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上世纪50年代末，母亲连着生了两个儿子，却都未能留住，命运的无情如刀刻般烙在她心头。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母亲再次怀孕，满心期盼能迎来一个健康的男孩。然而，命运再次捉弄，她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孩。母亲失望至极，满月后便重返讲台，三餐只能依赖村里的大食堂。那是个“共产主义就在锅里”的年代，全村人挤在一口锅前争食，饭点时分，村委会大院总是人声鼎沸、哭喊交织。母亲性格矜持，不愿争抢，只能默默承受清汤寡水的饭食，甚至常常饿着肚子。没有营养，自然无奶可喂。更何况，那时的产假不过满月，她即便有奶，也无法回家哺育孩子。姥娘叹息这女孩是“讨债鬼”，果然，不到两岁便夭折了。病因不明，只知她日渐消瘦，最终在极度虚弱中离去，死状凄惨，令人不忍回忆。</p> <p class="ql-block">1960年，三年饥荒最甚之时，母亲再次怀上了孩子。那是一个阳春三月的夜晚，她刚洗完一盆衣服，便觉腹中隐隐作痛。她知道，孩子要出生了。大姐和二姐早已熟睡，父亲又上夜班不在家，她只能喊醒母亲：“妈，妈，我要生了！”姥娘被吵醒，一边责怪她不该在如此寒冷的夜里洗衣，一边将她扶上炕。不久，我便呱呱坠地。姥娘惊喜万分：“是个男孩！老天爷保佑，愿这个孩子能活下来。”母亲却连看我一眼的力气都没有，只是侧过头去，闭上眼，脸上不知是汗是泪。她心里明白，生一个孩子容易，养活一个孩子却难如登天。</p> <p class="ql-block">天边泛起鱼肚白，古城并州的黎明带着刺骨的寒意。姥娘心疼地为母亲盖上一条旧棉被，又用一件褪色的军大衣将我紧紧裹住。我哭声嘹亮，母亲焦急却无能为力。天亮后，她将我的小嘴按在干瘪的乳房上，试图喂我一口，却终究是徒劳。姥娘喃喃道：“咱得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镇住那些小鬼。我看就叫‘老虎’吧，以后说不定就是山中之王。”然而，我并未成为山中之王，倒是成了大半辈子的“孩子王”。至于是否厉害？那名字可是一点边都不沾。我自小胆小，连杀鸡都不敢看，活了大半辈子，依旧如此。</p>
<p class="ql-block">1960年，我出生后，家里的日子越发艰难。不是吃不饱，而是根本没得吃。许多地方的人为了活命，开始吃树根、树皮、野菜、野果，凡是能下咽的都不放过。有人因此浮肿发亮，虚弱得连站都站不稳。我家房东阿庆嫂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人称“阿庆嫂”，她对母亲格外关照，常常捡些地里的残根烂叶接济我们。母亲将这些“食材”熬成一锅汤，一喝就是五六碗。我因奶水不足，夜里总是哭闹不止，常常从深夜哭到天亮。母亲束手无策，姥娘说这是“夜哭郎”，找了个先生画了几张黄表纸符，又带着大姐贴遍村里的电线杆，嘴里还念念有词。说来也怪，没过几天，我夜里竟然睡安稳了，母亲终于松了口气，脸上也多了几分轻松。</p>
<p class="ql-block">一眨眼，我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和其他调皮捣蛋的男孩不同，我爱干净，穿衣讲究。每年大年三十换新衣，我总要哭闹半天，一会儿嫌衣服大，一会儿又嫌裤腿长。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竟已开始挑剔穿着，惹得家人哭笑不得。我系上父亲的小围脖，穿着臃肿的棉袄，在村子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那时的我，或许还不懂命运的沉重，却已隐隐显露出与生俱来的细腻与敏感。而我，正是东冶头的儿子——毛永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