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政治处书记

庄 历

　　在我13年的军营生涯中，有一段经历时间虽短，但却记忆深刻，那就是我当团政治处书记的那两年多。

（一）

1976年8月，我在青海省军区独立第一团报道组组长任上，被提干任命为团政治处书记。当了5年多的战士，一下成了干部，军装上衣的两个兜换成了四个兜，津贴费变成了工资，月收入由20元变成了65.5元，心情很是激动，兴奋的难以言表。

没当过兵的人，不知道团政治处书记是多大的官，其实只是正排职，行政23级。但能干上这一职，一般都是德才优秀的战士，岗位也要比排长重要的多。

我们一团政治处共20多人，除一位主任和两位副主任外，还下设有组织、宣传、干部、保卫4个股，以及直属主任领导下的群工干事和政治处书记。

政治处书记的工作职责，用句形象的语言来描述，就是秘书兼管理员。秘书性质的工作主要有：掌管政治处的公章和介绍信；负责全处的文件收发、传递和督办；负责政治处的会议通知和记录；起草政治处的年度工作安排和工作总结；审批全团的战士结婚；接待地方来部队的办事人员等。管理员性质的工作主要有：领取和分发政治处的办公用品；分配政治处的节日福利物资；负责每天早晨政治处全处的早操带队。

(当年在部队任团政治处书记的留影)

（二）

我的办公室，是自己独自的一间屋，长方形的房间前半部是办公区，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文件柜后面放了一张单人床，因此也是宿舍。

政治处书记每天都离不开的一项工作是收发办理文件。这项工作既琐碎，又需要认真细致。七十年代中期，那时候文件特别多，每天早晨团司令部保密室都会送来几十份文件，一般多是来自兰州军区和青海省军区司政后各部发至团一级的文件，经常还会有青海省委和省政府、西宁市委和市政府发至县团级的文件，有时还会有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委发至县团级的文件，当然还有来自本团司令部、后勤处的文件。

这些文件分为4个密级：绝密、机密、秘密和一般文件，收到后，先要进行登记，填写文件承办单，然后装进文件夹送主任签批。根据主任的签批意见，分送各股或个人阅办。有些文件精神需要大家都知道的，就得传阅，就得经常催文，加快传阅速度，防止压文件，并尽可能及时回收文件。不然，绝密和机密文件丢失，轻则受处分，重则要被撤职，基至承担法律责任。

可能是我写的全处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安排，主任比较满意，感到我的文字还比较干净吧！他在处务会上宣布，各股起草的文字材料，凡是以团政治处名义上报下发的，都要由我来文字把关，弄的我诚惶诚恐，生怕因此而得罪了领导和老同志。好在大家都比较支持我的工作，没有人给我这个小书记出难题，更没有人责怪我。

(当年在团政治处与战友的合影)

（三）

政治处书记还有一项权力，也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审批战士结婚。部队规定，超期服役的战士年满25周岁即可申请结婚，但配偶必须经政审合格。结婚审批的程序是：先由本人递交结婚申请报告，填写结婚申请表，然后由连队、营部两级领导把关同意并盖章，送团政治处，由团政治处书记向其配偶的工作单位或家乡公社革委会进行发函调查，如配偶及其家庭无政治和历史问题，即可批准结婚。

记得某连有位班长，1973年入伍，山东人，还差几个月即满25周岁，女方比他大半岁，经发函外调，女方本人及家庭都没有问题。这位班长找我磨了几次，非要我给以照顾登记结婚。我动了侧隐之心，破例批准了这门婚事。结果没多久，出了大事。他所在的那个班远离连队，守护一座铁路大桥，因发生事故，这位班长不幸身亡。此事发生后，我时常为此感到内疚，由于自己未能坚持原则，“制造”了一个寡妇。

(当年在部队任团政治处书记的留影)

（四）

在任团政治处书记期间，我还办过一件事，虽然没有坚持原则，但让我想起来就颇感欣慰和自豪。

那是1977年春天，在我要回家乡沈阳休探亲假临行之前，干部股股长高文学找到我，让我在回家的途中，路过河北省时，去唐县帮助搞一个外调。

原来，我团有两位1945年参加革命 (武工队) 的老同志，从他们的档案上无法确定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高股长委托我去他们家乡找当地政府和相关人员查明此事。为此还给我增加了10天假期。任务很简单，我愉快地接受了。

我坐火车到了保定，又从保定乘窄轨的小火车来到唐县，找到县武装部，递上介绍信，说明来意。县武装部给两位老同志的所在公社武装部去了电话，要他们寻找当年的知情人。

原想此事很简单，他们二人均在一个公社，有四、五个知情人出证，再请公社革委会和县武装部盖上公章认定一下即可。谁知，当我去xx公社分别与这几位知情人了解情况时，却得到了不同的回答，他们二人参加武工队的时间，有的说是当年夏天，有的说是秋天。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有着天壤之别。

要知道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投降。夏天即属于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秋天则难说了，就得甄别是在8月15日之前还是之后。按理说，有日本鬼子投降一事，记忆应该相对清晰。然而，因时隔30多年，这几个证明人并非当年的武工队领导，而只是武工队的普通战士。

( 当年唐县境内行驶的小火车)

　　怎么办？让他们如实写出结论不一的证明材料带回去，任务等于没完成。两位老同志提供的当年武工队的领导人，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有的解放后病故了，还有的至今失联。再找见证人，就是村民了，提供的证明还是不统一。

晚上躺在公社的招待房间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全是这件事，我反复思考： “两位老同志参加的是我党领导的武工队，而武工队是抗日武装，但武工队在日本鬼子投降几个月之后才改编加入解放军序列”; “两位老同志自述都是在日本鬼子投降前夕加入的武工队，并提供了数名当年的领导人可作证，但这些人如今均已找寻不到”； “两位老同志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出生入死，屡立战功，多次负伤，从不向组织索求功名和地位，在入伍时间上不大可能不说真话”; “证明人中已有半数以上的人记忆为夏天入伍”。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1974年我入党时，因外祖父“文革”中自杀被戴帽定为属于敌我矛盾的富农分子，组织上向外祖父家所在公社发函外调，求证我父母是否与其划清界限时，当地公社革委会回函证明“解放后无任何来往”。这封回函并非完全属实，实际情况应该是“偶有来往”，但却成全了我。如果回函如实写，那我不仅可能入不了党，提不了干，个人成长史恐怕都得重新改写。

想到这里，我决定对两位老同志负责，决不能带回说法不一的外调结果。要让几位见证人知晓查清此事的重要性，请他们共同商量，统一说法，就高不就低。

第二天我去了县武装部，把我的想法向他们做了汇报，他们也赞同我的想法。取得共识后，县武装部派人与我一起到××公社共同顺利完成了此项工作。回到部队后，我将此项任务的完成情况，原原本本、祥祥细细地向处领导和干部股做了祥细汇报，得到了领导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赞赏。

事隔多年以后，想起此事，我不禁为当年自己的做法感到欣慰。尽管那时我只有24岁，但在政策的把握和复杂事务的处理上，应该说还比较到位。此举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历次革命战争中的老战士的高度负责精神，而且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了部队组织上对他们的关怀和温暖。

( 当年的河北唐县火车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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