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唤起读者对碑帖的兴趣?

郑州张世科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2021年,注定是河南卫视的“圈粉年”。从春节晚会,到元宵晚会,到清明特别节目,到端午晚会,到七夕晚会,再到中秋晚会。六档节目均分9.9,河南卫视竟然六次“出圈”。河南卫视如此圈粉,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寂静的文物“活”了起来。比如《七夕奇妙游》,借助于新的制作手段,让古朴的文明“活”了起来,让“一眼千年”的浪漫穿越历史,穿透荧屏,触动了人们的内心,融入了当代生活。从而使人们看到,七夕的文化原来如此丰富多彩。七夕原来不只是卿卿我我。七夕原来可以这么浪漫。其实,碑刻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试想,一旦我们从中找出吸引读者的节点,成功的将其激活,让冰冷的石头“活”起来。碑刻研究的现状定会大为改观的 。</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我们知道,碑刻作为古人留给后人最真实、最坚固的石刻珍宝,以其特有的魅力,诱惑着你我。可人们只知道碑刻的形制多种多样,千奇百怪。熟不知,碑刻的内涵,更是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它不仅涉及到改朝换代、军事战争、自然灾害、地理疆域、水文天象、物价行情、宗教派系,而且还包括人物传记、古文考辨、书法荟萃、文学艺术等。故而研究碑刻,对纂志征事、正经补史、考字习书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在照像制版,印刷技术没有出现之前,许多历史上的史实政令、颂词铭文、诗赋书画等名人墨迹,都是通过碑帖拓片留存到今天。这些拓片不仅是书法范本,更是珍贵的史料。</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大家知道,碑帖拓片之珍贵,首先就在于它能清晰、完整、准确地再现古代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神韵。它所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具收藏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意义。</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在中国历代收藏中,碑帖拓片与善本古籍和青铜器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最顶端的艺术收藏品种。碑帖拓片一直成为历代金石、书法、艺术、文学、史学等文人墨客及其书画商人竞相收集珍藏。北宋的欧阳修一生收藏碑帖拓本一千卷余,并编写了《集古录》,开拓片收藏研究大家之先河。赵明诚与妻李清照一生酷嗜金石彝器,对周朝以来金石遗文无所不涉,后辑成《金石录》传世。明、清及民国更是碑帖拓片收藏之高潮。董其昌、赵崡、王铎、金冬心、翁方纲、包世臣、陈介祺、端方、杨守敬、罗振玉、康有为、张伯英、朱文钧、周肇祥、鲁迅、于右任等等都是拓片收藏家的代表人物。</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清代中晚期,金石文化兴盛,拓片的市场价格逐步走高。当时的一张名碑拓片和一张名家字画等值,而一本剪裱宋拓,价格要超过一张宋画。清代著名文人、书法家翁同龢经常遇到索价500两黄金的拓片;清代文人朱文钧以毕生心血,收集汉唐拓本七百余种,为了收藏宋拓《醴泉铭》,他卖掉了家藏的明代沈周《吴江图》和文徵明的《云山图》,才凑够了4000元大洋。而当时七八百块大洋就能在北京买一座四合院。“一张好拓片,一座四合院”的说法也由此而来。</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据说,1920年,知名考古学家、教育家罗振玉曾公开出售历代碑帖拓本和珍贵书画:宋拓《唐皇甫君碑》标价2000元,明拓《瘗鹤铭》标价1200元,明拓《唐雁塔圣教序》标价290元;宋代郭熙的画卷标价仅为1200元,明朝唐寅《品茶图》标价仅为650元,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四条屏为200元。可见当时碑帖拓片珍本的价格是远远高于古代书画的。</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在时下的中国,相对于书画、陶瓷、玉器等艺术种类的火爆,碑刻市场是冷寂的。以时下的拍卖会为例,碑帖与书画的价格就已严重错位。单幅字画,其成交价过亿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单幅拓片成交价,最高者不过千万。有人把这一错位现象,归结为介入碑帖收藏的投资方太少;归结为如今的人们心浮气躁,多抱有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这些观点,自然都有其道理。然而,我们是否还应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不错,眼下的碑刻市场上,并不乏讲述碑帖的专著,而且大多印制讲究,装帧精美,极尽豪华之能事。可这些著作,又有多少顾及了当代人的阅读需要?兼顾了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和兴趣?要知道,生活节奏的加快,互联网的普及,已使人们的阅读习惯随之大变。趣味性已超越知识性,成为其阅读的第一驱动力。因此故,那些冰冷烦琐的考据,那些枯燥乏味的论述,对当代人而言,自然是缺乏看点。</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随着印刷手段的不断更新,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碑帖的首要功用已从传播书艺,让位于证经补史本身。以现存于河南登封的《启母阙》为例,其本身作为启母庙的附属建筑,就是汉代启母庙曾经存立的最好物证;现存安阳的《鲁潜墓志》,因直接记载有曹操墓的信息,从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再如《大唐龙潜教书碑》《桓臣范墓志》《平淮西碑》《赛因赤答忽墓志》等,和历史上的“秦王东征”“大唐复辟”“中唐复兴”“以明代元”等重大历史事件,无不存在着一一照应的关系。</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  如果我们无视这种变化,墨守成规,一味地沉寖在繁琐的考证考据里,纵使大作不断,又有几人愿意细细阅读呢?基于此,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适应碑帖拓片功用的历史性变革,从挖掘碑刻背后的故事入手,理清碑刻,尤其是著名碑刻的来龙去脉。力争用生动而有趣的故事,用新颖而直观的艺术形式,激活碑刻,从而唤起读者对碑刻的兴趣来。</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