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之昆明记，14—西南联大

走•在云南

（老照片拍摄于联大纪念馆，部分来自网络）

迁居昆明一年的时候，我去了一次西南联大旧址。旧址在云南师范大学本校一角，隔一二一大街与云南大学本校相邻。这三年来，无论私人还是单位活动，都想再去参观，无奈疫情一直持续至今，而联大也暂停开放至今。

1937年7月，日军侵略华北，抗日战争爆发。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迁往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坚持最高等级的教育。翌年2月，日军进逼之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4月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停办北归。前后共办学八年零十一个月。

这所只存在了不到九年，堪称史上“最穷的”大学，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这所大学，8年多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这是当时西南联大校歌的勉词。语言直白、表达质朴，却彰显了深挚的家国情怀。只有把教书育人同家国紧密相连，这教育才真正立好了根基。而在山河破碎、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这种家国情怀更加显得慷慨悲壮。西南联大就像初展羽翼的雏鹰，又像浴火涅槃的凤凰，在战后方的昆明，放射出鲜明的光亮，延续了中国的文教血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发扬光大。

“我刚到昆明的头两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

汪曾祺先生这篇《跑警报》，记录了当时联大师生，在日军空袭时躲避的种种情形。幽默的笔触下，令人既感到乐观主义，又有些心酸。这大概是当时联大人和昆明人共同的感触吧。

汪先生的文字，还记录了这样的趣事：“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一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作了这样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能把玄妙的逻辑学，运用到狼狈的逃难，可见联大人对学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

2011年，一部名叫《南渡北归》的著作问世。这部以西南联大历史为主线的纪实文学，书写了那个年代以及后来联大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这是一部见仁见智的作品，虽然对其中的一些观点立场和分析方法不敢苟同，但对其资料涉猎之广泛，深感敬佩。大概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某读书平台上看完了全部章节，这也是目前我所读过的最长的电子书。

我比较喜欢这部著作里，记录的西南联大很多妙人妙事。印象深刻的，像文学大家刘文典，为了生计，不惜把学问用来给地主家写祭文悼词，只为了换取云南火腿和一点儿大烟土。那时候，昆明物价飞涨，师生们活得很艰苦。

任继愈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依靠薪给收入的工人和公教人员的生活受到极严重的威胁，大部分学生也因营养缺乏而损坏了健康。联大的教师学生已经和广大人民一同成为饥饿线上的挣扎者。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结果使联大教授每月薪金的购买力在一个时期仅合到战前的8元左右，这个数目根本不能维持一家大小最低限度的生活。……像闻一多教授全家从每天的三顿干饭改为两顿，两顿干饭还不能维持时就只能喝稀饭，菜蔬从白菜豆腐而降为豆渣，全家都需束紧腰带忍受饥饿。”

即便是在战争和饥饿的双重威胁下，联大师生仍然咬牙坚持下来。他们靠着中国人的不屈不挠，靠着中国文人的乐观豁达，靠着中国先生的敬业精神，在西南顽强地进行着学业，直到战争结束，光荣凯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是一座丰碑。这座丰碑以爱国信念作为础石，以民族精神作为钢筋，以文人风骨作为架构，以学术追求作为血脉，从而成就了当时佳话、现代史话、后世神话。

联大纪念碑文有言：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

沧海桑田，联大解散不到八十年后，这个国家已经翻天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