风水，最后给了五十块大洋，恳请吴焕先为其消灾。后来，这些银元给红军买了不少盐和药品。吴世治听了，说他知道这事，还是他给组织讲的呢。

吴世治还给我们讲了吴焕先的母亲和妻子的悲惨故事。大革命失败后，吴家六口人被杀，吴的母亲和妻子逃亡他乡，以乞讨为生。到了1932年，吴焕先组建红25军后，婆媳俩找到队伍，把沿途乞讨、积攒的几十斤大米和十几只鸡蛋送给战士吃。母亲和妻子在离开部队后不久，一个饿死在自家夹墙里；一个饿死在乞讨的路上。

这些催人泪下的故事，都是吴世治的父亲，也就是吴焕先的弟弟吴先书留下的宝贵“非遗”。

吴世治的妻子肖荣华自豪地告诉我们，她去年以先烈遗属的名义，参加了河南省第十五届妇女代表大会。还拿出一张宽幅的大会合影照片让我们看。

告别了吴世治，我们一行又来到了箭厂河乡的黄泥塝村。吴焕先曾在这里成立了鄂豫边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当年，共和国的中将吴先恩、吴先旺等就是在村里大松树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吴焕先家门前的池塘——焕先塘 王杰 摄

吴焕先故居 马向群 摄

吴焕先的侄子吴世治与妻子肖荣华 马向群 摄

采访吴世志夫妇 王杰 摄

吴焕先故居现在是吴焕先事迹陈列馆 马向群 摄

《何家冲 —— 长征出发地》

1935年11月16日深夜，风雨交加，2980名红25军将士，从何家冲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从此在红25军军史上，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篇章。

红25军的战士是一批“红小鬼”。

1936年刊登在《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上的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一文，开头就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过18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孤儿，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25军……”。

的确，从年龄结构上看，说红25军是“儿童军”的提法是有道理的。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军领导在内，都十分年轻：军长程子华29岁，军政委吴焕先27岁，年龄稍大的是徐海东，也才34岁；营团干部，多是20出头；一大批连排干部，大多是不到20岁的小伙子；军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也和我差不多，只有17、8岁。——《刘华清回忆录》

尤其令人感慨的是，队伍中甚至还有一批12、3岁的少年儿童，有时，他们也不得不成为战斗人员。《共产国际》上另一篇文章对此也有过描述：“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11、2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般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25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部队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13到18岁。” 他们跟着父兄，经历了不平凡的长征历程，在艰苦岁月的“摇篮”里长大成人。

2014年12月7日，我们采访分队到达何家冲已是傍晚。九龙河水静静地流淌着，马路边有几个村民在干活。透过村口的竹林、树丛可以看到，村寨徽式建筑的古朴。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与祥和。

何家冲是信阳市罗山县铁铺乡的一个行政村，它位于大别山西端的鸡笼山西北坡，是一条隐匿在大别山腹地中长约4公里的山沟。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村子东、南、北，三面环山，构成天然屏障，西面的冲口对着九龙河。沿河的一条路是进出山冲的唯一通道。从铁铺乡政府所在地到这里约2公里，距罗山县城约40公里。

第二天一大早，趁着晨光我们赶到何家冲的大银杏树下。听村民说，这树有800岁。树高约30米，树干要三个人才能合抱。正逢初冬，树叶已落光，粗壮的躯干扭曲着伸

1934年11月16日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银杏树下，红25军的2980名将士，站在那面“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下。雨水顺着他们脸颊、脖子流淌，浑身湿透，但所有的人都丝纹不动。军政委吴焕先站在石磨盘上宣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宣言》中写道：“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四省已经几年了……，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把北方军队统统调到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除道路。

我们号召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来进行如下之反日工作：欢迎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红军疯狂追堵，宣言严正警告：“北上途中，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挡，本军定将坚决根除之。”

随后，一声“出发”！红军将士披着浓浓夜色，蹚着泥泞，顺着山沟向西开去。

村里老支书王传伟指着石磨盘说：“吴焕先就是站在这个磨盘上宣读出发宣言的”。多亏百姓精心保护，这个石磨盘才得以完整保存至今，成为红25军长征的重要物证。

听村民们说：红军出发的当天，这棵银杏树遭到雷击，树中间裂开了一条大缝。队伍出发时，村里鸡不叫，狗不咬。第二年红军长征胜利，被雷击的裂缝处又长出一条新枝。村里人都说：是红军感动了天

现在，这里以银杏树为中心，由浮雕墙、红军井、长征出发石等组成了一个誓师广场。正对着银杏树有一个五星祭坛，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这棵树的来历和意义。树后浮雕墙为弧形，长25米，象征着红25军。墙上雕刻着红25军长征时，集结、出发和告别何家冲父老乡亲的画面。

一首在鄂豫皖苏区就唱响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也刻在墙上。

这是一座典型的徽式古民居。据说这是何氏家族的发源地，始建于明代。门前纪念碑文记载：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了大批的伤病员。为救治伤病员，苏区军民共同努力，建立了红25军军部医院，一直延续至红25军长征出发时。曾任红25军医院院长的钱信忠，曾被授少将军衔，1965年任卫生部部长。

距银杏树不远处，就是何氏祠，即为当年的红25军军部，是个占地约四百多平方的明初建筑。祠堂前后两栋各有五间房，两边还有厢房，作为红25军长征纪念馆的展厅，让八方来客重温红色记忆。

在何家冲我们还听到许多老百姓保护红军的故事。

当然，何大妈刺瞎眼睛救红军的故事最感人。何大妈是村里一名普通妇女，为了救一名被敌人抓获的红军伤员，竟然用亲生儿子的命换回红军战士。何大妈还在自家后院的山洞里先后救助了13名红军伤员。有一次，一位叫余占海的红军伤员到镇上买药时被敌人抓住。为了证明余占海是自己的亲人，她发毒誓用眼睛做担保，并当众戳瞎了右眼，救下余占海。解放后，余占海任武汉军区少将。曾到何家冲接孤身一人的何大妈走，把她当做亲生母亲尽孝，大妈不去。余将军跪在地上说：“您为救我们牺牲了儿女，我就是您的儿子”。最终还是被何大妈拒绝了。如今，老人的墓就在何家冲后山上，她的雕像竖在红25军医院旧址里。

特别有意义的是，我们还见到了村里唯一96岁的老人何国忠。当年他才十几岁,曾化妆成砍柴工,到集镇上为红军购买食盐、药品。那个年代，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盐巴、药品极缺，要买到实属不易，十几岁的娃娃有此胆量真是难得。

听说我们采访当年红25军的故事,50岁的村民黄秀清,拿上砍刀,主动带我们上山去探访红军住过的山寨。

通往山寨的路已是藤蔓交织无法辨认，黄秀清说她还是小时候上去过。凭着记忆，她用砍刀砍出一条羊肠小道，领我们登向山顶。快到山顶时，一块巨石竖立在路旁。黄秀英说，这就是当年红军的瞭望石。站在瞭望石上，可以俯瞰山下，一切尽收眼底。

继续向上爬没多远就来到了山顶。在树丛的掩映下，露出一段不高且长满青苔，石头堆砌的寨墙，忽隐忽现，依稀可辨轮廓，向前绵延着。这山寨峰壁陡峭，易守难攻。黄秀清说：“我们现在从山寨的西门回去,沿着松树林下到沟口，这边的路虽远一些，但好走。”

在何家冲，我们见到的一幕幕场景,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八十年前,也象征着我们开始了重走红25军长征之旅。

红25军长征出发地——何家冲银杏树 袁志刚 摄

何家冲红军桥 赵利军 摄

何家冲 袁志刚 摄

俯瞰何家冲 袁志刚 摄

银杏树下的红25军浮雕墙 王杰 摄

红25军在何家冲何氏祠堂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西征北上。 袁志刚 摄

红色起点——长征出发石

袁志刚 摄

红军井 赵利军 摄

红军祭坛 袁志刚 摄

何家冲红二十五军医院旧址 袁志刚 摄

何家冲当年的红25军军部——何氏祠堂 赵利军 摄

采访96岁高龄的何国忠老人 赵利军 摄

黄秀英带我们寻访古寨 袁志刚 摄

何家冲山顶的老寨墙 袁志刚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