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的前世今生（下）

钱塘丐叟应子根

——演变中的缙云习俗

千百年来，人们的生活始终离不开“厕所”，但“厕所”这个如今耳熟能详的词汇，真正走进缙云山区百姓的生活，却只是近五六十年的事。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应氏大祠堂”读小学一二年级时，祠堂下厅和楼梯下，随处可见私人放置的“坢桶”。一下课，男生女生便纷纷找位置，或站或坐，各取所需。可惜，不少“坢桶”被调皮的男生远远地“射击”得半满半溢，桶边桶脚一片狼藉，女生往往无处落座。更常见的是，几位堂伯为“坢桶”的归属争执不休，你怪我偷倒，我怪你抢位，甚至闹到农会请村干调解。

——新式厕所的诞生

后来，我们的先生向农会提出建议：外乡有些学校已建起“厕所”，我们是否也可在祠堂东墙外建一座？既能减少争执，又能将“坢”出售后补贴学校经费，改善卫生环境。村干部采纳建议，用几棵公有松树换得材料，在祠堂东厢开了门，建起一座男女合用的新式厕所。里面用石灰与黄泥砌了小便坑，还做了四个连体“坐马”。新厕所刚落成，师生们兴高采烈，争先恐后去体验。最大的“坐马”没人敢坐，因为那是留给屁股大的先生的，我们小朋友自然用“小坐马”。从此，“坢桶”只在开大会或唱平安戏时才出现，学校卫生面貌焕然一新。连原本放学前必须忍回自家“放尿放屙”的规矩也被打破，同学们甚至故意在新厕所“释放”后再回家。只是回家后免不了被父母责骂：“不懂事，呒苦臀，连‘家牲’都晓得放尿放屙出栏，忍尿忍屙归栏，你们比家牲还不如！”

——厕所的变迁与扩展

随着小学扩班和“大跃进”形势的推进，学校先后迁至“钦公祠堂”和“德周公祠堂”，厕所也随规模扩大，分设男女厕。这类厕所在当时乡村，仅见于小学或乡公所，普通农户仍无此习惯。后来，壶镇洋、五云镇等地的生产队因集市人流密集，也开始建起“公共厕所”，既方便赶集人“解手”，也便于“接坢”。到了“改革开放”后，这些公共厕所竟成了生财工具，开始收费。每人次小便从五分涨到一角，大便从一角涨到两角，引来路人怨声载道。乡下人骂：“什么屁厕所，稀臭大鼻，人家尿屙放给你，不要你用钱买已经廿八分了，反而还要我们付铜钱，什么世道！”外地游客则讥讽：“外面的杭州、上海、南京、北京，厕所干干净净，窗明几亮设施齐全才叫厕所。天南海北跑转光，勿见这个鬼地方，厕所臭气熏天，收费要价漫天，壶镇人就是钻铜钿眼，且看他们出门也自己带坢缸否……”

——新潮理念的引入

尽管有误解和过激情绪，但“公共厕所”和“家庭卫生间”的新潮理念，确实悄然从城市传入缙云乡村。二十年前，我们在杭州建材市场见到抽水马桶“坐便器”刚从广东引进，尚属新奇之物，是少数人能消费得起的高端产品。一些官员、明星和土豪率先使用，新建商品房也开始配备。那时我们暗想，即便卫生洁具市场有潜力，要普及到寻常百姓家仍遥遥无期。然而，壶镇的吕天喜老板等企业家却慧眼识珠，率先引进台湾品牌“爱蒂玛”坐便器，引领消费潮流。随后，城乡“家庭卫生间”热潮逐渐兴起。

——城乡卫生观念的转变

十年前，我们带着出生在杭州的孙女回缙云老家，她一闻到“坢桶”的气味就紧捏鼻头，哭闹着要回杭州。那时农村里只有极少数人家有卫生间，我们哄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最后只能找一户不用“坢桶”的亲戚家暂住。其实也难怪，从未见过“坢桶”的孩子不习惯。就连我们这些自幼在农村长大的人，若非乡愁情结，对久违的“坢桶”气味也敬而远之。尤其是一些缙云儿女，随改革开放大潮外出谋生创业，不少人成家后娶妻嫁郎。他们虽心系家乡，却常因“坢桶”气息和“上坢缸”的别扭让配偶望而却步。不少“洋媳妇”不敢上“坢缸”，在田里又怕人撞见，只能住县城宾馆。每逢年节，本地“土人”请“洋配偶”回乡，常因此闹别扭，甚至影响夫妻感情。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缙云儿女，在建新房时便将“卫生间”列为首要考虑。

——现代化卫生设施的普及

如今，缙云城乡凡建新房，必设卫生间，旧房改造也优先考虑。卫生间内，抽水马桶、浴霸、淋浴房、台盆、水龙头、热水器、排风扇、毛巾架、镜子、拖把等一应俱全。墙砖地砖也选最上乘。更有孝子为年迈父母改建卫生间，避免“坢桶”不便和安全隐患。当然，仍有部分老年人坚持使用“坢桶”。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五水共治”的推进，许多村庄已统一规划，拆除“坢缸”，建起公共厕所，并配备专职清洁工，随时清扫清洗。

——美丽缙云的未来愿景

如今，建设美丽乡村的东风正劲吹缙云三乡，外地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洋媳妇”“洋女婿”也为能在缙云拥有一个家而自豪。随着时代变迁和卫生文明的推进，“坢桶”“坢缸”逐渐被历史车轮所淘汰，终将成为老一辈的记忆、新一代的奇闻。然而，世间之事难以两全其美。昔日“坢桶臭”“坢缸臭”的年代，溪流清澈、鱼虾成群；如今家中洁净、街路无“坢缸”，溪流中的生灵却日渐稀少。但愿有朝一日，小鱼小虾能重返故乡，与人共舞于碧水清流之间！