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生日的那天夜里，邓丽君接到了从北京打来的“越洋电话”

东东腔

飞机降落在曼谷的廊曼国际机场时，舷窗外一轮红日正在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邓丽君撩开窗帘，看到了那轮朝阳，心中竟生出了一丝淡淡的哀愁来，又迎来了一天，又长大了一岁。32周岁了，一个女孩子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太短暂了，还会有多少的日子会允许她如此这般浪迹天涯呢？邓丽君回头看了一眼机舱前方的电子显示屏：1985年1月29日，星期二。邓丽君是前一天的深夜从东京的成田机场起飞的，她此行的目的地是新加坡。因为恰好赶上了她32岁的生日，她想在曼谷躲几天的清静，不然，来自全球歌迷的贺卡和鲜花也会把她“活埋”。想到这，她的嘴角又露出了一丝笑意，她想：这些可爱的歌迷啊，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坚持走到今天。昨天晚上，她出席了日本第0843回「夜のヒットスタジオ」节目，她演唱的歌曲是《偿还》（つぐない）。1985年1月28日晚，邓丽君在东京演唱《偿还》掌声响起的时候，邓丽君泪眼朦胧。

1953年1月29日，阴历的腊月十五，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的一个退伍老兵的家中。

她的父亲邓枢虽然早年毕业于黄埔14期，但一生并没有大的建树，不过这样也好，平平安安。此时的老邓已经有三个儿子了，女儿的出生让她喜不自胜。

百天照 1岁老邓的一个自命文青的黄埔同班同学李成清来“下奶”，他对老邓说，你的千金长大后定如亭亭修竹，不如就叫丽筠如何？筠，音云，青竹也，另一音，君，地名也。 ２岁、４岁

邓丽君之后，老邓夫妇又生一儿，邓家共有了四儿一女，物以稀为贵，这个女自然也就成了邓家夫妇的掌上明珠。

老邓夫妇对女儿的宠爱有时也令几个儿子吃醋，那时老邓就会说：“男人要吃苦，女孩要宠。因为女孩子，将来都要出嫁，嫁出去好坏不知道，会不会吃苦、受委屈你也不知道，所以在家的时间，就是要宠。”

老邓对女儿的宠爱不仅是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女儿喜欢唱歌，他就想方设法满足。

6岁时，老邓请来他的那个文青的战友老李，教小邓唱《梁祝》，台北济众声乐教师常荫春先生听说有这么一个小女孩，也主动登门传艺。 5岁、6岁

8岁时和弟弟在一起 全家福 9岁“邓丽筠”长到八九岁，就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童星了，那时主持人每当介绍她时，总把她的“筠”念成“君”，纠正了几次之后还是被人念成“邓丽君”，于是就将错就错，干脆改成了“邓丽君”。不过“邓丽君”只是她的艺名，她的本名还是一直叫“邓丽筠”的。

今天从世界各地来到台北的人们，少不了要到台并金宝山的“筠园”去给“邓丽筠”献上一束鲜花。那里，一年四季，鲜花不绝。

10岁时，邓丽君在“中华电台”的黄梅调歌唱比赛中获得她一生中的首个冠军。

10岁14岁时，邓丽君开始从事商业演出，那时她在位于台北市汉口街的东方歌厅驻唱，一次酬劳约1千至2千元，相当于当时一般人1个月的生活费。但也因为勤跑歌厅，受到校方“关心”，校方说上演和唱歌你只能二选一，她想都不想就从金陵女中办了休学。后来有人指责她的父母，说是他们是为了钱逼小邓丽君休学的，与梅艳芳不同，邓丽君说，是我自己喜爱唱歌。 14岁

14岁时，邓丽君加入宇宙唱片公司，并跃上屏幕参加台湾电视公司高收视率的“群星会”节目演出。

1968年8月17日晚，15岁的邓丽君在台北中山堂中正厅为济助菲律宾震灾举办的义演义卖大会上献唱。义卖中邓丽君唱片一套卖得一万一千元。从此邓丽君名声大噪。 15岁16岁时，邓丽君参加香港工展会为“救童助学运动“举行的义唱，她以超过5150元港币的最高金额，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白花油皇后“。

在香港，她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会的粤语，并开始唱粤语歌。她的语言天赋令人惊讶，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英、日、法、粤语和普通话并用之演唱。

16岁　　两年后，她再次以港币6500元的义卖二度荣登“慈善皇后”的宝座。 18岁18岁时，邓丽君结识了马来西亚23岁的青年企业家林振发。几番交往之后，两人的感情突飞猛进，一度达至论及婚嫁的阶段。七年以后，林振发突然传出心脏病猝发逝于新加坡，当时他只有30岁。林死后，25岁的邓丽君由密友陪同，前往位于吉隆坡附近的墓园祭拜，据说是“伤心地哭倒在墓碑前，久久不能自已”。

1979年春天，26岁的邓丽君再度飞往吉隆坡为林扫墓。临别时，林母对她说：“人生无常，振发他先你而去了，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冷酷现实。现在我们希望你尽快地再择良友，早日成家！”邓丽君轻轻地摇了摇头。邓丽君离开了令她伤心的吉隆坡，她没有接受林振发父母给予她的任何馈赠，只带走了林振发生前的一本影集。那本影集里记录了五来年二人的每次相聚与分别，在每幅照片下面均留下了林振发写的小诗。 24岁 25岁

林死后，电影圈传出邓丽君与秦祥林的绯闻，有人在罗马看见刚离婚的秦祥林与邓丽君携手享受“罗马假期”，但二人对这段感情都矢口否认。后来，秦祥林说：“开始时，是我追邓丽君。”他说，他喜欢邓丽君的纯真，以及认真工作的态度。他称赞邓丽君做人处世有原则、有见解。先前之所以不公开，主要是邓不希望私生活变成新闻，他怕对方不高兴，所以否认。但邓本人坚决否认，她说“青霞可以为我作证。”一年多之后，秦祥林即与林青霞订了婚，但最后同样是无果而终。

26岁时，邓丽君到头洛杉矶念书，在那里，她认识了成龙。两个人好了一阵儿，后来邓看不上成龙扎扎呼呼的样子，分了。28岁的时候，邓丽君结识了被称作“马来西亚糖王”的郭孔丞，但邓丽君对人讲“他父亲是某个财团的股东，他在那个财团上班，根本不是什么糖王。”

28岁处了一年后，两人准备结婚了，郭家的老祖母突然跳出来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要邓丽君将过去的历史交待清楚；二是嫁入郭家之后，立即退出演艺圈；三是断绝与娱乐圈朋友的来往。 29岁

虽然邓丽君事先已经告诉家人，她已决定结婚后就要淡出歌坛。但她不能接受这个在她看来是侮辱性的要求。1982年底，29岁的邓丽君决定退婚，与郭孔丞就此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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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里又响起了她熟悉的日本味的英语，邓丽君起身取出自己随身的一个小行包箱，几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忽然发出了惊喜的叫声，“特蕾莎？！”“邓丽君？！”“真的是你？！哇，太幸运了！”

邓丽君笑着向每个人点头致意，待人们都下了飞机，她才最后一个走出了机舱。

出了闸门时，她看到已经有一群人在闸门口捧着鲜花在等着她了，这些人的耳朵真长，她笑着向那些人迎了过去，心里在想，我还是没有躲过他们。

1月29日的几乎一整天，邓丽君就这样被她在泰国的这她庆生的朋友和歌迷们“绑架”了，午夜时分，她才被人送到了酒店。

困意袭来时，床边的电话响了，谁会在这个时候打来呢？邓丽君拿起听筒，里边传来的是一个男子操着京味普通话的声音：

是邓丽君小姐么？邓答是，那人说他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关键。这个回答让邓丽君感到十分的惊讶，因为她知道大陆的报纸不同于海外，一个官媒记者在这样的一特殊的日子对她的电话采访意味着大陆可能会改变以往对她的印象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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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第一次跟大陆的人接触，是1980年在美国洛杉矶。那天，她跟母亲、弟弟去逛磨树山游乐园。无意间，巧遇大陆的田径运动员。

运动员们很快认出了邓丽君，主动打招呼说：“您是邓丽君小姐吧?”

邓丽君颇感意外地说：“是呀。你们是……?”

 “我们是从大陆来这里受训的运动员。”运动员们直爽地说。

邓丽君闻之大喜，道：“哎呀，这可太巧了。”说着，亲切地跟运动员们一一握手。

运动员们好奇地问：“邓小姐怎么到这儿来了?”

邓丽君坦率地说：“我在这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学数学，学生物，学日语。已经一年多了。”

说完，邓丽君又把身旁的母亲，介绍给大陆运动员。

运动员们说：“老太太，您真朴素，跟大陆北方的老太太一样。”

老人很高兴，说：“是吗?我本来就是北方人嘛!"

运动员们问她：“您喜欢大陆吗?”

邓丽君直接了当地说：“当然喜欢。”

1984年初，邓丽君在香港弯仔伊馆演出。当她唱《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民歌时，需要两位男士伴唱。她先邀请来自台湾的同胞上台，无人响应。接着，她就邀请来自大陆的，果然有两位男同胞勇敢地上了台。

这一颇具深意的同台演唱，立即引起香港记者的注意，当场追问说：“为什么想到要撮合台湾、大陆的同胞，一起合唱?”

邓丽君说：“我是唱歌的。唱歌，是没有界限的。”又说，“我希望我的歌能唱给台湾的歌迷，海外的华侨，也希望唱给大陆的同胞听。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有过多次也大陆人的接触，但接受大陆的官媒采访还是每一次，这让邓丽君的困意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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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篇文章的名字是《邓丽君说：真高兴，能有电话从北京来》，其内容如下：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零点二十二分。北京——新加坡。 

“您是邓丽君小姐吗？”“是。请问您是哪一位？”当我告诉对方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个歌迷的时候，她吃惊地问：“什么，北京？”对方象是一边思考一边说：“我现在很惊奇，能有电话从北京打来。” 

邓丽君小姐告诉我，她二十八号刚从东京回来，今天二十九日刚好是她的生日。她准备在新加坡住一个星期，然后回台湾看望父亲和母亲。 

邓丽君小姐操着流利的普通话同我讲话。我说：“想不到您普通话讲得这么好。”她听了忍不住又笑了起来，反问我：“是吗？”她接着又说：“我们是中国人，就应该讲自己的国语呀！” 

“邓小姐，您看过《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刊登访问您姑母的文章了吗？”我问。 

“我今天才看到，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看完很让人感动。我这是第二次得知老姑的消息。第一次是去年，也是从内地的报纸上看到的，现在忽然得到这么好的消息，我觉得是找到了自己的根。我过去和老姑没有见过面，但我很高兴她们的身体这么健康。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和他们见面，更多地了解上一代的情况。” 

我告诉邓丽君小姐，内地一些青年喜欢她的歌。她听了想了想说：“三、四年前我就听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有个美国记者报道了这件事，开始我半信半疑，后来，我在香港又碰到一些人，也说内地有人喜欢我的歌。我想这大概是真的吧。今天您能直接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心里很激动。我感激内地的青年朋友！” 

当我告诉邓丽君小姐，现在内地的广大青年都在为建设祖国而积极努力地工作时，她高兴地说：“把中国建设好，这是海外侨胞和海峡这边和那边中国人的共同意愿，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很关心内地的建设。尤其是现在，不管是在什么国家，中国总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邓丽君小姐又说：“我在香港看了一些报道，知道内地现在提倡现代化，提倡文明礼貌，提倡建设，这些我都觉得很开心。” 

“邓小姐，请您介绍一下您现在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可以吗？” 

“可以。”邓丽君说：“去年我在日本签了三年的合同，所以要经常去日本，但不是去演出，是在日本录制唱片。唱日文歌就要花长时间学习日语，还要为新唱片做广告宣传。光上电视台、电台接受新闻杂志访问，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去年，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日本工作。” 

“您除了忙于工作，业余生活怎么安排？” 

“我的业余生活不很丰富。”邓丽君小姐笑了笑说：“我平时在家里吃早饭，然后自己打扫房间。下午通常看书，听听音乐，大概六点左右开始慢跑三十分钟。我最喜欢的书是《唐诗三百首》、古诗词和中文小说，有时也看一些关于营养的书。我最近刚刚读完茅盾先生的名著《子夜》，我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讲得也很深入。” 

邓丽君小姐说：“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听您的声音和语气，我感到我们之间并不陌生，象是多年的朋友。我很惊奇，但又非常高兴能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接到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邓丽君小姐最后说：“请代我向老姑和家乡的亲人问好，向您的同事们问好，向所有的朋友问好！我衷心祝愿内地的朋友万事如意，生活快乐！” 

我们通话用了五十三分钟，当这次愉快的谈话将要结束时，邓丽君小姐一再嘱咐我，“我们是朋友，今后要加强联系呀！”

也许是因为邓丽君说她要在新加坡休息一段时间，记者关键才在文章中说这是一个“北京——新加坡”的“越洋电话”，但事后邓丽君更正说，她在是曼谷接到的这个电话。

在那个还没有手机的时代，关键的这个电话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转接才转到了邓丽君下榻的房间，每一个转接的人都似乎在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让世界知道，1980年代的中国是历史上空前开放的中国。

关键的这个“电话”不仅震惊了大陆人，也震惊了台北，当局及邓的家人都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事后邓丽君的哥哥说这是“北京”对邓丽君的“特赦”。

这个“电话”同样也震惊了大洋彼岸，就连美国的多家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全世界通过一个“电话”看到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中国”。

我们由此可以相信，世界欢迎一个开放的中国。

我至今仍不知道关键的这个电话连同其报道事先是否得到有关部门的特许，但无论有或没有，彼时《北京青年报》的“敢为天下先”至今仍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