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鸠情”之一：芜深两地，建校趣谈

老顽童

来深圳后，我常回芜湖，每次回去，人还没到，电话就传给我芜湖一中的老同学、老同事谢训祥、张晓林…。到了芜湖，不论多忙，我都会回母校看看。其实，也许和其他人不同，在芜湖和深圳都呆过好几个学校，当老师或当校长，出去后，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回去看看。时间长了，门卫不知换了多少次，谁也认不得我，只好打电话给学校熟悉的老师，从不怕烦。

前些年回去，我和我的同事又聚在一起，谈起往事，特别是谈起当年我在芜湖一中办学的困难情景，大家都感慨万千。有人笑我，你那时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为学校到处跑，那辆车那儿都响，只有铃不响…；有人说，为了给老师谋点福利，你和二航四处合作，办拉絲厂，当时就有人说，一中在搞投机倒把，你却不再乎…；

说归说，笑归笑！84年我去芜湖一中当校长后，确实不得不把不少精力花在校园建设和创收上。要知道，在历史上1966年到1976年那十年，不只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学校受到的破坏，更是不堪入目，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在这之后开始扬眉吐气，但无论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只是正在改善之中，记得教师的工资大部份很长时间在两位数。至于住房，大部份教师住在学校，条件很差。面对着对国家充满信心，工作热情高涨的芜湖一中教师，作为校长，不能不把关心他们的生活做为重头戏来抓。

此外，芜湖一中从52年从赭山搬到张家山头，那时建造的房子已有30多年历史了；老房子的科学馆还颇为雄伟，但作为主教学楼的中大楼是按苏联老模式建设的，二层楼房，楼房中间是过道，过道两侧是教室，通透性差，隔音也差。有个“笑话”是，我们大家都很崇拜的朱宝珏老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专门写过的老师），讲起课来，声音很大，别的教室的学生不分心也能听到他讲课声音，好多学生都记得这事，觉得很有趣。不过话讲回来了，都八十年代了，这样造型的楼也真算老掉牙了，非改不可。但是重造大楼，那有钱？那时我们教育上的欠帐太多，许多学校的危楼急需改造，我们这个大楼的改造当时连想都不用想，不可能。

其实，到一中上任相当一段时间，我也根本没有想过改建中大楼的事。因为当时还有几件校园改造的大事要抓。

一是芜湖一中校园面积很大，分成前后两个区，前区是教学区，后区是生活区。生活区里还有个不小的池圹，但池圹边上有不小的一块地属于花农生产队，相当于一块飞地。加上前后两个区中间还有一条小路，实际上，前后两区是断开的，算是两个校园，给学校的管理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

二是学校的运动场小了点，跑道不到标准的四百米。那时，省、市都曾经想用我们场地开运动会，但都因场地不规范，总搞不成。

按道理说，无论是造房子还是要地皮的事都是后勤领导的事，无需我去做。但实际上却不是这回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遇到一些想不到的事，终于知道，办这些的事非得校长出马不行。

那时一件小事深深刺痛了我，也教训了我。记得一年冬天，天气很冷，恰恰生活用煤是计划供应，学校食堂计划的煤快用完了，得赶快去市计划局批煤。于是我们的总务主任，和我父親住对门的张厚仁主任出动了，但没有批到煤。因为涉及到住校生吃饭的大事，立即引起我的高度重视，于是亲自出马了。

我去了市计划局，里面人很多，轮到我，我说明来意后，很快被回绝了，还被经办人说教了一番，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转身打算离开之际，我有点不服气，便喃喃地说，想不到批个吨把煤，我校长出面都不行！话小到不能再小了，但被他旁边一直注意我的人听到了，立马拖住我，给我批了煤，还一再表示歉意，搞得我很不好意思。

要回二道门外那块飞地，我还真有点小九九。因为那时芜湖一中老师不少住在学校，那么多年只盖过两幢楼房，很多人住房质量很差，常找到我，要解决住房中存在的问题。说实话，在芜湖一中，住房和以后评高级职称是最让我头疼的事。话要回到那块飞地了，我要这块飞地，便是想把那块地要来建宿舍。

为了办成这两件事，我可没有少花功夫，硬是骑着车，东奔西跑。终于，操场的地皮扩大了，以后修了四百米跑道，虽然主道只有六条（国家标准为八道），但勉强能接待比赛项目了。花农队的那块飞地，我在学校时，手续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走后，很快收回来了，然后和在任时已经联系过的中国人保芜湖分公司的凤经理，谈成项目并完成了合作建房。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在芜湖一中当校长的最后几年，终于拆除了主教学楼，那座中大楼，并开始建新楼，在我离开一中时，基本建成。拆旧楼建新楼，纯属偶然。因为即使到了1988年芜湖市的教育欠帐还是太多，根本顾不上芜湖一中这座看起来还相当不错的楼。

那一年，国家教委基教司的温孝杰处长来芜公干。闻讯后，我立即去见他，并邀他到我们学校看看。不巧的是，那天我感冒了，咳喇得厉害，幸亏那时没有sas，也没有新冠，不然邀他来并陪他在学校到处转，是决不可能的。那天不知怎的，特地在中大楼多呆了点时间，教室之间串音的情况，他居然注意到了。

记得很清楚地是，我陪他到科学館参观时，站在二楼实验室窗口对着我们那管理不错的花圃，再进一步介绍情况时，他突然若有所思，打断了我的话，反问我，中大楼太差了，怎么还在使用？听了他的话，我激动不已，居然好一会才回答他的提问。他却接着对我说，回北京后，我向司里汇报，争取给你们拨一些钱，让省、市也补些钱拆旧建新吧。

这以后，部里大概给了60万，省、市大概配套60万终于把一座由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芜湖一中校友单德啟设计的大楼建了起来！

不得不多说一句的是，上面提到很难办，却又办成的事，应该归功于芜湖一中的魅力、各级领导对芜湖一中的关心和支持。在那个特殊时期，我只是尽力而为，多管了一些似乎校长不该管的事而已。

到了深圳，想法和做法与在内地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在正常情况下，校长对校园建设方面的事，主要是做些规划，无需象内地那样，亲自跑腿了。即使对外需要校长出面的事，当然不再骑自行车了，有汽车呀！

到滨河中学当校长是1991年4月16日，面对这所开办仅仅七年的新学校，很快发现了不足：学校面积太小，建校时，校园面积只有23500平方米。就说运动场吧，只有250米跑道。篮排球场也全建在田径场上。房舍也嫌不足，以办公室为例，我在芜湖一中的办公室有四五十平方，而在这里只有十几个平方。不过深圳毕竟是寸土寸金的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用地的地方太多。更何况，滨河中学位于罗湖区，当时通往香港的火车穿过罗湖，大陆到香港的边检站也在罗湖，在罗湖有这么一大块地办学校已经不容易了。到深圳不久参加首期校长班，结业时按当时的规定，只能到香港考察学习，这对从我们一批从内地来的校长来说，已经是非常满意的事了。去了香港才知道，香港的学校更是小得可怜，一比下来，我们更是无话可说了。

有一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说的是我们学校隔壁一块预留的大块场地上的事。那块土地已经闲置多年了，住了一些闲散人员。这当中有人靠检破烂为生，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报纸点名批评这件事，敦促有关方面查办。但这份报纸上说这些人是安徽人。看了这篇文章，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是批评我们老乡嘛！但正因为如此，引起了我们对旁边场地的注意，还真的打起主意来了。我们当然知道，想要在靠近当时深圳市地标的预留土地中，为学校要一块地皮，非常之难，但我们还是决定，为了滨河中学的发展试它一试。那时，我们学校的总务副主任郑国粦是个广东河源人，年轻、热情，能力很强，他立即代表学校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做工作，经过将近一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学校拿到一块近五千平方的土地。校园的扩大为把它办成一所重点高中创造了条件。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拿地皮的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几位校长都没出出面，怎么能不让我感动。

没想到的是，1996年我被调离滨河中学，去筹建深圳理工学校。筹备小组除了我，就是随我而来的原来的滨河中学的郑国粦。原来理工学校是让行和中学的宣校长去筹建并担任校长的。宣校长是从贵州来的上海人，深圳的校长基本上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土生土长的宝安县人（深圳的前身）很少。宣校长接手筹建理工学校之后，很快拿出了学校的建设方案和规划图，并且通过了审查。学校的建设预算3500万，也已通过，我接手后的任务就是开始建设。当时对我的要求也十分明确，就是要确保按期建好房舍，并做好人员调动、设备采购、教学设计和教材准备等一系列工作，并且当年就招生、准时开学。

要知道，我们是3月18日举行开工仪式的，满打满算到9月1曰开学，只有不到5个半月时间，要建好三万多平方的建筑，心里可是一点底都没有。 为了做到心里有数，只好私下请教一些专家，听了他们的话，反而更是添愁。因为按他们的说法，这五个多月时间里，还包括变化莫测的雨季，更可况天有不测之风云。但快到双五的我，好象突然年轻了似的，竟然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干了起来…

还算好，市里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市教育局对这所学校也非常支持，罗湖区教育局还派了专人配合我们工作，特别是工程质量问题，罗湖区政府还做了专门安排，所以建设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我和助手郑国粦主要任务是督促检查工程进度，对建设方提出的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去进行协调。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时间去处理其它的筹备工作。当时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据了解，深圳预算在确定后，需要追加，需要等到工程结束后。但偏偏这时雨季来了，为了确保工程进度，又保证工程质量，需要把水泥标号提高，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原来的预算就不够了。因为这是市里定的工程，钱由市里负责，于是增加工程拨款的重任便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只好把这件难事揽在身上。这时，我们真紧张了一段时间，经过报告，磋商，组织调研…经过努力，硬是在工程进程中增加了一笔款项，确保了工程进度和质量。工程终于在九月初完成，招来的学生军训结束后，终于在九月十八日入学上课。只是学生住进宿舍了，教室可以上课了，当然饭堂也开伙了，但学生头天早上却是拿着学校配的水桶到楼下打水，去楼上宿舍洗漱，看到那尚未脱去军装的学生排队打水的场景，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笑了。

大概是七月的一天，我的同学王一荃出差到深圳，特地来看我。我陪他在工地上转了一大圈，并告诉他，今年峻工，今年开学，他就象听我讲神话似的，不相信，但我们硬是做到了。开学以后，和著名漫画家方成谈起这事，他笑着说，我们北京一个单位盖一个传达室，盖了三个月还没有盖好，对我们做的事赞不绝口。开学后，我接待来自家乡淮北某县领导一行，当听说深圳市给了我们4000多万建一所理工学校时说，他们县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还没有这么多…

1997 年，著名画家韓美林来我校指导学校美化工作

1998年9月，在理工学校仅仅干了两年半的我，被调到笋岗中学任职。笋岗中学是1992年罗湖区创建的一所学校，位置比较偏，靠近特区的二线关。在这所学校，我干了整整四年。这四年，令人欣慰地是，经过我和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使学校上了一个台阶，学校还形成了“绿色、数字、生本”的办学理念(我的后任加了健康二字）。学校在评省一级学校时，评估组虽然给了学校工作很高的评价，但对学校办学条件，包括校舍不符合要求，提出看法，希望政府帮助整改。这时，离退休时间已经不长了，但我还是认真打报告给市有关部门，要求增盖教学用房，并亲自出马去计划局汇报。最后，在我离开前，市里同意我们建房的要求。我退休后，一座实验大楼盖好了，那时的一天。我登上笋岗中学盖好的大楼，就象我十多年前离开芜湖一中后，登上一中的新大楼一样，感到十分的欣慰。

我说的事已是20年前的事，如今，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高度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教育也在高速发展。学校建设已成为政府所要考虑的事，校长可以更专心一意地抓教育。在深圳，学校规划，学校建设更是成为政府考虑的重大问题。拿我们深训来说，在全国已经走在前面。请看最近一篇报道：

“深圳人口规模大、增速快、外来人口比例高，适龄入学人口一直处于高位增长态势。面临这一现状，深圳市委市政府高位谋划，吹响学位建设攻坚战冲锋号。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深圳“大规模学校建设计划”开局之年，全市建成学校151所，全年新增13.1万座基础教育学位，再创历史新高，市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图中所示，笋岗中学几任校长参加学校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