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记忆—公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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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北京电信局开办了一种新的业务——传呼公用电话。如果你有事要打电话，就到离住处最近的公用电话站去打；别人打来电话找你，公用电话站会马上给你送信。当时重点安装的就是胡同里的传呼公用电话。那时，这样的声音常常在胡同里响起：某某家，接电话了！

老北京流行着一句话：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后来还有一句话：凡有胡同处，就有公用电话。

1952年10月6日《北京日报》2版。

1952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2版《北京电信局试办代传电话》。

　　1952年，北京电信局决定自11月1日起，全市所有传呼公用电话一律试办“代传电话”业务。

电话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北京传呼公用电话的开办，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市民，人们把公用电话也叫“人民电话”。

　　麻线胡同40号， 55局4949。

随着电信局“代传电话”业务的推出，一个新的职业就产生了——公话人，职责就是传电话。如果来电人说的事情简单，不需要和受话人直接通话的，可由公话人转达，如果来电人要与受话人通话，由公话人把人找来，最后受话人付传话费即可。

麻线胡同40号，我的家，就在那个年代装了公用电话，号码：554949。爷爷成了公话人。那时爷爷要传好几条胡同呢，洋溢、西裱褙、麻线、苏州胡同一半，中间还有两个横着的小胡同即八宝楼胡同、侯卫胡同。公用电话的使人们传递信息方便了，大家都习惯打电话，麻线胡同40号的家里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了。这时，家里自然离不开人了，好在我们家的人多，都加入到公话人的队伍中了。我是跟着大人一起跑来跑去，大点的孩子接到任务就一溜烟跑了，我追不上，喊着等等我，他们就说你别跟着裹乱，我们是工作。好自豪呀！小小年纪都工作了。和老叔一起送电话时总能跟上他，其实老叔是在照顾我，不会走的太快。老叔喜欢拉京胡唱京剧，每次送电话时总是边走边唱当时流行的样板戏中的选段，我在旁边蹦蹦跳跳的跟着。 

　　老街旧邻*刘大爷

手机已成为当下普及的通讯工具，智能手机更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必需品。交易支付，视频微信，使远隔天涯的你我近在咫尺，座机已在大多数家庭中逐渐消失，这让我想起了五十多年前那个以传送公用电话为生的邻居刘大爷。刘大爷瘦高个，待人和善可亲，蓝眼睛大鼻子，应该有外国血统。那时周围几条胡同只有刘大爷家有一部公用电话，我记得号码是:554949。打一个电话四分钱，刘大爷传送一个电话三分钱，刘大爷传送的电话内容可能是一句话，也可能是让人回电话。无论寒暑，风雨无阻，总能在胡同里看到刘大爷传送电话的匆匆身影。记得六、七岁的我特别乐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刘大爷家给远在大兴工作的老姑打电话，当时感觉电话真是个神奇的东西，通过转盘拨号，接通后就能和要找的人说话。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记得老姑单位的电话号码:769383。那个瘦高个蓝眼睛大鼻子和善待人传送电话的刘大爷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非常怀念老人家，他可以叫出胡同里很多人的名字和小名，包括我。我小时去打电话因为个子小，都是老人家帮我拨号。我记得电话安放在一进屋的左手，现在回想宛如昨日。

二O二一年五月廿一日隐逸居士禅境中人写於京南溪水园

　　在各式各样的电话铺天盖地普及的今天，那如烟的往事大多都渐渐淡忘，爷爷家的公用电话老街坊却依然那么清晰的记着。他们怀念的是的温馨感觉，怀念是那种邻里间的真情。

　　爷爷和我哥哥。

爷爷记的电话号码和要通话说的事情。

　　这是当年放公用电话的桌子。胡同拆迁后，我父亲把小桌子带回西安的家。看到这小桌子不由自主的就想起老家。父母1949年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北京支援大西北到西安。我回北京比较长的时间有三次，1963年我母亲在北京治病带着我，那时我还没有上学，大概住到64年。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父母他们被卷入了乱哄哄的运动中，忙的不可开交，我们家三个孩子一起都被送回老家，从67到69年。76年初我高中毕业，又回去呆了半年。我们这届毕业生三月份已经下乡，为了将来有工作就不能再住了。走时，爷爷舍不得的对我说，以后在北京给你找个人家吧！

往事如烟，虽然老家的记忆都是碎片和模糊，还是挺怀念小时候断断续续的在老家的日子。那时的市井小民生活，感觉才能真正的人间烟火……。

感谢老街坊刘云鹏先生提供的回忆文章和绘制的胡同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