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百年学脉与军医之路（第三章 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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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石头城下（下篇）

书接上文，刘瑞恒开始落实蒋介石整理军医教育的想法。

记得我们曾说过，中国当时的军医界，是“德日派”西医的一个重要堡垒——从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医学堂、到各省开办的一些军医学校（代表性的有四川陆军军医学堂、湖北陆军军医学堂，多为昙花一现，且规模小、不成系统）、速成班等，教员基本上是日派西医。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到部队工作后，也相互援引，结成派系。

历史上虽然有伍连德这样的专家试图对教育方式进行一定的“英美化”，但势单力孤，并没有带来什么明显的改变。

刘瑞恒到了军医学校以后，学校里浓郁的德日气味自然是大大不合他的胃口。在他看来，军医学校的人素质很低，教育和培训既不正规又不严谨。

学校师生这头，也早就对刘瑞恒的“英美协和系”用人倾向有所耳闻，然而，新任刘校长的手段之果决，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德国的指导帮助下实行整军。但在军医领域，任用英美系出身的刘瑞恒来进行大规模建设。

刘瑞恒到军医学校上任的当天，就宣布：所有的教职员工一律解聘！等待重新选拔聘用；所有的学生必须参加甄别考试，重新进行入学登记。

他甚至还宣布了一条令人极度难堪的规定：今后军医学校的男生一律剃光头。

接下来，刘瑞恒开始给军医学校改教材、换教授、变革教学方法，也拨款增添了不少的仪器设备，一系列措施出台后，学校面貌大变。

他把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请来，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务长；宣布中央医院作为军医学校的实习医院；又从协和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皆为美系医学院）请来许多专家，担任各系的教官。

沈克非（1898～1972）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医学家，学成于美国，工作于协和。1936年曾任南京中央医院院长，抗战期间从事军医管理工作，后任教于国立上海医学院。

1930年代，沈克非曾在陆军军医学校担任教务长，大力推行英美式教学理念，遭遇巨大反弹。

然而，自晚清时代以来，就深深浸泡在德日医学传统中的军医学校，长期沿用的都是德日系的教学模式，与英美流派在教学体制、教育模式等很多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不同。

刘瑞恒的这种”休克式“教改，让在校学生遭受了重大的心理冲击，引发了强烈的不满、甚至是愤怒。至于刘瑞恒的那个莫名其妙的“男生一律剃光头”的命令，更是让学生感到了人格侮辱。

1935年的元旦刚过，陆军军医学校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学潮。学员们走出校门，广泛散发题为《陆军军医学校护校运动宣言》的传单，要求撤换刘瑞恒。

学员们抨击刘瑞恒并非专业军医出身，对军队实际情况和问题症结缺乏了解，且一人身兼数职，不能专心抓好军医学校的教育。刘瑞恒所聘请的那些讲师（主要指的是沈克非等人），也是满口英语，却根本不懂军医业务。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控诉的背后，依然还是医学理念和派系的碰撞冲突。

军医学校学潮期间，参谋总长朱培德数次派兵，弹压军医师生，两年后，他自己却死在了医疗事故中，真是造化弄人。

军医学校的学潮，震动了首都朝野，更是直接惊动了蒋介石。蒋是刘瑞恒的最大靠山，立刻致电朱培德与何应钦，要他们协助刘瑞恒整顿军医学校的纪律，给闹事学生们一些颜色瞧瞧。刘瑞恒则直接要求何应钦派宪兵进学校，维持校园秩序。

这种处理，无异于火上浇油，年轻气盛的军医学员们更加怒不可遏。从1月4日开始，学生们、以及军医学校同学会（成员们都是军中各级卫生骨干）一连四次发电报给蒋介石，坚持要求撤换刘瑞恒；而蒋也四次致电首都的那些军头们，下令坚决弹压。

学潮期间，有八名学员代表被关禁闭，多名参与学潮的教职员工被辞退。

闹到后来，高层的将领们都看不下去了，蒋介石也开始对刘瑞恒产生了嫌隙，认为刘缺乏管理能力，以致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

陆军军医学校的学潮最后虽然平息了，但是刘瑞恒在学校的威信一落千丈。

应刘瑞恒之要求，派宪兵进校园弹压军医师生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自己就是留日的，对德日派军医其实较为亲近。次年，军医学校在北平的老邻居——陆军兽医学校——也迁到了南京，何应钦以军政部长之尊，亲自兼任兽医学校的校长，也是当时一奇。

1935至1936年，刘瑞恒继续坚持用“英美系”人员清洗“德日系”的方针，以“整顿军医，提升军医素质和医疗水平”为由，大批撤换军中的“德日系”军医，代之以协和毕业生。

各主要部队的军医部门，如航空委员会军医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医处、庐山训练团军医处等，都由刘瑞恒派自己的协和学生担任处长。

在这两年中，刘瑞恒在军医界完成了对“德日系”的最后扫荡——全国的医疗卫生体系中，“英美系”已几乎无孔不入。

1936年5月开始，刘瑞恒终于开始走背运了。他曾经得罪的“德日系”医生、军医界人士、中医界人士走到了一起，对刘瑞恒发起了最后一击。一时间，举报他舞弊、贪污的印刷品贴满了整个南京城，各种大小报刊也都以夺人眼球的标题进行跟踪报道，将反刘情绪渲染到了高潮。

倒刘运动的高潮——1936年南京报纸上要求“彻查刘瑞恒中央医院贪腐”的文章。

刘瑞恒一介书生，身涉政坛，最后闹出这么多、这么大的动静，是他10年前离开北平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

事情闹了整整半年，才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人们的关注开始转移到别处，才告风平浪静。刘瑞恒已是身心疲惫，对政治彻底失去信心。终于在次年的4月，他陆续辞去了军医学校和卫生部的各项职务，此后的人生渐渐趋于平淡。

而此时的军医学校，已经在1936年经历了又一次的更名——现在叫“中央军医学校”了——原因是每年的毕业生已经不光是分配到陆军部队了，还广泛地走向了海军和空军。

另一个变化，则是军医学校由蒋委员长亲自兼任校长（蒋当时有个癖好，喜欢兼任各种军校的校长），刘瑞恒则改为教务长。不过蒋介石从来不来学校，实际上还是由教务长决定各种日常事务。

刘瑞恒辞官后，蒋介石召来了当时的广东军医学校校长张建，担任军医学校的新掌门人。

张建留学德国多年，由他执掌军医学校，是“德日系”在中国军医史上的最后荣光。

左：军医学校教育长张建（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教育长是实际负责人）。

右：军医署委员严智钟。

这是军医学校前后两任掌门人的同框照。1936年至整个八年抗战期间，军医学校始终由张建统领。

长江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刘瑞恒的多年经营，“英美系”在此时已经完全走到了中国西医界、军医界的舞台中央，并抢到了主角的殊荣。

英美理念的全面登台，对后半个世纪中国海峡两岸的医学发展，是起到了巨大的正面意义的——这一点，我们确实应当承认。

至于“德日系”军医与“英美系”的最后一搏，那将是在抗战结束后的上海江湾，而且是八年以后的事了。

刘瑞恒在1936年之后的行迹，低调却不平凡。总的来说，他回到了自己的原本角色——医学和公共卫生专家——这也是他最游刃有余、最能活出真我的一个空间。

晚年刘瑞恒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前往香港组建了“协和药品有限公司”，制造了大量药品运往抗日后方。1942年，刘瑞恒担任国民政府驻美物资采购团代表，利用自己的人脉，为抗战争取到美国援助的数千万美元医药物资。

1943年2月，宋美龄以治疗荨麻疹名义赴美，希望开展一下“夫人外交”。刘瑞恒为此不遗余力，通过自己与小洛克菲勒等人的关系，成功地帮宋美龄实现了美国国会演讲，并把她送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这一切，表面上像是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事件，其实背后的关键推手，却是这位医生刘瑞恒。

1949年刘瑞恒去了台湾，致力于台湾医学教育，推动公共卫生、疫苗接种、流行病防治等基础性工作。1961年8月，他在美国纽约去世。

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国会发表演讲，宣传中国抗日，并访问洛杉矶等城市，刮起了“夫人外交”的旋风，在这个背后，是刘瑞恒的默默推动。

蒋介石在台北为刘瑞恒举办了隆重葬礼；而在大陆这头，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或是敢于提到他。倒是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忘记刘瑞恒——他就是周恩来总理。

刘瑞恒和周总理都是天津同乡，刘的大妹刘淑蓉、二妹刘淑英和邓颖超是非常要好的中学同学，相互之间以姐妹相称。邓颖超和周恩来恋爱以后，两人经常到刘家做客，因此周恩来和刘瑞恒也很熟悉。

周恩来总理与刘瑞恒家人的友情终生不渝，直到1976年总理过世，刘家子弟与周总理、邓颖超的往来都很频繁。建国后不久，周总理就托人给刘瑞恒带话，劝他回大陆。

1959年，中央一度计划将北京协和医学院改建为新的“中国医科大学”，希望找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医学专家来担任校长。周总理又一次想起了刘瑞恒，并给他写了封信，托外交部辗转送到了在美国的刘瑞恒手中。最终，刘瑞恒还是以个人健康理由，加以婉拒了。

1959年，刘瑞恒于哈佛大学中国同学碑前。

这一年，他最后婉拒了周恩来总理邀请其回国的美意。两年后，这位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病逝于纽约。

张建来到军医学校后不久，“七七事变”和全面抗战就爆发了，学校短暂的安宁被再一次打破。

出身“德日系”的张健校长，即将带领军医学校跋涉千山万水，远赴西南。

而“英美系”的刘瑞恒则密召协和医学院的爱国师生离开北平，由林可胜教授接受衣钵，为中国的战地救护殚精竭力、培育人才。

曾经争斗不止的这两派医学精英，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在贵州扎下营盘，用自己的汗水、泪水和鲜血，为中国的军医教育保留住星星火种，并孕育出国共双方的众多医学名家来。

敬请期待下一章：关山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