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国习书笔记：闲话真书——自然而然乃为“真”

谦益

闲话真书——自然而然乃为“真”

　　真书，是中国汉字书法在汉末至隋前由隶书向楷书嬗变的一种正书字体。它源出隶书，启发楷书，属于正书，这种概念种属关系上的交叉与纠结，使其在古人书论中常与隶书、楷书和正书混淆，令人困惑。此外，由于其在迁变的历史中多受道家玄学的影响，不仅得名为“真”，而且以“真”为本，因而也比隶书和楷书多了几分玄秘感。

　　“真”字作为书体的指称，在已知的古籍文本中最早见于《史记》。禇少孙在补阙“三王世家”的说明中称：“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见《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对这个“真草诏书”，后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原稿”的意思。因为“真”字有“原本”的含义，“草”有“稿书”和“草稿”的意思，故禇少孙所言应释为“把诏书原稿编列于后，使读者能够通解其意”。另一种解释是指书体中的“隶书”。因为诏书的书体属于“章程书”，西汉时隶书已取代小篆章程书的地位，成为朝堂行文的规范字体，但是，隶书的称谓在当时还未通行，由于篆书是隶书的本体，隶书源自“篆之捷”，是篆书草化的结果，又是“佐助篆书之不逮”，故在秦汉之际通常称隶书为“篆草”或“佐书”，所以禇少孙言下的“真草”，是指本于篆书经过草化简省的隶书。唐人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称：“隶书，程邈造也，迹皆真正，亦曰真书”。这个“迹皆真正”，就是指隶书保持了篆书正体的本真，所以也称为真书。

　　除了《史记》外，“真草”的概念多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例如，南朝宋人赵晔的《后汉书•董祀妻传》中，记录了三国曹魏时期的一件轶事。蔡文姬为解救获死罪的丈夫董祀而求诸曹操，曹操在赦免其死罪后提出请蔡文姬根据诵忆默写其父蔡邕所传“三坟五典”古籍，蔡文姬在答辞中说“乞给纸笔，真草为命”。对于这里的“真草”，后人均认为是指书体，只不过这个“真”有的认为是隶书，有的认为是真书。蔡文姬救夫的故事发生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前后，正是隶真变革、真书形成时期。作为真书的代表性人物，钟繇传世的“五表”大都写于这个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宣示表》、《荐季直表》即写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据史书记载，“楷变”因于隶书“八分”楷法，而钟繇师法蔡邕“八分”笔法，并得蔡文姬传授。就此看来，蔡文姬也应是真书变革的一位先行者，她虽无真书墨迹传世，但从她存世的草书《我生帖》看，已少章草痕迹，更多真、行新体的影响，其中的“银钩”在隶书笔法中全无，而多见于真书。所以，说《后汉书》中蔡文姬所言为真书是有根据的。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说：“真书之变其在魏汉间乎？ 汉以前无真书体，真书之传于今日者，自吴之《葛府君碑》及元常（钟繇）之《力命》、《戎格》、《宣示》、《荐季直》诸帖始”。可见真书变革始于三国时期，以《葛府君碑》和钟繇“五表”为标志。但是，“真书”的实际指称并不与其同步。据说启功先生曾断言“真书”之称始于晋人之后，笔者虽未查到启先生的原话及出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判断在史书中是有据可查的。在唐初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巧艺类书部中，收有一篇晋人刘邵的《飞白书势》，其中有：“楷隶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钟真，爰有飞白之丽”等句。这里的“索草钟真”，即指索靖的草书和钟繇的真书。在刘邵看来，真书与具有楷法的分隶是不同的书体。此外，在史传卫夫人《笔阵图》中，也有“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 ”的描述。对《笔阵图》的作者虽多有争议，但不论是王羲之所作，还是六朝人伪托，其成文年代都与晋人相去不远。

　　真书之谓虽已见于晋人，但在其后至唐相当长的时期里，真书也常和隶书混淆。例如，南朝宋人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中称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称王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其言下的“隶”实际上是指真书。这种情况在唐人的书论中也常见。究其原因，实为称谓上的惯性使然。隶真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真书”尚未成为独立形态之前，真书仍称为隶书。随着真书的去隶化并逐步形成独立形态，时人又将汉隶称为“古隶”，将真书称为“今隶”。所以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说： “建初中以隶书为楷法，本一书而二名。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则 楷、隶别为二书”。之所以这样，还有“尊古”的原因。清人阮元可谓一语道破就里，他说：“唐人修《晋书》，南、北《史》传，于名家书法，或曰善隶书，或曰善正书，善楷书，善行草，而善隶书为尊。当年风尚，若曰不善隶，是成书家矣。故唐太宗心折王羲之，尤在《兰亭序》等帖，而御撰《羲之传》，惟曰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而已。绝无一语及于正书、行草。盖太宗亦不能不沿史家书法以为品题。《晋书》具在，可以覆案。而羲之隶书，世间未见也”（见《北碑南帖论》）。可见时人尊崇隶书，以至于在王羲之有真书而并无隶书墨迹传世的情况下，唐太宗写王羲之传还称其隶书为“古今之冠”，因为在当时不善隶书是不能称家的。

　 真书与楷书、正书在史上混同的情况更加常见。楷书的概念源自“楷法”，西晋卫恒称：“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见《四体书势》）。王次仲是东汉章帝建初年间人（也有传为秦始皇时人），无书迹可考，民间以讹传讹，成了神话中的人物。比较可信的是蔡邕，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受命用隶书（八分）一体刻“七经”石碑，历时九年完成，立于洛阳太学门前，轰动一时，影响深远，史称“熹平石经”，蔡邕的八分楷法也因此被尊为笔法之祖。如前所述，钟繇师法蔡邕八分楷法，变隶为真，再经“二王”精进，及至唐人，衍化成楷。唐人之为楷，犹在法度的谨严和标准的规范。自初唐起，“中正冲和”、“楷法遒美”，不仅是书法的标准，更是施政的原则和铨选的条件。由此推动，唐人的工巧精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欧阳询在《传授诀》中称，“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均，八边具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攲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可见唐楷之谨严。唐楷如此成熟，但在有唐一朝，楷书仍被称为隶书（今隶）或者真书，到了北宋方才统一称为楷书或正书。在宋人眼里，“真”、“楷”、“正”相通，都有不偏不斜之意，延伸到书法上，都与“草”相对。最具标志性的是宋徽宗钦定的《宣和书谱》，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赵宋视魏晋及南朝宋齐梁陈以降为正统，视北朝为“另类”、“异端”，故把魏晋南朝真书和隋唐楷书一脉均称为正书，并把钟繇尊为“正书之祖”，而北朝碑版真书皆被“漠视”。所以，宋人言下的“正书”，含有“正统”之义。

　　正书称谓虽然较晚，但与之密切相关的“正体”的讲究却非常久远，可以追溯至周宣王令太史籀秉承“六书”造字之法著大篆十五篇以正文字。最为典型的是秦始皇的“书同文”，令李斯等人规制小篆，纠正六国文字异形、讹变、潦草、杂乱等问题。而小篆正是在保有“六书”法则的大篆的基础上省改，从而成为古文字的正体范式。东汉人许慎著《说文解字》，即以小篆为正体。所以卫恒《四体书势》称：“及汉祭酒许慎撰《说文》，用篆书为正，以为体例，最新，可得而论也”。这个“可得而论也”，即是“很值得研究讨论”的意思。其实，许慎在《说文》中已经讲清了这个道理，他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许慎以小篆为正体，不只是取字体的中正平衡之义，而是因为篆书合于“六书”法则，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法对字源作解，取的是正道、正宗之义。古人认为，伏羲作八卦而成文，开“王天下”之始；仓颉广伏羲之文，而造“六书”，其中“象形、指事”为文，“会意、形声、转注”为字，“假借”则文字兼具；文字滋而《六经》出，圣人之道籍“六书”而传，故文字是“王政之始”、“经艺之本”。正是因为正体文字承载了文化传统，能够体现或可追寻“六书”古法，常被作为“守正”之举，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秦代小篆、汉代隶书、魏晋南北朝真书、隋唐以后楷书都曾钦定为章程书，成为示范天下的正体文字。

　　由上可见，真书与正书内涵相通，但正书的外延比真书宽泛。按通常的说法，真书是楷变过渡时期尚不成熟的正体，它较多的含有隶法，因为不定型，故又具有独特新奇的创意和“古质”的美感。楷书是真书的进化，基本上脱尽隶法，特别是法度定型后的唐楷，笔法、形态和气质都与真书有明显区别，更加工巧、精致、妍美，成为“今妍”的正书范式。自北宋以后，真书和楷书虽被混为一谈，但在史上并不被一致认同。我是主张把真书和楷书区分开来的，就像草书有“章草”和“今草”之分一样，正书也可有“真书”和“楷书”之别。除了上述理由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两者所遵循的理念不同。

　　真书迁变于魏晋南北朝，正是道家玄学兴盛时期。道家哲学对文学艺术产生广泛影响，书法作为“经艺之本”当然不能例外。实际上“真”就是一个道家哲学范畴。《说文》将“真”字训为：“仙人变形而登天”。所以道家把修仙得道之人称为“真人”。在道家哲学范畴里，“真”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本性”、“本相”，“自然而然”乃为“真”。“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其含义就是符合事物本来的客观真实。道家的这种观念对真书变革有着深刻影响。南朝梁人庾肩吾在《书品》中对张芝、钟繇和王羲之的书法作过品评，认为“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庾肩吾言下的“天然”，就是“自然天成”，他对“天然”的肯定，反映了道家“美在自然”和艺术“无工”的观点。从古人书品看，钟繇真书的“天然”，往往与萧散简淡、质朴古拙相关。例如：苏轼说：“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见《书黄子思诗集后》）；张怀瓘说：“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钟繇）第一”（见《书断》）；刘熙载说：“正、行二体，始见于锺书，其书之大巧若拙，后人莫及”（见《书概》）。这样的品评也常见于对真书碑刻的褒扬上。如南朝的《爨宝子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北朝的《张猛龙碑》“潇洒古淡，奇正相生，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见杨守敬《学书迩言》），等等。康有为赞碑书“十美”，其中莫过于“结构天成”。真书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书家取法自然，“从心所欲”。南宋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记载有钟繇的《用笔法》，钟言：“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言书法，充分体现了书肇自然的观点。书法虽是人工，却须以自然天性为本，自然流美胜过人为修饰是凡夫不能理解的艺术境界。正是因为有此见地，钟书“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机微要妙，临时从宜”。这与唐人“尚法”，追求“楷法遒美”、人为精工显然是不同的。

　　真书的发展有碑、帖两脉。帖书一脉由钟繇起，承传人物有晋人卫铄（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南朝人王僧虔、智永，经虞世南入唐，脱尽隶法，遂成新体。碑书一脉由东吴《葛府君碑》始，受禁碑令限制，南朝碑书较少，但碑名很盛，如《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瘗鹤铭》等。碑书一脉主要在北朝发展，兴盛于北魏，魏碑可谓异彩纷呈，最有名的当属《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张黑女墓志》、《始平公造像记》等等，至《敬使君碑》、《苏孝慈墓志》与唐楷形似，代表人物有卢谌、崔浩、寇谦之、朱义章、郑道昭、丁道护等，经欧阳询入唐。碑、帖两脉虽同为真书，但风格相异，各有优长。南宋姜夔说：“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见《续书谱》）。清人阮元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见《北碑南帖论》）。真书入唐后，唐人讲究规矩，崇尚法度，工于技巧，遂成工整精密、瑰丽无比、登峰造极的“唐楷”。

　　真书造就了唐楷，但并未被唐楷埋没，反而在历史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自然流美的代表，与唐楷并肩形成“古质”和“今妍”两种艺术范式和审美取向。时下，真书盛行，学“钟”、学“爨”、学《张猛龙》，学《始平公》，各自成体，在国展中风头之劲盖过唐楷。缘何如此？返朴归真也！在张扬个性、倡行创造的时代，真书本质中的“自然而然”、“从心所欲”便成为不二选择，成为当代书法艺术的营养之源。大道至简，衍化至繁，抱朴守真，方得自然。这正是真书给我们的启示。

2025年5月12日

（后记：此文初稿写于2021年1月，此后陆续作了一些修改。写作此文的目的，一如文中所言，主张把真书和楷书区别开来。从文字学角度看，真书包含在隶楷变革之中，被视为隶书向楷书嬗变中的过渡时期形态。但从艺术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真书与隋唐的楷书不同，前者尚“自然而然”、“从心所欲”，因此书写因人而异，千奇百态，更加具有艺术个性和特色；后者尚“楷法遒美”、“工深精致”，因是“楷模”，强调法度而拘于定格，“写经体”以及后来的“台阁体”、“馆阁体”更是千人一面，特别是在被印刷体标准化后，其艺术个性基本丧失。通过体验真书，无论是南朝帖法还是北朝碑法，抑或碑帖融合，都给人以太多的想象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附：魏晋南北朝真书和隋唐楷书图例

（一）真书图例：

三国•魏 钟繇《荐季直表》（刻本）

西晋卫铄《近奉帖》（刻本）

东晋王羲之《黄庭经》（刻本局部）

东晋《好大王碑》（拓本局部）

东晋《爨宝子碑》（拓本局部）

北魏《张猛龙碑》（拓本局部）

北魏《张黑女墓志》（局部）

北魏《郑文公碑》（拓本局部）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拓本）

（二）楷书图例：

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局部）

唐·颜真卿《多宝塔碑》（拓本局部）

唐·柳公权《玄秘塔碑》（拓本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